我們外出讀書，不是為了頭也不回地離開家鄉
九華山深處古老村莊的儺戲演員。 圖片來源：皖南派
春節「恐歸症」一詞無不透露著城市中產和北漂們對家鄉的鄙棄，農村的出身對他們而言是腳踝處的枷鎖，拖延著他們前行的腳步。但可喜的是，近年來的返鄉書寫拋棄了原有對家鄉的悲情與怨恨，知識分子們將「鄉怨」轉化成一股身體力行、與工農群眾一起進行鄉村建設實踐的能動性力量。在這一背景下，我們便需要更深刻地進入到鄉村內部，發現並團結更多的主體，充分利用各類文化資源，或建設或抗爭，共同致力於鄉村美好的未來。
作者 | 沙垚
編輯 | xd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又到了觀看返鄉文章的高峰時段。這幾年，返鄉是一個熱門話題，而返鄉書寫，幾乎成了春節的儀式。
在現代媒體上呈現鄉村與底層，並不是近年才有的新鮮事物。從20世紀80年代末的《河殤》開始，農民就是一個跪在神佛面前磕頭的形象，解說員嗤之以鼻地講述：「面對這樣的人的素質，就是大經濟學家凱恩斯活轉過來，又能奈之若何？」農民和農村再次成為現代化的負擔，被建構為愚昧、落後的，有待現代化改造的形象。有學者白描了彼時知識分子底層敘事的速寫：「從文化精英的心頭牽掛變成市場投機者的眼中肥肉。……我們不時會看到有些人在跑到『底層』的犄角旮旯記錄一下『底層』的艱難生活後，再貼上『反映底層真實生活』的標籤, 送到出版社賣個好價錢。」[1]
已經銷聲匿跡的紀錄片《河殤》片頭
進入新的千年後，從梁鴻到黃燈[2]，相繼引爆互聯網，在他們的筆下，故鄉依然是「傷痕纍纍」，是「寂寞、荒涼、矛盾、沒有生命力……更年青一代的鄉村青年對鄉村感情非常淡薄」[3], 但他們又都表現出一種不願意拋棄鄉村的認同感與責任感。因此，他們「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將作者的經歷直接帶入」[4],在這種書寫中，鄉村不再是「文化的他者」，而是自己的親人。敘述對象的問題也恰好包含著敘述者自身的困境、尷尬、傷痛和無奈。
2015年開始，媒體討伐農村喪禮上跳脫衣舞現象；到2016年，「上海姑娘逃離江西農村」「東北農夫組團約泡」的假新聞、X博士「一個視頻軟體的中國農村」等文章充斥著互聯網。但可喜的是，2017年春節的返鄉書寫在鄉建工作者、工友之家和澎湃的聯合下，奪回了話語權[5]，2018年春節在探村博士聯盟的引導下，堅守和鞏固了陣地，並把問題引向深入[6]。他們基本上延續了黃燈的寫作方式，沒有順著2016年歷史虛無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跑偏。他們推崇並身體力行的是「知識分子介入現實」，與工農群眾一起進行鄉村建設實踐。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從書寫到實踐，是返鄉者們邁出的一大步。但這裡，我想提醒的是要警惕「另類」的陷阱。
從書寫到實踐，警惕「另類」陷阱
趙月枝和吳暢暢在論述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農民工與後殖民資本主義現代性中的「底層」時認為，將這兩者相提並論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置身於中國革命現代性及其歷史發展的軌跡之外」，是「一種隔岸觀火的方式」[7]。從農村包圍城市、工農聯盟，再到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鄉村實踐和建設從來都是中國的主流，因為農村、農民在社會主義中國具有政治合法性。如果以「另類」（alternative）話語來討論鄉村建設，雖然很時髦，但鄉村卻被置於主流的對立面，成為「半地下」狀態的存在。
顧名思義，「另類」與主流相對應。在資本主義社會，主流是由資本和消費主導的，所以另類便指向社區的、參與的、獨立的、異見的、團結的等關鍵詞，試圖建立一套區別於主流之外的、獨立運行的系統，來實現對資本主義之主流的批判。但是，我們認為，以這種另類的方式進行批判，只能是「撓痒痒」，它反而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多元與兼容。在中國，尤其是鄉村，如果按照「另類」線路進行建設，很可能被一些投機的商人借用，以後現代之名破壞鄉村現有的文化結構。
從大處說，這樣做，不僅消解了農村、農民對於社會主義中國的重要意義，其中包含著豐富的農民主體性、群眾政治合法性以及集體主義；更枉論以歷史和政治的正義來倒逼當下，追問「革命的承諾」與「時代的承諾」如何兌現的現實問題。打一個比喻，20世紀以來中國鄉村群眾運動是汪洋大海，是要建立一個新世界，這是重要的歷史遺產；但「另類」範式只要求我們做一處盆景，然後自我陶醉，這時候社會主義的理想僅僅是盆子上雕花的技藝。
所以，希望返鄉書寫能夠從「底層話語」轉向「群眾話語」，畢竟，底層，是一種遮蔽；而群眾，才是歸來。這裡面包含著廣闊而深厚的可供利用的歷史與文化資源。
在城鄉之間尋找主體
進行廣泛的鄉村建設，主體顯然是農民。但他們需要一個聯盟對象和他們一起在日益僵化的城鄉關係中打開一個缺口，該對象一般認為是知識分子。但我和清華大學的羅茜博士追蹤分析了黃燈《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的傳播情況，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主體。
在對該文的讀者群進行分析後[8]，我們發現，在可識別城鄉身份的跟帖主體中，城一代（指農村出身，當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擁有城市戶籍，且在城市有穩定的工作或收入來源的人員）和農民工（農村出身，當下戶籍仍為農村，但是在城市從事非農業生產勞動的人員）佔據了大部分，其比例達到77.96%。
城一代是我們新提出的一種城鄉身份，他們不僅同時具備農村和城市生活經歷，是溝通城鄉二元分裂的紐帶，且一般接受過高等教育，擁有較高的文化知識水平，具備一定的表達意願和表達能力，是一個正在產生身份自覺和主體意識的群體。
2016年，作為專業教師的黃燈以一個農村兒媳的視角，寫下了《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記敘了婆家三代人的命運變遷以及所在農村養老、留守兒童、和醫療等狀況。圖為黃燈婆婆家的全家福
我們做這項工作的主要意義在於發現了一個佔有絕對比重的傳播主體。一方面，此前曾有學者提出返鄉的寫作主體「基本是農村出身，通過教育改變命運，具有一定話語權和表達能力的知識分子」[9],但是我們將敘述主體延展到互聯網上的傳播主體後，發現是農民工和城一代貢獻了主要的點擊量，讓這篇文章引爆互聯網。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在互聯網的虛擬空間上，農民工、城一代已經建立了某種團結關係，他們對其城鄉身份有著較強的敏感性和自覺性，黃燈的文章激發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及主體意識。
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黃燈這篇文章的傳播與爆紅是城一代和農民工聯合起來，通過網路和移動新媒體為自己賦權，引發全社會的反思的一次媒介事件或社會行動。
我們暢想：城一代與農民工是一個數量龐大的行動主體，共同的經歷與情感，為他們提供了對話的基礎。城一代和農民工是否可以在城鄉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消解彼此的誤會，以文化交流傳播的方式在不平等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找到出路？召喚起他們更為深刻與廣泛的反思，甚至行動，激活潛藏在他們日常生活、價值觀念與情感結構中的實踐性能量，是否可以成為引導鄉村建設的動力？
被忽略的傳統
鄉村是農民的鄉村。當我們進入到鄉村的時候，就會發現很多傳統和民俗在尷尬的「佇立」著。或者被歸為盛世繁華的裝點，以彰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或者被視為封建迷信的糟粕，棄之唯恐不及。但我始終相信，一個民俗事項之所以能傳承百年、千年，一定在其社會結構中充當某些功能，也一定有其象徵意義。
保羅·威利斯和張煉紅[10]給了我啟發，他們都認為農民常常利用這種生動的實踐進行文化的表達，而其中蘊含著「涵養生息之功」和「堅韌維繫之力」，這種力量不同於激進政治，是「細水長流」的「細膩革命」。
但對於這種依託民俗事項的細膩的群眾性力量，無論是左翼的社會行動者，還是基層的文化工作者，似乎都忽略了。在自己的田野中，以及和朋友的交流中，看到動輒數萬人迎城隍，看到鼓樂開道，上千人團結起來舞一條「龍」後，我被深深地震動了。
我常常講的一個有代表性的故事是，關中地區有一種「耍歪官」的社火：2010年，南村動了耍社火的心思，就會把鑼鼓打到北村去，一是拜年，二是挑戰。如果北村不應戰，南村便會三番五次的去打鼓，陣容越來越大，甚至配上銅號喇叭，扛上「三眼銃」、「抬槍」去轟，此為第一個回合。
農村傳統習俗耍社火
第二個回合是「貼對聯」，雙方盡量貼對聯挖苦諷刺，比如北村恰好有個不負責任的水電工，或者拖欠農民工資的包工頭，他們常常成為被攻擊的重點。第三個回合，村民們會落款「人民政府」發表一個告示，寫到「乙丑歲初北寇進犯，烽煙再起，奉昭承運，備良車萬乘以禦敵……溫友林文治武功、德高望重、運籌帷幄、決戰千里，特薦為征北討虜大元帥……」這位選出來的「歪官」騎在牛背上，有專人牽牛，有人扮演衙役，有人高舉帥旗，在南村的鑼鼓隊簇擁下，盡然直奔鄉政府而去，因為鄉長出自北村。
據說這位鄉長平時做過一些讓人民不太滿意的事情，所以大元帥在政府門口高講「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道理，並要求鄉長出來「給個交代」，同時教育鄉官要主持公道，不要盛氣凌人，注重「德治」「仁政」。可謂表演幽默而切中時弊。據說，這位鄉長也曾大怒，試圖驅散「征北討虜大元帥」的隊伍，但念及這是他祖祖輩輩生活的村莊，祖墳在此，而不得不接受民意，接受監督。
農村傳統習俗耍社火
在這個習俗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原始的輿論監督和基層民主自治的方式。這可以認為是農耕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形成的對權力進行限制的要求，並調動親緣、地緣的關係，以打破社會結構關係的儀式的方式開展的文化活動。
這樣的傳統在全國各地都有，再比如很多地區的「社火」中都包含著「自殘」和「血諫」思想，表演者往自己身上扎刀，以流血的方式宣誓力量，同時表達對太平盛世的期待，等等。如果將這種力量與城鄉之間的新主體結合起來，會出現什麼？
更立體地呈現鄉村，更多地發掘鄉村的價值感和正能量，更好地鞏固春節返鄉的話語陣地，我們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那麼，然後呢？當全社會都關注鄉村了，關注之後該怎麼辦？我們便需要更深刻地進入到鄉村內部，如何發現並團結更多的主體，如何充分利用各類文化資源，或建設或抗爭，共同致力於鄉村美好的未來，或許這是有志於介入現實的鄉建者和書寫者需要考慮的問題。
注釋：
[1] 羅梅花，「關注底層」與「拯救底層」——關於「詩歌倫理」的思辨，南方文壇，2006年第5期;
[2] 見梁鴻《中國在梁庄》，黃燈《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
[3] 梁鴻：中國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頁;
[4] 潘家恩：城鄉困境的癥候與反思——以近年來的「返鄉書寫」為例，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1期;
[5] 2017年春節期間，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將陸續推出由知識分子、新工人、學生、鄉建者等不同主體所構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暫居者）的返鄉筆記，以期從不同視角激發新的思考。專欄名為「尋找返鄉路」，讀者可在澎湃網站自行搜索;
[6] 可關注「北青深一度」「全媒派」「南瓜博士與探村博士聯盟」等公號，代表性的文章有白洪譚的《另一半故鄉》，劉楠的《錯位的「博士返鄉」與內生的農民力量》等，他們還與新浪網合作，進行探村直播;
[7] 趙月枝、吳暢暢，網路時代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重建？——國家、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政治傳播，開放時代，2016年第1期;
[8] 我們採用網路爬蟲工具GooSeeker採集網易新聞該文的所有主貼及回帖的評論文本、IP地址等數據，得到2316條跟帖，其中主貼1269條、回帖1047條，對採集到的數據進行清理，去除重複、無意義及廣告跟帖，共得到有效跟帖1245條；
[9] 楊勝剛：「返鄉體」底層視角下的農村敘述，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4期;
[10] 見保羅·威利斯的《學做工》和張煉紅的《歷練精魂：新中國戲曲改革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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