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 看了江歌案，我想起20年前的那起留學生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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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學理工科的，不太會寫文章，前段時間的江歌案勾起了我對發生在20年前同樣在日本的一樁殺人案的回憶。
1997年9月，剛大學畢業的我來到東京早稻田大學準備攻讀碩士。一開始我在早稻田的國際交流部上日語課，在那裡認識了兩名中國自費留學生。一名叫李南，天津人，性格活潑，和我年紀相仿。另一名叫周志勝，長春人，30出頭，老實忠厚，出國時辭掉了在長春一家化學研究所的工作，已婚，愛人是護士，有個女兒5歲。因為他年長几歲，我和李南都叫他周師兄。
我們三人第一次出國，在國內都沒學過日語。剛剛到日本的許多問題，諸如租房、交通、市役所、銀行、郵局——因為語言的障礙，都成了一座座大山擺在我們面前。感覺自己就像個聾啞人，聽不懂，不會說，辦手續或者買東西都需要很大的勇氣。一段時間的學習後，我和李南的進步較快，而周師兄最慢。我猜是年齡的緣故，而且他的日語一直是帶東北口音的，一開口我就忍不住想笑。三人同病相憐，課餘時間都聚在一塊兒訴說各自的遭遇，也交流經驗，這個手續該怎麼辦，那個東西在哪兒買便宜。而我們聊的最多的話題，是找打工。
1997年的中國和日本的工資物價水平還有著天壤之別，那時人民幣對日幣的兌換率大約1:15。超市裡一個富士蘋果10日幣（那時的消費稅是5%），一罐可樂110日幣，拉麵館一碗叉燒肉面700日幣，便利店一個便當500日幣。剛出國的人都有個毛病，就是買東西的時候會把價格算成自己國家的貨幣。這一算不得了，感覺自己每天花錢如流水，一日三餐不說，每月的房租，水電氣，交通費，國內帶來的那點錢簡直對付不了幾天。那時留學生也沒什麼富二代，官二代，除非是公派留學的，他們來的時候就已經有獎學金了，可以不打工。
我們三人每天都為找工作的事發愁，外面不是沒有工打，而是我們語言不好，人家不要。
11月底，我在六本木一家中國餐廳找到了一份在廚房的活兒，接著李南找到了一份清潔工，最後是周師兄，他是在一家台灣人開的旅店裡做入住的雜工。我們都鬆了一口氣，但我們誰也沒想到，周師兄開始了他的苦難歷程。
日本的臨時工一般都按小時記工資（有些一次性的工作按天數給），日語叫「時給」，全國各個縣（相當於中國的省份）有著自己的最低時給標準，這些年一直都是東京最高，遠離本土的沖繩最低。1997年的時候，東京地區的餐館侍者，便利店店員一般能拿到700-800日幣的時給，作為福利大部分僱傭單位還給交通費。如果每天工作5個小時，一周6-7天，一個月下來能有大約10萬日幣的收入。我記得當時李南說過他當清潔工也差不多是這個數。有了這筆收入，再省一點的話，房租學費生活費基本就沒有問題了。可問到周師兄時，他說他只有每月3萬的工資。
周師兄剛來日本的時候，為了省錢，托保人找了個與人合租的房子。幾個月後應聘這家台灣人旅店的雜工時，老闆說可以免費入住，包三餐，但工資只能給每月3萬。他想雖然錢少，但沒有房租水電費，管吃的，老闆還說中文，在當時語言不好很難找工作的情況下，這樣的工作至少可以解決眼前的溫飽了，於是他答應了這份工。
可沒想到，他面臨的不是一般的苦。
首先就是給他住的房間，搬家那天他才發現給自己的房間是一間倉庫，堆著雜物，面積小不說，還沒有窗戶和通風，晚上睡覺的時候只能開著門睡，不然會悶死在裡面。
其次是工作時間，當時說好是雜工但沒有說定工作的時間。老闆娘每天4點半把他叫起來給店裡的住客準備早飯，7點客人都吃完了收拾乾淨，周師兄自己胡亂吃點出門上學，下午4點多回到旅館後又被叫著拖地，4層樓一層一層拖乾淨，然後準備晚飯，晚飯完了用洗衣機洗房間里換下來的床單被罩枕巾，洗完烘乾還要一一熨平。完了他還不能睡，要等客人都洗完澡了，去刷澡堂的地板。如此這般每天都要忙到半夜1點才能睡覺。
那時候周師兄每天來上課的時候，臉都是浮腫的，明顯的睡眠不足，疲勞過度。到中午，大家都拿出自己帶的午飯，我發現他的飯盒裡總是一滿盒子飯，角落裡塞了幾根黃黃的腌蘿蔔，沒有菜。一問才知道早上忙完客人後，廚房並沒有給他留菜，唯一有的就是鹹菜，早飯他就是吃的這些，中午飯也只有帶這些。我那時也省，自己的盒飯里總是2隻紅燒雞翅和便宜的捲心菜，看到他一個大男人中午就吃這麼點，我就每天把自己的雞翅分給他一隻，或者給他帶個煮雞蛋。
那時候我們都不敢抱怨，早就聽說在日本留學會很辛苦，每天只睡幾個小時的人多了去了，如今有了打工的機會，再苦也要忍。周師兄曾經多次跟我嘮叨過，說家裡的媳婦一再叮囑他要早日安穩下來，趕緊把她也辦出去，好在日本打工掙錢。再說搬一次家很不容易，找保人租房子交押金，勞民傷財。
1998年2月，我們結束了國際交流部的日語課程。4月開學轉入理工部，成為一名研修生，開始跟著自己專業的碩士生上專業課。日語成為選修課，但因為日語還是不好，我們三人又同時在上理工部的日語課。
這期間周師兄終於從旅館搬了出來，找到一家快餐店的工。事情是這樣解決的——他國內單位的幾個同事來東京出差，住在他那個旅館裡，看見他每天這樣辛苦十分同情，就託了相識的人找了個長春老鄉和他合住，這樣，他終於擺脫了那份奴隸般的工作。
轉眼就到了夏天，來日本快一年了，我們在語言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別人說話基本能聽懂，生活口語也能流利地說上兩句。留學生活越來越熟練了，但9月份的碩士生的入學考試也慢慢逼近了我們。這個考試對日本學生來說也許沒什麼，可對於我們留學生來說可是生死攸關，因為牽涉到簽證問題。考上了，可以繼續以學生身份留在日本，可考不上，沒了續簽的理由，我們就要面臨回國。
那時候，中國人出國自費留學還是一件很費力的事，找保人，找學校，辦簽證，辦手續，一關一關都是卡，每個人都是費了巨大的財力精力才拿到了那一紙簽證。再說還有個面子問題，親戚朋友都知道你上日本留學來了，就因為沒考上，灰溜溜回國了，太丟人了。
我們三人見面就聊考試和簽證的事，都覺得壓力巨大，甚至都討論到了萬一考不上就變成黑戶繼續留下來打工的問題上。
1998年的夏天很熱，6月剛剛結束了梅雨季節，7月的熱浪就鋪天蓋地地來了。為了省家裡的冷氣費我每天都到研究室去看書，導師也每天在，不懂的問題可以隨時問。系裡有兩個比我高一屆的中國留學生，很熱心，幫著查資料，解答疑問，還找來了往年的考題，告訴我考試的經驗。每天我都學習到深夜，翻著字典把專業書一本本看過來，儘力背下那些平假名片假名的專業用詞，練習以往的考題，緊張地算計著距離考試的日子，這樣忙碌著直到出事的那一天。
那是8月中旬的一個早上，9點還不到，我還在床上疲倦地酣睡著。突然電話鈴響了，迷迷糊糊拿起話筒，李南驚慌的聲音傳到了耳邊，「快起床到學校去，教務處給我來電話，說周師兄出事了，好像他被人殺了還是殺了人，我電話里沒聽明白，但學校叫我們兩人都去一趟！」
我一個激靈，腦子立即清醒過來，馬上問他，「你聽沒聽清啊，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啊？」
李南說他也沒弄清，反正就是周師兄出事兒了。我立刻穿衣洗漱，趕到了學校的學生部，李南已經在那兒等著我了。
我們進門報了姓名後，有個負責人出來說早上警察聯繫了學校，和周師兄同住的中國人昨晚被發現死在家裡，周師兄現在下落不明，警方現在正在調查，因為我們是他的同學，希望我們能提供情報。
那個負責人大概怕我們日語聽不懂，整個過程講得很慢，我聽得明明白白，周師兄失蹤了，而且還可能殺了人。從辦公室里出來，我和李南都沒了力氣，癱坐在外面的長椅上。
周師兄那樣一個老實巴交的人，怎麼可能殺人，一定是弄錯了……但他為什麼失蹤了，馬上要考試了啊……
我和李南開始努力回想著和周師兄最近幾次見面的情形，慢慢的，一些平時和他談話的細節被我們回想起來了。
周師兄從旅館搬出來後找的合租夥伴是他的長春老鄉，單身，來日本有些年頭了，完成了留學的過程，並且已經成功就職。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他A君吧。
A君的房子在新宿區，離我們所在的早稻田理工部分校很近。新宿區的房價不便宜，尤其是他租的還是公寓式的，所以他同意讓周師兄搬進來合住，可以減輕房租負擔。
搬過來後A君家裡有座機，我有事的時候就打這個電話聯繫周師兄。但有一次他告訴我以後盡量別打電話，有事直接在學校說。我問為什麼，他說這個A君有點苛刻，不喜歡我們打電話到他家。我當時心想接電話又不花錢，幹嘛這麼吝嗇。後來夏天來了，周師兄說房子里只有A君的房間里有空調，他的沒有，但是算電費的時候A君非要按每人一半來算。我們又勸他忍一忍，熱的話到學校來看書，先熬過了考試再說。最後一次見到周師兄的時候，他愁眉苦臉的，說可能又要搬家，原因是房子的主人和不動產公司不知怎麼意見不合，房東想把房子賣了，需要他們搬出來。再後來就出事了。
第二天，新宿區的警察給我打電話要求面談。我跟他們解釋說馬上要考試了，不能去很遠的地方，也不能花太長時間。於是，他們把我約在了學校附近的一個警察交番。日本到處都有這樣的交番，平時就一兩個警察在裡面，維持著街道的安全。我到了那裡，見到了兩個身穿警服的日本人，一老一少，估計是上下級關係。那是我第一次和日本的警察打交道，很緊張，怕日語說不清，或者說錯了給周師兄招麻煩。
自我介紹後他們開始了問話，怎麼來的日本，誰給辦的手續，在哪兒讀書，讀的什麼課本，在哪兒住，在哪兒打工，和周師兄怎麼認識的，一起上哪些課，他平時穿的什麼衣服，什麼鞋，平時和同學上哪兒玩，聊天都說了些什麼……種種種種，什麼都問。我都小心翼翼地回答，說不清的就寫繁體的漢字。
當我說到有一次邀請周師兄上我家吃飯的時候，他們立即問，你們是不是男女朋友關係，我說不是，人家國內有妻有女，我們純粹就是同學關係。但他們似乎不相信，反反覆復問了我好幾遍。最後還問我，出事後周師兄有沒有跟我聯繫，我說最後一次見面是幾個禮拜前，大家都忙著考試，後來沒見過他，也沒通過電話。
他們又不相信，問了好幾遍。
第一次談話大概花了2個多小時才結束，我回家後跟李南聯繫，他說他也被問話了，兩人一對談話內容，幾乎都是同樣的問題。他說發現屍體的當天新聞里報道了，我倆都沒看見。
我們以為問話就這樣結束了，沒想到幾天後那兩個警察又打來電話，說還要談一次。我很無奈，但又不敢拒絕，於是又到了那個交番和他們談。他們還是問得很細，重複了許多第一次面談的提問，還問了許多周師兄平時和我們談話的內容。這次我也有了經驗，反問了他們許多問題，問他們有沒有找到周師兄，A君是怎麼死的，怎麼被發現的。兩個警察倒也坦白，告訴我說A君接連有兩天沒有去上班，單位里打他電話也不接，覺得奇怪就派了人去他的公寓。公寓管理員打開房門才發現A君倒在廚房間里，身上被菜刀砍了十幾處，死因是流血過多。說到周師兄，他們說還在找，我說你們沒查一查空港記錄，他們說也在查。
那兩天天氣很不好，連著下了幾天暴雨。看著外面的傾盆大雨，我的腦子裡一直想著周師兄，他一定是為了搬家的事和A君吵起來，很有可能是結算房租水電氣的時候A君計算不公道，把他惹急了，來日本的所有壓力和委屈一瞬間爆發，闖下了彌天大禍。
接連著幾天我都是渾渾噩噩地過著，直到接到了警察的第三次電話。這次他們說需要我帶上自己的私人印章，前兩回的談話都被他們列印成正式的文件，需要我簽字蓋章。
他們把我約在了離學校最近的電車車站出口處，給我看了文件。我從頭到尾仔細看過，確認裡面沒有被添加其它的內容，就當場簽了字蓋了章。這時候那位年長的警察看著我，說其實他們發現屍體之後立即到成田空港查了出境記錄，周師兄在前一天已經坐飛機回了中國，現在日方的警察已經通知了中方警察繼續追查（這裡說明警察在面談之前就已查到周已經出境了，但一直沒告訴我和李南，大概想看看我們和周有沒有相互聯繫）。我聽了這話，心頭一松，第一反應是周師兄有救了。在日本他一定會被抓，回了中國只要不回他的家鄉，躲在哪裡都有活下去的可能。
一晃20年過去了，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周師兄的消息，不知道他在中國過著正常人的日子還是不堪的逃亡生活，也不知道A君的家屬怎樣處理的後事。這樁人命案周師兄到底是不是真兇？如果從他的逃離推斷出他就是殺人犯的話，那他的動機是什麼？無法想像老實憨厚的他砍了人十幾刀，A君的種種刁難真的是最後的那根導火索嗎？這些都成為了我心中永久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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