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切爾西酒店掃描家庭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一次見到茹絲時，老太太沉浸在喪夫的悲痛中，向我交代工作時，她說著說著就哽咽了。珍妮弗也曾提醒我，茹絲的狀態不好。

珍妮弗與我合作過展覽。2014年，我們都在考慮申請美國藝術家簽證。作為家在法國的以色列人，她最終決定，自己並不稀罕這樣一份申請手續繁瑣也無法一勞永逸的文件。珍妮弗離開美國前，把她手上在打的兩份零工都「轉讓」給了我。其中一份工作的地點在切爾西酒店，而工作內容，據珍妮弗說，可能是一些關於「檔案」的項目。

我帶著疑惑來到了紐約二十三街的這座歷史建築。切爾西酒店（Hotel Chelsea）的名字可是如雷貫耳，一座在電影、流行歌曲，甚至藝術史課本中都頻頻出現的地標。亞瑟·米勒、沃霍爾、金斯堡都曾住過這裡，年輕的帕蒂·史密斯和羅伯特·梅普爾索普在這裡相依為命，亞瑟·克拉克在這裡寫出了《2001太空漫遊》，性手槍的席德在這裡殺死了南希。每天二十三街上往來的遊客，都會在酒店門前駐足留影，唏噓不已。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即將在切爾西酒店開始一份工作！

在23街上想要拍一張切爾西酒店的芳容，一位紐約客小哥熱情地進入了鏡頭。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酒店如今已不作為旅店來經營，住在那裡的多為長期房客。茹絲和丹尼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搬入大樓的，那時切爾西酒店已經過了它的黃金時代，但是兩夫婦依舊交了很多藝術家朋友。很明顯，在切爾西酒店擁有一套寓所，哪怕不是財富的象徵，也是身份的象徵。但茹絲也不止一次告訴我，他們剛從特拉維夫搬來紐約的時候，兩人身無分文。她並沒有透露他們是如何累積起財富的，但從她撥出去和接到的電話中，我可以聽出她在曼哈頓擁有多處地產。

「我們想要對丹尼生前拍的照片以及他的藝術創作進行數碼存檔」，茹絲說，「東西有很多，工作量很大，可以慢慢來，如果你能每天來那就最好了。」她先向我展示了桌上一台嶄新的蘋果電腦和電腦旁的掃描儀，隨後帶我來到了公寓深處一間卧室，地上密密麻麻堆著許多箱子、紙盒，再加上書櫥，裡面是幾十、上百本相冊。這間屋子儲存著無數黑白、彩色膠片以及數碼時代的相片，幾乎全是家庭相片。「你就從這裡開始吧」，茹絲說。

於是我很快明白，丹尼最近去世，茹絲希望將過去的家庭照片全部掃描進電腦，以此重溫美好的記憶。這個大工程，不知是小輩還是朋友給她出的主意，那一台配置最高的iMac電腦與他們家充滿歷史的裝潢、物件與氣味都格格不入，更何談我這樣一個局外人。將易朽的相片數碼化，使照片上承載的記憶變得不朽，這個願望是強烈的。

我開始了這份工作。每周去兩到三次，每次工作三到六個小時，有時是半天，有時中場休息出門吃個午餐：吃的最多的是七大道上的中餐廳，其次是二十三街和八大道路口的熟食店貝果。從布希維克住處到切爾西，坐一部L線即可，通常我從十四街七大道下站，走九條街，下雨時轉一部ACE地鐵。我所做的存檔工作，只需用上掃描儀自帶的軟體，操作簡單，尺寸大的照片一次掃描一張，小的一次掃描幾張再裁；掃描完一本相冊，我貼上一張即時貼：SCANNED，再放回盒子，一盒掃完，拿回房間，開始另一盒……

掃描儀

相對於紙質相片，數碼存檔的確是個更佳選項，一方面圖像看起來更清晰了，另一方面，檔案更便於檢索。這幾百幾千張照片，我基本按照以一本相冊為單位設置一個文件夾，用時間、地點以及事件來標註，文件夾名諸如「1983切爾西酒店」、「1994法國旅行」、「2000夏天在上州」、「2009馬略卡」等。馬略卡是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丹尼家幾乎每年夏天都在那裡度過。他們的房子面朝大海，院子里有葡萄架、吊床，茹絲總在院子里看書，一對兒女也在同一種熱帶風情花紋式樣的地磚上一年一年長大。丹尼是在馬略卡游泳時離開人世的。

很快，我在照片上認識了茹絲一家。比如她在特拉維夫的父母——他們還年輕的時候，比如她與丹尼的兒子奧亞和女兒塔麗亞，奧亞的雙胞胎女兒、雙胞胎女兒的母親、塔利亞的丈夫、他們的好友羅恩一家……茹絲很愛丹尼，她曾對我說：「我一直覺得自己很醜，直到遇見丹尼。」有時我在掃描時她湊過來：「你看，他太英俊了！」她還說：「丹尼和我，我們兩個只要在一起時，就像兩個孩子，一輩子都是，很少有夫妻像我們這樣。」這個斷言如果不是在照片上得到了印證，我是不太相信的。而她說的最多的話是：「我不相信他已經不在這了。」

茹絲給了我一把鑰匙，只要臨走前跟她說好下次什麼時候來，下次我便可以自己開門進來開始工作。每周我把工作小時數加起來乘以時薪，得到我的周薪，茹絲直接以現金支付。除了掃照片以外，有時她也會差我去買文具或寄快遞。同樣在切爾西，這份工作比我之前在畫廊的實習令人愉快多了：沒有上司布置和檢查任務，告別了可憐到每天只夠支付交通和午餐的實習津貼，免於承受競爭激烈的紐約藝術圈壓力——當時的同事告訴我，他做了五份實習才得到在該畫廊轉正的機會。另外，這樣一份不用投入什麼腦力和精力的活，使我有充足的時間閱讀和調研自己感興趣的事，期間還策划了一些活動和展覽。

切爾西地區天際線

我明白，在這份工作中，我理應成為掃描儀的延伸、完全異化的勞動力。然而，一個家庭幾十年的私人歷史突然全部、毫無保留地向我敞開，對我而言，伴隨著機械勞動的，是一趟傾注情感的時空旅行。於是，在所有文件夾之外，我創建了一個「Hanlu』s favorites」（涵露最愛），茹絲也並不介意。我將那些令我停下機械化工作、觀看許久的照片複製到了這個文件夾。慢慢地，我一點都不感覺自己是這個家的局外人了。我，而非那些數碼文件，成為了記憶的承載。

相片大部分是丹尼拍攝的，他是那個拿相機的人，這些照片都是來自他的目光選擇。卡夫卡曾說：「一個人拍照，為了將照片上的東西從腦中揮散而去。」但丹尼的照片是最樸素意義上的對生活中重要時刻的記錄：女兒的出生、兒子的畢業典禮、一家的日本旅行、煙花、美麗的妻子在公園長椅上睡著……與此同時，我也在家庭照的背景中，認識了切爾西酒店、二十三街以及紐約三十年的變遷。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鮮活個體的觀看秘密。目光是極度私人的。

我在當時的筆記本上寫下：「他愛的事物：大海、毛驢、魚」，以及類似「在上州的森林中/他追逐一條蛇/他拍下自己的腳/周圍的樹叢失焦」這樣的碎片，我太著迷了。如今，近四年過去，看著自己記錄下的這些，我卻完全記不得這些圖像本身的樣子了——記憶的運作真是神奇啊！從事了這項與記憶息息相關的工作，卻也沒有使我掌握更多關於記憶的奧秘。

兩位女兒

所有照片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張拍塔麗亞的，看起來父女兩人在一艘夜晚的小船上，她穿一件紅色花紋毛衣，在閃光燈開啟的一刻，她回過頭去了；我們看到的，是她鬆鬆的、被光芒照亮的金色捲髮。看到這張照片，我立即想到格哈特·里希特的一張畫。事實上，當時我認為我手上拿著的就是這張里希特的畫作，但畫面中的確又是塔麗亞，怎麼可能？我立即在網上搜到了原畫，還拿兩張比較了給茹絲看。一點都不讓人驚訝，里希特的這幅《貝蒂》畫的是他的女兒。

在這份聽起來無聊的工作中，像這樣令人震驚、無法描述的瞬間還有很多，作為一個本科和碩士論文都關於攝影歷史與理論的寫作者，處理著如此大量的圖像，想要去理解這些瞬間，但理論和分析在這裡肯定是失效的。如果硬要套用，羅蘭·巴特在生平最後一本書中，在緬懷亡母的悲痛中通過一張母親兒時舊照——那張攝影理論中著名的「冬園」照片——堅信自己找到了攝影之原理甚至真理，這與我遭遇的「理解的失效」有類似之處吧。這份工作並不比寫一篇關於「攝影及對其媒介本體論的探索作為概念主義藝術初期之實踐策略」的論文更容易。

再後來，慢慢地，在茹絲家，照片上的主角我都遇見了。當他們從茹絲的家門走進來時，就像奇蹟一樣。在現實里，奧亞沒有照片中那麼有魅力，他看起來有些疲憊，塔麗亞和她的丈夫非常友好，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上一秒，他們倆還是光著身體在浴缸里玩耍的孩子。這使我見到他們本人時默默地感到一絲尷尬：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卻知道他們成長的秘密。家人們的到來總會使茹絲的心情好很多。然而，這家人中我最了解的一位，直到我到離開美國必須停止這份工作時都還沒找到機會和他握個手，很難說他將意識到我這樣一位角色的存在，但我替他重新經歷了很多快樂的時光，我不相信他已經不在這了。

掃照片時發現的切爾西酒店大堂舊景，現在可沒有如此寬敞和多彩了

（作者系藝術媒體編輯、策展人、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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