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宋金元時期的哲理詩

繆鉞先生《論宋詩》一文在比較了「唐宋詩之異點」後，曾如是寫道：「宋人略唐人之所詳，詳唐人之所略，務求充實密栗。」[1]其所言者，正是宋詩的奧妙之所在。從題材的角度言，宋人「詳唐人之所略」者，哲理詩即為其中之一。哲理詩因蘊含著種種理趣，所以又有稱之為理趣詩者。其實，若著眼於「哲理」的角度進行審視，理趣詩只是哲理詩的一個方面，即宋元時期理學家們所創作的大量的理學詩，亦屬於哲理詩的範疇。所以，本文所言及的宋金元時期的哲理詩，主要指的是理趣詩與理學詩兩大類，而非是單一的理趣詩。

哲理詩一詞雖然源起於西方，且在二十世紀初才被引進中國詩界，但融理於詩、以詩寓理，並使之理趣互關、情韻共長者，實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種傳統，如楚辭中的《天問》，以及東方朔《誡子詩》、班固《詠史》等，即皆為詩歌史上的早期哲理詩之作。哲理詩的最大特點，不僅在於能藉助詩歌的形式，將人生的感受轉化為哲理的反思，更重要的是能將一些抽象的哲理含蘊於鮮明的形象之中，給人以理性的啟迪與智趣的審美愉悅。因此，哲理詩實際上是一種具有雙重品格的詩，即融哲學道理與盎然詩意於一體的一種詩，而其所體現的，則是哲理與詩性的完美結合。在唐人詩歌中，雖然也存在著此類之作，且產生了不少名句，如杜甫「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劉禹錫「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白居易「野火燒不盡，春風復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杜荀鶴「時人不識凌雲松，直待凌雲始道高」（《小松》）等，即皆為時人與後人所稱道。 但儘管如此，哲理詩之於李唐一代，實則乃為「唐人之所略」。宋代詩人正是抓住了唐代詩人的這一「所略」，並倍加努力，而使得哲理詩的創作如火如荼，方興未艾。受宋代詩人的影響，金元詩人於哲理詩的創作，也蔚為壯觀。於是，哲理詩之於宋金元408年的詩壇上，便歷史地成為了可與懷古詩、山水詩、題畫詩、詠物詩等媲美的一種詩歌品類。

一、北宋哲理詩的三大特徵

哲理詩在趙宋一代的詩壇上，雖然是「詳唐人之所略」的一份碩果，實則與當時詩人們「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大相關聯。這是因為，深為宋代詩人所雅好的這一創作法門，不僅改變了唐詩重情韻、貴蘊藉、主興象等的藝術特質，而且也導致了宋詩重氣格、貴奇崛、尚理趣的美學風範之形成。此外，還值注意的是，宋代詩人多在禪學與理學中討生活，即是說，這兩種不同的文化與哲學思潮，對於宋代詩人乃是有著極為明顯之影響的。正因此，大量具有理趣乃至理致特色甚至包括某些理學成份的哲理詩，便先後大放異彩於兩宋的詩壇，且名篇佳作，應有盡有，如魏野《盆池萍》、歐陽修《戲答元珍》、曾鞏《詠柳》、王安石《元日》、蘇軾《題西林壁》、《和子由澠池懷舊》、秦觀《三月晦日偶題》、陳與義《襄邑道中》、朱熹《觀書有感二首》，楊萬里《曉行望雲山》、陸遊《書憤》、翁卷《馮公嶺》、文天祥《過零丁洋》等，即皆為其中之代表。北宋與南宋，由於時代的使然，其哲理詩雖然是風格相殊，理趣有別，但卻各以其鮮明的特色種成就，不僅為時人與後人所稱道，而且還共同為宋詩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路途。

從哲理詩史的角度言，北宋可稱得上是一個名家薈萃、佳作如林的哲理詩時代。這一時期的詩人，在以文字、議論、才學為詩的相互作用之下，由於對以詩言理的創作法門發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因而乃推出了大量充滿哲理色彩的理趣（理致）之作，從而為北宋詩歌獨特風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一時期的詩人，如歐陽修、晏殊、王安石、曾鞏、蘇軾、秦觀、陳與義等，就都曾創作了數量不等的哲理詩，且不乏膾炙人口的佳構。於是，北宋詩壇即因此而撐起了一片哲理詩的新天地。從哲學的角度進行審視，北宋哲理詩所蘊含的理趣（理致）之「理」，綜而言之，主要呈現出了三大鮮明特徵，即揭示自然規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現佛禪義理。這三大特徵的存在，不僅標誌著北宋哲理詩已進入了一個非常成熟的階段，而且也奠定了哲理詩在這一時期的審美特質與詩學地位，所以值得特別關注。

（一）揭示自然規律。對大自然的種種客觀規律及其千變萬化的物象、物態進行細緻觀察與深刻思考，並在詩歌中通過形象的語言進行表達，乃為北宋哲理詩之大端。如歐陽修《霜》、王安石《元日》、曾鞏《詠柳》、蘇舜欽《題花山寺壁》、蘇軾《和秦太虛梅花詩》、秦觀《三月晦日偶題》、陳與義《柳絮》等作，即均具有這一特點。這類詩歌，或旨在揭示事物的新陳代謝之理，或由自然現象引申出事物的某種客觀規律，或展現大自然於運動變化中所反映的物理現象等，皆寓哲理於景語與情語之中，而給人以理趣盎然的審美感受。如王安石《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從表象的角度言，這首小詩所展示的是千家萬戶歡度元日的熱鬧景象，而著眼於哲理的角度以論，則揭示了自然界新舊更替的客觀規律。類此者，另有歐陽修《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等。又如秦觀《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摧各自新，痴心兒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作者以「偶題」的形式，意在告訴或者勸慰那些欲「挽留春」的「痴心兒女」們，大自然的萬物都是有其運行變化之客觀規律的，它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語淺意深，隻眼別具。王安石《即事三首》其三[2]，以及蘇軾《泗州僧伽塔》中的「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四句[3]，所揭示的哲理，即皆與此相類。再如陳與義《襄邑道中》一詩：

飛花兩岸照船紅，百里榆堤半日風。卧看滿天雲不動，不知雲與我俱東。

這首詩以紀行的手法，於詩人的視覺錯誤之中，向讀者揭示了事物的運動與靜止是相對的存在形式這一客觀道理。從總體上講，詩人們於這類詩中，通過對詩意與畫面效果的雙重展現，而使得抽象的哲理與盎然的詩趣有機結合，既生動活潑而又充滿了理趣。

（二）反映人生哲理。反映與昭示社會及人生理趣的哲理詩，於北宋詩人而言，主要表現在一些詠物詩之中，如魏野《盆池萍》、歐陽修《霜》、王安石《孤桐》、曾鞏《詠柳》、蘇軾《題沈君琴》、陳與義《柳絮》等，即皆為其例。借詠物詩以寄託作者對生活的理性思考與人生價值的判斷，以及寓理趣於描定的過程之中，是北宋哲理詩所凸顯出來的又一個重要特點。由於詩人們的認識不同，其中所蘊含的理趣也就各不相同，如曾鞏《詠柳》一詩：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更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作者詠柳，其立足點卻是「猶未變初黃」的「亂條」，僅此，即可知此詩是有所寄託的。換言之，這首小詩中的「亂條」，其實是作者用來比喻遇事搖擺不定的小人的，其因有所「倚」之故，而不可一世，但當其一旦失勢，則又有如清霜下的枯枝一般。詠柳而蘊含人生哲理，堪值稱道。又如蘇軾的《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這首小詩，是蘇軾《雍秀才畫草蟲八物》組詩中的第七首。即是說，作者在這首詩中所詠寫的蝸牛，乃為其友人雍秀才之所畫，而非是生活於大自然中的實實在在的蝸牛。詩中借蝸牛的「腥涎不滿殼」，對那些不顧一切的追名遂利者進行了辛辣諷刺，以意在揭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這一人生哲理。而較這首詩在揭示人生哲理方面更具特點者，則是蘇軾著名的《題西林壁》一詩：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此詩之所以為更具特點者，關鍵就在於作者通過對廬山雄姿的展現，向讀者引申出了兩個方面的哲理，其一是指前兩句之所寫，其二則為後兩句之所云。前兩句重點闡述了對事物的觀察與分析，可從不同的角度或者方法切入，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的道理；後兩句啟示人們在辦事或者分析問題時，一定要統觀全局，認清事物的本來面目，以免片面地作出判斷；同時還指出觀察事物一定要身處其外，而不得身處其中，否則就會使當局者迷。全詩四句，寓意多層，實為北宋哲理詩中的上乘之作。

（三）表現佛禪義理。北宋是一個佛禪盛行的時代，所以生活於這一時期的詩人，大都以禮佛參禪為能事。於是，佛禪義理中的某些理論、觀念、學說，以及禪宗的思維方式、認識事物的過程等，便會很自然地為詩人們引入各自的詩歌創作之中，而使之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理趣，即表現佛禪之理的理趣。而與佛禪關係密切的蘇軾，則是創作這一類哲理詩最具代表性的詩人，如其《和子由澠池懷舊》一詩有云：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這四句詩，就其內容言，主要是講人的一生有如雪泥鴻爪一般，看似有跡可尋，但卻轉眼即逝，實則難以長久。這是一段蘊含著禪理的議論，它不僅將自然現象上升為哲理，使人生的感受也轉化為理性的反思，而且「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4]。類似之作，在蘇軾的詩集中還有很多，如《琴詩》（一作《題沈君琴》）即為其一：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此詩是明顯地受到了《楞嚴經》影響的產物。《楞嚴經》有云：「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無妙發。汝與眾生，亦復如是。」蘇軾於詩中之所寫，即是對這一佛典的直接化用。而其所揭示的，則是主觀與客觀相互依存的關係，即二者既對立統一，又缺一不可，從而啟迪人們要重視主觀與客觀的辯證關係。全詩化抽象為形象，極富禪理趣味。其他如《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六和寺沖師閘山溪為水軒》等，都重在表現詩人對禪理的體悟。蘇軾之外，由於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等人亦雅好此類哲理詩的創作，而使得這類哲理詩的創作在北宋中後期成為一種風氣。

二、南宋的理趣詩與理學詩

由於政治、文化乃至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哲理詩之於南宋，一方面在北宋詩人開闢的路途上向前發展，一方面則因北宋邵雍等理學家之故，而分化出了另一種形式的理趣，並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哲理詩，這就是充滿著理學色彩的理學詩。所以，南宋的哲理詩，主要是由理趣詩與理學詩兩大類所構成。固然，理學詩之於北宋已存在，但其創作實績卻是難以與蘇軾等大批詩人的理趣詩相提並論的，而南宋則不然。南宋的理學家既眾，其於理學詩的創作亦特色獨具，更兼有朱熹、陸九淵等著名理學家的介入，而使得理學詩的創作在當時盛況空前，以致形成了一種時尚與潮流。

受北宋詩人藝術實踐結果的影響，南宋詩人之於理趣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創作上掀起了新一輪的高潮，二是進行了各種程度、各種形式的理性總結，而總結又是有利於創作的再提高的，因之，南宋理趣詩的創作便呈現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學格局。其中影響最大的詩人，乃有楊成里、陸遊、張栻、朱熹、盧梅坡、葉夢得、趙師秀、翁卷、鄭震、真德秀、葉紹翁、文天祥等人，而以「活法」著稱的楊萬里，則又為其中的一位傑出者。作為南宋最具特點的詩人之一，楊萬里不僅創作了數以十計的理趣詩，而且多為精品之作，如其集中[5]的《曉行望雲山》、《郡圃殘雪二首》、《上章戴灘》、《岸沙》、《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夏夜玩月》、《明發石山》、《已至湖尾望見西山》、《蘇木灘》、《道旁小憩觀物化》等詩，即皆為其例。請看《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其五：

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出一出攔。

這首詩的內容雖然較為平淡，但詩人卻能於日常生活的習見現象之中，敏銳地捕捉到某種具有新鮮感的事物，以表達「困難重重、可望而不可及之理」[6]。即是說，全詩表面上寫的是「過松源，晨炊漆公店」這一行跡，但詩人於詩中卻主要講的是 「下嶺」與上山，認為二者有著同等之艱難。因此，從哲理的角度講，作者旨在通過這首小詩提請人們注意：獲得成功固然需要付出，需求有思想準備，但成功後的路途也並非一帆風順，而是仍然需要付出，仍然需要有所思想準備的。用生動的語言與形象的比喻，以表現出某種理趣，這是正楊萬里哲理詩有別於他人同類之作的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楊萬里詩歌由於「活法」之使然，不僅具有清新活潑的語言特點，而且往往還能獨闢蹊徑，因設想新奇而出人意表，並於哲理詩中表現出自然物理的某種規律。如《曉行望雲山》一詩：

霽天欲曉未明間，滿目奇峰總可觀。卻有一峰忽然長，方知不動是真山。

在包括宋代詩人在內的所有古人的認識觀中，山為自然界的永久靜止之物，即其是既不會「消」也不會「長」的，但楊萬里卻於此詩中一反「常規」，認為「卻有一峰忽然長」。這一認識，與其《八月十二日夜誠齋望月》一詩中的「忽然覺得今宵月，元不粘天獨自行」兩句所寫一樣，均出人意表，而事物運動與靜止都是相對的存在形態這一哲學道理，亦因此而被反映與表達。又如《明發石山》一詩：

明發愁仍集，寒雲又作屯。懸知今定雨，正坐夜來暄。便恐禾生耳，寧論客斷魂。山深更須入，聞有早梅村。

就詩題而言，這是一首典型的紀行之作，但詩中所揭示的哲理，所表現的理趣，卻與陸遊《游山西村》中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其都旨在告訴人們這樣一種道理：作任何事，都會遇到困難，但只要堅持不懈，就一定會絕處逢生，出現轉機，進而獲得成功。

與楊萬里同時的朱熹，既是一位理趣詩人，更是一位理學詩人。作為理趣詩人，朱熹創作了《春日》、《觀書有感二者》等一系列哲理詩史上的優秀之作，且影響深遠。朱熹的這些理趣詩，從總的方面講，其表現在藝術與審美上的最大特點，就是含義豐富，表現蘊藉，「趣味橫溢，百讀不厭」[7]，並具有「竹映桃花、珠走玉盤之妙」[8]。但就朱熹現存的全部詩歌（1300多首）而言，其中影響最大、成就最著者，則乃首推那些具有「探究理性、發明聖道」特點的理學詩。這一詩歌事實的存在，與朱熹為「道學中人」即南宋著名的理學家，并力主「道者，文之根本」的創作宗旨等，乃是大相關聯的。

理學詩之於趙宋詩壇，早在北宋仁宗、英宗時期（1023—1067），即已誕生，其中如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人，便都是當時理學詩創作的代表人物。對此，我們從嚴羽在《淪浪詩話·詩體》中將邵雍的理學詩稱為「邵康節體」者，即略可窺獲之。理學詩由於是理學家表現在文學特別是詩歌方面的一種直接產物，因而「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門理義之秘」的信條，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其最須遵守的創作綱要。正因此，理學詩又被稱之為「學者之詩」，以示與「詩人之詩」相區別。而朱熹的理學詩，則是一種地地道的「學者之詩」（只有少許例外）。對於朱熹的理學詩，方回在《送羅壽可序》一文中曾大加稱道，認為：「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盡掃餘子，又有一朱文公。」[9]以「高古清勁，盡掃餘子」八字對朱熹的理學詩進行評價，表明了朱熹理學詩在當時已是獲得了相當的成就、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的。對此，李重華於《貞一齋詩說》中將朱熹詩置於范成大之上而與陸遊相「偶對」者，又可為之佐證。

朱熹的理學詩，如果將《訓蒙絕句》九十八首[10]一併計算，其數量大約有300首左右，僅此，即可見出朱熹對南宋理學詩繁榮與發展的貢獻之大。朱熹的這300首左右的理學詩，從「理學」的角度進行審視，又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其一為「發聖門理義之秘」的「闡說義理類」。這類理學詩，是朱熹理學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數量既多，理學的色彩亦甚濃，代表作主要有《訓蒙絕句》九十八首、《齋居感興二十首》、《鵝湖寺和陸子壽》等。僅就詩題而言，可知這類詩乃是多由大型組詩結撰而成的。這類理學詩最突出也是最鮮明的特點，就是詩中多藉助各種物象以申說義理。但由於詩中所申說的義理，往往過於專業化而缺少形象性，因而有譏其為「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而事實上，這類詩若專就「闡說義理」而言，是頗為成功與出色的，如《齋居感興二十六首》這一大型組詩，所述即都是「探索微渺」的義理之辨，且不乏卓識的見。

其二是以儒析佛、以佛證儒的「融合滲透類」。作為理學家，朱熹一方面在儒家學說中討生活，一方面則又與佛、道關係密切，正因此，其深藏於胸中的「聖人義理」，便往往與佛道精神相互交織、互為作用，進而則逐漸向哲學思想轉變，於是，也就因此而誕生了融合滲透類的理學詩。如《自禁示平戶》一詩有云：「 園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在這四句詩中，作者將其哲學觀點和佛道學說進行了有機的融合與滲透。而導致這種融合與滲透相互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因，就是作者在仕途失意、抱負無望時，以企望從中求得思想與精神方面的解脫。類似之作，在一部《朱文公文集》中，乃有數十首之多，如《讀道書作》、《過武夷山作》、《再賦解嘲》等詩，即皆為其之具有代表性者。

其三即融理學與自然為一體的「亦情亦景類」。這類詩是朱熹理學詩中的精華部分，其不僅具有形象生動鮮明、理學趣味盎然等特點，而且還給人以強烈的藝術審美感受。如《曾點》、《夜雨》、《陶公醉石歸去來館》、《出山道中口占》、《醉下祝融峰》、《次秀野韻五首》、《雲谷二十六韻》、《廬山雜詠十四首》、《十梅詩》、《偶題三首》、《夜坐有感詩》等詩，即皆為這類理學詩之佳者。請看《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卷孤篷看，依舊青山玉樹多。

鬱郁層巒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煙波一棹知何許，鶗鴂兩山相對鳴。

通過意象捕捉與景物描寫，而使哲理蘊含其間，是這兩首詩所共有的特點。但二詩所不同者，是第一首重在反映詩人達觀自適的人生境界，第二首則主要寫詩人在自然風波中對人生哲理的體悟。雖然如此，讀者從中所感受到的，卻是一種極具情景交融特質的審美韻味。所以，這兩首理學詩與上舉的《春日》等理趣詩一樣，都是詩朱熹哲理詩中借景喻情以闡明某種哲理的佳構。因之，從作品審美的角度進行認識，這類詩作，實則為朱熹理學詩中最具藝術感染力的一類。

朱熹的理學詩大抵如上。與朱熹在哲學方面並稱為「鼎足而三」的陸九淵、葉適二人，其理學詩亦屬如此。陸九淵與其弟陸九齡及呂祖謙，都是當時著名的「鵝湖之會」的代表人物，因之三人與朱熹一樣，也都創作了不少理學詩。而形成於「鵝湖之會」前後的「鵝湖和詩」（含其後朱熹所作《鵝湖寺和陸子壽》等詩在內），則更是理學家們表現在文學方面的一次盛舉。這次的「鵝湖和詩」，不僅推出了一批詩情濃郁、形象鮮明、哲理深刻的理學詩，並且還是南宋理學家摒棄「詩是餘事」認識的最好見證，而或此或彼，於南宋理學詩的繁榮與發展，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與影響的。

三、金元時期的哲理詩一瞥

文學史家一般認為，哲理詩行進的腳步在邁入了金代與蒙元之後，就已基本停步不前了，所以，已行世的各種文學史著作（教材），大都對這兩個時期的哲理詩避而不談，或有言者，也只是以述說之辭一筆帶過。而事實上，金元時期的詩人們不僅創作了一批數量可觀的哲理詩，而且與道學即「新儒學」的關係，也是較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密切的，對此，我們只要將一部《元史》略加翻檢，即可準確獲知。即是說，與《宋史》、《新唐書》、《隋書》等歷代史籍相比，《元史》取消《文苑傳》或《文藝傳》而將其內容編入《儒林傳》的舉措，表明了理學在當時的士大夫文學家之中，已是極為盛行的。而宋末元初詩人真德秀編《文章正宗》與元代著名理學家金履祥編《濂洛風雅》的事實，又可對此為之佐證。《文章正宗》一書凡二十卷（附續集二十卷），由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者組成，「錄《左傳》、《國語》以下至於唐末之作，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11]，是一部「以理為宗」的詩文選本。而《濂洛風雅》一書所選錄者，雖然是「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偘等四十八人之詩」[12]，即其為典型的「道學之詩」而非「詩人之詩」，但這一事實所反映的，卻是理學詩在元世祖至元年間（1264—1295年）的一種社會需求。這兩種選本的問世與存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哲理詩在金代與蒙元時期，乃是頗為繁榮昌盛的。

金代與蒙元初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雖然存在著許多相似性甚至是一致性，但各自時期的哲理詩卻是頗具區別的。要而言之，金代的哲理詩，重點表現在理趣方面，而蒙元的哲理詩，則是以理學為主的，因之，理趣與理學，即成為了金元兩朝哲理詩的一道分水嶺。在金元詩歌的流變史上，其哲理詩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分野，關鍵就在於，北宋與南宋的理學於金代雖有所涉及，但卻並未造成影響、形成氣侯，而於蒙元則被全部承襲並大加發揚。正因此，後人才有了「宋元理學」、「宋元學案」等並列式的說法，即在持說者看來，元代的理學與宋代的理學，乃是極具淵源關係的。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所以，從總的方面講，金元時期的哲理詩，是既各不相同，而又各具特點的。

金源一代的哲理詩，可以元好問為其代表。作為「大金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詩人，元好問的哲理詩以詩意濃、理趣勝而著稱。這一特點的形成，主要在於詩人往往能通過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意象、不同的事物進行理性的思考，並將這種思考採用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加以表現，從而獲得某種哲理與情趣。在《元好問集》中，如《台山雜詠》、《曲阜紀行》、《南關二首》、《十月二十日雪》、《周才卿拙庵》、《讀書山月夕二首》、《超禪師晦寂庵》、《萬化如大路》、《答俊書記學詩》、《論詩絕句》等作，即皆為具有這一特點的理趣詩。而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理趣詩，才使得元好問在哲理詩史的星空里，閃耀著璀燦的光芒。下面是其《台山雜詠十六首》中的兩首詩：

顛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個台山真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其四）

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此景只應天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峰。（其五）

詩題中的「台山」，即座落於今山西境內的五台山。就詩意言，這兩首絕句主要寫作者置身五台山時之所見，並由所見而產生了具有哲理性的所想。而值得注意的是，兩首詩在結構上與蘇軾的《題西林壁》不僅極為相似，而且第四首的最後一句「爭教坡老不曾來」，還直接將蘇軾進行了關聯，則元好問此前曾受到蘇軾哲理詩的影響，乃是不言而喻的。但儘管如此，元好問的這兩首詩所蘊含的哲理，卻又是與蘇軾《題西林壁》大相區別的。如上所言，蘇軾《題西林壁》所揭示的，主要在於「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一哲理，而元好問的這兩首詩則旨在告訴人們：只有立足於現實，才能更好地洞察宇宙與人生。從哲學的角度講，這兩首詩之所言雖然都屬於認識論的範疇，但蘇詩強調的是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元詩則指出一切應以現實為基礎。二者思路相反相承，理趣相得益彰。再看其《周才卿拙庵》一詩：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略無痕。庵名未便遮藏得，拙里元來大巧存。

僅就詩中「悟門」、「拙里」、「大巧」等語詞言，即可知這是一首鐃富理趣的哲理詩。全詩所寫，雖然是對周才卿詩才的讚美，但重點卻是放在「拙庵」二字上。周才卿為元好問好友，號拙庵，工詩文，而正是這「拙庵」二字，引出了元好問在這首詩中的一翻議論。詩的大意是說，周才卿的詩歌頗具悟境，如春風過水般略無痕迹；其才華大巧若拙，即使取了「拙庵」的別號，這對於其才華來說，也是藏不住、遮不盡的。詩人於其中所烹煉出的哲理則為：無論是為人還是為詩，都不要過於張揚，而應藏「大巧」於「拙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品味人生，寫作佳構。

金代還有許多進行過哲理詩創作的詩人，且不乏佳構，如蔡珪《閭山》、党懷英《漁村詩畫圖》、秦略《麝香》等詩，即都是有著與元好問上述之作相同特點的優秀之作。這些哲理詩的相同特點表明，藉助形象以進行理性思考，並從中揭示出某種社會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強作品內容的深刻性，是金代哲理詩表現在藝術上的一個重要特徵。總之，以元好問為代表的金代哲理詩，無論是就其意象、情韻乃至理趣等方面言，都是堪可與宋元時期的同類之作比美的，因而也是值得文學史家們特別予以關注的。

元代的哲理詩與南宋一樣，即其也是由理趣詩與理學詩兩大類構成的，但後者卻較前者的成就更著、影響更大。理學詩在元代之所以較為興旺發達，是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與深刻的歷史原因的，綜而言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理學被元廷於皇慶二年（1313年）正式定為官學，同時還規定「四書」為科舉取士的必考經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唯一的標準讀本。其二是理學在元代的門派之多與成員之眾，均在其他時期無可與之相比。以門派論，如北方學派、魯齋學派、江右學派、金華學派等，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且其在當時均極具聲勢與影響。正因此，元代理學在理學發展史上，乃創立完成了儒、佛、三教合一的綜合思想體系。這在中國哲學史抑或中國思想史上，都屬於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而元代的理學詩，即是因了這三教合一的「新興理學」而蔚為壯觀。據對顧嗣立《元詩選》、顧嗣立、席世臣《元詩選癸集》等書的粗略統計，可知在元代進行過理學詩創作的理學家詩人，乃在百人以上，其中在理學、詩歌兩方面均具造詣者，則有趙復、郝經、劉因、許衡、趙偕、饒魯、吳澄、柳貫、虞集、黃溍、魏崇武、歐陽玄、胡炳文、金履祥、許謙等數十人。僅就這一份名單言，北宋與南宋的「理學詩派」，是難以望其項背的。

由於元代理學的特殊性（成為官學）與開放性（三教合一），因而給理學詩的創作帶來了一些新的氣象，其結果則是使理學詩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具體表現為：（一）理學詩中理學成份被削弱與淡化；（二）增強了詩中情韻與理趣的色彩；（三）注重情、景、理的有機結合。一言以蔽之，元代理學家的理學詩，已經沒有了如北宋邵雍《伊川擊壤集》、南宋朱熹《齋居感興》等那樣「語錄講義式」的直白闡說義理之作，即其大都由「學者之詩」一變而成為了「詩人之詩」。這是理學詩在元代的一大進步。而劉因的理學詩，即是這種進步的最佳代表，對此，我們從顧嗣立在《元詩選》初集中為劉因所撰小傳之評語，即略可知之：「靜修（劉因）詩才超卓，多豪邁不羈之氣。」[13]劉因為元代著名的理學家，被清代學者全祖望稱譽為「元北方兩大儒」之一（另一大儒為許衡），顧嗣立以「豪邁不羈之氣」評其詩者，表明劉因之詩乃確由「學者之詩」變化成了「詩人之詩」。而永瑢於《四庫全書總目》之所言，又可為之佐證：「（劉因詩）風格高邁而比興深微，闖然升作者之堂。講學諸儒未有能及者。」[14]劉因詩歌的這些成就表明，元代理學家的詩與兩宋理學家的詩，是不可相提並論與同日而語的。下面以劉因的兩首詩為例，略作論說。第一首為《下山》：

峻岭崇岡憑意登，要收景緻入高明。下山卻向山頭望，始覺從前險處行。

劉因的理學詩，以情韻深長、理趣盎然為其總的特點，而這首《下山》詩即正是具有這一特點的代表作。詩的題目雖然為「下山」，但作者於詩的前兩句卻從上山寫起。而且，一個「憑」字，乃將詩人登山前的決心和盤托出。即在詩人看來，無論是高峻的山嶺，抑或起伏的岡巒，都是難以擋住其「要收景緻入高明」的決心的。後兩句始著筆於下山，主要寫作者下山後回頭之所看，以及由所看而產生的所感。而這所感，即為這首小詩所蘊含的哲理：要想獲得成功，就必然會付出艱辛的努力。全詩融情、景、理於一體，既有山勢險峻之美，又具盎然之理趣，且詩人的審美體驗亦寓其中，實屬理學詩中的精品之作。第二首為《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歸寧女，荷鍤紛紛上冢人。萬古人心生意在，又隨桃李一番新。

這首詩也是情、景、理三者有機結合的佳例。全詩四句，在結構上卻頗具特點。前兩句主要寫詩人於「寒食道中」所見之景，後兩句則是作者因這所見景而抒發的感慨，也即為作者因景生情的一番議論。所以，這首小詩寫作者在「寒食道中」之所見者，實際上只有「簪花楚楚歸寧女，荷鍤紛紛上冢人」兩句，而其所揭示的哲理，則是蘊含在「萬古人心生意在，又隨桃李一番新」十四字之中。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說，人生世上，有生有死，花開花落，一年勝似一年。作者藉此以揭示出的哲理為：歷史總是在不斷的前進的。全詩把詩人於寒食節的所見景象與對哲理的徹悟合而為一，使情、景、理三者互為交融，令人回味無窮。

以上的例舉表明，作為元代著名理學家劉因的理學詩，不僅沒有兩宋「理學詩派」枯燥乏味的義理說教成份，而是極具凝重深厚、情韻深長、理趣盎然等特點。而在有元一代，與劉因理學詩相類似者，僅從顧嗣立《元詩選》即可獲知，尚有姚樞、許衡、吳澄、虞集、柳貫、黃溍、歐陽玄等眾多的理學家之作。這一事實表明，在元代的理學詩與理趣詩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即二者因都注重於對理趣的追求，而使之達到了合而為一的審美境地。所以，從總的方面講，元代理學詩較兩宋理學詩乃更為優秀。而此，即是理學詩表現在在宋、元時期的一種歷史真實。

注釋：

[1]繆鉞《論宋詩》，《宋詩鑒賞辭典》（代前言），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4頁。

[2]王安石《即事三首》為一組五言律詩，其中第三首為：「日月隨天旋，疾遲與天謀。寒暑自有常，不顧萬物求。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上古歷，迴環今幾周。」（《宋詩鈔·臨川集補鈔》第3138頁）本文言此詩與秦觀《三月晦日偶題》為同一類之哲理詩者，所指主要為前4句。

[3]蘇軾《泗州僧伽塔》一詩，為一首歌行體七言古詩，凡整20句（參見中國書店影印本《蘇東坡全集》第60頁），本文此處所引為該詩的第9句至第12句。

[4]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三卷第四章第三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

[5]此處所言楊萬里之「集」，所指為《宋詩鈔》著錄楊萬里之《江湖集》、《荊溪集》、《西歸集》、《南海集》、《朝天集》等，特此說明。

[6]閻福玲《禪宗·理學與宋人理趣詩》，載《中州學刊》1995年6期。第101頁。

[7]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頁。

[8]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史》下冊，第十二章第一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頁。

[9]方回《送羅壽可詩序》，陶秋英編選《宋金元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頁。

[10]《訓蒙絕句》，或作整百首，或作九十八首，宋人載述不等；而其是否為朱熹所作，亦殆若訴訟，持非朱熹說者，主要有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等，但其所依理由，均不足以證這一大型組詩為偽作。所以，本文此處仍從舊說。

[11]永瑢《四庫全書部目》卷一八七《文章正宗》，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699頁。

[12]永瑢《四庫全書部目。卷一九一《濂洛風雅》，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737頁。

[13]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上《甲集·靜修丁亥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9頁。

[14]永瑢《四庫全書部目》卷一六六《靜修集》，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430頁。

（本文原載《宋金元詩通論》第四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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