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政治還是文學上都頗有建樹的帝王 曹操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而且在排行榜里，應該在前幾名，甚至可以說是最棒的。這樣的評價，不算過分。如果按作品數量論，冠軍是清代的乾隆，他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下來。

曹孟德的詩，寫得有氣概、有聲勢，千古傳唱，弦誦不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人們口邊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也是上了點年紀的人用來自勉的座右銘。毛主席在北戴河賦的那首詞里，「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就充滿了對這位大手筆的讚賞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園春·雪》的詞里，點了歷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獨將曹操例外，可見在文學史上，這位後來被《三國演義》給歪曲了曹操，有著不可抹煞的地位。

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就因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動了。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更不可能有這等雅興。蔡文姬回來中原，曹操讓她做一件事，就是將她記得下來的她父親蔡邕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為。對照十年浩劫期間，珍貴書籍化成紙漿，再生產成擦屁股的衛生紙;稀世文物被砸被毀，從此成為絕響。曹操的舉動，要比那些反文化的紅衛兵，無文化的造反派，不知高明多少倍。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一九六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加之他手中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

於是，便出現了文學史上稱之為「建安文學」的局面。沒有曹氏父子，也就沒有建安文學。如果當時要成立作家協會，我想我會投曹操一票，他是當仁不讓的協會主席。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評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王粲，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比較準確，可算是權威性的描寫。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統一中原後的休養生息政策，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地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地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文心雕龍》說到建安文學的特點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變，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蔡琰的《悲憤詩》，以及《孔雀東南飛》等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詩篇，便成了建安文學的主流，也就是文學史所說的「建安風骨」了。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曹操)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遺餘力的倡導者。所以，在三國魏晉文學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開創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時代的關係至大。動亂，則文學終結，安定，則文學復甦。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說，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證明。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的災難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壞文明文化，摧毀社會財富的相當消極的方面。董卓，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和黃巾也差不多，都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破壞人類文明成果的憎恨氣氛里，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鳥兒，只有噤若寒蟬，休想唱出動聽的聲音了。

因為經歷了巨大的變亂，遭受了嚴重的劫難以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這樣，就出現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個性開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機會。所以，「慷慨任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徵。回憶十年浩劫結束以後，新時期文學所以如井噴而出，一時洛陽紙貴，也是由於這些劫難中走出來的作家，適逢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才寫出那些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這和建安文學的發展，頗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對於那個動亂年代「梗概而多氣」，真實而深刻的描寫，引起讀者共鳴的。因此，「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時代不容精雕細琢的產物。無論後來的諸位明公，怎樣搖頭貶低，不屑一談，或求全責備，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歷史作用的文學，無論怎樣的稚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便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了。現在那些笑話新時期文學發軔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實正說明自己不懂得尊重歷史唯物主義的幼稚。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只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謀生存的一群專業作家。他們的行為特點是：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並強調藝術個性。可以說是中國非正統文人的最早的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潘岳、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

那時，他們的浪漫行徑，風流舉止，自由作風，個性色彩，恐怕連後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有一次，曹操派手下人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從這裡，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里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諂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羈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於譙作》「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嘯的快樂情景。《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爭，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態。尤其漢末黨錮之禍將大批知識分子，或放逐，或鎮壓，或永不敘用，弄得大家膽戰心驚，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活流。

心靈不解放，文學之鳥是飛翔不起來的。

曹丕《與吳歌令吳質書》里，具體地描寫了他們的一次出遊，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閑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盡，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這種文友間的平等來往，證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為五官將的曹丕，那時正如日中天，是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能夠這樣不擺架子，與一個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時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國志》稱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裴注引《曹瞞傳》：「少好飛鷹走狗，遊盪無度。」看來，曹操和他的兩個兒子一樣，也是具有浪漫潛質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橋玄文》中，回憶他和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只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

這位後來在《三國演義》里被當作喬國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開這樣的玩笑：你要是經過我的墳墓前，不下車好好祭奠我的話，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讓你肚子疼，你可別怪罪我。說明曹操雖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但不對他的統治產生危害和威脅，也還是能夠欣賞這種文人的幽默感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曹操作為文學家，不愧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為政治家，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這根政治神經的人，不管是作家，詩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他是一點也不客氣的。

文學的每一步前進，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範圍以外，越過政治雷池，被視作離經叛道，逾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還有一個劉楨，被曹操送到採石場去勞改的。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於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是孔子後代的號召力，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府第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隊伍中的這種敗類，還不俯拾即是，寫了封密告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宕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里，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閑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捲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鬥爭之中，而且許多餿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曹操，不論在文學上，在政治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數千年過去，如今談起建安文人，這些名字還是常掛在嘴上的，「融四歲，能讓梨」，連小學生都知道的。至於談到建安文學，在非專業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曹丕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詩》(雖然不能證明是他的作品)，還能在普通人的記憶之中佔一席之地。而像出類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華出眾的禰衡，他們的作品當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現代人知悉。至於徐、陳，應、劉，他們寫的東西，大半失傳，如今，只不過是文學史中的一個符號而已。

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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