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

作者前言

當為數眾多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贏得獨立時，第三世界的歷史學家們便從各自的民族立場出發，著手編寫本國的歷史。這是對殖民時代歷史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因為那些舊歷史都是站在倫敦、柏林或巴黎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拉各斯、仰光或開羅的立場上編寫的。新的民族歷史確實需要，而且是期待已久的了。然而只有這些歷史還是不夠的，因為歷史也同其他領域一樣，整體大於部分之和。換句話說，第三世界的各國歷史湊集在一起表明不了這個整體的結構和動態。第三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經驗和利益—不管他們在歷史、文化和政治信仰上有著多麼大的差異——只有在整體的結構和動態中才能得以顯示和澄清。

一部合成一體的第三世界歷史或許為第三世界人民所急需，但它同美國人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西方人士有何相干呢？過去的答案一向都是從屈尊俯就的同情角度去看問題，諸如：既然居住在第三世界的人類大多數都是地球上的不幸者，那麼，我們這些發達世界的幸運兒便理應承擔起照料兄弟的責任。因此，我們應該了解第三世界為什麼這樣困窘，然後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這就是為什麼上幾代西方兒童被告誡說「不可浪費糧食！想想那些挨餓的亞美尼亞人吧」；也正是本著這種善心，現今的兒童在萬聖節前夜紛紛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捐助小錢來周濟那些身患疾病和營養不良的人們。

就現在來說，照料兄弟的人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因為成人也好，兒童也罷，挨餓者的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相應的增長。然而如果考慮到美國人口只佔全人類的不足6%，而絕大多數人類都生活在第三世界—從這個關係上來看，這種慈善為懷的意義簡直就太微不足道了。在現代科技空前強烈的衝擊下，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人民都發現他們今天「坐在同一條船上」（in the same boat），他們正在為一些相似的問題發愁，正面臨著一同覆舟溺水的嚴峻而現實的前景。

如果認為這是無稽之談的話，那就不妨想想越南戰爭的後果：直到現在美國社會還沒能完全治癒這場悲劇在其政治經濟上留下的創傷。也不妨想想我們日益依賴著的第三世界：那裡既是我們產品的銷售市場，又是我們的原料來源地，而且由於我們自產的原料日趨枯竭，那些地區對我們便顯得格外重要。最後，請再想想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事實：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在陷入過去認為只有第三世界才會碰到的那些麻煩之中。我們的生活模式正在被第三次工業革命重新塑造；而這次工業革命威力之大、影響之廣，實為前兩次工業革命所望塵莫及。這次工業革命的衝擊遍及全世界：它一方面提供共同的機會，另一方面又帶來共同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放眼周圍而又留心注視一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第三世界的許多問題都正在我們這個第一世界裡突然發生。試看：

例一：失業。曠日持久的結構性失業一直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特點。今天這種現象在第一世界也已然普遍。其根本原因是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既輸出商品又輸出產業。向海外低廉勞動力地區每移植一家工廠，便輸出相應的工作機會，或者說，同時輸入相應規模的失業人數。正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技術才有可能使工業本身大規模移向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從而導致一個共同的全球性勞動市場正在形成。這樣一來，原先享有優惠和高工資待遇的西方勞工，也就只好來分擔第三世界工人的傳統性失業和低工資了。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副主席馬丁·格伯（Martin Gerber）對這一事實作出了反應，他警告工會工人說：「今後幾年我們將不得不從產業工會的規模轉向國際性工會的規模……由於福特這樣的跨國公司每年有三分之二的利潤來自海外，加上零部件的通用化和『世界型汽車』這類產品的盛行，一國性的工會組織已經過時了。」

例二：農民破產。資本密集的大型農業綜合企業的技術先是摧垮了美國的農場主，繼而又摧垮了第三世界的農民。取代勞動力的新農業技術把美國的家庭農場數目從1930年代中期680萬的高峰銳減至1980年的280萬，至1985年估計會降到100萬。被淘汰的農業人口流入城市，於是，農業部1975年預算的三分之二便被撥作救濟城市貧民的糧食費用，其實很多城市貧民都是農業部自己推行的農業綜合企業技術把他們驅離土地而造成的。同樣，第三世界的城市周圍到處充斥著逃離農村的農民居住的貧民窟，所不同者，只是這些農民得不到像比較富裕的美國所實行的那種政府救濟罷了。

例三：貧困。今日的世界，有5億人患營養不良症，佔總人口的八分之一。營養不良現象在美國蔓延得雖不太廣，但卻絕非絲毫沒有或微不足道。就營養不良的美國人數來說，一個公認的數字是2000萬。這個數字同全國經濟機會諮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Economic Opportunity）1980年的報告是相符的。該報告認為，從1960年代中期發起「向貧窮開戰」以來，「貧窮並無稍減」，即官方認定的貧窮美國人（一個四口之家全年總收入低於7450美元即為官方認定的貧困戶）仍然多達2500萬人。「貧窮」一詞在人類語言中究竟意味著什麼，只消看看1980年9月巴爾的摩市2.6萬人在酷暑下排成長隊一連數小時等待申請那75個政府工作名額的情形，就不言自明了。「真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更觸目驚心的了，」市政委員會主席沃爾特·奧爾林斯基（Walter Orlinsky）說。「你在美國其他任何正在老化的城市裡都會遇到同樣的長隊。對此人們都已習以為常，毫不見怪了。」

例四：政治犯。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安德魯·楊（Andrew Young）只因說了「美國同蘇聯一樣也有政治犯」這樣一句話，便在1978年8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結果被責令辭職。他在答辯時指出：「有形形色色的政治犯。我倒以為，某些人之受監禁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壞，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窮。」為了支持這一觀點，「拯救人類人民同盟運動」（People United to Save Humanity，PUSH）理事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斷言，美國監獄40萬在押犯中，有30萬是黑人或棕色人。「我的意思是說，美國全部犯人有四分之三是黑色或棕色皮膚，這一事實本身即反映著某種同我們對刑事犯罪的一貫看法完全不同的東西。既然是美國政治制度的缺陷導致那麼多人飽受鐵窗之苦，在這一意義上他們便純屬政治犯，那麼，卡特總統為另一些人的行為大聲疾呼的『人權』問題同樣也該適用於他們。」

例五：少數民族聚居區和殖民地。傑出心理學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分析過美國城市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狀況，認為這是「外界勢力強行加入和貧弱無援、因襲成制的結果」。為了證實這一論點，克拉克指出：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政界領袖仰賴更大的權勢集團，而它的社會機構則全靠外部力量來支持；該區經濟中佔優勢的小商業多半屬於在外老闆，其住宅也多屬在外房主所有，其學校也全由居住於該社區以外的人士所控制。克拉克的結論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實際上是社會的、政治的、教育的殖民地，而尤其是經濟的殖民地。那些被限制在這個區域的圍牆之內的是貧困無告的各族人民……」

例六：州與殖民地。第一世界國家內部的那種依附和剝削關係，並不只限於針對少數民族。這種關係已經超越了膚色界限而囊括了所有地區。這從下面科羅拉多州州長狄克·拉姆（Dick Lamm）反對露天採煤公司的呼籲中就可得到證實：「我們已經看到了肯塔基、田納西、西弗吉尼亞和其他幾個州的遭遇—它們充當了全國的煤箱；我們決不會讓這種情況再輪到我們頭上……如果不是出於它們領導人的斷然態度，某些做法簡直就像對待殖民地一樣，毫無差別，不論它們是科羅拉多還是剛果。我們決不想成為殖民地。」

例七：文化帝國主義。第三世界各國都在抗議「文化帝國主義」—他們指的是第一世界通過其手中控制的全球性大眾傳播媒介硬塞給他們的那些貨色。其實文化帝國主義在第一世界各國內部也照樣猖獗。這從《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下面的一段分析中即可窺見一斑：

現今，八家公司控制著三家電視網、《時代》《新聞周刊》兩家雜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盛頓明星報》（後兩者是首都僅有的兩大報紙）《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五家大報、至少佔據電視觀眾總人數40%的許多電視台、獨佔鰲頭的無線電廣播電台、有線電視工業的主要市場、執牛耳的圖書出版公司，以及一連串遍及全國各樞紐城市的報紙和一大群經營傳播媒介和非傳播媒介的企業。

以上種種並非說明美國已經成為第三世界，而是說明富裕的發達國家和貧困的欠發達國家之間的那種傳統差別已不再涇渭分明、互相排斥了。第三世界所獨具的條件和制度正在向第一世界內部廣泛蔓延。分界線模糊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地球上所有各個地區都正在逐漸成為國際市場經濟的更加緊密關聯的組成部分。這種「全球性經濟」（global economy）早於15世紀便已具雛形；那時西北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剛開始向外擴張：首先擴張到東歐，接著擴張到美洲、非洲和亞洲。這些海外的大片地區逐漸變成隸屬和依附於那些工業化宗主國所形成的中心。換句話說就是，這些地區圍繞發達的第一世界中心區而形成了欠發達的第三世界外緣區。

由外緣和中心構成的傳統二分格局正在暗遭破壞。當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強大技術動力正在抹掉迄今為止第一世界特權民族同第三世界從屬民族之間的種種差異。所有地區的居民現在都正在變成從屬民族—即都將遵從全球性市場經濟的指令。由於在那些工業化宗主國內部也產生了第三世界的種種景況，第三世界的歷史也就不再只是那些與我們僅有偶然聯繫的遠邦異國的歷史了。現在它已成為我們自己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也就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認識」（A Common Vision），這也是本書最後一章的主題立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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