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唯一被打過「兒童不宜」標籤的電影，它曾是無數少年的啟蒙
到2018年2月，距離《紅高粱》首映已經30周年。時間過得真快。
張藝謀拍攝於1987年的《紅高粱》，德國觀眾先看到了，這部電影於1988年柏林電影節首映，旋即引起一股「《紅高粱》旋風」，第一次當導演的張藝謀，憑藉該片獲得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成為獲得此獎的首部亞洲電影，也拉開了中國電影頻繁在國際上獲獎的序幕。
1988年我上初二。但具體是不是在這年看的《紅高粱》記不太清楚了。那時候的縣城電影院，天天好比現在的春節檔，不管有沒有新片上映，放映廳都經常滿座。而當《紅高粱》電影海報張貼在電影院門口之後，人們的觀影渴望被點燃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過去的電影海報，極少有印刷的，都是電影院工作人員，用美工筆塗刷出來的。在粗礪的大字體和誇張的人物像之外，海報創作者還不忘加幾句廣告文案。文案當中赫然出現了「裸露戲」、「剝人皮」等噱頭，還十分超前地標註了「兒童不宜」提示。
《紅高粱》的上映，是全國的文化事件，更是縣城的轟動性熱點，最直接的體現是，幾毛錢的票價，被炒到了幾塊錢，連續上映也滿足了觀眾的需求，有人甚至看過十幾遍。
我大約就是看過十幾遍的觀眾之一。買不起票，就翻電影院的牆頭，從廁所溜進去，擠到電影院的最前排——那裡通常不會有成人觀眾，次數看多了，學會了《酒神曲》和《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時而在午夜散場回家的路上，幾個少年在空蕩蕩的街頭，撕扯著嗓子吼著那幾句歌詞，彼此留下放肆的笑聲。
《紅高粱》對一個少年觀眾的內心衝擊有多大？這在當時是無法辨別與確定的，但現在看來，那部電影在文化意識層面上，是一次震撼的啟蒙。影片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那是對大人世界的一次成功的窺探，是對熟悉的土地重新產生了巨大的困惑，是對溫吞吞的生存姿態有了野性的認識。
《紅高粱》不單單是張藝謀的個人作品，它也是整個八十年代洋溢著的活力符號，人們對文學、對藝術、對電影的狂熱喜愛，都洋溢在臉上，而大家喜歡的這一切，反過來又為他們提供了一種稍帶著點誇張的自信。
網上有一幅張藝謀登台領取金熊獎的照片。據說張藝謀是跳上舞台領取獎盃的。照片是黑白的，但張藝謀年輕、燦爛、陽光的笑容，自此之後一直沒在公眾媒體上出現過，取而代之的是嚴肅、深沉甚至是有點陰鬱的表情。雖然後者使人相信，痛苦能成就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那個可以跳上舞台、為獲獎開心露出兩排牙齒大笑的導演，更值得懷念。
過去的張藝謀，從來不缺粉絲，而且他的那些大牌粉絲們，對他也從來不吝嗇讚譽之詞，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這樣評價他，「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他通過他的電影視覺激發了世界對中國的迷戀。自偉大的英國導演邁克爾·鮑威爾之後從沒有哪個導演能夠如此卓有成效地運用色彩」，這段評價發表在2008年的《時代》雜誌上。
一位名字叫凱西·舒爾茨·赫法恩斯的影評人，曾為張藝謀寫下這樣的評語：「這個時代沒有哪個導演能夠像張藝謀這樣每一幀都滲透著大膽、強勁、令人陶醉又令人恐懼的個人烙印。他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而諸多來自西方電影人與媒體的評價，都離不開《紅高粱》為張藝謀奠就的藝術底色。他把一個來自中國山東高密的一個土得掉渣的故事，講出了世界性，而這個能力，又是當下電影人苦苦追尋而不得的素質。
30年後回看《紅高粱》，依然會覺得，「我爺爺」與「我奶奶」的故事，其實並沒有受土地上所有變化的事物影響而遠去，那些故事仍然隱約流淌在許多人的血液里。關於貧窮，關於愛，關於自由，那些一直困惑著中國人的問題，依然會讓處在人工智慧時代帶來之前的人們，去不斷思考出身、文化、以及歷史……
作為電影的《紅高粱》，它已經成為哪怕張藝謀本人也要仰望的一個標誌性作品。作為文化符號的《紅高粱》，它已經被蒙上塵土，只有有心人才願意偶爾吹拂，去感受過去時代的熱血與心跳。
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對《紅高粱》不感興趣。但是，他們似乎對張藝謀擁有某種根深蒂固的偏見——當然，被批評與指責的，是那個被娛樂化、社會化了的複雜的「張藝謀形象」，而非一位簡單的創作者。
不管怎樣，那位拍出了《紅高粱》的張藝謀是值得感謝的。他讓渺小的人物，擁有了永恆的形象，讓無形的文化，有了具體的記載，讓中國電影，給世界留下了記憶。 因為有了包括張藝謀在內的那一代創作者，人們仍然願意相信，總有一天，偉大的創作會在某一天捲土重來。
※《演員的誕生》有沒有黑幕不重要，重要在於有無發現你喜歡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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