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興：不合時宜的軍事空間

編者按

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維利里奧的《地堡考古學》是將軍事與哲學高度結合的文本。鄭興這篇書評，就可看作對該書思想的凝練與介紹，而且從「總體戰爭」到「純粹戰爭」的演進中，多有闡發，對今天世界的許多政治、軍事問題，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不合時宜的軍事空間

文｜鄭興

（《讀書》2018年3期新刊）

保羅·維利里奧（來源：egs.edu）

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保羅·維利里奧以對戰爭的特別關注而聞名。在他出版於一九七五年的處女作《地堡考古學》（Bunker Archeology）中，維利里奧考察了「二戰」時期由納粹德國沿歐陸西海岸修建的著名防線——「大西洋壁壘」。這條防線綿延數千公里，設置了混凝土炮台等種種防禦工事，曾號稱是「不倒防線」，然而，它終究還是未能阻止盟軍的登陸。那麼，維利里奧為何要在「二戰」結束後考察這條早已廢棄的防線？這片戰爭殘垣對他的思想歷程，乃至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意味著什麼？

一軍事空間的轉換

討論「大西洋壁壘」，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條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防線，何以不堪大用？從具體軍事角度的回答當然已有很多，比如工程的完成度不高等等。維利里奧並沒有糾纏於這些具體的戰術戰略問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條防線根植於已然過時的空間哲學，其失敗從一開始就是註定的。

大西洋壁壘位置圖（黃線）（來源：wikipedia.org）

維利里奧認為，關於戰爭，人們會談論戰爭史，談論戰術，談論死亡，卻鮮有人深入探討戰爭中的空間問題。戰爭首先應該被視為一個自有其特徵的幾何學空間。在古代的戰爭中，防禦不是加速，而是減速——減緩敵人的速度，保護自己的安全。古代戰爭的準備就是城牆、碉堡和壁壘。無論是圍牆還是壁壘，都是古代戰爭中組織空間的重要方式。人類社會就是在面對戰爭的種種威脅中，設法分配、運籌自身的地理空間，最早的人類城市就誕生於這一過程之中。

壁壘，就是古代戰爭中空間哲學的典範表徵。在冷兵器時代，它們確實發揮過作用，中國的長城即是一例。但是，在《地堡考古學》中，維利里奧指出，古老戰爭的空間哲學不合時宜了，因為戰爭中的速度越來越快，無論是各類運載工具的速度，還是各種武器的速度，都在不斷攀升。速度其實意味著一種空間的相對關係，速度越快，穿透空間的能力也就越強大。戰爭的範圍越來越大，所耗的時間卻越來越少。整個人類的棲息地其實都處在不斷地相對「縮減」的進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試圖以「減速」為防禦的指歸，試圖用「壁壘」的形式分割防禦空間，難如登天。

左圖：《地堡考古學》（Histoire & Collections, 1998)

右圖：《速度與政治》（Semiotext(e)，2006)

維利里奧的「競速學」理論在此處已經初露端倪。他看到，是速度的演進，在空間組織方式的變更中，佔據著關鍵地位。他在另一本著作《速度與政治》中，更是賦予速度以本體論意義，速度不僅決定著軍事領域，更是決定著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決定歷史的關鍵力量，在黑格爾那裡，是絕對精神，在馬克思那裡，是經濟基礎，而在維利里奧這裡，是速度：從馬車到火車到飛機的運輸革命，是位移速度的提升；從書本到電視、電影、網路的傳輸革命，是信息傳遞速度的提升；從奴隸制、封建制再到民主制的政治革命，是政治組織速度的提升。

除此之外，戰爭空間的維度也更為複雜了。在古代，戰爭的空間基本上是局限在陸地維度。工業革命以後，海洋的維度開始越發重要。隨著飛機的發明，特別是「二戰」以後，則宣告了天空的維度越發處於核心地位。也就是說，「二戰」以後，戰爭空間已然是陸地、海洋、天空三個維度。僅僅把握其中的一個維度，無法真正掌控戰爭空間。將防禦的希望僅僅寄托在陸地的維度，另外兩種空間卻缺少相匹配的措施，也是不現實的。《地堡考古學》告訴我們：

希特勒從來沒有要征服空中的信念，他也從來對征服海洋沒有信念，這是德國戰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德國空軍從來沒能趕上盟軍的空中戰略，儘管他們有著更為先進的飛機；德國海軍有著更高質量的戰艦，卻在戰爭早期遭遇了挫折。這些都是一種軍事空間哲學的結果，一種困縛於土地和地表的軍閥哲學的結果，一種損害空中和海上的努力，卻偏倚地面力量的武器生產政策的結果。

如維利里奧所說，「軍事空間正在經歷一種激進的轉換」，即便投入再多的混凝土和鋼鐵，安置再多的火炮，「大西洋壁壘」依然只是古老戰爭的空間哲學在借屍還魂。在現代戰爭的語境下，再堅固的壁壘所能發揮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其失敗的命運從建造的第一天開始，就已經註定。

「二戰」後期美軍經齊格菲防線向德國進軍（來源：wikipedia.org）

二「戰場即是知覺場」

不過，問題可能還不止這麼簡單。

要知道，在「二戰」開始的時候，是德國人將「閃電戰」運用到了極致，速度的重要他們難道不清楚嗎？也是德國人，他們繞過曾經號稱堅固無匹的「馬其諾防線」，令法國人措手不及，他們難道不清楚類似的防線難堪大用？即便里程更長，工事更多，又能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不還是重蹈覆轍？

《地堡考古學》中更有意思的是，它指出，希特勒未必顢頇到完全依賴「大西洋壁壘」去保障防禦，之所以還要建這一防線，是因為除了防禦，它還別有用途。這可以歸結為維利里奧的另一重要概念：「知覺後勤學」（Logistics Of Perception）。

維利里奧認為，戰爭的關鍵是「後勤」。傳統的軍事後勤當然指的是，戰爭組織者動用各種手段，使武器、物資和人員實現獲取、調動與流通，以維持戰事的持久保障。但是，維利里奧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另一種「後勤」，亦即關於「知覺」（包括視覺、聽覺、心理等層面）的後勤。每一場戰爭都是知覺的場域，戰場首先就是「知覺場」。在戰爭中，除了物資、人員和武器的供應，「知覺」的供應也一樣不可或缺。在視聽層面，知覺供應就是要儘可能獲取一切與戰爭有關的信息，洞察敵我的方方面面，以在戰場上佔得先機，而「大西洋壁壘」則更多意味著一種心理層面的知覺供應。

首先，這條防線提供給納粹帝國的士兵和民眾一種安全感。如此驚人的長度，如此巨量的投入，如此威武的炮台，加上戈培爾對這條防線大肆宣傳，稱之為「不倒防線」，德國的民眾和士兵就算未必真的了解這條防線，在心理層面一定對它信賴有加。維利里奧寫到，德國人在建造這條防線的時候，採取「大雜燴」手法，無所不用其極，將古往今來所有能用的防禦手段，從最古老的木樁障礙，到最先進的電子手段，都傾其所有。用維利里奧的話說，在當時，「地堡成了一種神話」。既然是「神話」，就不必在事理層面計較其是否荒誕無稽，在當時，只是為了製造無懈可擊、完美無缺的表象，為了製造一種正面的心理反饋——「我們的國界是不可穿透的。」

在納粹眼中，「大西洋壁壘」還能提供一種集體認同感，使整個納粹帝國更具凝聚力。一方面，它是防線，當然提供了安全感，但反過來說，如此浩大的防禦工程，不正證明了，防線後的帝國正處於強敵環伺之下？當時的納粹帝國，除了德國以外，還有不少其他地區、民族，語言、文化差異巨大，加上其他國家都是受侵略國，難有集體認同。那麼，如何最大程度將這些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人力和物力有效動員起來，成了一個難題。但是，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當不同的人群面臨著共同的生死存亡的危機，差異、敵意也許會暫時被擱置、忽略，油然而生一種集體認同。

建造中的大西洋壁壘（來源：wikipedia.org）

為了使這種知覺效果得到發揮，一方面，納粹德國竭力抽調帝國內部各個地區的人力，將他們投入集體苦役之中，修建「大西洋壁壘」。另一方面，為配合這一工程，納粹還在帝國內部的平民之中人為製造恐懼感和危機感。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帝國官方「建議每戶民眾在自己後院里、庭院里挖塹壕，以保護自己的家人」。他們還用人工合成的方式，製作出各種帶有毀滅性場景的照片，讓民眾觀看。災難被提前預想出來，「好像巴黎已經被摧毀一樣」。這些手段，顯然會「增加被佔領民族的恐懼，使這樣的恐懼超過被解放的希望」。當危機感和恐懼感無處不在，人們就被納入到一個共同體之內。納粹就是以這一方式，製造集體認同，試圖以此激發出帝國最大的戰鬥力。

一系列圍繞著「大西洋壁壘」的種種舉動，如同做戲一般，難怪維利里奧會說，「最後的要塞是一個劇場……透露出他們的戲劇效果，透露出他們所必要的、奇觀性的一面」。納粹所需要的就是這種主客渾融一體、共同參與的「奇觀」。因此，「大西洋壁壘」到底能在多大層面上左右戰局，不是納粹關注的唯一維度，他們還需要讓帝國官民一起「入戲」。這也正是直到「二戰」尾聲，防線工程依然沒有停止的原因，因為「知覺後勤學」的需要，一直都存在著。

三從「總體戰爭」到「純粹戰爭」

維利里奧開始考察「大西洋壁壘」的時候，「二戰」早已結束，為什麼他還要如此細緻地考察這一殘留的防線，單單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嗎？而且，「二戰」距離今天已過半個世紀，更是早已滄海桑田，因此，本文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維利里奧對「大西洋壁壘」的考察，對今天的我們而言，還能有什麼價值嗎？

保羅·維利里奧《地堡考古學》插圖（Histoire & Collections, 1998)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維利里奧告訴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結束。」

維利里奧曾在《速度與政治》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總體戰爭」（Total War）的誕生。國家將不再如以前那樣，區分為「民用」與「軍事」兩個領域，指望軍隊和敵方在某個封閉的戰場內捉對廝殺，而大部分民眾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生產，兩不相干，已再無可能。新形勢下，整個國家的經濟和人員都將動員起來，統一為戰爭目標服務，以便讓國家的戰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大西洋壁壘」的建造，就是舉全國之力而造就的產物，正是這種「總體戰爭」的典範。

德軍軍官檢閱地堡（Courtesy of Das Bundesarchiv，1944，來源：placesjournal.org）

當「總體戰爭」付諸實施，用維利里奧的話說，整個國家就被鍛造成一個「軍事—工業集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這是一個工業為戰爭服務、軍事和工業渾然一體的國家機器。「二戰」結束後，「總體戰爭」結束了，大面積戰事不存在了，但是，戰爭的內在邏輯還一以貫之，以更隱蔽的方式延續著，「總體戰爭」已經演變為「純粹戰爭」（Pure War）。「純粹戰爭」是另一種形態的「戰爭」，它不再體現為具體的衝突（比如「二戰」），也不再體現為具體的對立雙方（比如東方和西方），而是定位於「軍事—工業集合體」的內在邏輯，這一邏輯早就根植於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直至今天，都未改變。

「純粹戰爭」之所以存在，「軍事—工業集合體」之所以能在世界大戰結束後還延續，是因為，面臨敵人的恐懼一直存在著，使得現代國家時刻不敢放鬆神經。在「二戰」的時候，是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和軸心國為敵；「二戰」結束後，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為敵；冷戰結束後，伊斯蘭世界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互抱敵意……但是，不管怎麼「城頭變幻大王旗」，恐懼永遠存在，「軍事—工業集合體」的步伐也就不會停止。現代國家其實一直都生存於戰爭的陰影之下，潛在的滅絕和殺戮從來都若隱若現。

《地堡考古學》還為我們刻畫出兩種「軍事邏輯」的對立。它告訴我們，「軍事—工業集合體」將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它們害怕戰爭的耗時越拉越長，所以，它們需要發展各種技術，去使戰爭時間不斷縮短。縮減戰爭時間，是現代資本主義「軍事——工業集合體」的主導性軍事邏輯，它所主要針對（也即最恐懼）的是所謂「落後國家」的另一種軍事邏輯：持久戰。後一種軍事邏輯對現代「軍事—工業集合體」的威脅將會一直存在。「黑鷹墜落」隨時可能再度發生。所以，現代「軍事—工業集合體」會不停地鼓吹所謂零傷亡戰爭、鼓吹快速戰爭，就是為了製造「戰爭無害」的錯覺，試圖使戰爭趨向合法化，那麼，為戰爭而竭力發展軍事技術也可因此而被合法化。

《黑鷹墜落》電影海報（2001）

維利里奧還進一步指出，在這種「軍事—工業集合體」宰制之下，現代科學技術必然會被帶入歧途。科技進步曾經更多是「民事」意義上的，使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發生質的改進，但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後，「軍事—工業集合體」的邏輯主宰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今天，經濟、工業的發展雖然披上了「科技進步」「文化發展」的溫情外衣，其實，主要還是為「軍事」服務，為「縮減戰爭時間」服務。「民事」的福祉並不因為這些經濟、技術的發展增進多少。就像維利里奧所說的，「戰爭在科學中運作……每一件事都在敗壞科學的領域」。

可以看到，維利里奧之所以在「二戰」結束後還關注廢棄的「大西洋壁壘」，是因為他從這一防線中看到了自「總體戰爭」到「純粹戰爭」的演進，貫穿其中的是「軍事—工業集合體」邏輯，這一邏輯至今仍未改變。今天的我們依然處於「純粹戰爭」的陰影之下，在這個意義上，「『二戰』並未結束」並不是維利里奧的危言聳聽，也正因此，《地堡考古學》對今天的我們依然啟發良多。

（Bunker archeology, Paul Virilio, CentreGeorges Pompidou, 1975）

* 文中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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