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胡波：不要因為發生了悲劇，就去質疑合作的價值

近日，胡波遺作《大象席地而坐》（後面簡稱《大象》）參加第68屆柏林電影節，獲得費比西獎最佳影片（論壇單元）以及最佳處女作獎特別提及，網上引發一系列關注，畫風轉換之快挺讓人開眼的。今天胡波還被視為天才，明天一早爬起來，就看到有公眾號言之鑿鑿，證明他確乎是個神經病，自尋死路；今天某人還被唾罵，明天卻又被高舉，說是從他身上看見了「偉大的人格」。

《大象席地而坐》

這就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大特色，都是看客心態，追求情節反轉，最後把什麼都變成了羅生門，變成一筆筆糊塗賬，實際上還是回到既定程序，回到強者邏輯中去。

胡波事件引發眾多感慨的核心在於：在一個商業利潤至上的社會裡，年輕人為了藝術理想，竟然要以付出生命為代價。質疑者則認為，資方又不是你親爹親媽，運作過程中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承擔很大的市場風險，憑什麼要為「你」的個人理想買單？

一個個沉重而本質的問題，卻因為情節不斷反轉而不再受人關注。

胡波去世前，我對他一無所知，他去世後，從微信朋友圈讀到一些他的小說。坦率地說，內容都比較灰暗，有年輕人「為賦新詞強說愁」的一面，但也可以看出，敘事能力出眾，語言精練，有他那個年紀罕見的豐富的社會認知，不說天才吧，至少也是個大才。還沒看到他那部電影，應該不會太差。

胡波

惜其英年早逝，這些天里我總想寫點什麼，看看這個社會到底哪兒錯了，是人的問題，還是程序出了故障，會讓一個有追求、有才華、又捨得吃苦的年輕人，毅然選擇輕生。當然，整個事件我更願意從良善的角度去思考。我想事件的雙方，無論胡波，還是王小帥，在合作之初都是奔著藝術目的去的，否則也不會有這部電影最後的成功。

由於沒有看到雙方協議的具體內容，無從評判甲方（王小帥和他的冬春影業公司）是否對乙方（胡波）構成違約行為，我只能依據網上相關信息，同時也諮詢了一些業內人士，希望能理清一個頭緒，破除一些迷障。本文僅代表我個人觀點，拋磚引玉用。

一，黑白問題

有兩個反例，證明當事人可能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非黑即白。

影片立項時，片名由《金羊毛》改為《愛在櫻花盛開時》，最終敲定為《大象席地而坐》；據說，胡波曾剪出過兩小時版本……凡此種種，說明胡波並不像傳說中的那麼偏執，也會為資方做出讓步。

公眾號「蟬創意」的一篇紀念文章里提到，「在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的前一天，冬春影業決定把《大象席地而坐》的所有權益捐贈給胡波父母。並且230分鐘的影片一分鐘都沒有再剪。」如果消息屬實，我覺得資方在其中也釋放了一定的誠意。

二，誰的「大象」

胡波和冬春的矛盾，在於對「作品」這個概念的理解不同。胡波寫出小說，又辛辛苦苦改編成劇本，然後找創投拍攝，前後歷時三年時間，在他心目中，《大象》無疑是自己親生的，要不他也不會在得知剝奪署名權時萬念俱灰。

而在投資方看來，我給你錢做項目，又投入人力物力幫你完善，最後你想怎樣就怎樣，我就是一專業保姆？保姆也是領薪水，而不是來支薪的。

這個矛盾其實很普遍，只是沒有胡波事件鬧得這麼凶罷了。稍一接觸這行的人你就會發現，中國的電影投資人都是言必談好萊塢模式的。大工業體系，製片人中心制，我是資方我說了算，創作者無論你是編劇還是導演，說得不好聽一點，只不過是我雇來幹活兒的，生產流程中的一顆螺絲釘而已，千萬別太把自己當藝術家。甭管哄你幹活兒的時候說得多麼天花亂墜，資方的底牌就是這樣。

可有些創作者不這麼認為。縱觀中國電影史，解放前有一段光芒四射的左翼電影歷史，其實就有點像作者中心制，具有很強的精英意識、民族啟蒙意識，可以說，在當今，一部分電影工作者秉承了這一DNA，尤其是那些願意苦哈哈拍藝術片的，身份意識和使命感更強烈。

胡波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一方面，他對商業片極其不感興趣，可以說相當鄙視；另一方面，又獨鍾藝術片，幾乎達到了忘我的境界。他的大學同學在「知乎」上回憶：早年間，胡波在學校附近的城中村拍攝畢業作品，當地地痞流氓拿著砍刀過來討要場地費，胡波只是「淡定的拿著他的小本蹲在牆角，一心一意地畫他的分鏡」。

如果把拍電影僅僅當作工業生產，把自己定位為一顆螺絲釘，絕對達不到胡波這種痴迷的程度。

作為《大象》一片的投資人和監製，王小帥素以拍攝文藝片著名，很顯然，他的冬春影業走的卻是好萊塢模式。「與青年導演合作時，冬春影業通常會提出『作為項目的第一出品方』以及『承擔影片製作』的條件。」「拍攝《大象》時，除了攝影師和其中一個演員外，演員和主創團隊均由冬春提供。」

給年輕導演提供幫助的前提是，公司對這個作品有否決權。這一點上，冬春始終是把《大象》當作自己的產品來經營的；在到底四小時時長還是兩小時時長的問題上，它沿用的是市場慣例。

三，在商言商

個人認為，胡波事件暴露了日益加強的電影工業化生產和藝術家個人創造力之間的矛盾。

大的工業化體系就是這樣：我等平庸之人容易適應，天才/異人不好存身。「不是王小帥，那麼還會有李小帥、張小帥，胡波可能還是這下場。」一位知情人士告訴我。

打著市場的名義最大公約化，其結果就是把這些天才/異人當零頭兒一樣抹去了，這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沙文主義。近年來美國出現的獨立電影熱、「小片」風潮，未嘗不是對好萊塢霸權的反撥。

不過，我們和美國的發展階段不同，目前中國電影盤子那麼大，不可避免會向大工業化生產挺進，而且速度會越來越快，勢不可擋。但好萊塢的教訓我們還是應該吸取，比如盲目追求利潤，最後佔據市場的全是超級英雄系列（我叫它們「超級冗長大怪物」）。

行業發展，首當其衝，大家都要學會自我保護。

作為資方很簡單，它始終會去尋找價廉物美、性價比高的產品。

作為創作者，關鍵有兩點：一，簽協議時守住底線，比如著作權署名權，比如訂金酬勞等等，覺出對方有貓膩，寧可不簽。在商言商，誰也不是來跟你談理想的；二，發生糾紛爭取協商解決。電影是個合作的產業，溝通能力很重要。

對於以藝術創新為目的、較少迎合市場的藝術電影，「首先國家應該有所扶持，不能讓青年藝術家自生自滅；其次，運作應該有協議，像這樣單方面違約的話可以訴諸法律，不必走到自戕的地步；資金應該有監管，不能說資方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最後得完善藝術院線，給資方一條活路。」一位專業影評人告訴我。「說到底，現在的問題不是別人算計你，而是這一行能人太少。能力不夠，方法不對。理想的狀況是資方有高手。懂創作，懂生產流程，不行就馬上讓你停下來，及時止損，有一套科學流程。」當他得知《大象》僅僅投資70多萬就能在國際電影節上拿獎時說，「太了不起了，絕對是經典案例，我們不要因為悲劇而去質疑它（合作）的價值。」

是的，確實應該好好分析一下，它在哪些方面做對了，才能取得這樣不俗的成績。有一點很清楚，即使再怎麼工業化，藝術家的創造力是重中之重。

文| 維妮

本文刊載於20180306《北京青年報》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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