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更廣闊的人文主義
作為啟蒙運動的中心，幾個世紀以來，法國的思想界和文學界持續受到理性主義的指引，始終在呈現對人類思想解放和生存處境的探索。無論是18世紀伏爾泰等人的哲理小說創作，或者20世紀薩特、加繆等人的存在主義文學寫作，法國文壇都有這樣一種充滿力量的文學傳統——用一種「局外人」的視角描述我們所處的社會，審視當時的社會運行機制，以此啟迪人們對生存現狀做出自省。
這股文學力量延展至今，近十年來，環保和生態問題成為法國當代文學中的核心主題。無論是奧利維亞·羅森塔爾的動物題材，還是伊麗莎白·費羅爾的核工業題材，生態危機已經成為文學必須面對的問題。1983年出生的新銳法國作家樊尚·梅薩日，在生活中強烈體會到一種緊迫感：生態危機持續擴大，作家必須做點什麼。
樊尚·梅薩日，法國作家，1983年出生。法國高等師範學校文學與社科專業畢業，在柏林和紐約生活了一段時間後，2008年起在巴黎第八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著有《守夜人》《多元小說家》等，《主人的潰敗》獲法國人氣最旺的橙色文學獎。2013年，與奧利維亞·羅森塔爾（Olivia Rosenthal）、萊昂內爾·魯費爾（Lionel Ruffel）一併，成為首批創立法國高等教育的文學創作大師。
《主人的潰敗》是梅薩日最新創造的一本生態寓言小說，以一種「外星人視角」講述了一則恐怖的存在寓言：現代人蔑視環保，失去了掌握自然的能力，不再是世界的「主人」。講究節制的高級外星人成為新的「主人」，人類淪為奴隸。
梅薩日通過倒計時形式來呈現作家本人對人類生態決策的擔憂。他寫這部小說是在2015年，正好是巴黎籌備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時間。此前的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以失敗告終。他有這樣一種感覺：如果21世紀再來一次類似的失敗，如果啟蒙運動和人文精神的歷史輻射圈定在人類本位的狹隘範圍內，我們的未來堪憂。
采寫｜新京報特約記者 柏琳
生態危機
「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我們卻無法做出改變」
新京報：書名「主人的潰敗」有多重含義，在小說最後，人類和地球的「新主人」外星人都遭遇了「潰敗」，你認為造成他們同樣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梅薩日：這個題目可以有好幾層意思。最初，我們以為被打敗的「主人」是人類，因為他們遭遇了新殖民者。接下來，我們發現這些新統治者在犯人類犯過的錯誤，他們並沒有用更加負責任的方式去利用地球資源。這種重蹈覆轍里有某種我堅持要呈現的悲劇——我們早就知道，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卻無法做出改變：生態危機的悲劇就來自於這一矛盾。從某種角度來看，主人的潰敗無處不在，因為我們行為中的盲目、唯利是圖和驕傲自大讓我們亦步亦趨走向失敗和災難。
新京報：在這本小說里，你試圖創造一種混合寓言和哲理故事的文體，為什麼會這麼設計？
梅薩日：混合敘事類型的傳統在小說領域由來已久。在我2013年出版的文學理論評論集《多元小說家》中，我主要分析了穆齊爾、富恩特斯、品欽、魯西迪或帕慕克等作家，他們的作品都建立在多種敘事方式的同時運用上。在我看來，那些嘗試用特別的方式著力不同敘事類型的小說比那些採用一種固有敘事類型的作品要有意思得多。我的第一部小說《守夜人》，便混合了偵探小說（對街頭謀殺案展開的調查）和對兇手夢囈般的內心世界的探索（將讀者引向一個接近荒誕的世界）。
《主人的潰敗》
作者：（法）樊尚·梅薩日
譯者：林苑
版本：海天出版社 2018年1月
法國2017年5月新出的環保、生態和寓言小說，講述現代人不注意環保，不善待動物，從而失去了掌握自然的能力，不再是世界的「主人」，被來自外星的新人所掌控，淪為奴隸。該書以非人類視角敘事，試圖以此質詢人類與其他物種間的關係。
哲理小說和「反烏托邦」其實是相似的類型：它們允許我們拉開距離去觀察一個社會，發現其運轉問題。這些社會往往都是假想的，運轉機制不同於我們的社會，卻能折射出某種具有揭示意義的光亮。我在《主人的潰敗》中想像了這麼一個世界：我們人類已經不再是統治地球的物種，而是淪落為被奴役、被養殖以供食用的物種，希望由此達到視角的轉變，從另外的角度看待我們和其他物種的關係。
新京報：這篇小說是用一種「非人類視角」來敘事的，事件的發展來自對高級外星人的描繪。這種視角展現了一種「陌生化」，你為什麼會採用這種敘事方式？
梅薩日：在生態危機面前，我們遇到的最大的難題之一，是我們的頭腦不善於拉開距離看事情：它往往只關注眼前、當下的問題以及身邊的人和事。然而，考慮生態問題正相反，因為生態危機的前因和後果是跨越空間和時間的：美國一輛汽車排放的尾氣會使蘇丹氣候變暖，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兩百五十年來我們提取的碳會在大氣中停留幾千年以上。對於一個屬於外來物種的初來乍到者而言，我們的所作所為完全陌生，用他的目光來看待這一切，能夠讓我們拉開距離觀察我們的境況：我們居住在城市裡，建立家庭，食用動物，在馬洛·克萊斯眼裡，這一切沒有任何一件事是理所應當的。我希望借用他的目光，重新認識事情，然後去批評，去改變。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的界限？
梅薩日：人類本位論是一種相當本能的認知和感知角度。從人類本位論出發，人是衡量一切的標準，這就導致我們不能從非人類的視角來觀察我們的環境。我們可以努力「去本位化」，但不見得一定能做到。人文主義，它注重的是每個個體的個性以及對人的權利的保護。簡單來講，我認為今天我們需要更廣闊的人文主義。更確切地說，一種不那麼以人類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我們應該捍衛一切生命的利益，而不僅是人類的利益，因為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意味著不可彌補的損失，許多物種會率先滅絕，接下來就是人類。生物圈將變得越發貧瘠，地球生態失去平衡，我們將難以生存。
新啟蒙運動
「要讓一切社會關係中的暴力因素退讓」
新京報：從本質上看，這本小說探討的是人類存在的危機。存在主義思潮在法國被發揚光大，你的閱讀和寫作是否也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
梅薩日：加繆、薩特再到波伏娃等人的作品，在我作為一名讀者和作家的成長過程中都扮演過重要角色。我很欣賞存在主義者的唯意志論：我們的生活不是由天生的、固有的身份決定的，它可以隨著我們做出的決定和行為而改變，這點在我看來尤為關鍵，它不僅能夠防止我們在現實面前感到無力，也能讓我們意識到責任。不管以哪種身份行事，配偶或父母、公民或消費者，我們的行為都不是無足輕重的：它們都會帶來實際效應——有限但真實，不會改變世界格局，但是世界上的小事拼湊起來就會有分量。薩特總愛說，即便在最絕望的境地里，我們也依然有選擇：聽起來可能太過樂觀，但這可以幫助我們調整自己的行為。
新京報：小說雖然是外星人視角，卻講述相似的人類處境，「無論多麼努力發揮想像，我們過的還是自己的生活；我們各自困在自己的身體里」，你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同理心是否很難在生活中實現？
梅薩日：我們之所以會在虛構故事中獲得樂趣，是因為我們有同理心：我們喜歡花時間沉浸在他人的故事裡，能夠將自己代入人物角色中，哪怕他的經歷和價值觀跟我們不盡相同。但是，日常生活中，我們的確對距離近的人的關注比對距離遠的要多。
反映在媒體語言里，就有了所謂的「里程情感」定律：事件的發生地離得越遠，它引起的關注度就越低。儘管如此，當重大的自然災難發生，當我們看到那些畫面，可能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們與某個不甚了解或從未涉足的國家的居民的距離拉近，我們心裡生出同情。當馬洛·克萊斯覺得他困在自己的生活和身體里的時候，他想說的也是他人於我們的某種永恆的「不可知」和神秘。這種「不可知」無處不在：面對每天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人，我們可能會感覺到。面對動物，我們看著它們，卻無法了解它們的感受。同理心在「不可知」面前，會遇到障礙，但這不能作為把動物當成仇敵或威脅的理由。相反，正是因為「不可知」，我們才更要找到更巧妙的方式去和它們溝通。
《主人的潰敗》法文版
Seuil出版社 2016年1月
新京報：你曾說，面對生態危機和人類生存危機，文學大有可為。是否可以談談當下法國文壇在這個領域的建樹？
梅薩日：存在主義思潮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法國文學對「介入」的概念一直持懷疑的態度。人們質疑「介入」文學，一方面因為依附於錯誤的政治意圖而迷失自我，另一方面忘卻了對美和獨創性的追求，若沒有美和獨創性，那文學壓根就不值得寫。不過我覺得這個「反介入」的運動有點過了頭。作家身處在這個世界中，被周遭滲透，他們讀報紙，和所有人一樣，看到疾苦或腐敗，他們的文字沒有理由不該涉及這些話題。可以想像一種試圖對我們的社會做出清醒又獨立評斷的介入文學，它有獨特的方式，不同於電影、新聞或者評論：比如，讓人物以第一人稱開口說話，進入他複雜的思想世界，文學就能比別的媒介完成得更出色。
近十年來，環保問題在法國當代文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奧利維亞·羅森塔爾，讓-巴蒂斯特·戴拉莫，他們挖掘動物題材，伊麗莎白·費羅爾寫過核工業行業的工人，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學不是一種大眾藝術，顯然也不具備強大的實際影響力。儘管如此，有的時候它的確能影響讀者看待某些對日常生活重要問題的目光：許多人告訴我，讀了我的小說之後，他們看待動物（不管是地里的還是盤裡的）的方式改變了，他們身上有某種意識覺醒了。這便是希望之所在，因為意識一旦覺醒，就不會再沉睡：一旦覺醒，它便停留在你身上，不會離開。
新京報：17世紀法國的笛卡爾點燃了啟蒙運動的亮光，在論及21世紀時，你曾說「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啟蒙運動」，這是什麼意思？
梅薩日：新的啟蒙運動應該追隨18世紀啟蒙運動的路線：啟蒙運動曾經開啟了一個革命的時代，使得更注重個人自由的制度在許多國家萌芽。但是啟蒙運動也有許多領域沒有顧及：它沒有馬上質疑奴隸制（得再過上一百年奴隸制才被廢除，而且我們知道，直到今天在某些國家奴隸制依然存在），它沒有質疑男性對女性的壓制（包括近期被曝光的性騷擾和性暴力醜聞，不難看出成千上萬的女性依然是男性統治的受害者）。
再到離小說更近的領域：啟蒙運動沒有觸及我們人類對其他物種的支配地位。矛盾之處在於，我們運用技術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對動物勞力的需求越來越少，同理，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們也不再需要那麼倚重動物資源來養活自己，因為植物類食物的產量足夠滿足我們的需求，而且更健康。然而我們強加於動物的暴力卻有增無減，工業養殖，過渡捕撈，破壞森林。所以21世紀的啟蒙運動是一個寬廣的命題：必須迫使人類-非人類動物關係中的暴力因素退讓，甚至擴大到更廣範圍，要讓一切社會關係中的暴力因素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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