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層的中國收藏：民間收藏曲折之路
新中國建立，百廢待興，同樣文物保護和收藏工作也刻不容緩。據官方統計，民國末期，中國大陸僅有21座博物館，而且大多陷於館舍破敗、藏品匱乏、人員少和難以為繼的窘境。這是因為國民黨原有的一些文物工作者，有的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有的去了香港或國外。在這種朝代更替的大背景下，各個館藏文物流失和疏於管理是不爭的事實。
在全國解放前夕，周恩來根據梁思成組織清華建築系師生編製的《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目錄，指示分發給解放軍各部，請他們注意保護。《簡目》共有四百五十多個條目，解放戰爭中，發給各路軍隊，成為部隊在戰火中免遭炮火的重要依據。1949年5月7日，周恩來發出指示，要求前線部隊對浙江南潯鎮劉氏嘉業堂藏書樓和山西太原城內藏有南宋雕刻磧砂版《大藏經》的普善寺「特予保護，以重文化」。由於周恩來的過問，劉氏嘉業堂重要的藏書得以保存。後來劉家將這批藏書捐給了人民政府。寧波天一閣原為明代嘉靖年間兵部右侍郎范欽的私人藏書樓，始建於1561年，是國內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古籍浩瀚，素有「南國書城」之盛譽。天一閣原有藏書7萬餘卷，幾經流失，不斷受到破壞和掠奪，到1949年時僅存1.3萬卷。寧波解放前夕，周恩來要求三野九兵團，在攻城時必須保護好天一閣藏書樓，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存，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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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人民政府在抓緊建設政權、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著手保護文化遺產工作，組建了「文管會」(初稱「文化接管委員會」，後改稱「文化管理委員會」)負責新解放區文化和文物方面的接收、管理工作。如政務院先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規，如《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於保護古文物建築的指示》等。新中國成立後的前十七年，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專業化的文物保護行政體系，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文物普查，建立了文物保護單位制度。中央政府頒布的一系列重要法規和政令，許多文物保護與國家建設中的相互協調中在一定範圍內得到有效保護。許許多多的搶救性發掘和收藏，奠定了今天公共博物館豐富藏品的基礎。
不過，在歷史特殊背景下，但文物在全國性建設當中，毀壞也是比較嚴重的。尤其在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從地主、反革命分子家裡沒收的書籍被封存在各處，以待處理。但許多因不能得到及時保管和有效修復，遭到不同程度的損毀。比如鄭振鐸當時反映：「很多的古書、古畫，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經開始霉爛了」。有的是糊裡糊塗地被當作廢紙賣出去了;有的是被廢物利用，當作習學簿或賬簿去了。(詳見鄭振鐸署名「西諦」發表的《漫步書林?談訪書》，《人民日報》1956年10月25日。)
說起鄭振鐸先生，早在民國時期一直致力於文物保護和搶救工作。到新中國，對文物保護和收藏工作所作出的貢獻也是功勛級的人物。比如1928年在他撰寫《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一書序言中寫到：「我們應該趕快聯合起來，做有系統的、有意的、有方法的發掘工作。」、「誰要是有意於這種工作，我願執鍬鏟以從之!」1934年，他曾與冰心、顧頡剛、雷潔瓊等9人考察過西北地區的名勝古迹，並寫成散文《西行書簡》。1946年1月13日上海《大公報》星期論文版發表了《敵偽文物哪裡去了》，公開列出了敵偽時期知名人物的一樁樁一件件珍貴文物.1947年7月11日，他又在《大學》月刊上發表了《保存古物芻議》一文，痛斥各種盜竊，盜掘古文物的行徑;在1947年寫的《〈西域畫〉(上輯)序》里，曾一一的記錄了歷年來到中國來「取寶」的國家和竊取文物的人員以及竊取的數量。上海淪陷期間，購買孤本國寶《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曾動員有關同人聯名發起向重慶當局致電，要求撥專款搶救民族文獻。後來得到中央圖書館的支援，由「中央庚款董事會」撥了款，與平津及江南的各大書店取得聯繫，歷盡艱辛，僅一年時間就搶購到善本、珍本書籍3800餘種。1941年夏，國際形勢日趨緊張，為保證所收得的古籍與圖書的安全，最珍貴的古籍善本等80多種，托徐森玉先生帶到香港，再由香港轉運重慶，其餘的明刊本、抄校本等3200餘種陸續郵寄到香港大學許地山先生處準備轉運重慶或美國，不了香港淪陷，這批古籍善本被日寇搶劫。抗戰勝利後，在日本帝國圖書館發現並追回，共107箱。
1949年11月，鄭振鐸先生受命擔任新中國政府第一任文物局長，首先建立涉及文物藝術品的法令和法規，主持擬定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迹、珍貴文物圖書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徵集革命文物令》等法令、法規，由中央批准，並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明令頒布。並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要求各地機關、部隊、團體和人民中的積極分子，一致注意保護古迹文物。」
鄭振鐸面對建國初期全國掀起的建設高潮和許多文物遭受毀壞的情況，親自寫了《做好基本建設工程中文物保護工作的指示》報請國務院下發到全國各級組織;1953年8月25日至29日，在《工人日報》上連載了文章《在「地下博物館」的門前———基本建設人員應有的古文物知識》;1954年8月31日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在基本建設工程中保護地下文物的意義與作用》。
鄭振鐸先生上任擔任文物局長到1954年10月任文化部副部長(主管文物工作)，再到1958年10月17日率代表團赴阿聯、阿富汗訪問，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前後近10年，在他領導的文物部門所做的文物保護措施、相關政策法規和他發表的許多針對文物保護的文章，在當時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毫無疑問，他和梁思成、陳萬里等人，成為新中國第一代文物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建國初期，在私人收藏方面，由於體制的特殊性，私藏轉向政府收藏是大勢所趨。這其中，政府打擊文物販子和私藏的決心力度隨即展開。其中對三個外國人在中國收藏的查抄作為「典型事件」，可以說把私人文物藝術品捐獻推向高潮。1950年初，新政權首先處理了3個外國人案件。首先，指令南京博物館出面收繳了瑞典人安壯生藏於居住地的大批中國新石器彩陶，罪名是「非法收集中國文物」，並被南京市公安局驅逐出境。緊接著，收繳湖南長沙某中學的外教美國人俞道友家裡的許多收藏品，罪名同樣是「非法收集中國文物」，並驅逐出境。第三位是收繳英國牧師白天寶在中國家裡的大量文物，罪名是「非法手段掠奪文物」，而且觸犯了法律，被判坐牢一年，刑滿出獄後驅逐出境。
這三個案子，全國影響很大，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許多人自然就意識到：政府的收繳方向肯定是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要員和過度到新中國的民間收藏家了。許多人惶惶不可終日。
在這種氣氛和壓力下，留在北京的原國民黨北平市政府秘書賀孔才帶頭捐贈所藏文物，他將個人的藏品全部上繳國家，其數量之多堪稱罕見。包括名人書畫、各種珍玩、中外錢幣6000多件，圖書16830冊。面對賀孔才帶來的珍寶，北平軍管會的人驚呆了，他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北平軍管會的人當機立斷，為賀孔才舉辦了一個藏品展。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全北平為之震驚。這是新政權第一次為個人舉辦收藏展，主要作用是起到「由私捐公」的帶頭宣傳意義。自此，全國掀起了自願捐獻和逼迫捐獻高潮，這種捐獻一直持續到1956年。
1956年初，全國範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種形式下，許許多多的古玩店鋪被改造和合併成「公私合營」的文物商店，可以說古玩市場自此被「消滅」。民間收藏衰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消費群體的「集體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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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一些文化精英和許多知識分子為主的「右派」在「整風」期間，提出「大鳴」、「大放」、「大民主」，對當前的黨政許多政策弊端發出質疑，並公開提出黨權退出政府機關和學校的主導權、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實行民主政策。1957年6月8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瞬間拉開了全國大規模的「反右」運動。8月，反右派運動進一步向地縣、市區、大廠礦(以後又擴大到中小學教職工)展開，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統計，已劃右派6萬餘人。最後運動結束時，則達到55萬人之多。這次大規模的運動，除了一些掌權派，「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可以說把一些業餘喜歡收藏的知識分子基本一掃而光。我們熟悉的民國到新中國這批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基本都被打成右派而進行勞動改造。民間收藏基本進入近10年的「空白期」。
1966年6月1日，史無前例「掃除一且牛鬼蛇神和腐朽封建殘餘等『破四舊』運動」打響，對各種文物和古建築遭到破壞，最後藏有古玩字畫或者古舊書籍的家庭被舉報抄家，然後集中起來被砸爛焚毀。
文革開始以來，炎帝陵主殿被焚被挖，山西舜帝陵被毀，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改造成了「烈士陵園」;孔子的墳墓被剷平，並遭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塑像被搗毀;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東漢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被搗毀，殿宇飾物被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燒;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被毀，只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琅王牙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存世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合肥「包青天」墓毀於一旦;河南湯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平毀無遺;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頤和園佛香閣被砸，大佛被毀;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做了犧牲品。文革當中毀滅毀壞的文物實在太多，就當時山西太原古城的新任市委書記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迹，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他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迹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
最令人痛心的還有當時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沈從文工作室里的圖書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他後來回憶說:「他們撕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意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三代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上海書法家沈尹默、紅學家俞平伯、畫家張大千前妻、畫家齊白石墓及家人等都是文革中未曾倖免，大量收藏和書畫作品遭遇劫難。全國普通收藏家庭，被抄、被毀和被燒的文玩字畫更是無計其數。新中國，在將來的歷史上無論如何定義，到就破壞文物藝術品和摧毀文化根系及迫害知識階層是歷史上史無前例的。
尤其連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新社員」運動，有心收藏古玩藝術品的傳統知識分子基本被「洗劫一空」。這期間的民間一些精心留存的文物藝術品，堪比白菜價格。如比較珍貴的元代瓷器一項為例，現在揚州博物館收藏的國寶元代祭藍釉龍紋留白大梅瓶(全球就3件，現在市場價值40億)，國家才給送交者18元;鞍山博物館收藏的元代八方花卉紋青花大罐(全球就2件，現在市場價值3億)，給當時送交者20元;南京博物院所藏元青花蕭何梅瓶、湖北省博物館所藏元青花四愛梅瓶、山西博物館所藏元青花牡丹纏枝大罐、新疆元青花鳳首執壺等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其他類文物相似經歷的更是不計其數。
我國的收藏市場的形成，已經是80年代末期才有些規模。其實，抓住機遇的收藏家，早在7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進行收藏，但具備這種收藏意識的人屈指可數。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展，中國大陸逐漸開放收藏市場。尤其港台人士和收藏模式進入大陸，民間收藏迅速熱鬧起來。
80年代末期至新世紀初期以來的藏家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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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是有代際傳承的收藏世家，這些藏家父輩多為千方百計躲過文革的清洗，有貨真價實的好藏品;
二類是思想活躍和眼界超前的商業經營者，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手中握有相當的財富，遇到心儀的物件，在拍賣場上不惜重金舉拍;
第三類是各行各業富有收藏或文物藝術品保護情懷的知識型人士，他們或業餘或下海經商獲得資金後專門從事收藏，目前江浙一帶的成功藏家多屬於這類群體;
第四類是實踐中磨練出來的撿陋行家和實戰研究型藏家，他們懂行、眼毒，但資財有限，往往以藏養藏，講究「穩紮穩打」和「積少成多」。
以上這四類人，在一定程度上優勢互補、彼此交織、相互促進而形成收藏界主流「首當真」的圈子，也可以說是玩真貨的脊樑群體。第五類屬於土豪群體的收藏人士，這類人主要抱著投資和拓展身份地位的目的而來，什麼熱點跟風什麼，基本沒有明確的收藏規劃和研究目標;第六類稱之為藏者。這類人吃穿不愁，手裡有閑錢，還有附庸風雅的嗜好，但又不願意下死功夫，主要通過媒體、書籍或是專家講座等等途徑掌握粗淺知識，自認為掌握了玩藏精髓，多數人吃虧上當卻渾然不覺;最後一類屬於明目張胆玩假貨的「國寶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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