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斌、吳佩林:《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第三輯）》導言

原標題：申斌、吳佩林:《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第三輯）》導言

一、緣起

本輯《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為「學術史與方法論」專號。收集、整理地方檔案文獻是目前學界和地方政府極為關注的課題，已經產生了很多重要的文獻整理和研究成果，並且有繼續繁榮擴大的趨勢。如果從 1947 年戴炎輝先生著手整理淡新檔案開始算起，我國地方檔案文獻的收集整理已經走過了七十年；如果從 19 世紀末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為進行土地調查和私法調查而收集民間契字開始計算，則已將近一百二十年；如果不局限於檔案文書，廣義的地方文獻收集則更是我國一個悠久的傳統，僅以彙集刊刻地方文獻而論，就已經有四百餘年的歷史了。值此地方檔案文獻整理蓬勃開展之際，為了促進我國地方檔案文獻整理水平及規範化的整體性提高，我們認為很有必要系統地回顧我國檔案文獻收集、整理的學術歷程，從問題意識層面重溫開創性工作的學術關懷，從方法論層面探究典範性成果的經驗教訓。

因此，在本專輯中我們彙集若干篇在檔案文獻整理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專論（有的是典範性整理成果的前言或凡例）以及當下關於檔案文獻整理方法與學術史的論文，希望藉此引起學界同仁興趣，超越具體區域，在方法論層面思考地方檔案整理中的共性問題。

二、地方文獻的概念與收集地方文獻的傳統

文獻一詞出於《論語》，根據朱熹的解釋，「文，典籍也。獻，賢者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對其意涵作了引申，「文」是經史、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而「獻」是臣僚奏疏、諸儒評論、名流燕談、稗官記錄。自此，文獻被限定為文字記載。地方文獻這一概念，有幾種不同的界定，一是指本地人的著述，如《江蘇藝文志》；二是指以本地為記載對象的著作，如《江蘇地方文獻書目》，三是兼括前兩者，並將地方出版物甚至地方藏書也囊括其中，如《山西文獻總目提要》。

南宋以降，地方志修纂的傳統綿延不絕，為修志而收集資料可以說是收集地方文獻傳統中最悠久的，而地方志中的藝文志、金石志則是地方文獻書目和地方文獻彙刊的雛形。晚明時期開始，彙集刊刻本地士人著述的地方性叢書開始出現。葉德輝認為「會萃鄉邦郡邑之書，都為叢刻，自明人《梓吳》一書始，樊維城《鹽邑志林》繼之」。《梓吳》今佚，明海鹽知縣樊維城主持編纂的《鹽邑志林》刊刻於天啟三年（1623），彙集三國至明代海鹽歷代人士著述，「用張茲邑著記之盛」，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地方文獻叢書。此後經清、民國至今，各地編纂地方文獻目錄、刊印鄉邦文獻叢書的活動延綿不絕。在這個傳統下，地方文獻收集整理的主要目的在於保存本地歷史文化典籍。

隨著現代史學、社會科學的建立，另一個收集、整理地方文獻的傳統開始了。與前面的地方文獻目錄、叢書的編纂不同，這是基於明確研究目的開展的史料收集活動，地方文獻的收集在保存史料的意義上獲得了新的展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地方檔案越來越受到重視。

三、地方檔案的概念與我國地方檔案的形成概況

檔案是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記錄，原始記錄性是其本質屬性。檔案的性質與其形成主體情況密切相關。從 16 世紀到 19 世紀初，只有官府衙門系統稱得上大型複雜組織，非政府的檔案形成主體除了個人，主要組織形式有家庭、宗族、村落、會社、店鋪商號、書院、戲班、寺廟等。因而保存下來的最大宗檔案自然是官府檔案，譬如宮中檔案、內閣大庫檔案、淡新檔案、寶坻檔案、巴縣檔案、南部縣檔案等。其他個人或組織的檔案若按照同一形成主體劃分，則較大宗只有孔府檔案等極少數幾種，多數表現為同一地域的眾多不同形成主體（個人、民間組織）留下的檔案，如台灣文書、徽州文書、石倉文書、清水江文書等 。19 世紀末開始，隨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變遷，政府部門愈益龐大，政府之外的大型複雜組織大量湧現。就政治領域而言，不但清政府系統中多出了海關總稅務司這種半殖民地色彩的新型機構，還出現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這樣帶有殖民政權色彩的行政機構，而且政黨作為新的政治組織形式登上歷史舞台。就經濟領域而言，不但錢莊、銀號、票號等傳統組織業務更加複雜，更重要的是出現了銀行、洋行、大型工礦企業、商會商團等新型組織在文化領域，天主教及基督教教會、大學、醫院、圖書館、博物館、報社、文化教育宗教社團等文化機構層出不窮。相應地，這也帶來了檔案文獻形成主體的多樣化和檔案文書類型、內容的複雜化，而電報、打字、印刷等技術變遷改變著檔案的物質形態。

地方檔案主要指在本地形成的一切檔案，其形成主體是本地居民個人或駐本地組織；廣義上還可以包括不在本地形成，但是內容涉及本地的檔案。地域和檔案形成主體直接地影響著檔案群涉及的內容與包含的文書類型，所以一方面需要綜合同一地域不同主體所形成的檔案來相互參證，探究地方歷史脈絡並進而開展比較研究；另一方面需要超越地域，探討不同地方同類形成主體的檔案整體性質及其整理方法和技術。

四、選目簡介

本專號所選文章約略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20 世紀初，隨著史學觀念轉化，檔案的價值被重新定位，成為具有獨立保存和研究價值的文獻。歷史檔案整理的經驗主要是 20 世紀上半葉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三家在整理內閣大庫檔案和大內檔案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經驗則為規範明清歷史檔案整理方法奠定了基礎。地方衙門檔案自四五十年代淡新檔案、吳煦檔案發現以來，整理工作陸續展開。地方衙門檔案與中央衙門檔案的共性遠大於差異，其實可以用同一套整理方法。但遺憾的是地方衙門檔案整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似乎並沒有吸收 20 世紀上半葉中央衙門檔案整理中所產生的經驗教訓，結果重走彎路的情況不在少數。所以，我們首先選取了三篇概述 20 世紀上半葉中央衙門檔案整理方法的文章和兩篇分別代表 60 年代與 80 年代檔案整理方針的文章，因為他們是檔案整理工作的先行者，其取得的經驗教訓也理應成為地方衙門檔案整理的他山之石 。

陳垣先生（1880—1971）曾主持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文獻部，也是史語所明清史料編刊會成員，他提出的檔案整理中「秤不離砣」原則是從實踐中得出的寶貴經驗。1925 年 5 月 27 日，他在燕京大學的演講（後刊於 1929 年《史學年報》）《中國史料的整理》提出了八種整理檔案的方法：分類、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編目，這不僅代表了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整理方式，而且對我國明清檔案整理工作影響深遠。

鄭天挺先生（1899—1981）曾主持北京大學的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工作，他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序中，徵引了多份工作方針、規章，較為詳細地概括了北京大學文科所「整理清代內閣檔案會」（1922—1924）「明清史料整理會」（1924—1949）在檔案整理方法上的探索經過。從最初的太重形式而忽略檔案的內容，只知注意檔案本身而忽略對衙署職司文書手續的研究，重搜求珍奇史料而忽略對多數平凡材料的普遍整理；到全面清點，按照內容分類摘由；再到從「全按內容分類」變為「按機關的職掌從新分類」，幾經曲折。其面臨的困難與問題、走過的彎路與地方衙門檔案整理的歷程如出一轍。若地方衙門檔案整理之初就能了解到鄭先生對北大整理經驗教訓的總結，或許今天我們取得的成績會更大些。

徐中舒先生（1898—1991）的《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是應北平社會調查所之約撰寫的，最早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 年），後刊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 2 卷第 2 期《明清檔案專號》（1934 年）。該文總結了中研院史語所的檔案整理方法。與陳文偏重文件級整理方法、鄭文偏重整理原則不同，該文所述方法更多偏重去塵、鋪平、分類、捆紮、剩餘碎檔之處置、裱褙、鈔錄副本等接近文獻保護意義上的工序，這是由史語所整理的乃是再三轉手的零碎檔案這一性質決定的。

張德澤先生（1905—1998）的《清代歷史檔案分類立卷問題》集中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到「文革」之前這段時間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為代表的我國歷史檔案工作者對檔案整理方法的探索與思考。該文反映了當時「迅速趕上」、勇於嘗試的氛圍，有助於我們理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史檔案整理工作影響至深的「分類立卷」整理方式產生的時代背景。該文還概括了當時對分類立卷的不同意見並且作了回應，這些都為我們認識、反思我國歷史檔案整理經驗教訓提供了寶貴信息。

秦國經先生（1936—　）的《清代檔案的特點和整理原則》發表於 1982 年，實際上是對此前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經驗教訓的一次總結，反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片面強調整理工作應根據利用工作的要求去做」導致的問題，明確提出清代檔案整理三原則：保持歷史檔案的原貌、充分利用原整理的基礎、檔案整理要與研究工作相結合。這些原則看似簡單，實則是過去近六十年歷史檔案整理者反覆摸索，總結正反兩方面體會得出的寶貴經驗。遺憾的是，秦先生的正確意見在第一歷史檔案館雖然得到相當程度的貫徹，但也尚存缺憾；在絕大多數地方檔案館的整理工作中，甚至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切實實踐秦先生提出的原則是今後檔案整理工作中特別值得注意的。

第二類選錄的是在地方檔案文獻收集、整理方面具有開創性的文章。有的是單篇論文，有的是檔案文獻整理成果的前言、凡例，都是既建基於扎紮實實的收集整理工作，同時又在方法論層面具有學理深度、代表某種學術取向的作品。

杜定友先生（1898—1967）是我國圖書館界較早提倡收集地方文獻並付諸實踐的圖書館學家，我們選錄的《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使用》即其代表作之一，原作於1957年。在圖書館領域，顧頡剛先生早在 1927 年為中山大學《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中就力主突破局限於經史子集的正統藏書觀念，以「搜集材料」為宗旨，方誌、家譜、日記、賬簿、檔案、科舉書、迷信書、唱本、戲本、報紙等均在材料之列。杜先生曾為該計劃書立跋言，進一步提出「圖書館收藏應以『人類的記載』為範圍，非但收藏曆代文獻，而且對於最瑣屑、最新近的材料，尤為特別注意」。在本文中，在借鑒蘇聯經驗的基礎上，他提出地方文獻指有關本地方的、各種記載形式的一切資料，包括三部分：史料、人物、出版。他還從圖書館實務角度出發，對收集方法、內容分類法、編目、內容服務提出具體意見。這篇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目前各地公共圖書館地方文獻部門所代表的地方文獻收集的理念源流。

淡新檔案是最早為學界發現、整理和利用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地方衙門檔案，戴炎輝先生（1909—1992）是其整理工作的開創者。我們選錄的《清代淡新檔案整理序說》發表於 1953 年，在該文中，戴先生不但略述整理經過，展示了工作方法，而且給出了詳細的內容分類表。即便我們今天認為檔案整理的原始編號應當保持既有狀態，但作為揭示文件內容的重要手段，內容分類表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戴先生此文不僅具有開創性，還具有現實參考價值。

台灣民間所藏契字文書自 20 世紀初日本殖民者私法慣行調查時即被收集，是最早進入學界視野的民間文書，但其大規模收集整理卻是從王世慶主持的《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項目開始的。這一項目的開創之處在於其收集方法，即不從文書收藏者手上取走原件，而是複製副本，這不但保證了文書在民間繼續發揮文化傳承作用，而且客觀上還為學者追蹤調查提供了可能。我們選錄的張偉仁先生1977 年給《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撰寫的序言較詳細地敘述了其工作方法，可資借鑒。

中國科學院（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自 20 世紀 60 年代起就對其購藏的徽州文書進行編目整理，在編目體例、分類法、時代考證、屬縣考證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們選錄的王鈺欣等編《徽州文書類目》前言的第三部分概述了如何通過官印、避諱、重要事件、歷史人物、地名、都圖字型大小、上下手契關係等考訂時間與地點，實開探索民間文書考據方法的先河。周紹泉先生的《徽州文書的分類》在界定文書含義的基礎上，以內容為主、兼顧類型，給出了一套完整的徽州文書檔案分類法，這套辦法也被後世徽州文書及其他地方文書整理者所接受，影響深遠。

隨著實踐的深入，按照文書群整理的優勢日益明顯，有取代內容分類與時間排序之勢。早在 20世紀 50 年代，嚴中平就已經提出要保持徽州文書的完整性，而 70 年代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在進行中國土地文書整理中具體實踐了這一做法，其成果即 1983 年和 1986 年刊行的《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國土地文書目錄·解說》。而楊國楨在《閩南契約文書綜錄》的《編者的話》中比較了「以文書體系為原則」和「以保留原文書群面貌為原則」這兩種整理方法，在綜合變通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整理思路，如按照契約對象物所處地點分類，設立文書群索引和人名索引等。這些整理方法或許尚有未盡完善之處，但其中體現的在紙本整理環境下學者對兼顧文書脈絡與研究需要的設想仍是我們今天需要汲取的思想資源。

第三類選取的是以若干典範性整理工作為基礎，帶有理論性、反思性或總結性的論文。吳密察先生曾長期從事淡新檔案整理，他的《清末台灣之「淡新檔案」及其整理》一文系統回顧了淡新檔案的整理歷程，與戴炎輝前揭文相呼應。他首先分析了戴炎輝先生整理所確立的「以案為單位，依照其內容之性質加以分類」的原則對後續整理研究的重要影響，其次探析了70年代淡新檔案選編出版所面臨的完整性喪失、原件信息喪失等種種難題，以及 90 年代前期借鑒圖書館目錄卡片，編製十二欄位表時面對的困難。最後，吳先生指出檔案整理、出版每一個環節必須作出妥協性決策，並且論述了資料庫給檔案研究帶來的新契機。淡新檔案是迄今整理時間最長、工作最細緻的一個地方衙門檔案群，也是各種整理理念、技術方法的練兵場，其中遭遇的問題與困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吳先生的反思性回顧對其他地方檔案整理無疑將有深刻的啟示。

相對於有著較為清晰流傳脈絡的衙門檔案，民間保存的檔案文書情況更為複雜。一類民間文書是研究者進村入戶收集得來的，另一類則是通過市場收購而來的。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持的「清水江文書」整理和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主持的「石倉契約」整理，可以作為入戶收集文書整理的典範。張應強的《民間文獻與田野調查：「清水江文書」整理研究的問題與方法論》強調了田野調查與文獻解讀相互結合的歷史人類學路徑的重要性，蔣勤的《清代石倉文書的「在地」與「有機」分析》指出在地分析可以將史料放回其產生的社會情境，而有機分析則可實現以人物為中心重構文書網路。無論何種來源渠道，在整理中有若干共性原則。劉伯山先生的《文書整理的「兩尊重」 原則》提出尊重民間文書檔案的歷史形成與歷史留存，並且結合所見舉例說明。趙思淵、湯萌的《上海交通大學館藏地方歷史文獻的整理與數字化》則給出了資料庫環境下文書檔案編目的一個可資參考的範本。

第四類選取的是近年對地方檔案文獻整理方法的學術回顧文章與揭示未來整理工作可能方向的展望性文章。楊培娜、申斌的《明清民間文書收集整理的變遷、現狀與展望》系統回顧了 20 世紀中國大陸、中國台灣、日本整理明清民間檔案文書理念與方法的變遷，對目前的文書收集整理方法作了具有操作性的介紹，最後從法制保障、人員隊伍、輔助工具、理論前景、數字技術五個角度展望了未來民間文書檔案整理研究的方向。

塗豐恩先生的《台灣契約文書的搜集與分類（1898—2008）》細緻地梳理了台灣契約文書收集整理的歷史，並對分類法這一紙本時代檔案文書整理的主要課題給予特別關注。他指出多數契約文書的分類只是針對手中所握有的數據而非著眼於分類的普遍法則，這種由下而上的分類具有務實性的同時也在文書量倍增的狀態下面臨困境，「台灣契約的分類學，尚待集思廣益」。塗先生提出的課題，恰好是我們編纂這期專號的旨趣——引起關注、集思廣益。

吳佩林根據其長期整理南部縣衙檔案的經驗，在《地方檔案整理向何處去——基於清代地方檔案整理現狀的反思》中明確提出若干原則：檔案初次整理必須保持原貌，在數字化環境下後期再作分類；採取原件原色影印並對少數難以辨識的文字、圖像、難解詞句、制度附加考證說明；通過紙本與資料庫結合方式出版全部檔案。

那麼未來地方檔案文獻整理有哪些可以深化的進路呢？目前逐漸明朗的至少有三：鄭振滿先生提倡的民間歷史文獻學、黃正建先生提倡的古文書學以及項潔先生提倡的數字人文。

近二十年來，民間歷史文獻研究在我國歷史學中的角色越來越突出，而鄭振滿先生主持的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中心正是其主要基地。鄭振滿先生在文中指出在民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間歷史文獻，反映了民間的實際生活形態和思想觀念。通過研究民間歷史文獻，從中國本土的經驗事實中提取切合實際的基本概念，是中國本土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突破點所在，更關係到民族文化傳承。他認為構建民間歷史文獻學，需要掌握三個要點：系統、源流和語境。即需要對不同文獻類型、文本形式作出科學分類，並找出內在聯繫以建立文獻系統；梳理每一類文獻的歷史源流以分析其文本傳統演變；與田野調查結合， 「找到文獻的主人」，將文獻放回當時當地的歷史語境，探討民間歷史文獻與日常生活的關係，看不同的人（包括不識字的人）如何看待和使用文獻。做這一切的目的是為了挖掘文獻背後人的關係，揭示社會文化變遷的邏輯，更好地理解歷史與現實。

在歐洲中古史和日本史研究中，古文書學是一門極為重要的輔助學科，可以說是入門鑰匙。我國史學中雖然有敦煌文書研究、明清檔案研究等專門之學，但尚缺乏統一的理論性把握，古文書研究自身的學術價值尚未得到足夠重視。以黃正建先生為代表，包括阿風等先生在內的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學人自2010 年以來努力推動中國古文書學研究。黃正建先生《中國古文書學的歷史與現狀》一文回顧了日本「中國古文書學」的發展狀況，以及中國「中國古文書學」 的建立與最近幾年的發展。文中指出的中國古文書學研究的二分類（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四模式（樣式、形態、機能、傳承），加上文書內容研究，對我們今天開展地方檔案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的檔案整理工作是在紙本環境下展開的，90 年代以來，檔案數字化日趨成為主流。數字化環境解決了很多紙本時代的難題，而且展示出檔案整理利用的諸多新可能性。項潔先生主持的台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長期以來致力於中文數字人文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項潔、翁稷安兩先生的《多重脈絡——數位檔案之問題與挑戰》不但回答了數字化檔案可否保存檔案既有脈絡的質疑，而且指出數字檔案使得挖掘檔案的多重脈絡成為可能。此文對大陸同行展開資料庫工作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

本專輯沒有收錄關於 19 世紀末以來新型組織所產生檔案的整理方法的文章。除了篇幅因素，更因為海關檔案、近代企業檔案、商會檔案、外債檔案、鹽務檔案以及司法審判檔案等的整理有相對獨立的另外一條學術脈絡，需要另文專門總結。

五、基本共識

在編纂本次專號過程中，我們認為，在總結前人經驗教訓基礎上，目前學界對明清檔案文書的收集整理方法，似可達成如下幾點共識。

首先，檔案文獻收集、整理中必須重視對來源信息的記錄，注意記錄並保持所發現檔案文獻的完整性和既有系統性，並據此給定文獻的原始館藏編號。這是因為檔案文獻的流傳史和保存信息對我們判斷檔案的完整性、決定檔案整理使用方法至關重要，而地方檔案的既有系統性很有可能與檔案形成、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結構分類有關，蘊含著豐富的信息，必須得到尊重。

其次，輔助工具學科的完善是提高檔案文書整理研究精細化水平的根本保障。如果說傳統古籍整理需要版本、目錄、校勘等古文獻輔助學科的幫助，那麼檔案文獻整理水平的提高同樣有待古文書學、印章學、手寫體字（草字、俗字）等一系列輔助學科的進步與完善。

再次，數字技術的進步不但可以解決老困難，還能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資料庫環境解決了很多文獻整理的傳統兩難困境。現在既可以保持文獻既有系統性，整理者又可以根據研究對文獻進行歸戶、內容、形式等多種分類，以更全面揭示文獻特性；既可以通過全彩原色掃描反映文獻原貌，又有能對應的文字標點版以方便使用。這給資料庫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有學者提出需要建立資料庫的文獻學 。

最後但卻最重要的，是必須放開視野，在更廣闊和深刻的時代背景下認識地方檔案文獻的價值，開掘其學術潛力和社會效益 。

六、其他說明

本輯編纂始於 2014 年，那年6月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舉辦了「明清契約文書國際暑期學校」。在吳佩林的課堂討論環節，師生意識到目前的地方文獻整理雖方興未艾，但各地做法不一，亟須對過去的經驗與教訓進行總結。課後申斌積極響應。雙方隨即分工，由申斌提供擬選篇目，並撰寫引言初稿。吳佩林負責組織錄入及出版工作。期間以申斌為主，兩人分別與擬選篇目作者取得版權。文字錄入由西華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白莎莎、李增增、仲雨婷、王楚強、張加培、羅林軍完成。為確保錄入的準確性，且系統學習、消化這些文獻，2017年2月開始，在西華師範大學《地方文獻解讀與研究》課上，師生一起閱讀、討論這些文獻，每篇論文又安排兩位研究生校對，最後再由吳佩林核校、統稿。本輯所選篇目，除趙思淵、湯萌與楊培娜、申斌的兩篇文章為首次發表外，其他均為既刊論文（其中鄭振滿先生的訪談為網路發表）。因此，我們在對原論文進行整理時遵循以下原則：（一）除錯別字、繁體字、異體字予以處理外，均原文照錄。（二）已刊論文有重新修訂的，尊重作者意願。（三）在徵得作者同意前提下，對格式進行了統一，如刪除文後參考文獻，統一改為頁下腳註；對原發表於期刊的論文，刪除了中英文摘要、關鍵詞等內容。但對已逝作者的早期專論，其注釋格式尊重原文，不按新標準處理。（四）作者的供職單位和職銜以文章發表時情況為準。

非常感謝所選篇目作者或其後人對我們這次工作的支持，謹致謝意。雖然我們在聯繫作者或著作權持有人上花了不少功夫，但仍有幾位老先生的著作權持有人未聯繫到。我們考慮到他們的文章在我國檔案文獻整理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忍割愛，故冒昧地直接刊出。敬請著作權持有人看到本書後與我們聯繫，我們會及時奉上刊物。

文章來源：《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第三輯）》導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

編排：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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