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繼：從「滬軍都督」到「中華革命黨擎天柱」——黃興與陳其美的恩恩怨怨

黃興與陳其美均是辛亥革命時代的風雲人物，他們兩人的關係經歷_從密切合作到分道揚鑣的演變，這種離合關係的演變在辛亥革命史、中華民國史上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然而，由於種種的原因，學術界對黃興與陳其美的關係一直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1991年，著名歷史學家蕭致治教授主編的《領袖與群倫——黃興與各方人物》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偉人風範》，敘述黃興與孫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蔡鍔等辛亥革命時期四位領軍人物的關係；第三部分《黃興與全國志士》，收錄黃興與胡漢民、陳天華、譚人鳳等五六十人的關係；第三部分《黃興與其他人物》，敘述黃興與譚延閱、汪精衛、李燮和、陳炯明、楊度等人的關係。可以說，與黃興有關係的人物基本上都有了，但偏偏缺了黃興與陳其美一篇。筆者當時翻看這本著作之後心想寫黃興的人際關係怎麼可以不寫陳其美？但筆者轉而一想，蕭教授是國內研究黃興的著名專家，他不可能認識不到黃興與陳其美關係的重要性的，肯定是有意迴避了。然而，歷史事實卻是無法迴避的，不會因為你刻意迴避而消失。研究辛亥革命前後的歷史，如果迴避了黃興與陳其美兩人的關係，好多問題就說不清楚。筆者覺得，黃興生前的興衰成敗乃至身後的榮辱都與陳其美有著不可忽視的關係。鑒於此，筆者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拋棄對歷史人物的好惡感情，對黃興與陳其美關係的演變及其歷史影響進行粗淺的探討，以求教於大家。

一 辛亥革命前後黃興與陳其美的密切合作

黃興(1874-1916)，字克強，湖南長沙人。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協理。黃興成為與孫中山並稱的革命運動領袖。

陳其美，字英士，浙江湖州人。15歲到離湖州不遠的石門縣城內當鋪「善長典」做學徒，一直幹了12年，直到1903年春離開，到上海投奔他的表叔、潮州幫絲綢業資本家楊信之，在楊信之開設的同康泰絲棧任助會計。1906年夏，在三弟陳其採的資助下赴日本留學，初人東京警察學校，後入東斌學校。黃興與陳其美的交往始於何時，現無文字可考。黃興是同盟會的二號領袖，1907年孫中山被迫離開日本後，黃興代理孫中山的職務，主持同盟會的工作。有關著作均說陳其美是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的。這年，李烈鈞與黃郛奉黃興之命召集已經加入同盟會的陸軍留學生建立了同盟會的外圍團體「丈夫團」，參加者30餘人，陳其美不在其列。陳其美因為參加革命較晚，在日本留學期間還是一個名氣不大的人物。筆者估計，陳其美在日本即使沒有與黃興見過面，但一定聽說過黃興的名字，肯定知道他的同盟會領袖身份。1908年，陳其美從日本回到上海。因為他與上海灘上的湖州幫、寧波幫資本家及士紳有同鄉甚至親戚關係，陳其美很快在舊中國最大的碼頭上海站穩了腳跟，並且在上海的青洪幫成員中樹立了某種權威地位。

日本東京的同盟會總部因為領導層意見分歧長期處於渙散地位，宋教仁、譚人鳳等經過長期的策劃後從日本回國，於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取代東京同盟會總部成為領導長江流域革命運動的指揮中心。在上海建立革命組織，陳其美的重要性就凸顯了出來。中部同盟會總會的核心人物是宋教仁。台灣學者王聿均先生形容宋氏「慎思明辨，富於分析力及判斷力，對於問題，往往能視其大全，得其精要，他是一位極富理性、高瞻遠矚的政治家。」

宋教仁之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陳其美了。王聿均先生指出「宋教仁是劃策者,陳其美則是實行家」，「他們兩人實為中部同盟會最重要的人物，也可說是兩大柱石。辛亥革命的參與者對陳其美在中部總會的特殊作用另有更形象的描述：「原來辛亥革命時期的第二流領袖滬軍都督陳其美，是上海青幫的大頭目。上海的戲園裡、茶館、澡堂里、酒樓、妓院里，無論那個角落都有他的黨羽。所以一輩革命同志無論有什麼活動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會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中部總會選舉出的領導人名單是：陳其美為庶務，管理一切不屆其他各部的事務；潘祖彝為財務管理籌款事務；宋教仁為文事，管理參謀、立案、編輯及其他一致事宜；譚人鳳為交通，管理聯絡各等社會及會籍、選舉、糾察、賞恤、通訊等事務；楊譜笙為會計，管理會計收支事務。

《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宣言》指出：「總理暫虛不設，留以待賢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當喜適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黃興獲悉中部總會成立的消息，立即從香港致信祝賀。10月6日，黃興又致函陳其美、譚人風、居正、宋教仁等，要他們吸取廣州起義失敗的教訓，注意純潔組織，防止內奸，並嚴明紀律。信中最後說：「弟必待外款稍有眉目，方能前來。惟才識淺陋，恐不足補其萬一；覺公如鄂事緊要，即不必來港，列公酌而行之，弟必贊同也。」由此可見，同盟會中部總會沒有選舉總理，實際上是對黃興虛位以待，是奉黃興為領袖的。因為中部總會與黃興有密切的聯繫，而與孫中山則並無任何聯繫，而且中部總會公開宣布與孫中山直接領導的南部分會為「友邦」：

陳其美的關係是在這個時候正式建立起來的。在中部總會的領導和推動下，長江流域的形勢發展很快。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與共進會在部總會的推動下，成立了領導起義的統一機構，推蔣翊武為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湖北方面並派居正、楊玉如赴上海採購手槍，並邀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赴武漢主持大計。當時黃興還在香港，武昌起義因突發事件不得不於1911年10月10日提前突發。23日，黃興抵達上海，在陳其美寓所與陳其美、宋教仁等中部總會領導人開會決定：柏文蔚、范鴻仙等前往南京，運動新軍反正；陳其美、楊譜笙等留上海，主持上海起義行動；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赴漢指揮全局。25日，黃興乘坐從上海紅十字會租爿的船前往武漢。

11月4日，光復會與上海商團共同斗光復了上海。11月6日，陳其美與上海紳商及團領袖合謀，以權謀手段剝奪上海光復的最大功臣上海臨時總司令李燮和的權力，以炸彈逼迫紳商與商團領袖承認他為上海最高領導，迫紳商與商團領袖承認他為上海最高領導人——滬軍都督。

陳其美奪取上海這個最大的舞台後，地位更加重要。這個時候，陳其美與在武漢督戰的黃興是相互配合的。特別是在同盟會與黎元洪集團及立憲派、反正舊官僚派、光復會上層等形形色色的反對派勢力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斗中，黃興與陳其美等緊密配合，進行了堅決鬥爭，捍衛了同盟會的領導權。當時，黎元洪集團與立憲派、舊官僚上層合流，企圖以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府為臨時中央政府，奉黎元洪為總統。黃興主張成立孫中山為總統的中央政府，並派專人於11月10日將電稿送至陳其美的滬軍都督府，讓他發電報「催孫中山返國」。11月16日，陳其美髮表通電，公開主張選舉孫中山為臨時總統。陳其美又致電各省都督，稱「大統領一席，非孫中山莫屬。」出了同盟會的主張。12月2日，東南重鎮南京光復，陳其美與宋教仁等當即決議將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由武昌改為南京。當陳其美聽說黃興在湖北督師失利將要來上海時，陳其美立即表示：「克強為革命軍領袖，果來，吾輩當竭誠歡迎之，並以全力擁護之。」12月1日，黃興抵達上海。「英士及上海同志歡迎擁護，一如其育。」陳其美等人主張臨時中央政府設在南京，並由黃興擔任大元帥。這個主張遭到黎元洪集團、立憲派、反正舊官僚、光復會上層等勢力的強烈反對。浙軍參謀葛敬恩回憶說：「革命軍既下南京，革命黨人內部問題不斷暴露。……推舉大元帥一事，一部份人主張推黃興擔任，一部分人則主張推黎元洪，我們浙軍中的將領主張黎的居多。……朱瑞主張就很明朗，我們的司令部因設在省諮議局，來訪的人更是絡繹不絕，都想說服浙軍表示堅強主張，藉以增加自己勢力。袒黃興（亦即袒孫中山）、袒黎元洪，一時鬧的不可開交．光復會分子反對同盟會日益露骨，鼓吹分家，我們成了此等人的對象，」對於這場激烈的大元帥爭奪戰，身臨其境的王有蘭回憶陳其美等人主張臨時中央政府設在南京，並由黃興擔任大元帥。這個主張遭到黎元洪集團、立憲派、反正舊官僚、光復會上層等勢力的強烈反對。在這場艱苦的較量中，陳其美憑藉滬軍都督府的有力地位，堅定捍衛同盟會的主張，大力支持同盟會領袖黃興，成為同盟會方面的頂樑柱。這場鬥爭的最後結果是，黎元洪被推舉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並決定大元帥不能在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時，由副元帥代行職權，基本上實現了由同盟會主導臨時中央政府的目標。12月25日，孫中山自法國巴黎取道香港來到上海，受到陳其美與黃興及各界代表的熱烈歡迎，他們隨即在上海商量成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開會選舉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南京臨時政府時代，黃興與陳其美是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在臨時中央政府內，黃興擔任陸軍部總長兼參謀部總長，實際上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軍政事務。用張繼的話來說是：「總理在臨時總統期內，中央政府的軍政事務是：「總理諸事由克強作主，（孫中山）在臨時總統期內，諸事由克強作主，總理毫未改本來面目在地方，陳其美主持的滬軍都督府則，為各方政治軍事總樞紐」。孫中山甚至稱讚陳其美在上海是「一木之支者」。這個時期，黃、陳兩人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這個時期，黃、陳兩人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1912年6月14日，黃興辭去南京留守府留守職務。8月1日，陳其美辭去滬軍都督職務。9月5日，應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邀請，黃興與陳其美從上海聯袂前往北京與袁世凱相見，共商「國是」，兩人在天津、北京等地逗留了近1個月，共同出席了許多活動。10月5日，兩人又聯袂離開北京南返，這是黃、諸事由克強作主，這是黃陳在一起活動最長的一段時光。

1913年3月20日晚，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裒世凱指使的刺客擊中，因搶救無效，宋教仁於22日晨4時40分在上海鐵路醫院去世。宋教仁在臨終前，陳其美與黃興各執宋教仁的一隻手，再三安慰他：「鈍初！放心，我們要代你報仇的！」宋教仁去世後，嫉惡如仇的陳其美連呼「此事真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陳其美與黃興、譚人鳳，于右任等將宋教仁人殮後，陳其美又與黃興主持稽查宋案兇手。3月22日，黃興與陳其美聯名致函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卜落斯總巡，懸賞白銀1萬元偵緝宋案兇手。一般說來，蓄謀已久的政治謀殺案是難以破案的。袁世凱相信這一點，所以在宋案發生後親自導演了一起賊喊捉賊的鬧劇企圖瞞天過海欺瞞國人。袁世凱未料到，陳其美在上海灘經營多年建立起了廣泛的人脈關係，很快使宋案兇手人贓俱獲，袁世凱主使行兇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二，宋案後黃興與陳其美因意見分歧 終至分道揚鑣

宋案真相大白，國民黨與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的關係徹底破裂。袁世凱凶相畢露，以出賣國家利益為代價從西方列強手中借到2500萬英鎊巨款，準備徹底鎮壓國民黨。國民黨上層領袖面臨生死存亡的艱難抉擇。

得到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正在日本訪問的孫中山於25日回到上海。當天晚上，孫中山、陳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國民黨領袖在上海黃興的寓所商討對策，結果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岐。黃興主張按照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凱。黃興的意見佔了上風，孫中山先發制人的主張被否決。國民黨方面在力爭以法律解決宋案的同時，也並沒有完全放棄軍事上的準備。1913年4月中下旬，國民黨在上海召於第一次秘密軍事會議。孫中山、黃興、陳其美與安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鈞、湖南都督代表周震鱗、廣東都督代表覃鎏欽等參加了會議。孫中山在會上仍主張立即興師討伐，但黃興仍以袁世凱逆跡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軍又甫經裁汰，必須加以整備才能作戰，因而主張稍緩用兵，以觀事變。與會的高級將領均同意黃興的意見，陳其美也傾向黃興的主張。他們認為：「我方兵力不能敵袁，與其速戰失敗，莫若練兵觀變，袁尚不敢過於輕視。」孫中山無法堅持自己的主張。

6月9日，袁世凱悍然下令罷免國民黨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鈞，稍後又相繼罷免了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的職務。袁世凱對國民黨地盤的剝奪，迫使國民黨不得不做出最後的抉擇：是束手待斃還是背水一戰？此時陳其美與孫中山一樣被袁世凱的步步緊逼激怒了。孫、陳均主張不計成敗與袁世凱一決雌雄。孫中山說：「不戰，必然要被消滅；戰成敗未可知。與其不戰而被消滅，不如戰敗而發揚我們的革命精神。」陳其美在上海與日本有吉總領事談話中也表示：「本人自始即持穩健意見，但現若仍舊不作改變，徒自招滅亡而已。……我黨現亦分為穩健、過激兩派，前者恃議會，雖欲成事，亦鮮見成效。即如本人，最近亦至於不得已而與之以過激之說。孫、黃二君多年流浪於外國，實際之見機不敏。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計劃者，孫、黃不過中途返國而已。因而孫此次廣東之行，與其預期相反，因兩三旅團長被收買而喪膽，透露完全失望之口吻。黃則徒然多疑，坐失良機。此無非通曉國內之情況而已。余等實際當事者，尚未至十分悲觀云云。透露無論如何計划進行武裝抵抗之口吻。」陳其美對黃興仍持穩健態度極為不滿，在與有吉總領事談話時，「頻頻謂黃興之徒，名曰自重而遲疑不決，結果誤卻大事。」

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起兵討袁。國民黨經過數月來的痛苦選擇，終於打響了武裝反抗袁世凱的第一槍。至此，黃興已別無選擇。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出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7月18日，黃興委任陳其美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這次討袁戰爭很快失敗。7月22日，袁世凱下令褫奪黃興等3人的榮典軍職。命令稱：「黃興、陳其美、柏文蔚逆跡已著，所有從前所頒榮典軍職一律褫奪。其附逆之徒，該部查明，一律辦理。此令。」同一天袁世凱下令通緝黃興、陳其美、柏文蔚。7月31日，袁世凱懸賞緝拿江蘇、上海的討袁軍將領，袁世凱開出的賞格分別是：黃興拾萬元，陳其美伍萬元，黃郛貳萬元，李書城貳萬元，而且規定「不論生死，一體給賞」。

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領袖流亡日本等地。8月18日，孫中山抵達日本東京。27日，黃興也抵達日本東京。革命失敗了，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以利於今後的革命鬥爭，這是非常必要的。但孫中山在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不顧階級力量對比懸殊等客觀原因，過分強調革命黨人的主觀因素，並由此不恰當地追究黃興的責任，兩人為此產生了嚴重衝突。據說，黃興到日本後第一次前去見孫中山時，即「大被痛罵。」黃興雖然「溫溫自克，不一校」。但自此後，「孫、黃裂痕顯然。」

在關於今後的行動方針上，孫中山樂觀地認為「袁世凱現在表面上雖然氣焰囂張，不可一世，但實際上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因此，他號召革命黨人以激進主義從事「第三次革命」。黃興則認為，「二次革命」時革命黨擁兵數萬，據地數省，尚且失敗；今天亡命海外，「無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進？」黃興認為，此時如果和袁世凱硬拼，只能徒然白白送掉熱血青年的性命，於事無補。因此，黃興主張在革命時機未成熟前應該從長計議。李烈鈞、陳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鈕永建、林虎、程潛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均，贊同黃興的緩進主張。關於國民黨存廢問題，孫中山稱：「國民黨已成一盤散沙，黨員不聽號令，這個黨我不要了。」他要解散國民黨，組織中華革命黨。黃興不同意解散國民黨，主張對國民黨加以整理。孫、黃各執一詞，形成僵局。

孫中山不顧黃興等人的反對，決定拋棄國民黨，組織中華革命黨。孫中山提出三條建黨方針，（一）改變不服從領袖的心理，絕對服從黨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組織變得嚴密起來，團結起來；（三）把黨內一切不革命分子、不純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1913年9月27日，孫中山親自擬定了入黨詞，嚴格規定：凡欲加人中華革命黨者，無論其在黨的歷史及資格如何深久，皆須重新填寫誓約，井加按指模以示堅決。孫中山解釋說：「立誓約，訂新章，一切皆有鑒於前車，而統一事權、服從命令為主要」，而要入黨者在誓約上捺指模，是為了克服異黨人據，以偽亂真的現象，同時也表示加入革命的決心。孫中山的主張得到了陳其美，戴季陶等激進分子的堅決支持。10月3日，陳其美抵達日本東京。10月7日，陳其美偕戴季陶等進見孫中山，兩人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陳其美認為：「二次革命之發生，由於第一次革命之敷衍妥協，而第二次革命之失敗，由於我黨之不統一。其原因皆由渚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後之進行，須鑒前車。欲革命之能達目的，非此不可。

見當天，即由孫中山擔任介紹人兼主盟人，陳其美與戴季陶、田桐、范光啟等加入中華革命黨。

陳其美對黃興在「二次革命」中的遲疑不決本來已很不滿，對於孫、黃的爭論，陳其美毫不保留地站到了孫中山一邊，成為孫中山最堅定的擁護者和支持者，他「力排眾議，主亟進」。他還「到處奔走，要大家贊成，凡不贊成加人的同志他就大肆攻擊。」陳其美的這種激進態度徹底堵死了孫中山與黃興之間妥協調和的可能，處境尷尬的黃興不得不於1914年6月30日離開日本這個是非之地，準備前往美國、歐洲考察，讓孫中山、陳其美放手去實施他們的第三次革命計劃。至此，黃興與陳其美終於分道揚鐮。有學者指出，二次革命失敗後陳其美之所以成為孫中山激進路線的堅定支持者，就在於他們有著相同的政治風格。「孫中山總是喜歡冒險，他相信冒險可以創造機會。陳其美也喜歡冒險。他在北京時，在國民黨議員的歡迎會上曾表示，自謂夙性冒險，故十年來破壞有餘，今後敬與同黨諸公當仍策力從事建設。建設不成，他就重新走上冒險的革命道路，同黃興的穩健拉開了距離。」7月18日，中華革命黨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孫中山任總理，陳其美任總務部部長，在黨內地位僅次於孫中山。在孫中山授意下，陳其美於1915年2月4日寫了一封4000餘字的信寄給在美國的黃興。這封信的主旨，是要黃興無條件地服從孫中山的領袖權威革命需要有權威的領袖。但是，領袖權威的建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它需要有群眾基礎，需要有成功的事迹表現，領袖需要在實際鬥爭中有比一般幹部高明的事實表現。陳其美在信中說：「中山先生之智識，遇事燭照無遺，先機洞若觀火」。這樣的話未免離事實太遠。陳其美企圖以簡單的方式來樹立孫中山的權威地位，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陳其美這封信成為20世紀初鼓吹政黨領袖獨裁與黨員幹部盲從領袖的第一份歷史文獻。

中華革命黨時代，孫中山、陳其美等繼續沿用辛亥革命時代的舊模式，一味地寄希望於以單純的軍事冒險以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這樣的路線策略是不可能成功的。黃興看到了反袁與反清的不同，他堅決反對這種飛蛾赴火式的單純軍事冒險去從事反袁，應該說是正確的。

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在上海租界被袁世凱指使的特務刺殺身亡。黃興獲悉陳其美遇難後，不計前嫌，立即給孫中山發去唁電。8月13日下午，由孫中山、黃興等63人發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尚賢堂隆重舉行「陳英士先生暨癸丑以後殉國諸烈士追悼大會。孫中山因病未能出席，大會由黃興主持並致詞。黃興指出：「有諸烈士之犧牲其身，而後能再造民國；今後亦須有犧牲之精神，而後能使民國鞏固。」黃興還寫了兩副輓聯追悼陳其美。多年奔走革命積勞成疾的黃興在上海病逝。隨著陳其美、黃興相繼去世，兩人的是非恩怨，歷史作用將留待後人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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