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昌洪 陶季邑：辛亥革命時期的黃興與胡漢民

原標題：嚴昌洪 陶季邑：辛亥革命時期的黃興與胡漢民

「同心齊為國，奮翮共摩天。」

這是長沙嶽麓山黃興墓廬景烈亭上的一副對聯，用來形容辛亥革命時期黃興與胡漢民( 1879-1936)的親密關係，是十分恰當的。一位英年早逝位後來成為國民黨右派首領，他們當年的戰鬥情誼也許因時間的流逝和人事的變遷而失去某些動人的光澤。但是，他們同心協力，互相配合，共謀革命，共建民國，為實現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崇高理想所共同作出的巨大貢獻，將永遠彪炳於史冊。

從陌生同學到親密戰友

黃、胡初識，當在1902年5月，他們幾乎同時東渡扶桑，進入日本弘文學院師範科學習。雖同屬官費派遣的留學生，但由於兩人分別隸籍湘、粵，且黃興比胡漢民年長5歲，他們之間少有過從。兩個多月後，胡漢民因抗議成城學校入學事件憤而退學歸國；此後黃興被推選為中國留學生會館評議員，參與發刊《遊學譯編》，協助創辦《湖北學生界》，在拒俄運動中曾充學生軍射擊教練和軍國民教育會的歸國運動員，成為留學生運動中一名活躍分子的種種情形，胡自然是無從了解的，以致他在多年後回憶當時對黃興的印象時認為，「黃則未嘗有所表現」。事有巧合。在先後歸國一段時間後，1904年冬天，二人又接鍾來到日本。此時的黃興已令同學刮目相看。他因回國從事反清革命的實際運動而受到進步留學生的敬佩和推崇，很快成為留日學生的領袖、孫中山組建全國革命團體的主要同盟者。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黃興成了會中地位僅次子總理孫中山的第二號人物（執行部庶務，居協理地位）。胡漢民由於跚跚來遲，且無所表現：僅做了評議部的一名評議員。但胡在會中的實際地位迅速上升，這是因為孫中山和黃興都給了他表現自己才華的機會。在同盟會本部秘書馬君武因考入京都工科大學學習而辭職後，孫中指定胡漢民繼任秘書職務，掌管機要文件，協助處理本部日常事務。這一機遇使胡得以接近同盟會領導層：他日後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黃興的親密戰友，這是一個重要的基礎。

黃興給予胡漢民的機會是《民報》的創刊。那天，同盟會成立大會進行正酣，黃興高聲提議，將華興會系統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交給同盟會作為機關刊物，該雜誌是黃興、宋教仁等人在東京創辦的。這一慷慨的建議立即得到全體與會者的贊成。由於該雜誌因有宣傳革命的激進言論遭到日本當局的取締，孫、黃便採納胡的建議，改刊名為《民報》，並根據胡的文字能力和當過廣州<嶺海報》編輯的經歷，推定他為《民報》編輯。此後，他以「漢民」的筆名發表多篇重要文章，「漢民」之名，見於世上自此始。基於以上事實，可以說，黃興不僅為同盟會創造了。個理論宣傳的陣地，而且還為胡漢民撰文闡釋孫中山的三民民主義，在理論戰線上嶄露頭角提供了舞台。黃興不是一個理論家，他可能始終未給《民報》寫過一篇文章，但他卻為同盟會的理論宣傳工作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貢獻。1906年12月2日民報創刊周年紀念慶祝大會由黃興主持，胡漢民記錄、報道。這樣一種安排，正反映了二人在《民報》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黃興和胡漢民由弘文學院互相不甚熟悉的同學終於成了朝夕與共的革命同志。他們在同盟會中的重要地位使孫中山得以倚為左右手。在革命事業的分工中，黃興是帶兵打仗的軍事家，胡漢民則是以筆為槍的宣傳家，一文一武，遙相呼應，在同赴武裝鬥爭的時候，黃興是前敵總指揮，而胡漢民則是後方總糧台，一前一後，配合默契。他們的關係，用胡漢民的話說，是共過多年患難的，在黃興看來也有如「刎頸之交」。兩人雖同為民國建立前後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但在孫中山的事業中所起的作用不盡相同：黃興是同盟會孫——黃軸心中可與孫抗衡的另一端，是孫中山「安危終須仗」的合作者；胡漢民始終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一位不可缺少的心腹幕僚長。他們三人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在同盟會領導層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即胡漢民在孫、黃髮生齟齬時，可在他們之間起緩衝作用，在孫、黃謀求和解時，又可充當橋樑。

比如說，1907年春上，同盟會領導層中發生了旗式之爭，由於孫中山反對為黃興所贊成的井字旗方案，而堅持以青天白日旗作為同盟會的革命旗幟，黃興差一點「怒而退會」，與孫「斷絕關係」。後來黃興從，「黨與大局」的利益考慮，勉強服從了孫中山的意見。胡漢民在這場危機中，正起到了調和孫、黃的作用。黃興不同意青天白日旗方案，表面理由是「青天白日的設計不美，並與日本國旗過於相似矽，而深層的原因則在於反對孫中山「借旗幟表現自我、居功自傲的做法，這在當著孫的面是不便提出來的。黃興就通過胡漢民把自己的保留意見轉達給了孫中山。他在給與孫同行的胡漢民的信中說：「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須執著第一次起義之旗？」而孫中山又正是通過胡漢民、汪精衛去繼續勸說黃興，用胡的話說就是「力為克強解譬」，黃以後才「不復言」。胡漢民在其間採取了中間調和的態度，既贊成用「嘗有為之流血之革命旗」，又贊成黃興「成功不居」之說，認為黃「持義頗高，此意不因所爭而廢」。這種態度使他能居間疏通，緩和了孫、黃矛盾，避免了同盟會因兩位領袖的分歧而趨於瓦解。

通過此事，胡漢民對黃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知道他是一個顧全大局的人。所以在後來的《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事件中，黃興拒絕散發該意見書，並寫信給李燮和為孫中山辯誣，寫信給孫中山重申對他的支持和擁戴。凡此一切，在胡漢民看來，「皆非為中山個人，實為大局」。故胡漢民對黃興的評價是：「性素敦厚」，「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處世接物，則虛衷縝密，轉為流輩所弗逮」。

從防城起義到黃花崗之役

黃興與胡漢民「共患難」、「刎頸交」的革命情誼，更突出的是表現在二人共同組織和領導的武裝起義之中。

1907年春，孫中山帶著胡漢民來到河內，建立革命機關，策劃在兩廣發動武裝起義。但胡漢民一介文弱書生，焉能帶兵打仗？後來的鎮南關之役就證實了這一點。斯時，黃興和胡漢民在孫中山率領下，皆親臨前敵，而胡由於身體贏弱和睏倦竟暈倒在路上。所以，孫中山早在到達河內不久，就召來了黃興。他派黃潛入內地，運動清軍，或奔赴前敵，指揮民軍，派胡漢民來往於河內、香港間，擔任籌餉運械，支援前線的任務。他們的分工合作是從防城之役開始的。1907年9月，黃興潛入欽州清軍統領郭人漳營中做策反工作，而孫中山、胡漢民坐鎮河內，運籌帷幄。1908年春，孫中山被法國殖民當局．逐出安南，臨行時將繼續發動粵、桂、滇三省邊境起義的重任交給了黃、胡二人，他們的分工仍然如此，黃興在欽、廉、上思，親上前線，率軍轉戰，威名大著；胡漢民則在河內兼顧欽州和河口兩方面的聯絡和支援工作，因兩軍給養和薪餉弄得疲於奔命。在那戎馬倥傯的歲月里，胡漢民對黃興關懷備至，又是勸黃興提防郭人漳變卦，以免上當；又是要黃興認真學好廣東話，以便在兩廣活動時得以掩護。然而，黃興為革命置生死於度外，胡的勸告對他並未發生多大影響。他仍然再次去到郭人漳處，在郭人漳變卦時幾乎吃虧。有趣的是，黃興以為廣東話容易學，沒有下功夫，結果在後來從河口前線返回時，終因冒充廣東人被法警識破而逐出安南。

在代表孫中山策划起義的過程中，胡漢民和黃興之間還表現出無比的信賴。欽廉上思之役失敗後，胡漢民一度以為黃興已經罹難，十分悲痛。後見黃興安然無恙地回到河內，高興之情，無以言狀。當時，黃明堂、王和順在雲南河口已發動起義。胡漢民事先已感到黃，王二人難成大事，便電請孫中山「速令克強出統其軍，更使知軍事之同志，助之指揮，庶可進戰？」在起義過程中，黃、王兩部因糧彈不濟、行動遲滯，更是需要黃興這樣一位富有經驗的革命領袖親臨指揮。所以在黃興從欽州敗退下來，喘息未定，即被胡推到了河口第一線。胡在為河口起義事致孫中山的信中，把「今又有黃克強兄之學識經驗，而為統籌，人才眾多」作為「雲南全局可圖」的重要條件之一。黃興亦欣然應命，「精神充足，殊無鞍馬之勞」，立刻動身去河口，使胡欣慰地認為有黃「親行督師，士氣更當百倍也。」然而河口之役卻因主客觀原因而失敗了。從指揮策應的角度來看，胡漢民在處置上失誤頗多。首先，對黃明堂、王和順既說了「軍餉不足慮」的大話，待黃、王要求預發軍餉三萬元時又拿不，致失信於前線將士，使他們按兵不肯進。後來請黃興馳赴前線督師，想用革命領袖的權威來指揮部隊，卻又未授給黃興委任狀，以致黃興到了前線，將士仍多不用命。譚人鳳多年後還對此憤憤不平，說「河口之敗，吾不得不歸罪於漢民」。然而「性素敦厚」的黃興，卻從未說半句埋怨的話。

黃、胡二入同心協力，互相配合，共謀革命的合作關係，在黃花崗之役發展到巔峰，他們二人參與了從謀劃該次起義到善後的全過程。1910年11月13日，他們一同應召出席了孫中山在檳榔嶼召開的秘密會議，並接受了重要任務，擬先在廣州發難，然後由黃興、趙聲等率兵北上，會師南京後即行北伐，直搗黃龍。

黃興

黃興返港後立即組成了統籌部，他與趙聲分任正、副部長，負責領導起義的一切事宜，胡漢民主要擔任在西貢、暹邏等地向華僑籌款，行前他向黃興表示：「誓死必得款相助，」返回香港後負責主持秘書課工作，掌管起義所需一切文件，實際亦是義領導人之一，如加拿大城多利埠致公堂等海外僑胞寄來資助款項，就都是以黃、趙、胡三人名義聯名致函予以表彰的。起義發動後，黃興親率敢死隊攻打督署，趙。胡也應黃興之召趕赴廣州，準備參加戰鬥，僅因起義先已失敗而未能一展抱負。

起義失敗以後，黃、胡之間發生了一場爭吵。黃興認為胡漢民之堂弟胡毅生在起義中「捐械不與，居心莫測」，所主張任用的陳鏡波「實為大偵探」，因此有向胡毅生等人大興問罪之師的表示。胡漢民覺得黃興指斥胡毅生不僅使其堂弟「負不白之冤」，而且還有損自己的名譽，遂力為胡毅生辯護，並反譏黃興「成則歸功於己，敗則諉罪於人，庸非笑話？」胡漢民氣得「諸事不理」，黃興則表示「以後再不問黨事」，兩人曾一度避不謀面，此次失敗，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損失，同盟會精華損失殆半。不論是黃興還是胡漢民，心情都十分沉重，態度亦不夠冷靜，匆忙中草率地追究失敗的責任，顯然不夠妥當，難免有激憤之言，不實之詞，甚至傷害同志。然而，二入畢竟是多年患難與共的戰友，不久以後，又攜手合作，共同處理善後事宜，聯名寫信向海外捐款華僑報告起義經過情形。在總結經驗教訓時，黃興不再強調胡毅生等人的責任，兩人在信中誠懇表示：「謀之不臧，負黨負友，弟等之罪，實無可辭，」黃興以暗殺為諸烈士報仇的打算也得到胡漢民的支持，兩人共同指揮了對清廣東水師提督李准、新任廣州將軍鳳山的狙擊行動。

胡漢民在多年後對黃花崗起義作了如下的評價：「然為義而動，有進無退，諸烈士甘死如飴，至不復有成敗利鈍之見，以表示革命黨犧牲偉大之精神於天下。時移代異，猶足使人感念不忘，頑廉懦立，而況於當時？由是而滿廷上下，震恐失措，民眾萬萬，愈有『曷喪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應，則正以三月二十九之役為之先聲。故從革命總體為之衡量，此役雖失敗，而其功乃較戰勝得地者百倍過之，今日已可定論矣。」這既是對黃花崗諸先烈革命精神的頌揚，也是對這次起義的領導者和直接指揮者黃興的表彰。

孫中山所稱「十次革命」，黃、胡二人共同參與組織．領導和指揮的起義便佔了六次之多，他們是孫中山和同盟會武裝反清路線的主要執行者，是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

從共建民國到分道揚鑣

武昌起義爆發後，黃興看到「懷錐不遇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的新形勢，迅速北上，經上海抵達武漢，參與陽夏之戰的領導與指揮。胡漢民本擬與黃興一同北上，只是由於從西貢返回香港晚了一步，黃興先走了，才沒有成行。在前此多次武裝鬥爭中互相配合，並肩戰鬥的兩位戰友這一次卻暫時分手了。

但是，他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黃興不論是在漢督師，還是在滬籌組臨時政府時，都深感缺少胡漢民臂助的遺憾。他在武漢時曾致電胡漢民，向其傾訴心中對武漢保衛戰前途的憂慮，後到上海，亦連電己任廣東都督的胡漢民，請調兵會合北伐和來寧組織臨時政府，「主持一切」。這「主持一切」四字，包含了黃興對胡漢民多少殷切的期望。

在籌組全國性臨時政府的過程中，黃興先被各省代表聯合會推為大元帥，後因一部分代表的反對和黃自己的力辭，又改為副元帥。胡漢民在廣州對各省代表任意擺布革命黨領袖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儘管黃興連副元帥也拒絕接受，但胡漢民在孫中山歸國前一直把黃作為全黨領袖、籌組中的臨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來尊重，不僅堅持在電文中稱黃興為「大元帥」，而且有關出師北伐等重大問題也直接向黃請示。

孫中山的歸國打破了組織臨時政府的僵局，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了。由於孫中山在武昌起義前後與國內的事態發展沒有緊密的聯繫，他在政府甲的地位本來是不夠穩固的。然而孫中山得到其親密戰友黃興和得力助手胡漢民的支持和輔佐。黃興被任命為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各部之組織多採納他的意見，「軍事全權，集於一身，雖無內閣之名，實備部之領袖也。」

胡漢民則被孫中山任命為總統府秘書長，他認真負責，處事公允，深得中山信任，許多公事直接由其辦理，以致外間傳言，胡漢民成了「第二總統」。

胡漢民

黃、胡二人不僅為孫中山分擔了大量的軍國大事，而且在孫中山行政上遇到麻煩時，他們又極力排除阻力，為其排憂解難。如推選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主張定都南京，但因同盟會籍參議員多不支持，議案被臨時參議院否決。黃興，胡漢民堅決擁護．孫中山的主張。依參議院法，須政府再交院議，始能推翻原案，黃興十分氣憤，認為同盟會應統一認識，「黨中不應有異議」，並揚言，「政府決不為此委曲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黃興-此言雖然粗暴，甚至有悖法制精神，但卻表現了他維護孫中山正確主張和黨內統一意志的真誠願望，胡漢民沒有這樣的氣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參加了這場鬥爭。那天正值孫中山前往明孝陵致祭，胡稱病不去，卻在家草寫文書，按法定程序，以臨時大總統和政府名義交參議院再議，待孫中山從明孝陵返回時，此事已妥善解決。黃，胡二人以各自的方式、默契配合，使孫中山的主張得到貫徹。

當黃興遇到麻煩時，胡漢民也一樣為其排解。黃興作為陸軍總長，要給那麼多軍隊發餉；但臨時政府財政困難，他商得孫中山同意，打算將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以便得到一筆巨款來濟燃眉之急。這舉措顯然失當，馬上遭到各方反對，實業總長張謇竟以辭職表示抗議，弄得孫．黃十分尷尬。胡漢民向張謇寫信為黃興辯解道：「自一月以來，見克強兄以空拳支拄多軍之餉食…寢食俱廢，至於吐血。度其急不擇蔭亦非不知。今已成事，惟祈先生曲諒。……惟在察彼所為，是否私利。……其事非常，其咎或可恕耳。」短短几句話，充分體現了胡漢民對黨的領袖的維護和對戰友的理解與體諒。

黃興和胡漢民就是這樣團結在孫中山周圍，共同為締造和鞏固新生的中華民國作出了貢獻。

這裡值得提出的是，在十多年以後，胡漢民不僅在其《自傳》中稱黃興在民國初年「政見日益右傾」，與宋教仁等成為「右派」代表，而且還公開聲稱：「兄弟嘗拿陳英士先生和黃先生比，以為在辛亥以前，克強先生的革命精神，英士先生及不到他十分之一；而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克強先生實在夠不上英士先生革命精神的十分之一」。其根據是，「克強先生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後，以為宋先生（按指宋教仁）、的主張很對，同志們不要再備嘗艱苦，冒萬險去革命了。他看到中國國民已很苦，如果再革命，怕要受不起；以後要天下太平，只要我們把國會拿到手，無論多少個袁世凱都是有辦法的。」他的這種看法，給了後世研究民初政局者較大影響，黃興頭上「右派首領」、「右翼領袖」之類帽子的最初製造者大概就是胡漢民了。如果說，「右傾」指的就是放棄武裝鬥爭，向袁世凱和舊勢力妥協的話，那麼，民國初年日益「右傾」的又豈只是黃、宋呢？其實，他們組織國民党進行議會鬥爭，希望把國會拿到手，以便對抗袁世凱的主張，與胡漢民力勸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且指望日後可用《約法》來約束袁世凱的做法，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民國初年許多革命黨要人的政見都是「日益右傾」的，這是中國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的集中表現，也是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氏對故人的批評未免太苛刻了。

再看「二次革命」中，黃、胡二人在主張，法律倒袁方面也是一致的，胡漢民甚至走得更遠。到武力討袁時，胡的表現還不及「右傾」的黃興。1913年3月，宋教仁案發生後，孫中山出於對袁的義憤，主張立即興兵討袁。黃興從當時力量對比的不利形勢出發，主張先以法律手段倒袁。當黃興電詢胡漢民意見時，這位一向緊跟孫中山的孫氏心腹回電也贊成法律解決，他還復電各方表白自己，「尊重法律」、「純主法律解決」的誠意：不過，後來袁世凱大兵逼來，要徹底消滅南方革命黨人的狼子野心暴露以後，黃，胡二人終於丟掉幻想，與孫中山一道舉起了武力討袁的旗幟：黃興於1913年7月15日在南京起兵討袁，指揮贛寧之役的江寧方面戰事，胡漢民則經香港來到上海，積極協吩孫中山策劃討袁方案，甚至還準備與孫一同親赴廣東直接領導討袁鬥爭。他們畢竟都保持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戰鬥精神和革命氣節，為挽救革命的失敗而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這是黃興、胡漢民並肩站在同一條戰壕里所進行的最後一場鬥爭。此後，隨著孫中山與黃興在中華革命黨問題上的不同意見，黃、胡二人也就分遭揚鑣了。

本來，胡漢民是同意黃興的觀點的，即不贊同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時所採用的「附從孫先生革命」和蓋指模等方式。他也曾做工作勸孫中山修改誓詞，但未能奏效。像往常一樣，黃興又是將自己的見解向胡漢民陳述，請胡規勸孫中山改變方式，因為他認為「漢民在中華革命派中非其所主張也」。胡漢民受託後，約請居正，田桐等商議，提出將誓詞中「附從孫先生」改為誓服從中華革命黨之總理」的折衷方案，並得到孫、黃首肯。但由於此時孫中山的另－心腹助手陳其美的堅決反對，孫中山又堅持原議，使胡漢民這次調和孫、黃矛盾的努力化為泡影。經孫中山登門動員，胡漢民終於站到孫中山一邊去了。

此後，黃、胡二人，一位息影美國，一位在日本和國內參加中華革命黨的鬥爭，兩人關係疏遠了。而且黃興逝世較早，使二人失去溝通的機會，以致胡漢民在黃興逝世後，發表了一些批評黃興的言論，如1929年5月2日，胡氏在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生演講時說道： 「那時宋先生已死，大家以為總理要改組本黨是不成問題的了。不料黃克強先生忽然又持異議，憑空生出阻礙來。凡諸位先烈不可及的地方，我們不能不景佩，但他們因思想錯誤而攪到不能同總理一致的地方，我們也不能不認識，否則略有顧忌，略有趨避，就算不得是革命者的態度了。」他還說黃興始終不來參加中華革命黨，他再三去勸，促其覺悟，黃終於不聽，終於不肯來。他甚至批評說：「克強先生的思想終於未能遠大而透徹，明知革命所以為國，明知救國以後就要建國，但是怎樣才是我們理想的國家，怎樣才能達到這種理想，在克強先生的腦海中，就沒有把握了。凡思想不夠，信仰不堅的人，對於目前的環境與事實，必多遷就，因其遷就，更生動搖，對於夠而且精的思想的表現，自然感覺太高了。孟子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克強先生的行為，完全為思想所累，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不厭其煩地摘引胡漢民對黃興的大段微詞，無非是耍說明：在中華革命黨問題上，黃、胡分遭揚鑣，正是他二人人格氣質存在差異的必然結果。黃興在與孫中山團結合作的過程中，既一貫尊重並維護孫的領袖地位，又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主義所在，不願變換手段以苟同於人，對孫中山的錯誤、缺點和弱點，從不盲從，對孫中山的專斷作風、固執態度，時有抗爭。在中華革命黨問題上，他認為孫中山違反了自己十餘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不符合民主革命精神，不憚赤誠相見，終至分道揚鑣，雖以人之如何毀傷，亦不稍為之動？。而胡漢民正缺乏這種精神，他忠於孫中山，不願背離孫中山的路線，即使有自己的見解也要壓抑起來去服從孫中山，最後走到在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中「獨尊孫中山」的地步。他以人劃線，為說明與孫中山不一致的人就是思想錯誤，信仰不堅，竟不惜在故友黃興身上大潑髒水，胡漢民的這種思想方法和品質是極不可取的。

這恐怕是我們研究黃興與胡漢民關係時應汲取的一種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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