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拉斯：身體的這種實在的孤獨成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獨

「在我孤獨的這個最初時期，我已經發現我必須寫作。」

寫作

[法]瑪格麗特?杜拉斯

桂裕芳譯

序：

沃維爾的事件，我取名為《年輕的英國飛行員之死》。最初我講給伯努瓦·雅科聽，他當時來特魯維爾看望我。他想到拍一部片子，讓我講述這位二十歲的年輕飛行員之死。於是他拍成了。攝影師是卡羅琳·尚珀蒂埃·德·裡布，錄音師是米歇爾·維奧內。地點是我在巴黎的寓所。

片子拍完以後，我們就去到我在諾弗勒堡的別墅。我談到寫作，我試圖談論這個：寫作。於是出了第二部片子，拍攝與製片仍是原班人馬——國家視聽學會的西爾維·布呂姆和克洛德·吉薩爾。

取名為《羅馬》的這篇文字最初是一部片子：《羅馬的對話》，它是應朋友焦瓦內拉·扎諾尼之邀而攝製的，由義大利廣播電視台資助。

瑪格麗特·杜拉斯

一九九三年六月於巴黎

第一部分

寫一些我尚未知的書

我在房屋裡才獨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內。花園裡有鳥，有貓。有一次還有一隻松鼠，一隻白鼬。我在花園裡並不孤單。但在房屋裡卻如此孤單，有時不知所措。現在我才知道在那裡待了十年。獨自一人。為了寫書，書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當時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樣。這是怎樣發生的？該怎麼說呢？我能說的只是諾弗勒堡的那種孤獨是被我創造的。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裡我才獨自一人。為了寫作。但不像此前那樣寫作。為了寫一些我尚未知的書，它們永遠不由我或任何人決定。我在那裡寫了《勞兒之劫》和《副領事》。後來還有別的書。我明白我獨自一人與寫作相伴，獨自一人，遠離一切。大概長達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計算寫作的時間或任何時間。我計算等待羅貝爾·昂泰爾姆和他妹妹瑪麗－路易絲的時間。後來我再未計算過任何東西。

《勞兒之劫》和《副領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寫成的，房間里的藍色衣櫥可惜現在被年輕的泥瓦工毀了。那時我間或也在這裡，在客廳的這張桌子上寫作。

我保持著頭幾本書的那種孤獨。我隨身帶著它。我的寫作，我始終帶著它，不論我去哪裡。去巴黎，去特魯維爾。或者去紐約。在特魯維爾我決定勞拉·瓦萊里·施泰因將發瘋。揚·安德烈亞·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魯維爾出現在我眼前的，難以忘卻。這是在一年以前。

寫作的孤獨是這樣一種孤獨，缺了它寫作就無法進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蒼白無力地去尋找還有什麼可寫。它失血，連作者也認不出它來。首先，永遠別將作品向秘書口述，不論她多麼靈巧，在這個階段也永遠別將它交給出版商審讀。

寫書人永遠應該與周圍的人分離。這是孤獨。作者的孤獨，作品的孤獨。開始動筆時，你會納悶周圍的寂靜是怎麼回事。你在房屋裡走的每一步幾乎都是這樣，不論在白天什麼鐘點，不論光線強弱，是室外射進的光線還是室內的白天燈光。身體的這種實在的孤獨成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獨。我不曾對任何人談到這點。在我孤獨的這個最初時期，我已經發現我必須寫作。我已經被雷蒙·格諾認可。雷蒙·格諾的惟一評價是這句話：「別做其他事，寫作吧。」

寫作是充滿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無比喜悅。我寫作。寫作從未離開我。

男人們忍受不了寫書的女人

我的卧室不是一張床，不論是在這裡，在巴黎，還是在特魯維爾。它是一扇窗子，一張桌子，習慣用的黑墨水，品牌難尋的黑墨水，還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習慣。無論我去哪裡，我在哪裡，習慣不變，甚至在我不寫作的地方，例如飯店客房，我的手提箱里一直放著威士忌以應付失眠或突然的絕望。在那個時期，我有情人。沒有任何情人對我是少有的事。他們努力適應諾弗勒的孤獨。它的魅力有時使他們也寫書。我很少將我的書給情人看。女人不應將寫的書給情人看。我當時寫完一章就向他們藏起來。我真是這麼做的，我不知道當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時，有什麼別的做法或者在別處會怎麼做。在這種情況下，你也應該向情人隱瞞對丈夫的愛。我對丈夫的愛從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這個。

這座房子是孤獨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條街，一個廣場，一個很老的水塘和村裡的學校。池塘結冰時，孩子們來溜冰，於是我無法工作。這些孩子，我隨他們去。我監視他們。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監視這些孩子，他們像所有的兒童一樣不聽話，玩得發瘋。而每次她們多麼害怕，害怕至極。多深的愛。

你找不到孤獨，你創造它。孤獨是自生自長的。我創造了它。因為我決定應該在那裡獨自一人，獨自一人來寫書。事情就是這樣。我獨自待在這座房子里。我將自己關閉起來——當然我也害怕。後來我愛上了這房子。它成了寫作之家。我的書出自這座房子。也出自這種光線，出自花園。出自水塘的這種反光。我用了二十年才寫出剛才說的這些。

你可以從房屋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是的。你也可以來回走。此外還有花園。那裡有千年古樹和仍然幼小的樹。有一些落葉松、蘋果樹，一株胡桃樹、一些李子樹、一株櫻桃樹。那株杏樹已經枯死。在我的卧室前有《大西洋人》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一棵柳樹。還有郁李樹，鳶尾。在音樂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是迪奧尼斯·馬斯科洛為我栽下的。

我首先為房子配備了傢具，然後僱人粉刷。然後，也許在兩年以後，我開始在這裡生活。我在這裡完成《勞兒·瓦·施泰因》，在這裡和在特魯維爾海邊寫出了結尾。獨自一人，不，我不是獨自一人，當時有一個男人在我身邊。但我們彼此不說話。我在寫作，所以必須避免談論書籍。男人們忍受不了寫書的女人。對男人來說這很殘酷。這對大家都很困難。除了羅貝爾·A。

然而在特魯維爾有海灘，大海，無邊無際的天空，無邊無際的沙地。這裡就是孤獨。在特魯維爾我極目注視大海。特魯維爾是我整個生命的孤獨。我仍然擁有這種孤獨，它在這裡，在我周圍，不會被攻破。有時我關上門，切斷電話，切斷我的聲音，再無所求。

我可以說想說的話，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為什麼寫作又怎能不寫作。

有時當我獨自在這裡，在諾弗勒，我認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氣片。我記得暖氣片上曾經有一大塊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車駛過。

兩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當我獨自在這裡時，我不彈琴。我彈得不壞，但很少彈，我認為我獨自在房子里，身邊無人時不能彈琴。那是很難忍受的。因為那突然具有了一種意義，而在某些個人情況下只有寫作才具有意義，既然我從事寫作，我在實踐。而鋼琴卻是仍然無法企及的遙遠物體，對我而言永遠是這樣。我想如果我作為專業人員彈鋼琴，我就不會寫書。但我不敢肯定。也許這話不對。我想我無論如何會寫書，即使同時彈琴。不堪卒讀的書，但十分完整。它遠離語言，就像未知的無對象的愛。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愛——兩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孤獨也意味著：或是死亡，或是書籍。但它首先意味著酒精。意味著威士忌。至今為止，我從來不曾，的確是從來不曾，除非是很遙遠的過去……從來不曾寫書時有頭無尾。我寫書時，書已經成了我的生存目的，不論是什麼樣的書。在哪裡都是這樣。春夏秋冬都是這樣。這種熱情，我是在這裡，在伊夫林省的這座房子里體驗到的。我終於有所房子可以躲起來寫書。我想生活在這所房子里。在那裡幹什麼呢？事情就這樣開始的，像是一個玩笑。我心裡想，也許我能寫書。我已經開始寫後來又放棄了，連書名也忘了。《副領事》不是。我從未放棄它，現在還常常想到它。我不再想《勞兒·瓦·施泰因》。誰都無法認識她，L．V．S．，你我都不。拉康對此說的話，我始終沒有完全明白。拉康使我不知所措。他的這句話：「她肯定不知道她在寫她寫的東西。因為她會迷失方向。而這將是災難。」這句話成了我的某種原則身份，某種女人所完全無緣的「說話權」。

身在洞里，在洞底，處於幾乎絕對的孤獨中而發現只有寫作能救你。沒有書的任何主題，沒有書的任何思路，這就是一而再地面對書。無邊的空白。可能的書。面對空無。面對的彷彿是一種生動而赤裸的寫作，彷彿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我相信寫作中的人沒有對書的思路，他兩手空空，頭腦空空，而對於寫書這種冒險，他只知道枯燥而赤裸的文字，它沒有前途，沒有迴響，十分遙遠，只有它的基本的黃金規則：拼寫，含義。

第二部分

處處都是無聲的呼喊

《副領事》這本書里處處都是無聲的呼喊。我不喜歡這種表達法，但當我重讀時我又發現了這個或類似的東西。的確，副領事每天都在呼喊……但從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他喊叫，正如人們每天祈禱一樣。的確，他大聲喊叫，在拉合爾的夜晚，他朝沙利瑪的花園開槍，他要殺人。殺人，不管殺誰。他為殺人而殺人。既然不論是誰，那就是解體中的整個印度。當他在荒寂的加爾各答黑夜裡獨自一人時，他在官邸里喊叫。他發狂，聰明得發狂，這位副領事。他每夜都槍殺拉合爾。

我從未在別處與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員、天才的米歇爾·隆達爾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見到副領事。對我來說，我這位朋友仍然是法國駐拉合爾的副領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領事是我信賴的人。副領事的喊聲，「惟一的政治」，也是在這裡，在諾弗勒堡錄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這裡。她，A．-M．S．，安娜-瑪麗亞·加爾迪。演她的是德爾菲·塞里。影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哭。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義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難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會出現一個時刻，我想是命定的時刻，誰也逃不過它，此時一切都受到懷疑：婚姻、朋友，特別是夫妻兩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遠也不受懷疑。這種懷疑在我周圍增長。這種懷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獨所擁有的懷疑。它出自孤獨。已經可以使用這個詞了。我想許多人會承受不了我說的這些話，他們會逃跑。也許正因為如此並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這就是差別。這就是實話。如此而已。懷疑就是寫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與作家一同寫。這一點人們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沒有寫作動作之前的原始懷疑，就沒有孤獨。從來沒有人用兩個聲音寫作。可以用兩個聲部唱歌，也可以彈奏音樂，打網球，但是寫作，不行。永遠不行。我立刻寫了幾本所謂政治性的書。第一本是《阿巴恩·薩巴納·達維德》，是我最珍愛的幾本書中的一本。我認為這是小事——寫書比過日常生活或難或易。不過困難是存在的。將一本書按照閱讀的方向引向讀者，這很難。如果我沒有寫作，我早已成了難以醫治的酒徒。這實際上是一種無法繼續寫作的迷失狀態……於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沒有任何東西可寫，可丟失，於是你寫了起來。一旦書在那裡，呼喊著要求結尾，你就寫下去。你必須與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書沒有完全結束以前——也就是說在它獨立地擺脫你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遠丟棄它。這像罪行一樣難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說的話：「我撕掉了手稿，統統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寫的東西在別人眼中並不存在，或者這不是一本書。如果此刻不是書，我們總是知道的。如果將來永遠不是書，不，我們不知道。永遠不。

夜間動物的叫聲

我躺下時蓋著臉。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麼樣也不知道為什麼。因此我在睡覺以前喝酒。為了忘記自己，忘記我。酒立刻進入血液，然後我睡著了。酒後的孤獨令人不安。心臟，對，就是心臟。它突然急劇地跳動。

我在屋子裡寫作時，一切都在寫作。處處都是文字。我見到朋友時，有時不能立刻認出他們。有好幾年都是這樣，對我來說很艱難，是的，大概持續了十年。就連十分親密的朋友來看我時，也是很糟糕的。朋友們對我毫不知情：他們為我好，好意來看我，以為這是應該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對此毫無想法。

這使寫作變得粗野。類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總能識辨它，森林的粗野，與時間一樣古老的粗野。懼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別於生命本身又與它不可分。你頑強奮鬥。缺乏體力是無法寫作的。必須戰勝自己才能寫作，必須戰勝寫出的東西。這事很怪，是的。這不僅是寫作，文字是夜間動物的叫聲，是所有人的叫聲，是你與我的叫聲，是狗的叫聲。這是社會令人絕望的大規模粗俗。痛苦，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猶太人，和所有的猶太兒童，這也是最強烈的幸福。我一直這樣認為。

諾弗勒堡的這座房子，我是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一書改編成電影的版稅購買的。它屬於我，歸於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寫作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熱。我想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撫慰我童年時的一切痛苦。我購買它時立刻就知道這對我是件重要的事，有決定意義的事。對我自己和孩子而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於是我照管房子，打掃它。花很多時間去「照管」。後來，我被書捲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寫作可以走得很遠……直至最後的了結。有時你難以忍受。突然之間一切都具有了與寫作的關係，真叫人發瘋。你認識的人你卻不認識了，你不認識的人你卻似乎在等待他們。大概只是因為我已經疲於生活，比別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種無痛苦的痛苦狀態。我不想面對他人保護自己，特別是面對認識我的人。這不是悲哀。這是絕望。我被捲入平生最艱難的工作：我的拉合爾情人，寫他的生活。寫《副領事》。我花了三年來寫這本書。當時我不能談論它，因為對這本書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觀的」意見都會將書全部抹去。我用經過修改的另一種寫法，就會毀滅這本書的寫作以及我有關它的知識。人有這種幻覺——正確的幻覺——彷彿只有自己寫得出寫成的東西，不論它是一錢不值還是十分出色。我讀評論文章時，大都對其中的「它四不像」這句話感興趣。這就是說它印證了作者最初的孤獨。

我生活中的快樂

諾弗勒的這座房子，我原以為也是為朋友們買下的，好接待他們，但我錯了。我是為自己買的。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明白，我才說出來。有時晚上來了許多朋友，伽里瑪一家經常來，帶著夫人和朋友。伽里瑪的家人很多，有時可能達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們早一點來，好把餐桌擺在同一間房裡，讓大家都在一起。我說的這些晚會使大家都很高興。這是最令人高興的晚會。在座的總有羅貝爾·昂泰爾姆和迪奧尼斯·馬斯科洛以及他們的朋友。還有我的情人們，特別是熱拉爾·雅爾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里瑪家的朋友。

來客人時我既不那麼孤單又更被遺棄。必須通過黑夜才能體驗這種孤獨。在夜裡，想像一下杜拉斯獨自躺在床上睡覺，躺在這座四百平米的房子里。當我走到房屋的盡頭，朝「小屋」走去時，我對空間感到害怕，彷彿它是陷阱。可以說我每晚都害怕。但我從未有所表示讓什麼人來住。有時我很晚才出門。我喜歡轉轉，和村裡的人，朋友，諾弗勒的居民一起。我們喝酒。我們聊天，說很多話。我們去咖啡館，它像好幾公頃的村莊一樣大。清晨三點鐘它擠得滿滿的。我記起了它的名字：帕爾利Ⅱ。這也是叫人迷失的地方。侍者像警察一樣監視我們的孤獨所處的這片無邊的領域。

這裡，這所房子不是鄉間別墅。不能這樣說。它原先是農莊，帶有水塘，後來成為一位公證人——巴黎的大公證人——的鄉間別墅。

當大門打開時，我看見了花園。幾秒鐘的事。我說好，一走進大門我就買下了房子。立刻買下了。立刻用現金支付。

現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給了我兒子。它屬於我們兩人。他眷戀我也眷戀它，現在我相信。他在屋裡保留了我所有的東西。我還可以獨自在那裡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電話，我的畫和我的書。還有我的電影腳本。當我去那裡時，兒子很高興。兒子的這種快樂現在是我生活中的快樂。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謬。寫作，這也是不說話。是沉默。是無聲的喊叫。作家常常帶來輕鬆，他聽得多。他不多說話，因為不可能對別人談寫成的書，特別是正在寫的書。不可能。這與電影，戲劇和其他演出相反。與一切閱讀相反。這是最困難的。最糟糕的。因為書是未知物，是黑暗，是封閉的，就是這樣。書在前進，在成長，朝著你認為探索過的方向前進，朝著它自己的命運和作者的命運前進，而作者此時被書的出版擊倒了：他與夢想之書的分離就像是末胎嬰兒的誕生，這嬰兒永遠是最愛。

打開的書也是黑夜

我不知為什麼，我剛才的這些話使我流淚。

仍然寫作，不理睬絕望。不：懷著絕望。怎樣的絕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寫得與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樣，就是失敗。但必須接受它：失敗的失敗就是回到另一本書，回到這同一本書的另一種可能性。在屋子裡的這種自我喪失完全不是自願的。我沒有說：「我整年裡每天都關在這裡。」我沒有被關著，這樣說是錯的。我出去採購，上咖啡館。但我同時又在這裡。村子和房屋是一樣的。桌子放在水塘前。還有黑墨水。還有白紙也是一樣的。至於書，不，突然間，永遠不一樣。

在我以前，這房子里沒有人寫作。我問過鎮長、鄰居、商人。不。從來沒有。我常打電話到凡爾賽打聽曾住過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戶的姓名和職業的單子上，沒有任何作家。而所有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們是這裡的農戶。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國垃圾箱。這所房子的確被德國軍官佔用過。他們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裡面有許多牡蠣殼，貴重食品的空罐頭，首先是肥鵝肝和魚子醬罐頭。還有許多碎了的餐具。什麼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產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紋完好無缺。那藍色像我們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樣是純潔的藍色。

當一本書結束時——我是指寫完一本書時——你閱讀時再不能說這書是你寫的，不能說書里寫了些什麼，也不能說你懷著何種絕望或何種幸福感，是一次新發現還是你整個人的失敗。因為，畢竟，在一本書里是看不見這些的。文字在某種程度上是均勻一致的，變得規規矩矩。書一旦完成並散發以後，它就不會發生任何事情了。它回歸到初生時懵懂的純潔之中。

與尚未寫成的書單獨相處，就是仍然處在人類的最初睡眠中。就是這樣。也是與仍然荒蕪的寫作單獨相處。試圖不因此而死。這是在戰爭中獨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沒有祈禱，沒有上帝，沒有任何思想，只有這個瘋狂的願望：消滅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後一名納粹。

寫作永遠沒有參照，不然它就……它彷彿剛出世。粗野。獨特。除了那些人，在書中出現的人，你在工作中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作者永遠不會為他們惋惜。不，我對這有把握，不，寫書，寫作。因此通向捨棄的門永遠敞開。作家的孤獨中包含自殺。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獨中也是單身一人。永遠不可思議。永遠危險。是的，這是敢於出來喊叫所付的代價。

在房子里，我在二樓寫作，我不在樓下寫。後來卻相反，我在一樓中央那個大房間里寫，為的是不那麼孤單，也許吧，我記不清了，也為了能看見花園。

書里有這個，書里的孤獨是全世界的孤獨。它無處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這種蔓延。和大家一樣。孤獨是這樣一個東西，缺了它你一事無成。缺了它你什麼也不瞧。它是一種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僅僅是日常思想。寫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殺，那你首先也許會想不要每天都自殺。這就是寫書，不是孤獨。我談論孤獨，但我當時並不孤單，因為我要完成這個工作，直至光明，這是苦役犯的工作：寫作《法國副領事在拉合爾》。書寫成了，被譯成全世界的各種語言，被保存了下來。在書中，副領事向麻風病開槍，向麻風病人、窮人和狗開槍，然後向白人，向白人總督開槍。他槍殺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勞拉·瓦萊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駐永隆總督的這位妻子。

第三部分

失誤常常也是美妙的

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書。它發生在拉合爾，也是在柬埔寨，在種植園，無處不在。《副領事》一開始就有一位十五歲的懷孕的女孩，這位安南姑娘被母親趕了出來，在菩薩藍色大理石的山區里遊盪。後來如何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我費了很大的力氣尋找這個地方，尋找我從未去過的這座菩薩的山。我的書桌上擺著地圖，我循著乞丐和孩子們走的小路尋找，孩子們兩腿無力，目光獃滯。他們被母親所拋棄，撿垃圾充饑。這本書很難寫。不可能做提綱來表述苦難的深度，因為沒有引發這苦難的明顯事件。這裡只有飢餓和痛苦。

野蠻的事件之間沒有聯繫，因此始終沒有計劃。我生活中從來沒有計劃。從來沒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沒有，一次也沒有。

我每天早上寫作。但沒有任何時間表。從來沒有。除非是做飯。我知道什麼時候該讓食物沸騰或避免燒焦。對於書我也心裡有數。我發誓。用一切發誓。我從未在書里說謊。甚至也從未在生活里說謊。除了對男人。從來沒有。這是因為母親以前嚇唬我說，謊言會殺死說謊的孩子。

我想這正是我責怪書籍的一點，因為，一般來說，它們並不自由。通過文字就能看出來：書被製作、被組織、被管轄，可以說變得規規矩矩。這是作家經常對自己使用的審查職能。於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尋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無害的形式。還有幾代人死氣沉沉，書寫得十分靦腆，甚至還有年輕人。這是些可愛的書，但沒有任何發展，沒有黑夜。沒有沉默。換句話說，沒有真正的作者。應景的書，解悶的書，旅行的書。但不是嵌入思想、講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傷的書，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談。

我不知道書是什麼。誰也不知道。但有書時我們知道。沒有書時，我們知道，好比知道我們活著，還沒有死。

每本書和每位作家一樣，有一段艱難的、無法繞過的行程。他必須下決心將這個失誤留在書里，使它成為真正的、不撒謊的書。孤獨，我還不知道它後來如何。我還不能談論它。我相信的是這種孤獨變得平凡，天長日久變得平庸，而這很幸運。

當我第一次談到法國駐拉合爾大使的夫人安娜-瑪麗·斯特雷特和副領事之間的戀情，我感到毀壞了這本書，使它辜負了期望。可是沒有，它不僅站住了，而且不負所望。作家也有失誤，像這種失誤，它實際上是機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誤使人欣喜，就連其他的失誤，彷彿出自孩童之手的淺易的失誤常常也是美妙的。

別人的書，我往往覺得很「乾淨」，但常常彷彿出自毫無危險的古典主義。大概該用「必然」一詞。我不知道。

我平生讀得最多的書，我獨自閱讀的書，是男人寫的書。是米什萊。米什萊，還是米什萊，催人淚下。也有政治書籍，但較少。聖朱斯特，司湯達，但奇怪的是沒有巴爾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聖經中的《舊約》。

受到處罰的愛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擺脫人們可能稱作的危機，神經性危機或遲緩、衰落的危機，它彷彿是虛假的睡眠。孤獨也是這個。一種寫作。而閱讀就是寫作。

有些作家感到恐懼。他們害怕寫作。就我的情況而言，也許我從來不害怕這種恐懼。我寫了一些難以理解的書，但它們有讀者。最近我讀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沒有重讀它，我覺得它很精彩。書名是：《平靜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記得最後那句話：「除我以外，誰也沒有看到他淹死。」這本書是一氣呵成的，根據的是謀殺案十分陰暗的普通邏輯。在這本書里，你可以走得比書本身更遠，比書中的謀殺案更遠。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對那位妹妹的愛慕，這又是兄妹戀愛的故事，是的，是永恆愛情的故事，令人炫目的、冒失而受到處罰的愛情。

我們因希望而患病，我們這些六八年的人，我們寄希望於無產階級的作用。我們，不會有任何法律，任何東西，任何人和任何東西醫治好我們的希望症。我想再加入共產黨。但同時我知道不應該。我還想對右派說話，帶著全部憤怒去辱罵它。辱罵和寫作一樣強有力。這是有對象的寫作。我寫文章辱罵一些人，這和寫首好詩一樣痛快。我認為左派與右派截然不同。有人會說這是同一些人。左派中有貝雷戈瓦，誰也取代不了他。第一號貝雷戈瓦就是密特朗，他也不同於任何人。

我可與眾人一模一樣。我相信走在街上從來沒有誰回過頭來看我。我是平庸。平庸的傑作。就像《卡車》那本書中的老婦人。

像我對你講的那樣生活，在孤獨中生活，天長日久會冒風險。不可避免。當人孤單時會失去理性。我相信這一點：我相信當人完全孤單時會精神錯亂，因為什麼也不能阻止他產生個人的譫語。

人永遠不是孤單的。在身體上永遠不是孤單的。永遠不。人總是在一個地方。他聽見廚房的聲音，電視或廣播的聲音，在鄰近的套間，在整座大樓。特別是當他從不要求寂靜時，不像我那樣。

進程中的死亡

我想講一件事，我第一次曾講給為我拍過片子的米歇爾·波爾特聽。在發生這件事的時候，我正在與大房子相通的那間被稱作食物貯藏室的「小」房子里。獨自一人。我在那裡等米歇爾·波爾特。我經常這樣獨自待在安靜而空蕩蕩的地方。待上很久。那一天，在寂靜中，我突然看到和聽到，在離我很近的地方，貼著牆，一隻普通的蒼蠅在做垂死掙扎。

我在地上坐了下來，免得嚇壞它。我一動不動。

在這麼大的空間里，我和它單獨在一起。此前我從未想到蒼蠅，除了詛咒它以外。和你一樣。我和你一樣，從小就憎惡全世界的這個災星，帶來瘟疫和霍亂的災星。

我走過去看它死去。

它想從牆上脫身，花園的濕氣可能使牆上的沙子和水泥將它粘住。我注視蒼蠅怎樣死去。時間很長。它做垂死掙扎，也許持續了十至十五分鐘，然後便停止了。生命肯定停止了。我仍然待在那裡看。蒼蠅和剛才一樣貼著牆，彷彿粘在牆上。

我弄錯了：它還活著。

我仍然待在那裡看，盼望它重新開始希望，重新開始生活。

我的在場使它的死亡更顯得殘酷。這我知道，但我仍待在那裡。為了看。看死亡如何逐步地入侵這隻蒼蠅。也試著看看死亡來自何處。來自外面，還是來自厚牆，或者地面。它來自怎樣的黑暗，來自大地或天空，來自附近的森林或者尚無以名之的虛無——它也許近在咫尺——也許它來自我這個試圖尋找正在進入永恆的蒼蠅的軌跡的人。

我記不得結局了。蒼蠅精疲力竭，多半掉了下來。它的爪子從牆上脫開。它從牆上掉了下來。我再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我從那裡走開。我對自己說：「你在發瘋。」我從那裡走開了。

米歇爾·波爾特來的時候，我把那個地方指給她看，對她說有隻蒼蠅在三點二十分時在那裡死去。米歇爾·波爾特大笑。狂笑。她有理由。我對她微笑，這件事到此為止。可是不：她還在笑。我現在向你講的時候，就是這樣，是真話，我說的是真話，剛才講的是蒼蠅和我之間的事，這還沒有什麼可笑的。

蒼蠅的死亡，是死亡。是朝向某種世界末日的進程中的死亡，它擴大了長眠的疆界。我們看見死去一條狗，我們看見死去一匹馬，我們說點什麼，比方說，可憐的畜生……但是對蒼蠅的死，我們什麼也不說，不做任何記載。

現在我寫下了。人們可能冒的風險也許正是這種十分凄慘的偏移——我不喜歡這個字眼。事情並不嚴重，但這件事本身，全部，具有巨大的意義：無法企及的、無邊無際的意義。我想到了猶太人。我像在戰爭初期一樣仇恨德國，用整個身體，用全部力量仇恨它。在戰爭期間，看到街上的每個德國人，我就想到要謀殺他，臆想和完善這個謀殺，我想到殺死一個德國肉體時的那種巨大快樂。

如果作品接觸到這個，這隻垂死的蒼蠅，那也很好，我是指：寫出寫作的恐懼。死亡的確切時刻，既然被記載，便已經使死亡成為無法企及的，使它具有普遍意義，也就是說在地球上生命的總圖中具有精確的地位。

被封閉在你的書里

蒼蠅死亡時刻的精確性使它有了秘密葬禮。證據就在這裡，它死了二十年，我還在談論它。

此前我從未講起這隻蒼蠅的死亡，它持續的時間，它的緩慢，它難以忍受的恐懼，它的真實。

死亡時間的精確性反映出與人的共存，與殖民地民族，與世上龐大無比的陌生人群，與處於普遍孤獨中的孤單人們的共存。生命無處不在。從細菌到大象。從大地到神聖的或已死亡的天空。

對於蒼蠅的死，我沒有做什麼事。光滑的白牆，它的裹屍布，已經在那裡，它的死亡成了一個公共事件，自然的與不可避免的。這隻蒼蠅顯然到了生命的末日。我無法抑制自己不去看著它死。它不再動彈。還有這一點，我也知道人們不能說這隻蒼蠅存在過。

這件事已經過去二十年了。我從未像剛才那樣講述過，甚至包括對米歇爾·波爾特。我當時還知道的，看到的，是蒼蠅已經知道滲透它全身的冰冷就是死亡。這是最可怕的。最出人意料的。它知道，它也接受。

孤零零的房子是不會這樣存在的。它周圍必須有時間，有人，有故事，有「轉折點」，有像婚禮或這隻蒼蠅死亡之類的事，死亡，平凡的死亡——單數與多數的死亡，全球的，無產者的死亡。戰爭，地球上巨大如山的戰爭所造成的死亡。

那一天。我約好要與朋友米歇爾·波爾特單獨會面的那一天，沒有時刻的那一天，一隻蒼蠅死了。

我瞧它的時候，突然到了下午三點二十分多一點：鞘翅的聲音停止了。

蒼蠅死了。

這位蠅後。黑色與藍色的蠅後。

這隻蒼蠅，我看見的這隻，它死了。慢慢地。它掙扎到最後一刻。然後它完了。前後大概有五分鐘到八分鐘。時間很長。這是絕對恐懼的一刻，也是死亡的起點，朝向別的天空，別的星球，別的地方。

我想逃走，但我同時對自己說應該朝地上的這個聲音看看，因我曾聽到一隻普通蒼蠅死亡時那種濕柴著火的聲音。

是的。是這個，蒼蠅的死亡，它成了文學的移位。你在不知不覺中寫。你寫如何看著一隻蒼蠅死去。你有權這樣做。

米歇爾·波爾特，當我告訴她蒼蠅的死亡時刻時她大笑不止。現在我想，以可笑的方式講述蒼蠅死亡的人也許不是我。當時我無力表達，因為我正瞧著這個死亡，這隻黑色和藍色的蒼蠅的死亡。

孤獨總是以瘋狂為伴。這我知道。人們看不見瘋狂。僅僅有時能預感到它。我想它不會是別的樣子。當你傾瀉一切，整整一本書時，你肯定處於某種孤獨的特殊狀態，無法與任何人分享。你什麼也不能與人分享。你必須獨自閱讀你寫的書，被封閉在你的書里。這顯然有種宗教味道，但你並不馬上有這種感覺，你可以事後去想（正如我此刻做的），根據某個東西，比方說生命或對書的生命的答案，根據話語、呼喊、悶聲的吼叫，發自世界各國人民的這些無聲的可怕聲音。

第四部分

南部的粉色天竺葵

在我們周圍，一切都在寫，這一點應該有所覺察，一切都在寫，蒼蠅，它也寫，寫在牆上。在大廳里，在池水所折射的光線中，蒼蠅寫了許多，可以填滿整整一頁紙，蒼蠅的字跡。它會是另一種文字。既然它可能是文字，那麼它就已經是文字了。有一天，也許，在未來的世紀中，人們會閱讀這種文字，也會識辨它和翻譯它。於是一首難辨而廣闊無垠的詩會在天上展開。

然而，在世界某處，人們在寫書。所有人都在寫。我相信這一點。我確信是這樣。例如，對布朗肖來說，就是這樣。瘋狂圍繞著他。瘋狂也是死亡。巴塔耶就不是這樣。他為什麼躲避自由的、瘋狂的思想？我解釋不了。

關於蒼蠅這件事，我還想說幾句。

我仍然看見它，看見這隻蒼蠅在白牆上死去。先是在陽光中，後來在方磚地上陰暗的折射光線中。

你也可以不寫，可以忘記蒼蠅。只是看著它。看它也在掙扎，可怕的掙扎記入虛無的、陌生的天空中。

好，就這些。

我要談談虛無。

虛無。

諾弗勒的所有房屋都是有人住的：冬天時住戶或多或少，這當然，但畢竟有人住。它們不是像通常那樣只用於夏天。它們全年都開著，有人住。

諾弗勒堡這座房子最重要之處，在於窗子，它開向花園和門前通往巴黎的大道。大道上有著我書中女人們的身影。

我常常睡在那間成為客廳的房間里。我一直認為卧室不過是習俗。我在哪個房間工作，它便成為不可或缺的，像其他房間一樣，甚至包括樓上的空房間。客廳里的鏡子屬於在我以前的房主。他們把它留給了我。至於鋼琴，我在買房以後就立刻買了它，價錢幾乎相同。

一百年前，順著房子有一條讓牲口去池塘飲水的小路。池塘如今在我的花園裡。牲口卻沒有了。同樣，村裡也不再有清晨的鮮奶。一百年了。

當你在這裡拍片子時，這所房子才真正像那所房子——在我們以前的人所曾見到的那個樣子。它在孤寂和風韻中突然顯示出另一個樣子，成為可能再屬於另一些人的房屋。彷彿剝奪房子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不是不可能的。

在室內冷藏水果、蔬菜、咸黃油……有一間房專做此用……陰暗和涼爽……我想這就是食物貯藏室，對，就是它。就是這個詞。可以藏匿戰爭儲備的地方。

這裡最早的植物就是現在長在門口窗沿上的那些。來自西班牙南部的粉色天竺葵。像東方一樣芬芳。

在這所房子里我們從來不扔花。這是習慣，不是命令。從來不扔，即使花朵枯死也留在那裡。有些玫瑰花瓣在那裡待了四十年，待在短頸大口瓶里。顏色仍然粉紅。乾枯而粉紅。

一年中的問題是黃昏。夏天和冬天都一樣。第一個黃昏是夏天的黃昏，室內不應開燈。

接著是真正的黃昏，冬天的黃昏。有時我們關上百葉窗，避免看見它。還有椅子，為夏天排在那裡的椅子。露台，每個夏天我們都在那裡。和白天來的朋友們談話。經常為了這，為了說話。

每次都很憂愁，但不悲慘，冬天，生活，不公正。某天早上是絕對的厭惡。

僅僅是這，憂愁。時間在流逝，我們不習慣。

在這座房子里，最難受的就是為樹木擔驚受怕。總是如此。每次都如此。每當有暴風雨，而這裡常有暴風雨，我們就為樹木擔心，為它們害怕。突然間我忘了它們的名字。

傍晚，在黃昏時刻，作家周圍所有的人都停止工作。

在城市，在村鎮，在各處，作家是孤獨的人。他們無時無處不是孤獨的。

在全世界，光線的終結就是勞動的終結。

而我始終感到這一時刻對我來說不是勞動的終結時刻，而是勞動的開始時刻。對作家而言，自然中就存在某種價值顛倒。

處於喪失生命的危險之中

作家的另一種工作有時使人羞愧，它大都引起眾人最強烈的對政治秩序的遺憾。我知道人們為此耿耿於懷。他們變得像警犬一樣兇惡。

在這裡，你感到脫離了體力勞動。你必須適應和習慣這一點，然而什麼也消除不了這一點，這種感情。將永遠占統治地位的是勞動世界這個地獄的不公正性，這使我們流淚。工廠地獄，種種惡行：老闆的藐視與不公正，殘暴、資本主義制度的殘暴，它所帶來的一切不幸，富人有權支配無產者，將失敗歸咎於他們而從不將成功歸於他們。令人不解的是無產者為什麼接受呢。不過許多人而且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這種狀況不會繼續很久。我們大家做到了一點，可以對他們可恥的文章做新的解讀。是的。是這樣。

我不堅持，我走了。但我說的是大家的感受，即使人們不善於體驗它。

常常，在勞動終結時，你回憶起最大的不公正。我指的是日常生活。這種回憶一直來到房屋裡，一直來到我們身上，不是在早上，而是在晚上。如果我們毫無感受，那我們就一文不值。我們就是：虛無。而在所有村莊的所有情況下，這種事人所共知。

當黑夜開始來臨時，就是解脫。室外的勞動停止了。剩下的是我們的奢侈，能夠在夜裡寫作的奢侈。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候寫。不受制於任何命令、時刻表、長官、武器、罰金、侮辱、警察、領導和領導。以及孵化出明日法西斯主義的母雞。

副領事的鬥爭既天真又具有革命性。

這就是時代的，各個時代的最大的不公正：如果平生一次也不為此哭泣，那就不為任何事哭泣。而從不哭泣不是生活。

哭泣，也應該哭泣。

即使哭泣無濟於事，我認為也應該哭泣。因為絕望是可以觸知的。它會留下來。對絕望的回憶會留下來。有時它會殺人。

寫作。

我不能。

誰也不能。

應該說明：人們不能。

但人們寫作。

人們身上負載的是未知數，寫作就是觸知。或是寫作或是什麼都沒有。

人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寫作病。

我試圖在這裡說的話並不簡單，但是我想各國的同志們能理解。

人本身有一種寫作狂，強烈的寫作狂，但人們瘋狂並不是因為這個。正相反。

寫作是未知數。寫作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將寫什麼。而且十分清醒。

這是你本身的未知數，你的頭腦和身體的未知數。寫作甚至不是思考，它是你所具有的能力，屬於在你身邊與你平行的另一個人，他是隱形人，出現並前進，有思想有怒氣，他有時自己使自己處於喪失生命的危險之中。

如果你在動筆以前，在寫作以前，就大概知道會寫什麼，你永遠也不會寫。不值得寫。

寫作就是試圖知道如果先寫會寫什麼——其實只有在事後才知道——這是人們可能對自己提出的最危險的問題。但也是最通常的問題。

寫作像風一樣吹過來，赤裸裸的，它是墨水，是筆頭的東西，它和生活中的其他東西不一樣，僅此而已，除了生活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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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杜拉斯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原名瑪格麗特·陶拉迪歐，法國作家、電影編導，代表作有《廣島之戀》《情人》等。瑪格麗特·杜拉斯出生於法屬印度支那。十八歲時定居巴黎。自1942年開始發表小說，1950年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使杜拉斯成名。這段時期的作品富有自傳色彩。自1953年的《塔基尼亞的小馬群》起，杜拉斯探索新的敘事語言，逐漸抹去小說情節，更強調主觀感受和心理變化。1955—1965年是她創作上的高峰期，代表作有小說《如歌的中板》、《副領事》，以及劇本《廣島之戀》等。1984年發表《情人》，獲當年龔古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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