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的罪行：杭州三江口村慘案

1939年，杭州淪陷以後，日本侵略者繼續向南出兵，佔領中國的土地，掠奪中國人民。新建的錢江大橋被炸毀，國民黨軍隊為阻擋日軍，撬掉了浙贛鐵路湄池站以南的鐵軌，湄池站成為終點站，許多物資均須通過該站轉到湄池碼頭，通過水路送到各個地區。湄池地區因此成為連接各地的重要港口，成為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國民革命軍第十軍駐紮在湄池，又在店口、祝家塢兩地設立師部，指揮軍隊進行抗日。在三江口樟樹下設有紅十字會醫院，為前線運送下來的傷病員治傷。國民黨軍隊還在浦陽江兩岸的堤埂上加強了防禦工事，路障、擋土牆隨處可見；在東江口雞山頭出架設浮橋，起初是為國民黨79師撤軍用的，上世紀90年代，三江口大橋建成，浮橋才被拆除。

當時，第三戰區派出所所長郭兆來正待這四五十個支前派出所的隊員，奉命輸送200餘名壯丁在三江口安營待命。1940年2月17日（農曆正月初十）下午，兩架日本飛機在三江口村上空盤旋，開始時機槍掃射，後又扔下6枚炸彈，年近8旬的田松盛（田氏的家長太公）、41歲的田任氏及其侄女在各自的園地里被炸死，彈片削去了田任氏的整個臉面，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傍晚，在鄉親們把田任氏的遺體入棺的時候，村西的麥田埂上響起了急促的機槍聲，這是在杭州的日軍「土喬」部隊的一個精銳排繞道經過里亭柴家，翻過五馬嶺，從長瀾村鑽了國民黨軍隊的防守空子，襲擊三江口。據當時目擊者（蔡校信、田新榮）回憶：2月17日那天早上，有五、六個戴眼鏡、穿皮鞋、一身筆挺的軍裝、會講中國話的人，在村中一直走來走去，當時村裡面的人還以為是國民黨立面比較高級的士兵（村民們叫他們為「憲兵」），派出所的官兵也沒有去問他們到底是哪裡派來的，後來田新榮見到有一個這樣的兵拿著一面小鏡子在向天空中日本飛機發出反光，在飛機炸死田任氏以後又看到幾個在那裡說：沒關係，打仗總是要死人的。

當時不知道什麼原因，後來田新榮以為那幾個人是給日本人引路的漢奸。郭兆來所長在聽到機槍聲以後，趕忙去撥軍部的電話，誰知道電話線已經被人弄斷了，打不通，放下電話筒顧自逃命去了，逃到大路上時遭到伏在路邊的「憲兵」攔截，雙方發生了槍戰，在村民俞章伯的幫助下向北逃去。到巨湖江灘時，見到湄池軍部的「錢浦號」輪船裝著官兵正開過來，村民在岸邊大聲喊：「輪船不要開過去，三江口有日本佬。」船里的官兵說：「後方哪裡來的敵人啊。」郭兆來急得直呼軍長的名字，軍長才相信真的來了日本人，沒有辦法阻止大船前進又沒辦法調頭，坐小船逃跑了。大船不久就遇到了日軍，忙向東調頭，卻被浮橋擋住，一船官兵傷亡殆盡。又有79師部隊從蕭山前沿撤下來，在三江口遭日本軍隊伏擊，轉航向黃家埠、蔣家灣駛去，當時白塔湖溢洪，水很深，許多是並不識水性，在慌亂中掉到河裡，淹死了，當時有句民謠是這樣說的：79師敗兵，白塔湖裡泡餛飩。

日軍進村以後，當天晚上就進行掃蕩，把穿軍裝的都打死，其他人集中關在唐灣、蔡家台門。當時被關押的人中有個叫郭生波（綽號叫「生波長佬」）的，被關在門口，想去奪看門的日本人的槍，被刺刀刺死。這一舉動激怒了日本兵，第二天，他們把所有都關進了蔡家台門的一間屋子裡，有許多人喊著口號衝出去，衝到門口就被日本人刺死了，但還是有人往外沖，後來日軍竟用機槍向屋子裡掃射，被關押的人只有俞志川、蔡校信、田祖壽、田成松、俞志建等30多人在彈雨中活了下來，日軍把沒有死的人都轉移的另外一間屋裡，死人都扔到江里，滿滿的江水被雪染的鮮紅。

現三江口慘案墓誌位於諸暨市店口鎮三江口（浦陽江、楓橋江、湄池江三江匯合之岔口，故而得名三江口）南岸、諸湄公路旁，與今三江口村隔江而望。

整個抗戰軍民陵園佔地面積約500平方米，以墓室為中心，左右建築相抱成環。從諸湄公路拾級而上，抬頭便可看見高高的門樑上寫著「三江口慘案墓誌」七個大字，提醒人們勿忘歷史，有左右對聯為證：為國捐軀血染三江口遺骨千古，百八志士氣慨撼敵膽精神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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