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屆奧斯卡最出彩的人當然是「媽」

毫無懸念，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憑藉《三塊廣告牌》中的出色演繹，拿到了她人生中的第2個奧斯卡影后。同時，《我，花樣女王》中的「老媽」艾莉森·珍妮捧得了最佳女配角。兩位在電影中都塑造了一個與傳統形象「相悖」的母親角色——又喪又酷又狠，一丁點都不會妥協。

「家庭」一直都是美國電影的重要母題，不過，《三塊廣告牌》《伯德小姐》和《我，花樣女王》這三部沖奧電影之所以讓我念念不忘，並不僅僅是「家庭和諧對人生幸福的重要意義」，更是因為它們揭露出的後現代社會的一種癥候：暴力的日常化。通過三位母親的形象塑造，導演們都敏銳地捕捉到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難以言說又無法釋懷的細微感受。即便人類讚美理性，推崇文明，隱匿於楚楚衣冠之下的激烈情緒和莫名暴力並未因此消亡。

如果生活是一潭死水，「日常化的暴力」就是潛藏在水面之下的暗礁，它不夠起眼又無處不在，一不小心就讓你的人生就此擱淺。

文｜吳呈傑

和往年一樣，今年的奧斯卡依舊在「價值多元」的原則下走保守路線：有講人魚戀的奇幻類型片《水形物語》，有黑人題材的《逃出絕命鎮》，有國人最愛的諾蘭執導的戰爭片《敦刻爾克》，也有靠兩位男主顏值和演技火遍全球的LGBT電影《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雖然這片實在是很不LGBT）。

在刷完奧斯卡的提名片單後，我卻有了個意外發現——最讓我記憶深刻的反倒是三部沒那麼「奧斯卡」的電影：《三塊廣告牌》《伯德小姐》和《我，花樣女王》，以及三位放一塊估計能吵得天翻地覆的厲害媽媽。

乍一看，這三位媽媽實在是相似得像串了戲：都處於美國小城鎮的底層社會，都舉止粗俗且易怒，都把母女關係搞得一團糟。《三塊廣告牌》里「科恩嫂」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飾演的母親米爾德里德，為了督促警察早日偵破女兒遇害的案件，居然花5000美金的月租租下了三塊廣告牌，上書：「強姦致死」「無人被抓？」「怎麼回事，威洛比警長？」

《伯德小姐》和《我，花樣女王》則呈現了兩段劍拔弩張的母女關係。自稱「伯德小姐」（Lady Bird）的克里斯汀染著一頭叛逆的紅髮，幻想自己能住上富人區的大房子，拚命想要逃離刻薄母親的控制；「花樣女王」托尼亞·哈丁自嘲是「白人垃圾」（white trash），自幼遭受母親的精神和肉體虐待，總算成長為美國第一位能做出「阿克謝爾三周半跳」的花樣滑冰女選手，又因為一樁「雇凶傷人」的醜聞飛速墜落。

但細細一比對，又會發現，三位在片中都以語出驚人搶盡風頭的厲害媽媽，還是有一些細微但重要的不同。

《三塊廣告牌》把背景設定在一個虛構的艾賓鎮（Ebbing，直譯為「衰退」）。這位母親在很多觀眾眼中是個「有缺陷的英雄」，身著一件連身工裝，綁緊深灰色頭巾，活脫脫一個和全世界對抗的女鬥士形象。事實上，在片中，米爾德里德的確像是和每個人都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僅是在追查女兒的案件上毫無作為的警方（之後證明，警方也是無所能力），還把矛頭對向了無辜的「圍觀群眾」：牙醫、兒子的同學、電台主持人，甚至還有備受敬重的牧師——「你們教會其實就是一個幫派，如果你在樓上抽著煙讀聖經，你幫派里的一個教父卻在樓下猥褻祭壇旁的男孩，你們都是有罪的，因為你加入了這個幫派。」一句話就把牧師氣得啞口無言。

但是，觀眾依舊愛這個糟糕的、怒氣衝天的、像個炸藥桶到處招搖的母親。為什麼？

除了「喪女之痛」的天然道德高點外，米爾德里德的堅硬外殼下還藏著一顆柔軟的心，而弗蘭西斯的表演生動地詮釋出了那種脆弱和悲傷，一縱即逝，但讓人過目不忘。

在廣告牌下，米爾德里德邂逅了一頭小鹿，明明「不相信小鹿是女兒的化身」的她，還是絮絮叨叨地傾訴了心事：「我們死後會去哪裡？」小鹿走了，米爾德里德不可抑制地掩面痛哭。

在警局，身患癌症的威洛比警長和米爾德里德爆發了激烈爭吵，在快要獲勝的剎那，突然一口鮮血噴到了她的臉上。這時，剛剛每一道皺紋還盛滿怨恨的米爾德里德，表情忽然柔和下來，說：「我理解的，寶貝。」

儘管米爾德里德一直將怒火潑向別人，觀眾們卻很清楚，她真正的敵人是她自己，那些指向他人的衝突都是和自我纏鬥的變形與外延。在女兒死去的那天晚上，當她摔門離家之時，米爾德里德撂下一句：「我也希望你被強姦。」

一語成讖。她被自責和愧疚壓得不堪重負，尋找殺人兇手是重壓下得以喘息的一絲縫隙，也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動力。

遊戲《龍與地下城》催生出了一個有趣的陣營九宮格的設定，一個坐標軸是「守序」「中立」和「混亂」，另一個坐標軸是「善良」「中立」和「邪惡」。按照這種劃分，米爾德里德無疑屬於「混亂善良」的陣營：像是進入了一個道德的迷宮，這類人儘管認同一切美德和公理，卻不願意受到律法和規範的約束。

米爾德里德的目標是「抓到殺害女兒的兇手」，為了達到她的目的，她寧可和一般大眾的道德標準進行對抗。暴力是她對人生的戾氣的釋放，當眼前的人與物展露其美好和單純時，還是不免會被喚醒惻隱之心。觀眾們像是被米爾德里德牽著鼻子，在兩種情緒中遊走：一會想為她的正義和勇敢起身鼓掌，一會又替她的處處傷人感到難堪。

就像《電影手冊》所評論的那樣：「導演打了個巴掌（諷刺），又想給個甜棗（同情）。他使他的所有人物都陷入一種溫情和殘酷混雜不清的死胡同。」這是《三塊廣告牌》最高明之處，它尊重人性的複雜，在大熒幕上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女性形象，不是主流價值認可的賢妻良母，也不是工具化的惡毒反派，而是一個沒法做到人見人愛，但心地還不錯，能夠綁上頭巾擼起袖子、和男人一同去戰鬥的「失敗」女人。

和《三塊廣告牌》中的「大女主」不同，成長型（coming of age）青春片《伯德小姐》中的母親只是個配角，不過，戲份卻一點都不少。據說，導演格蕾塔·葛韋格創作的劇本名字就是《母親與女兒》。這位精神病診所的護士很像是一位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平凡中年婦女，過度工作，有一顆善心，努力乃至刻意地去經營一切社會關係：幫病人準備禮物，偶遇鄰居時誇張地寒暄，在兒子的女朋友無家可歸時，二話不說就收留了她。

但這個母親在和女兒相處時就顯得格外笨拙和口訥。影片一開頭，克里斯汀和母親並肩行駛在路上，一同為有聲讀物里的傷感情節落淚。但下一分鐘，兩人就為是否要切換頻道拌起嘴來，順勢帶出了母女間的核心矛盾：由於家庭經濟拮据，母親想要克里斯汀留在附近的大學，克里斯汀則希望前往「作家們都隱居在樹林里」的美國東海岸讀書。

聽罷女兒對未來的美好規劃，母親毫無顧忌地諷刺道：「你就該去城市學院，接著去監獄，然後再回城市學院接著念。」夠狠，也夠讓女兒心寒。

貫穿全片，克里斯汀一直在尋找來自母親的認同。我很喜歡母女倆在試衣間前的那段對話，她們對一條裙子是否好看爭執不休，女兒問母親是否「喜歡（like）她」，母親答：「我當然愛（love）你。」她追問：「但你喜歡我嗎？」母親怔了一下，然後回答：「我只是希望你能努力成為最好的你。」女兒聽完，躲進試衣間，一字一句地說：「如果，這已經是最好的我了呢？」

「喜歡」和「愛」有什麼區別？「喜歡」是浮於表面又最易察覺的感受，是傾聽、交談和真誠的讚美；「愛」是根植於血緣之中的共振，是「想要觸碰卻又收回手」，也可能是爭吵、哭泣和無休止的互相傷害。

對年輕的克里斯汀來說，她厭倦了母親口口聲聲的「愛」，只想讓母親接受真實的自己，品嘗到一點像吃了糖一樣甜的「喜歡」。

我們並不會因此質疑母親對克里斯汀的情感，用「刀子嘴豆腐心」來形容她最合適不過。在母親得知克里斯汀隱瞞自己申請東海岸的學校後，她拒絕再和女兒交流，甚至送機時也在機場門口止步——只是，在將車繞行一圈後，她失魂落魄地衝進機場，卻只能對上女兒消失在遠處的背影。

這部電影多少都能讓我們回憶起青春期和原生家庭的種種衝突，就像導演葛韋格自己所說的那樣：「這就是母女，她們互相抗爭，卻又彼此相愛。」

但這絕不意味著，所有以愛之名的暴力都是可以被原諒，乃至是值得被欣賞的。心理學上有個描述親密關係的術語叫「高壓型控制」。這種控制打著「愛」的幌子，危險又迷人，常常充斥著束縛和壓迫，本質上是一種需要警惕的暴力。

作為一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反美國夢的故事，《我，花樣女王》中的母親就是高壓型控制的典範。禁止童年時的托尼亞和冰場上的同齡小朋友交談，警告她「他們是你的敵人」，這是使女兒與自己的社交圈隔離；嘲諷早年留著一頭短髮的托尼亞「就像一個鐵T，誰他媽想看你滑冰」，這是通過否定女兒使她懷疑自我價值；反覆向托尼亞強調自己賺的錢都投入到她的滑冰訓練中，用道德綁架讓女兒產生揮之不去的負罪感。

在傷人事件後，托尼亞成為整個美國咒罵和恥笑的靶子，這時候母親居然來到托尼亞家中，給她送上了一個溫暖的懷抱，告訴她「我站在你這一邊」。我原本以為，按照美國主旋律電影的套路，接下來就是母女和好如初的橋段，再揭示母親這些年的苦衷云云。這時，導演給我們安排了本片最大「驚喜」：托尼亞從母親身上搜出了錄音機——她是為了套女兒的話才有了這次虛偽的登門拜訪。

母親當然可以辯解，說她傾盡家產都是為了女兒的未來。的確，支持托尼亞滑冰是她做出的最「母親」的決定，可她的動機就是那麼純白無瑕嗎？在托尼亞初露頭角時，母親提醒托尼亞是她給予了她滑冰上的天賦，換句話說，托尼亞所取得的一切成功，也可以被嫁接為母親個人的成功，她從中攫取一份她從未體驗過的榮譽的幻覺。

同時，托尼亞的光鮮亮麗又反過來讓母親體察到自己生活的破碎和不堪。她嫉妒托尼亞的成功，多多少少還期待見到女兒從領獎台上跌落下來的模樣。因此，我也極度懷疑在托尼亞跳出全美第一個「阿克謝爾三周半跳」那場比賽前，母親僱人謾罵托尼亞的行為是否真的如她所說，是因為「托尼亞生氣時滑得更好」。這也許只是對女兒尊嚴和人格的踐踏，一場以愛之名的情感謀殺。

憑藉在《我，花樣女王》中的精湛演技，奇葩老媽的飾演者艾莉森·珍妮也被視為本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頭號熱門。只不過，有一點遺憾是，片子呈現了「這個母親怎麼奇葩」，而沒有給出「這個母親成為奇葩」的充足理由，或者說，母親的人物弧光是斷裂的。觀眾們共赴一場用棍棒和粗口編織的狂歡，卻沒法在暴力之外找到更深一步的共情和體察。

正面的例子是《伯德小姐》。克里斯汀問母親「你有沒有希望自己的母親從來不生氣」，她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媽是個酒鬼虐待狂。」坦白地說，直到這一刻——當我發現這位母親也有她自己的創傷的時候——我才真正理解了她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的存在。

《伯德小姐》和《我，花樣女王》倒是有一個共通點，觀眾可以從片中清晰地看出家庭環境如何影響了孩子的成長軌跡。克里斯汀在學校也並非省油的燈，她經常挖苦自己的朋友和同學，甚至讓毫無關係的老師當眾蒙羞；托尼亞·哈丁將善解人意的教練氣走，在比賽失利後總是衝到評委席發泄不滿。這也是典型的原生家庭的問題：當你擁有一個經常憤怒的父母時，你會傾向認為大聲爭吵和辱罵是正常的溝通方式。這是父母在你身上留下的底色。

嚴重者如托尼亞·哈丁，還會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青少年時期她用「媽媽打我是因為愛我」來解釋母親的虐待行為，結婚後面對丈夫的家暴，托尼亞也將其視為愛的一種表達。就算是離了婚，托尼亞最終還是選擇回到前夫身邊，並因為這個選擇葬送了職業生涯，乃至毀了自己的一生。

就像里爾克所說的：「我們所謂的命運是從我們體內走出來的，並不是從外邊向我們身體里走進去。」面對評委「你不能代表美國形象」的指責，托尼亞只能絕望地喊著：「我連一個健全的美國家庭都沒有。」和她的姓氏哈丁（haring）一樣，命運一早就替她設定成了hard模式，她的美國夢，從一開始就破碎了。

「家庭」一直都是美國電影的重要母題，不過，這三部沖奧電影之所以讓我念念不忘，並不僅僅是「家庭和諧對人生幸福的重要意義」，更是因為它們揭露出的後現代社會的一種癥候：暴力的日常化。就像克里斯汀被男友奪走初夜後所說的那樣：「傷人的事有很多，並不只有戰爭。」如果生活是一潭死水，「日常化的暴力」就是潛藏在水面之下的暗礁，它不夠起眼又無處不在，一不小心就讓你的人生就此擱淺。

就像昆汀·塔倫蒂諾執導的那些犯罪片所描繪的一樣，當代人熟知的暴力場景從「銀行搶劫」「街頭火拚」轉移到了家、餐館或是超市，人人都可能是暴力事件的施暴者和被害者，任何一件生活中的玩意也都能被改造成武器，讓我們在突如其來的痛苦和驚恐中嘎然失聲。上一刻還在言笑晏晏，下一秒也許是從高速行駛的車上跳下去（《伯德小姐》），也許是在家中和手持水果刀的母親廝打（《我，花樣女王》），也許是在商店被陌生顧客擲來的兔子玩具擊中（《三塊廣告牌》）。

通過三位母親的形象塑造，導演們都敏銳地捕捉到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難以言說又無法釋懷的細微感受。即便人類讚美理性，推崇文明，隱匿於楚楚衣冠之下的激烈情緒和莫名暴力並未因此消亡。套用福柯的權力理論，壓抑和解放是權力機制中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在文明社會，暴力並不僅僅被壓抑，同時也被激活起來，得到了不斷的生產和繁殖。

美國的《體育畫報》曾這樣形容「不入流」的托尼亞·哈丁：「一個貧瘠的無依無靠的孩子，闖入了一個全都是王子和公主的地盤。她在冰場上表演阿拉貝斯克芭蕾舞姿後，回到家抹著機油修汽車。」雲淡風輕的兩句話，成了對「日常化的暴力」的諷刺般的註解。所以在影片最後，托尼亞在拳擊場上自白：「畢竟我太了解暴力了，美國想要有人去愛，但更想要有人去恨。」

這三部電影最讓我激賞的，是揭露了微觀的個體困境，和我們本真的生命經驗契合，並由此生長出直面社會現實的勇氣。當然，還有戰勝暴力的希望：儘管對抗和衝突貫穿了三部電影，導演們還是在長滿利刺的硬殼上鑿開了一道溫情脈脈的微光。

《伯德小姐》的結尾最好，如願來到紐約的克里斯汀宿醉醒來，發現手腕上被貼上了醫用腕帶，寫著「姓名：克里斯汀」「血型：A型」，這是由她那位從小厭惡的母親賦予她的生命的元密碼。她給母親電話留言，回憶起在家鄉薩克拉門托開車路過的風景，說完「我愛你，謝謝你」後匆忙掛斷。她接受了姓名，接受了家庭，也接受了自己真實的樣子。

《三塊廣告牌》是個懸置的開放結局，米爾德里德和針鋒相對的警察狄克森達成共識，一同踏上追兇之路，打算以暴制暴，殺了那個強姦犯。伴隨著輕快的音樂，米爾德里德卻意外地說道：「（要不要殺這個人）不太確定，我想我們可以在路上決定。」導演把各種可能性都留給了觀眾。

「花樣女王」托尼亞·哈丁也許是最慘的那個，逆襲的勵志故事並沒有如願發生。她被判終身禁賽，轉型做職業拳擊手，被一記又一記來自敵人的重拳擊倒。唯一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好歹沒有將來自母親的創傷傳遞給下一代，片尾的字幕告訴我們，現實中的托尼亞現在「婚姻幸福，有一個七歲的兒子」，並希望大家知道「她是一個好媽媽」。

《三塊廣告牌》里有個細節，米爾德里德闖入出租廣告牌的職員的辦公室時，他正手捧著一本弗蘭納里·奧康納的短篇小說集《好人難尋》。奧康納是南方哥特式風格的代表作家，熱愛抒寫暴力、貧困、愚昧等社會問題。她曾說：「我發現，暴力具有一種奇異的功效，它能使我筆下的人物重新面對現實，並為他們接受恩典時刻（Momentof Grace）的到來做好準備。」

在這個「好人難尋」的社會，人人都面目模糊、善惡難辨，沒有絕對意義上的真、善、美，沒有全盤放棄也沒有徹底和解，只有對「恩典時刻」的一如既往的期許，以及和生活永不停歇的抗爭。

這是三位厲害媽媽教會我們的事。這就是現實，這就是生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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