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常懷「愧對」之心，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

曾國藩晚年，道德文章已臻化境。《曾國藩全集·日記三》道出了他的修為之道：「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過厚，我愧對天；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

曾國藩的「愧對」之心，是因為他努力不夠、功績太小嗎？當然不是。他在做京官之時，每每朝考成績優異，從最小的從七品小官做起，十多年間官至兵部、禮部侍郎。隨後，曾國藩以丁憂在籍的一介書生，開始應朝廷之召編練湘軍，直到克成大功。作為朋友，曾國藩不計個人恩怨，全力舉薦左宗棠、李鴻章等為國效力，此二人後來都成為朝廷倚仗的能臣幹將。其他種種功績，連一生自處高標、目無餘子的左宗棠也不得不嘆服。

六十壽辰之際，朝廷特賜曾國藩「國之柱石」的匾額以示褒獎。曾國藩病故後，左宗棠的輓聯上聯就是：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元輔」指的就是曾國藩。即使如此，曾國藩還在日記中真誠愧悔：「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

曾國藩書法

檢視曾國藩的「愧對」之心，是要借鑒和學習他在自身所為與自身所得的對照上的態度與方法。曾國藩對天地、父母、兄弟、朋友的「愧對」之心，反映出的是對自己的嚴要求和對他人的感恩之心。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養廉銀與辦公費每年不下數萬兩，但他對家人規定，每人每月零花錢只有兩千文，合銀不過一兩。對於兒女的婚姻大事，曾國藩也儉樸得「不近人情」，以致女兒嫁妝中的首飾和服飾有的只能用家中舊物。

曾國藩自奉如此儉省，對待朋友卻很慷慨。部將鮑超家境寒微，曾國藩每月周濟他二百兩。老友邵懿辰死難於杭州，他每月周濟其家人二十兩，十餘年不斷。其他僚友家累甚重者，他亦不時資助。即使這樣，他還時時覺得「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

曾國藩書法

與曾國藩的「愧對」之心形成鮮明對照的，一是「應得」之心，一是「虧待」之怨。

有種人幾乎總是得到來自父母、兄弟、朋友等的幫襯——或是錢物的贈給，或是承擔本該屬於他的責任與義務，他卻是「習慣了得到，而不知感恩」。還有一種人，總是覺得自己境遇不好、收入不豐、不受人敬，認為是別人或是社會「虧待」了他。這些人從來不與別人比付出，卻總是與別人比得到，如此一來，就越是看不到自己的短處，心裡積累的對社會與他人的怨恨就越多。正應了「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

曾國藩書法

自我刻苦努力與「愧對」之心，自我放任自流與「應得」之心、「虧待」之怨，這都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對他人嚴苛者，往往對自己寬鬆；對他人寬厚者，則對自己要求嚴格。曾國藩的宗旨是：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曾國藩的「愧對」之心對世人來說，不僅可以化解心中不應有的苦悶與煩擾，更是「載福之器」和「入德之門」。

本文原載於《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吳敏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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