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後抗日根據地百姓稅負有多重？

抗戰期間，為支持敵後戰場，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民眾竭盡所能地出糧、出錢、出力，其承受的巨大負擔一直被國人遺忘。當年竟有有「不怕鬼子機關槍，就怕八路叫老鄉」之語，這又是為什麼呢？

根據地百姓負擔由輕到重的過程

陝甘寧邊區徵收救國公糧之初，規定「每人全年收糧在350斤以下者免徵，350斤以上者，最低稅率1%，最高稅率7%」、「凡出租土地依靠收租生活的地主，其每人所收租糧不滿300斤者征1%，300斤以上的按稅率表加倍徵收；佃戶則按稅率表減半徵收」。在實際徵收中，任務被攤派到各村，「照條例就不能攤，能收多少是多少；攤就一般不能按條例，只要求完成或超過任務。」所以條例只是一個參照，無法真正執行。在這一階段，農民的負擔還相對較輕，邊區農民1939年交納的公糧佔總收入3.63%，1940年佔6.29%。

皖南事變後，來自國民政府的撥款和海內外人士捐款斷絕，經濟封鎖使原本落後的根據地雪上加霜。與此同時，邊區脫離生產的幹部，從1937年的32200人增加到1941年的73117人。在最困難的幾個月，邊區出現了糧荒，人們沒有衣穿，沒有油吃。

1940年，邊區計劃徵收救國公糧9萬石，而當年實際需要的數字是14萬石。由於征糧不足，只好在1941年4月進行了一次徵購和兩次借糧。徵購以實際價格的三分之一向農民買糧18751石，另借糧49705石。為借足糧食，延安、鄜縣等少數地方先後被借糧八九次。

到了1941年秋收時，陝甘寧邊區政府確定徵收救國公糧20萬石。同時向老百姓承諾，過去的借糧一定歸還，來年不再借糧，再不官價買糧。因為征糧數量大，邊區工作人員的壓力很大，以致邊區政府下令，「粒米根草入倉入站才算完成任務，否則不準回延安。」經過七個月的征糧，共入庫公糧201617石，超額完成任務。

1942年時，因為上一年給予農民的負擔過大，大生產運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所以征糧計劃降到16萬石。除了救國公糧，陝甘寧邊區百姓還要交納地方教育糧等附加，約佔公糧的7.5%。

人要吃糧，馬要吃草。1941年徵收公草2500萬斤，在數量上是充足的，但各地區牲口數量不一，有的地方用了一年沒有用完，而延安的公草只用了八個月就告罄。為減少公草浪費，1942年實收1600萬斤。

晉察冀邊區建立後，實行縣、村「合理負擔」，即統計各戶的資產、收入，然後按規定納稅。不久後，邊區政府又恢復了田賦。

1938年11月，晉察冀邊區也開徵救國公糧，「各家全部收入，折米計算，以其人口平均，每人平均小米1.4石以下者不收。1.5~2石者收3%，2.1~3石者收5%，以後每加1石遞增1%，增至20%為止。」開始時免徵點較高，負擔面在40~50%，後來降低了免徵點，負擔面擴大到60%。邊區的救國公糧不統一徵收上去，而是留在各村各戶，各部隊憑藉軍用糧票就能隨時隨地獲得糧食補給。

晉察冀邊區的供給構成是：軍政人員吃糧靠徵收救國公糧；軍政經費開支靠徵收田賦和稅收；存款開支用村合理負擔辦法解決。農民要支付以上三項稅收，壓力無疑是很大的。尤其是1940年前，村款一項沒有明確規定，包括了支差費、招待費、小學經費、開會費、村幹部旅費、應酬敵偽費、標語費、新戰士路費等名目繁多的費用，整個邊區每年要徵收8000萬元。

從1939~1941年，晉察冀邊區老百姓的負擔不斷加重。1941年邊區每人平均負擔正稅43.2斤米，比1940年的36斤增加20%。1942年的百姓收入比前一年明顯下降，需要交納的糧食則進一步增多。貧農人均收入僅2.18斤穀子，卻要拿出7.34%的0.18斤上繳；地主的收入雖然較多，人均有8.93斤，但要上繳其中的64.38%。1943、1944年負擔剛剛下降了一些，到1945年又再度回升。

具體到徵收方式，亦可謂想盡辦法

1940年，晉綏根據地第一次徵收救國公糧時，晉西北地區將征糧任務壓在地主、富農身上，而對中農和貧農徵收較少。救國公糧徵收後，「興縣縣城有人說我們是一條毛驢……非常怕幹部……老財過游擊生活，居無定所」「因為獻金與獻糧，方、神、河、偏、保……十四縣中逃亡了地主富農幾百戶。因獻金獻糧自殺的，嵐縣三個，臨縣六個，興縣十三個。」

同時啟動的還有所謂「四大動員」，即要區內百姓獻糧、獻金、擴兵、做軍鞋。興縣獻出元寶370多個、銀元57000元、各種金銀器200多斤、黃金27兩、法幣15萬元。此外還獻出布匹960多仗、黃油3120斤、白酒2470斤、粉條670斤、生豬12頭等。

針對「地主老財」，中共幹部有時不得不採用強制手段。如「嵐縣四項動員多用的是『做老虎凳』、『壓杠子』、『吊起來』等方式，三句話不行就說『坐上吧』，再不行就『再來一塊磚』。朔縣動員打頑固完成二分之一，請客半自願式的完成二分之一。保德區幹部指示村幹部，對老財採取捆縛吊打方式，否則即是對老財投降。文水二區區長韓一中，指定富農要糧不交，即扣其車螺。三區區長趙唐風則以處罰完成數目。」在嵐縣，甚至有「不怕鬼子機關槍，就怕八路叫老鄉」之語。

救國公糧、四獻動員也沒解決晉西北根據地的財政問題，不得以開展了「挖窖」和「借糧」。當年的檔案記錄，「極端強制的借糧與挖窖鬥爭，也在各地普遍的發動著。例如，方山給行署的報告中說，發動群眾，利用群眾力量，進行了『刨地運動』。朔縣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借糧鬥爭計37次，參加群眾1400人。五行政區報告，在四大動員之後，又進行了借糧運動，實際借糧已沒有什麼借糧意味，同時愈演愈烈，終則形成口食隊了；流氓地痞、大煙鬼、富農投機分子也都混進挖窖鬥爭中，成群集隊輪次到各村挖窖。主人不敢有所表示，任其挖掘，所挖出來的東西一掃而光，甚至有將僱農數年所得之工資盡被掘去者。」

在這種情況下，晉西北百姓，有其地主的生活更為困苦。臨縣後月鏡村地主劉尚厲家從1937~1941年，就再沒有買過布，春節也沒有了額外開銷。戰前，劉尚厲自己時常能吃點好東西，家人有撈飯、莜麥吃，逢年過節都宰豬殺羊。而從1937年開始，劉尚厲只能在過年時吃點白面了。

除正規負擔外，根據地農民還要承擔不少雜役

根據地百姓最重要負擔是繳納農業稅， 稱「救國公糧」或「合理負擔」，後來發展為「統一累進稅」。但除此之外，百姓們還要為軍隊承擔代耕代收與支差、戰勤等勞力工作。任務重的時候，百姓每月要為軍隊服務20天。

1941年是各根據地農民負擔最重的一年，在陝甘寧邊區：「人力負擔，每勞動力平均100~115天；畜力負擔，每畜平均65~75天；正式財糧負擔，每人平均54斤小米，佔總收入的15.31%；非正式財糧負擔，每人平均81斤，佔總收入的23.14%」。當年邊區每人的平均收入為350斤細糧，只能維持基本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還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上交政府。

由以上統計可知，除了交糧以外，邊區老百姓還要承擔勞役。勞役有多種，如為邊區政府運送食鹽。邊區規定，凡有牲口的百姓與合作社均有替政府運鹽的義務。運鹽工作耗時耗力，以1940年延安、延長、臨固、志丹四縣為例，每個勞動力外出運鹽分別為 19 天、10 天、2 天和 18 天。有的農民為了逃避運鹽，不惜殺死家中牲口。

邊區百姓的另一種勞役是所謂「代耕代收」。邊區規定，當軍人家中缺少勞動力時，其他民眾有幫他們代耕代收的義務。各縣成立「義務代耕隊」，自帶伙食，不得接受代耕家屬報酬。抗戰開始後，各根據地基層一般都設有支差機關，起初比較混亂，有的人一個月要支差20天，以致耽誤了秋收。後來，各根據地大都制定法令，規定了18歲至55歲民眾的戰勤義務。

1941年4月，晉察冀邊區政府公布《抗戰勤務動員辦法》，規定每人每月勤務不超過5天，勤務內容包括運輸、擔架、縫軍衣、做鞋、送報等。同時「停止支差費用之發給，教育民眾，使群眾了解服戰勤是大眾的神聖義務。」

在晉綏邊區，1940年農民的勞力負擔最重。臨縣姚家崖村在1940年1月，每個村民平均支差達20天；同縣的安業村，每個村民平均也有12天。1941年，具體條例出台後，兩村村民的平均支差天數都減少到3天。

晉綏邊區的規定是，人力、畜力的戰勤負擔，按「工」計算。如運輸勤務，里程為20里至30里，人力背挑負重40斤至50斤往返一次計一個工。原定每人每月服務戰勤以5個工為限，但1942年根據地面積、人口都大幅縮減，於是參與戰勤的人員擴大到16~18歲男子與51~60歲女子，戰勤天數的限制也被取消。

晉冀魯豫的軍事支差分兩種，一為戰時支差，一為臨時支差。戰時支差又稱為「民夫參戰」，內容與上述晉察冀邊區相同。山東根據地的戰勤動員則分為支差制（義務負擔）和雇差制（工資制）。1941年，膠東區動員9萬多勞力，從200里以外，將800萬斤公糧搬到了前線。

為減輕民眾負擔，根據地也搞「精兵簡政」

1941年前後，因為征糧數額太大，以致陝甘寧邊區百姓心生不滿。李維漢回憶，甚至有農民對毛主席口出怨言。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非但沒有追究那個農民，還反思說，「群眾的意見反映了我們工作上有毛病，有些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要允許人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人家說救國公糧太重，這是實際情況，1940年以來人民的負擔是加重了。」

陝甘寧邊區脫產人口過多，是加重農民負擔的一個重要原因。以延安市青聯為例，在正副主席以下，還有地方科、青年俱樂部少年團、中山圖書館、閱覽室、體育會、秘書處、雜技團等八個部門。眾多的部門政府， 使邊區脫產人員經常在7萬人左右， 最多時達到12萬人。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各地邊區政府推行了三次「精兵簡政」，減少吃公糧的脫產軍政人員數量。陝甘寧邊區辦公廳、民政廳、財政廳、建設廳、教育廳和物資局共有人員469人， 精簡後只剩下279人了， 人數減少了40%。

1943年後，因為同時進行了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陝甘寧邊區農民的負擔逐步減輕。如以1941年的征糧數字為100，則1942年為82.1，1943年為91.3，1944年為79.4，1945年為61.5。但綜合來看，此時邊區農民的負擔依舊很重。1945年，清澗縣農民總收入為61627萬元，正式負擔4955萬元，約佔全年總收入的7.48%；臨時負擔為7177萬元，約佔總收入的10.84%，也就是說農民要將18%以上的收入交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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