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左翼與右翼之源流

原標題：日本左翼與右翼之源流

撰文：岡崎正道

翻譯：苗禕琦

1970年11月25日，作家三島由紀夫（1925—70）與「盾會（楯の會）」的成員一起，闖入了位於東京市谷的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三島在總監部天台向聚集在廣場的自衛隊士官發表了演說之後，在「盾會」成員森田必勝的介錯下毅然剖腹自殺。其散發的檄文中有云：

……我等看到了戰後日本被經濟繁榮奪去了魂魄，人們忘記了國家的大義，失去了國民的精神。舍本求末，萬事只姑息眼前。政治完全變成了糊塗的矛盾體，國家的百年大計委託外國決定，戰敗恥辱無人拂拭卻只是不斷矇混，我等不得不咬牙旁觀日本人自己在毀滅和冒瀆日本的歷史和文化。我們曾經夢想著，只有自衛隊，還殘存著真正的日本、真正的日本人，和真正的武士精神。……

三島認為，根據戰後的「雅爾塔·波茨坦體系」，日本的民族精神正在逐漸消融，自衛隊淪落為美國的傭兵，事關國家生死的防衛問題在投機主義的法律解釋下被敷衍。導致日本人精神腐敗、道德淪喪的根本要因正在於此。因此，他滿懷激憤地高呼：「建軍的精神，只在於捍衛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歷史、文化與傳統。」

三島事件，給謳歌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昭和元祿」時代疑帶來了巨大衝擊。然而，正如前首相佐藤榮作以及原東京大學教授大內兵衛所評論的那樣，輿論界的普遍論調卻均認為「三島是個瘋子」，並將他的這一行為視作發狂者偏離常軌之舉動；對於其政治意味的考量，人們也多認為這只是激狂的右翼思想的萌生。

自殺前的三島由紀夫在天台上演講

在三島死去的前一年，即1969年的5月13日，他出席了在東京大學召開的「全共斗與三島由紀夫公開討論會」。在會上，三島與全共斗活動家芥正彥、小阪修平等人圍繞國家、天皇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三島說：「對於諸君表現出的與戰後日本之欺瞞現狀作戰的決心，我深表共鳴。只要你們能說一句『天皇萬歲』，我就願意與你們一起戰鬥，至死方休。」由此可以看出，三島對於激進程度超過共產黨、社會黨等舊左翼勢力的「新左翼」全共斗運動，似乎充滿了同情。據此觀之，對於「左翼等於進步革新，右翼等於保守反動」這一單純的公式，顯然還需要進一步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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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廣辭苑》（日本最權威的詞典之一，譯者注），左翼與右翼之定義如下：

左翼：（法國大革命後，由於雅各賓派等激進派黨在議會中的席位居於議長左手邊而得名）指激進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立場。

右翼：（法國大革命後，由於保守派黨在議會中的席位居於議長右手邊而得名）指保守派，以及國粹主義、法西斯等立場。

全共斗在東京大學開展學潮

法國大革命被視作近代革命的典型，將基於進步和保守的不同政治立場的派別分別稱作左翼和右翼的慣例也由此而來。然而，隨著歷史的推移，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稱作左翼（進步派），國粹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稱作右翼（保守派、反動派）的慣常說法，卻是基於馬克思主義革命論的立場所得出的、帶有相當偏見的立論。從馬克思主義者所鼓吹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來看，其將人類社會的歷史視作由原始共產制到古代奴隸制，再到中世封建制、近代資本制的直線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先鋒黨（共產黨）領導勞動階級崛起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最終結果，生產手段實現了社會共有，「各司其職、各得其所」的共產主義社會得以實現。在這一番歷史進程的規劃中，便不難解釋其為何會將方向正確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視為進步派（左翼），而將逆流而行的敵對思想視為復古、保守反動派（右翼）了。

然而，隨著柏林牆坍塌、蘇聯解體、各國實現顏色革命、中國等共產黨國家導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我們的現今世界，還能否說是按照上述那樣簡單線性的路徑在發展呢？

本文以被稱為左右兩翼始祖的中江兆民（1847—1901）與頭山滿（1855—1944）為考察核心，試圖揭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左翼、右翼概念是如何在近代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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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的動亂，始於美國東洋艦隊司令官佩里率領的四艘黑船出現在神奈川的時候。面對西方強大的軍事威脅，德川幕府對於既往的政治專制統治的信心逐漸消減。諸大名開始向身份卑微的幕臣、陪臣徵求意見，制定對外政策。於是，在從和親條約到通商條約的締結過程中，他們便逐漸喪失了國家大事的決定權。其結果，下級武士和草莽階層紛紛開始對政治發表意見。時任大老（即江戶幕府時代輔佐將軍的最高官員——譯者注）的井伊直弼（1815—60）發起「安政大獄」本想壓制這一處士橫議的狂潮，卻不想引發了櫻田門外之變，進一步使幕府的向心力被減弱。

櫻田門外之變是發生於安政七年三月三日的一起政治暗殺事件，不滿幕府大老兼彥根藩藩主井伊直弼的水戶藩激進浪士，於江戶城櫻田門外突襲準備進城的井伊直弼隊伍，井伊直弼當場慘死。圖為井伊直弼。

在這之後，幕末的政治潮流，便沿著攘夷派與公武合體派互相爭執、武力倒幕論出現、大政奉還與王政復古、戊辰戰爭與維新政權確立這一方向展開，直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左右兩翼思想的萌芽。

被尊為長州藩尊王攘夷派泰斗的吉田松陰（1830—59），其創立的松下村塾培養了諸多青年才俊。他們之中有幕末時期的倒幕活動家，也有明治國家的領導者，身份不一而足。其中聲名顯赫的，如：高杉晉作（1839—67）、久坂玄瑞（1840—64）、入江九一（1837—67）、前原一誠（1834—76）、伊藤博文（1841—1909）、山縣有朋（1838—1922）、山田顯義（1844—92）、品川彌二郎（1843—1900）等等。若我們對吉田松陰的思想進行詳細考察，便可以看到日後左右兩翼思想中一些特質的發端。

鼓吹天皇尊嚴至上化、神聖化，並將之作為國民精神歸一、忠順的對象，這一想法，正可謂是打下了右翼精神——「一君萬民論」的根基。可另一方面，過著半農半士生活的松陰，同時也具有著極強的勞動禮讚意識，對身處社會底層的農民充滿同情。這種對於農民階層反封建鬥爭的深深理解與支持，也可以看做是日後左翼思想的一個發端。

若將「尊王」定義為「對天皇、朝廷表明尊崇之意」的話，我們就不能過早得出此乃右翼精神之表徵的結論。在當時，「尊王」的概念可以說與戰後日本的「民主主義」概念一樣，是一種時代的常識，是誰都不能反駁的社會普遍觀念。因此，我們還需要對它的真實含義做一番考徵。

松陰獲刑死去後，其遺志被長州尊攘派所繼承。通過他們捨生取義的不懈奮鬥，時勢開始向倒幕革命轉變。然而，這裡還有一位重要人物不得不提——即在集結薩摩、長州等反幕勢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坂本龍馬（1835—67）。曾經接受過儒教理想主義者橫井小楠（1809—69）以及幕臣勝海舟（1823—99）等人熏陶的龍馬，其思想沒有拘泥於尊王至上主義的教條，而是同時保留著相當自由的色彩。被稱作幕末版「勸惡書」的《英將秘訣》，長久以來都流傳著此書作者為坂本龍馬的說法。該書中充斥著不遜的言辭，而人們認為此乃龍馬所作，也是由於他與尊王、攘夷這樣一種時代精神存在著稍許偏差的緣故。視《萬國公法》為新時代最優良的武器、試圖建立稱雄世界的海援隊等等……這些天馬行空的想法，的確表現出了走在時代前端的龍馬與他人的不同。

坂本龍馬

從政治形態來看，其將倒幕之後的新國家構想總結為「船中八策」、讓德川慶喜（1837—1913）出任新政權議會的議長、最終實現庶民代表也能參預的國家議會……坂本龍馬的思想中還存在著議會政治的構圖。日後中江兆民民權論的思想體系，不能不說是受到了坂本龍馬這一自由民權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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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篤介（後改為兆民），1847年出生於高知城下土佐藩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身為「明治四大奇人」之一的兆民，據說少年時期就有飯後敲碎茶碗、高唱快哉的怪行。幕末動亂高潮的1865年秋，他奉藩命遠赴長崎學習法語。當時，坂本龍馬在長崎經營著以海運、貿易為主要營生的龜山社中（海援隊的前身），中江就是在這裡和龍馬相遇的。

我們還不能確定當時尚屬少年的兆民是否在長崎直接受到了坂本龍馬的影響。但至少可以說，在作為鎖國狀態下唯一一個對外的窗口的長崎，龍馬的一系列追求新時代的努力與嘗試，一定在兆民的內心裡產生了不少感觸。

之後，在大久保利通（1830—78）的幫助下，1871年，他被允許與岩倉具視（1825—83）、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1833—77）使團同往歐洲，前赴法國留學。在法國的這兩年半時間裡，兆民學習了政治、哲學、歷史和文學。此外，在從巴黎公社的失敗到第三共和國的建立這一時代變遷中，兆民也得以親眼見證了王黨派、共和派、帝制派等派別爭相角逐的動蕩政治局面。回國後，他與留學時的密友西園寺公望（1849—1940）合作發行了《東洋自由新聞》。兆民高度評價特有的人民主權論，撰寫了很多相關方面的文章，還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翻譯成了日文。被稱為「東洋的盧梭」的兆民可謂是在日本提倡左翼思想的第一人。

於徵韓論爭中敗陣下野的西鄉隆盛（1827—77）發起了旨在推翻明治政府的西南戰爭，並於1877年秋兵敗，命隕鹿兒島城山。兆民的一位友人宮崎八郎（1851—77）也參加了西鄉的反叛軍。在田原坂激戰後，兆民曾前往熊本探訪了這位友人。面對兆民「西鄉顯然不是民權論者，那為什麼身為民權主義者的你會投身西鄉的軍隊？」的質問，宮崎泰然自若地回答到：「這一點我當然清楚。我們的計劃是先與西鄉結盟推翻明治政府，再進一步發動叛亂打倒西鄉。」說服友人無果的兆民離去後數日，宮崎便戰死沙場了。

即便是有著維新革命英傑威望的西鄉隆盛，即便保有著薩摩武士剛毅勇猛的傳統，以農民出身為主的徵兵軍最終也無法取得勝利。通過這場戰爭，人們認識到以軍事抵抗中央政府是不可能的，憑藉武力實現「第二維新」簡直就像白日做夢。 1874年，西鄉隆盛拒絕了與板垣退助（1837—1919）一起簽署《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在此之後，板垣退助放棄了武鬥路線（儘管他在戊辰戰爭時曾以東征軍司令官的身份創下了輝煌戰績），開始著眼於走言論戰的路線。1874年，板垣在故鄉高知縣成立立志社，並於翌年成立愛國社。西鄉死後的1880年，板垣又組織了國會期成同盟，其成員河野廣中（1849—1923）、片岡健吉（1843—1903）還向政府提交了速設國會的請願書。1881年，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正式政黨——自由黨成立，板垣退助親任總理。

作為民權運動的理論指導者，兆民出席了自由黨成立的準備會議，但卻沒有加入該黨。《東洋自由新聞》創刊才不到一個月，便已經在政府的高壓下面臨停刊了。在這樣的局勢下，自由黨的活動又由於後藤象二郎（1838—97）的草率指揮而愈發脫離常軌。雖然1882年的刺殺事件中（該年4月6日，板垣退助在岐阜演說時遭刺——譯者注），板垣大呼的「板垣雖死，自由不滅」為自由黨贏得了一些聲譽，但在之後福島事件、加波山事件、秩父事件等一系列反政府的「自由黨激化事件」迭起的高潮中，板垣、後藤這兩位自由黨的領導人卻像有意順應政府的「招安」一樣，接受了其提供的資金出國了。他們這樣背信棄義的行為，為自由黨不安定的前途又蒙上了一層陰影。而兆民沒有加入自由黨，可能就是因為他已經預知了這樣的結果吧。

加波山事件志士之墓，位於日本茨城縣筑西市下館地區

在自由黨運動一時遭到頓挫的1887年5月，中江兆民出版了他的《三醉人經綸問答》。作為近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名著，在該書中，兆民借三人豪飲鼎談的形式，闡述對比了流行於當時作為後進小國的日本的三種典型的政治、外交論，強調了國民政治意識的覺醒以及確立立憲政體的重要性。支持民主共和制與和平政策、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理想的「洋學紳士」，首先呼籲撤廢軍備、非戰中立。而東洋「豪傑君」卻嘲笑這種在沒有武裝的條件下實現和平的理論為空想。「豪傑君」主張，為了發展日本國運，必須在強有力的君主制下擴充軍備，積極向大陸擴張，進而稱霸亞洲。「南海先生」則是中間論者。他認為「紳士君之說是未來的理想，豪傑君所論乃過去英傑之夢，兩者均無法在當前實現」。因此，他提倡實行一種介乎二者之間的漸進改良的現實主義，即對外在國民軍的保障下實行獨立和平外交，對內漸次實現君主立憲制政體。

「洋學紳士」似乎可以看成是左翼人物的代表。從社會主義革命、反戰論到之後的對俄非戰論，從明治末期的「平民社」到大正、昭和前期的無產勞農運動與和平主義外交，甚至到戰後社會黨的「非武裝中立論」，都可以看到這種左翼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與之相對，「豪傑君」的論調，則彷彿就是日清、日俄戰爭以後鼓吹擴充軍備、稱霸大陸、佔領朝鮮與台灣的軍國主義右翼超強硬派的原型。而以「南海先生」為代表的穩健的現實主義派，則可以說是預示了從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原敬（1856—1921）內閣，到之後的政友會、以及加藤高明（1860—1926）、浜口雄幸（1870—1931）、若槻禮次郎（1866—1949）等憲政會、民政黨諸內閣，以及幣原喜重郎（1872—1951）的國際協調外交策略這一自明治末期到昭和初期的日本政治實況。

至於上述三者哪一位的思想才是中江兆民的投影，我們可以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三者都是兆民的分身，但多數人還是認為，「洋學紳士」的觀點才是最符合兆民之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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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藤博文為首的政府領導層懼怕自由民權運動的激進化，其在頒布了一系列治安限制法令的同時，還效仿德意志（普魯士帝國）政體進一步完善了立憲政治體制。這一排除了民權派的體制於1885年確立了內閣制度，並於1889年頒布了日本帝國憲法，還在1890年開設了帝國議會。

兆民雖然認為，只有國民自下而上爭取來的「恢復的民權」，而不是政府由上而下「恩賜的民權」才是真正的民權，但他同時也指出，即便是恩賜的民權，只要能夠巧妙利用，也有可能實現國民權利的擴充。兆民不單單是一個坐在書齋里思考的理論家，他同時也是一個欲在充滿種種制約的現實政治中發揚民權的行動家。在民權派於1887年掀起的要求政府承諾言論集會自由、減輕地租、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三大事件建白運動」中，兆民從民主主義徹底化的立場出發領導了這次鬥爭。然而，這場席捲全國的反政府運動，卻也在保安條例的彈壓下走向終熄了。

之後，兆民參加了1890年的第一次議會總選舉，並與來自大阪的片岡健吉、中島信行（1846—99）、大江卓（1847—1921）、植木枝盛（1857—92）、林有造（1842—1921）等土佐民權派人士一同當選為議員。然而，在議會成立僅兩月有餘的1891年2月，民黨內部卻發生了分裂。其時，作為在野黨的民黨儘管在議會中已經佔有了壓倒性多數，但卻有29名議員與政府站在了一邊，於削減軍費和減稅問題上做出了妥協。其結果，所有議題均照政府草擬案通過。甚至連曾經起草過《日本國國憲案》、主張極端激進的人民主權的植木枝盛都參與了這場「土佐派的背叛」。對此感到無比痛心的兆民，在《立憲自由新聞》里發表了指責議會為「無血蟲之陳列場」的著名抗議文章後，便毅然辭去了議員一職。

中江兆民

兆民離開後，議會中民權運動的熱情日益消減。1898年6月，大隈重信（1838—1922）與板垣退助聯手，將互相攻訐多年的自由黨與改進黨（時改稱為進步黨）聯合為憲政黨，並由大隈出任首相、板垣出任內相，成立了「隈板內閣」。然而，這一政權的幕後操縱者實為伊藤博文，大隈和板垣只不過是充當了伊藤政治構想中的一枚棋子。之後，以文相尾崎行雄（1859—1954）的「共和演說」為導火線，舊自由黨與舊進步黨的對立重新被激化，這一日本歷史上首個政黨內閣僅存在了四個月便宣告瓦解了。

1900年9月，由伊藤博文出任初代總裁的立憲政友會宣告成立，憲政黨解體融入其中，曾經輝煌一時的自由民權運動至此徹底畫上句號。已經退出政界、隱居北海道的中江兆民得知這一消息後激憤不已。他讓弟子幸德秋水（1871—1911）寫下了《自由黨祭文》，文中嘆息到：「嗚呼！自由黨死哉！而歷史不能抹殺其榮光！」（《萬朝報》）

1901年，兆民因患咽頭癌而被醫生宣告只有一年多壽命。在同惡疾苦鬥的過程中，他還寫下了《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兩書。中江兆民極富傳奇色彩的54歲人生，便在這一年落幕了。

土佐出身的記者黑岩淚香（1862—1920）曾經評價兆民為「有操守的理想家」。誠然，兆民的思想里有著很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如他提倡擴張人民權利、縮減軍備、中立外交等等。此外，他還十分關心處於社會最下層的部落民的生存處境，甚至在議會總選舉時，兆民都沒有選擇故鄉高知縣，而是選擇了從部落民最多的大阪選區參加競選。他的政治信條和理念，被弟子幸德秋水、堺利彥（1870—1933）等人繼承，直到以後的社會主義者、左翼活動家身上，都能看到兆民思想的影子。

然而，我們不能忘卻的一個事實是：兆民與被稱為日本右翼始祖的頭山滿，實際上是肝膽相照、私交過甚的密友。

頭山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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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兆民最後的遺著《續一年有半》中，有關於頭山滿的記述：

頭山滿君具有忠厚長者的風度，並且只有他，才是一個生長在現在的社會，而完全保存著古代武士道精神的人。他嘴裡不說話，但內心明白，大概可以說是一個把機智隱含在樸實之中的人。

這實在是一個極高的評價。與之相呼應的是，頭山也在很多地方表達了對兆民的讚賞。那麼這位頭山滿君，到底是何方人物呢？

1855年4月，頭山滿出生在筑前藩（今福岡縣——譯者注）一個破落武士家庭，父親名為筒井龜策。頭山是家中三子，幼名乙次郎。後被母親的娘家頭山家收為養子，遂改稱頭山滿。16歲時進入由女傑高場亂（1832—91）開設的興志塾學習，並在這裡結識了進藤喜平太（1850—1925）、箱田六輔（1850—85）等人，堅定了士為國死的精神。1875年，其與進藤、箱田等人結成矯志社，密謀在福岡發起武裝起義，結果失敗被捕。也是由此，頭山滿未能參加77年的西南戰爭。西鄉隆盛敗死後，出獄後的頭山滿趕赴高知縣打算勸說板垣退助起義，結果卻被板垣灌輸了自由民權的思想。回到福岡的頭山創立了民權結社「向陽社」，即1881年（也有認為是1879年）成立的、聲名遠揚之玄洋社的前身。

高場亂，曾參與平野國臣等福岡勤王派的活動，是幕末時期支援過平野、高杉晉作等志士的勤王歌人野村望東尼的堂妹。

作為鼓吹大亞洲主義的國家主義團體，玄洋社自明治前期成立以來，到太平洋戰爭戰敗後被取締的這半個多世紀里，曾培養了眾多右翼活動家：內田良平（1847—1937）、杉山茂丸（1864—1935）、廣田弘毅（1878—1948）、中野正剛（1886—1943）、緒方竹虎（1888—1956）、安川第五郎（1886—1976）……這樣一個對日本的大陸侵略政策曾產生不小影響的玄洋社，其出發點竟然也是自由民權運動。玄洋社的「憲則三條」規定：「第一條 敬戴皇室」「第二條 愛重本國」「第三條 固守民權」，這與當時其他的民權運動結社的行動綱領並沒有很大區別。

自由民權運動是繼承了幕末尊王倒幕，以及明治初期士族叛亂精神的反體制政治運動，日本的左右兩翼也由這一運動產生。那麼，左右兩翼的分歧點又在何處呢？

玄洋社的社長雖然由平岡浩太郎（1851—1906）傳到箱田六輔，再傳到進藤喜平太，但其背後的實際操縱者一直都是頭山滿。懷有雄飛大陸之志的頭山認為，民權運動有三大主題：一、擴充人民權利和自由；二、減輕經濟負擔；三、堅持對外獨立，而其中又以第三個主題最為重要。玄洋社之所以會由一個民權結社逐漸演變為支持日本帝國主義政策的組織，其深層原因正在於此。19世紀中葉以後，面對英、美、法等西方列強日漸露骨的侵略野心，堅持對外獨立無疑成為了近代日本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命題。而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不平等條約的改訂。

幕末時期德川幕府與歐美諸國簽訂的通商條約中，多含有損害日本國家利益的內容，如承認治外法權、損害關稅自主等等。而改訂這些不平等條約，就成了明治日本最大的外交課題。然而，政府的應對措施卻十分不得人心：使歐兩年的岩倉使團在修約問題上毫無進展；井上馨（1835—1915）大力推展的鹿鳴館外交（連日舉辦西洋舞會）也被證明只是受盡各國嘲諷的拙劣把戲；大隈重信甚至還推行了破格錄用外人法官的辱國政策。在頭山及其同伴看來，政府的這一連串愚蠢行為是無法容忍的。

1889年10月18日，負責與歐美國家商訂改約的大隈重信外相於外務省門前被玄洋社員來島恆喜（1859—89）的炸彈炸傷，失去右腿。來島的自殺，使得這場暗殺背後的關係變得撲朔迷離，但其策劃者為頭山滿的可能性還是很大。而且巧的是，這位來島也是中江兆民的學生。這場讓人聯想到幕末「天誅」的政治恐怖活動，成為了玄洋社揚名的開始。

在這之後的日清午戰爭、三國干涉還遼以及日俄戰爭中，頭山滿及其領導的玄洋社自始至終都堅持著「對外強硬」的基本信條。

曾於中日戰爭時期出任首相的近衛文麿（1891—1945）之父近衛篤麿（1863—1904），很早便開始標榜大亞洲主義，提倡東洋諸國大同團結。他在1898年組織了東亞同文會，並在1900年將之擴充為了國民同盟會。在這一主張對俄強硬外交、即便開戰也在所不惜的組織中彙集了眾多政治家，其中便有頭山滿與中江兆民——《三醉人經綸問答》中的「豪傑君」與「洋學紳士」，竟在這裡成為了同志。

之後不久，兆民的咽頭癌便惡化了。據說，頭山曾數次探訪病重的兆民，並在床榻前接受了他對後事的囑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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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松本健一《作為思想的右翼》一書中這樣寫道：「近代日本在確立自由主義為體制中的支配地位之時，作為反體制派的右翼與左翼也同時誕生了……右翼與左翼，是不滿於作為明治國家體制補充的這個母體所產下的一對雙胞胎。」

在從士族叛亂髮展到反體制的自由民權運動的過程中，強調社會主義與反國家主義的思潮逐漸左轉；而提倡國權擴張、進而鼓吹稱霸大陸的論調，則在與帝國主義國策的巧妙迴旋中逐步右轉了。

到了大正、昭和初期，日本左右兩翼的思想發展到頂點，開始表現出尖銳的對立。然而，其中的過激分子，如大杉榮（1885—1923）、北一輝（1883—1937）等人，以及日本共產黨和二·二六事件中的青年將校們，卻都被政權抹殺掉了。左翼開始走向穩健，並以這樣溫和的方式被納入了體制；而偏離初心的右翼卻追隨國策，成為了新體制中的核心，以致最終演化為了侵略亞洲的尖兵。

（本文經過作者授權，節譯自日本岩手大學教授岡崎正道《日本の左翼と右翼の源流》，原載《言語と文化?文學の諸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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