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那些事》第365期) 《 基辛格,能看穿「中國智慧」的老狐狸》
原標題：(《國際關係那些事》第365期) 《 基辛格,能看穿「中國智慧」的老狐狸》
(全文6851字，閱讀大約需要5分鐘)
基辛格 一個「老狐狸」的肺腑之言
基辛格已經九十多歲了。像他這樣總是赤裸裸地從血淋淋的地緣政治和權力結構角度思考問題的人，不單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被現代權利意識熏染了三十多年的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不太容易接受，就是在思想一貫解放到最前列的他的本國同胞那裡，也不怎麼招人待見。在他更早的一本《大外交》中，基辛格就多次抱怨美國人民在外交上的幼稚，在國之大事上婆婆媽媽，任由感性情緒逆流成河。
他對中國外交決策的目標、動力和具體運作則絕少誤判，把握得異常精準，簡直是深入骨髓、鞭辟入裡。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大概可以視作他觀察和研究中國外交及中美關係的扛鼎之作。
真實動機 行動邏輯
如果說同時期面市的傅高義那本《鄧小平時代》顯得比較凌亂的話，基辛格此書是有一個結構的。儘管這兩本書在史實上幾乎沒有什麼新意，該知道的人們早就知道了。
全書共十八章，時間跨度則從晚清直至當下，側重於1949年以來的當代史，以中美關係為主要評論對象，在這個前提下也涉及到中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外交事務。
在開篇部分，基辛格拋出了他對於中國獨特性的幾個論斷，這成為後面洞悉中國外交真實動機和理解其行動邏輯的基本原則。我試將這些論斷略作概括：
第一，中國的悠久歷史、豐富資源使其有漫長的自給自足的「封閉」體驗，對對外交往特別是對通商貿易缺乏內在動力。
第二，儒家學說具有反求諸己的內向化世俗化指向，周期性的治亂循環及作為對這一事實的反應的天命說，則使中國歷史上長期沒有進步史觀的土壤。
第三，中國人對世界和世界秩序的想像與西方大不相同。「天下觀」之下是一個有中心、有邊緣、有等級秩序、有華夷之辨的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下是理論上謀求相互承認平等地位的主權國家體系。因而中國的皇帝不追求「輸出觀念和輸出革命」，但是歡迎他人前來學習；壓根不相信平等，只相信以天朝為中心的、各居其位、各安其分的一個完美的政治托勒密體系，這個體系是公正的，但不是平等的。歷代王朝都將佔領和管理偏遠地域視為一種麻煩，即便是主動來投，也要選擇性地接受，相比之下，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駕馭近鄰。設禮部處理與進貢國的關係，設理藩院處理與未開化游牧部落的關係。
第四，以夷制夷、以夷伐夷是天朝上國對於不肯歸順和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蠻夷的一種政治策略，旨在防止夷夷結盟對天朝形成包圍，即是說，反包圍、防禦性是中國外交乃至軍事決策的基本出發點。
第五，諸葛一生唯謹慎，中國人絕少孤注一擲。中國的戰略思維是圍棋式的，西方的戰略思維是國際象棋式的。後者尋求通過一系列正面交鋒、決戰決勝，而前者有足夠的耐力苦心經營、迂迴包抄，在棋盤上占「空」，逐漸消磨對手棋子的戰略潛力。後者要求目標專一，前者要求戰略靈活性。
第六，相較西方戰略家，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戰略家尤其重視心理因素，注重對「勢」的判斷、把握和因應。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異常現實、剋制而有度，無論表面上如何虛張聲勢，但實際中最懂得見好就收。因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徹底消滅對方，所以只要化強敵為弱敵，加強自己的戰略態勢，既要鬥爭，又要斗而不破，互斗共存，斗到適可而止即收手。
第七，因第五條和第六條的緣故，中國與西方的矛盾往往由於如下的戰略誤判：中國自認為是防禦性的舉動可能被西方世界視為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懾行為可能被中國解讀為對他的包圍——而如前所述，中國最為敏感的是被包圍。因為下棋規則不同，西方認為沒有實質性對抗的一招棋可能被中國認為是處心積慮謀劃的一盤大棋，而中國出於積極防禦動機對外圍任何風吹草動所作的過激反應甚至進攻性威懾都會被西方視為好戰之舉。
上述觀點貫穿了基辛格分析晚清至當下170年歷史的全過程。
以夷攻夷 自污誘敵
鴉片戰爭是天下觀世界秩序與近代國際體系的第一次正面衝突。在此前的幾十年，自負的乾隆皇帝拒絕了馬噶爾尼使團關於通商貿易和互派大使、建立平等外交關係的要求，關上了和平轉型的最後一次機會窗口。而一個正在崛起的工業大國、海洋大國，遲早要突破「天下觀」秩序所「分配」給他的「朝貢蠻夷」地位。戰爭的慘敗暴露了天朝的羸弱無力，第一批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中頻繁出現的「蠻夷」要求「地位平等」的措辭，徹底擊潰了土皇帝們對世界秩序的封閉想像，整個國族的自我意識面臨著再建構。
此時的中國，在內部抗爭此伏彼起、動蕩不安的同時，面臨著來自三個方面的外部威脅：來自歐洲的西方列強，主要是「劫財」——要求開放通商。來自北方的俄國，主要是「劫色」——對領土有根深蒂固的要求。這兩股力量都無意顛覆和取代清廷，認為那不符合它們的利益。來自東方的日本，是潛在的更大威脅，不僅對經濟利益和領土有主張，更在文化上有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東亞國際秩序的中心的野望。
在這種局勢下，晚清出現了最早放棄天下秩序、轉而吸收現代均勢外交理念並和以夷制夷、合縱連橫的本土思想資源相結合的一批外交官，以奕和李鴻章為代表。今人只記得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少有人知道前面還有一句「調夷之仇國以攻夷」。
這是一個脆弱大國的職業外交官能想到的一套以毒攻毒、自污誘敵的七傷拳打法，百餘年來屢試不爽。與其讓英夷獨佔好處再賣與他國做人情，不如索性忍辱負重、寬衣解帶、敞開胸懷主動對所有國家門戶開放，把眾夷齊齊引入中國，防止任何一夷獨霸中原。依靠這套打法，李鴻章在馬關談判後立即著手促成「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以俄國為主導促成了日本把已經吃進去的一塊骨頭再吐出來，這已殊為不易。
俄日矛盾與其說是有其地緣上的內在性，不如說有相當大一部分因素是李少荃挑起來引狼入室以毒攻毒的。當然，俄國人也向來不是吃素的，此後的代價就是俄夷在滿洲一家獨大，德夷佔了青島，法夷鞏固了越南。以夷制夷的前提預設是制度變革以自強，否則就只能成為大廈將傾、獨木撐危樓的苟延殘喘之舉。但即便如此，這套七傷拳法竟能延續晚清命脈七十年，同時也讓如此一個爛到渣的國度在100年的殖民擴張高峰期中仍保住了些微的主權（要知道同時期其他成為殖民擴張目標的國度無一例外地完全喪失了本國獨立），以至於只能用所謂「半殖民地」來概括，這的確是個「奇蹟」。
一條線、一大片、三個世界
毛澤東也深諳以夷制夷之道。所不同於晚清者，他所接手的中國和他的意識形態帶給他的優越感，替代了天下秩序的內在優越性。1949年，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獨立性達到了鴉片戰爭以來的高峰，但「體系」的緊箍咒越勒越緊。整個冷戰期間，美、蘇、中、歐、日五大極點的關係特別是中美蘇三角關係始終變幻莫測。
在美蘇兩個核大國之間，中國如何站隊？在起初，這並不是一個難題，儘管「一邊倒」的決定過程是有些波折，而毛在莫斯科被斯大林冷遇的兩個多月里，中美之間也確實存在著暗通款曲甚至中方改投師門的可能性。斯大林之後，蘇美一度都致力於把中國拉入「體系」，讓其接受現行國際秩序。但毛認為冷戰中的威懾概念過於消極，他不會等著被動挨打。只要感覺到「被包圍」的威脅，他就不惜主動出擊。
這實際上和後來美國的先發制人理念有相似之處。不同的地方則在於，美國先發制人的目的是取得勝利和軍事優勢。毛和後來的鄧的先發制人觀，旨在改變雙方的心理平衡，降低更大風險發生的可能性。1954-1958年的台海危機、1962年的中印邊境衝突、1969-1971年的中蘇邊境衝突以及1979年的中越戰爭，這幾次進攻性威懾都具有如下特點：長期醞釀，突然襲擊，速戰速決，見好就收，在心理和氣勢上把對手壓回談判桌上來，繼之以政治上的後續動作，目的就算達到了。
中國很清楚長期佔領和提出領土要求是自討苦吃，這不是其目的。所以對於「原子彈不可怕，帝國主義紙老虎，炸死一半剩一半，把北京上海武漢讓給帝國主義，上山打游擊」之類看上去極其匪夷所思的好戰言論，同時代很多人被忽悠了，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被嚇住了，赫魯曉夫被嚇住了，美國人也被嚇住了。大家都認為遇到了瘋子，其實這仍然是百年前李少荃所創的副作用巨大的七傷拳，要義就在穿鞋的怕光腳的，沖的怕愣的，愣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不惹窮得亂碰的。基辛格當然看得出中國人到底想要的是什麼。空城計的博弈，虛虛實實。
1970年代中蘇矛盾達到了頂點，中國在美蘇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明確了優先序。中美恢復接觸，確立了准同盟的關係。整個七十年代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毛澤東概括的「一條線、一大片」，這實際上是「連橫」，就是按照大致的緯度划出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一條戰略線，團結這條「線」的外面的國家即「一大片」，形成對蘇聯的遏制包圍圈，在全球抵禦蘇聯擴張。這時美蘇爭霸中在表面上蘇聯正處於上升期，美國固然有此意願，而中國的意願尤為強烈，且經常充當諮詢顧問的角色，動輒急不可耐地指責美國又對蘇聯心軟、妥協、投降了。
作為中國人，我們長期宣傳後的效果是，毛主席一手策劃、周總理親自執行了「小球轉動大球」的外交大轉圜，中國在既反帝又反修、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鬧僵十年後，終於緩解了地緣政治上一觸即發的緊張態勢。似乎是毛主席一招手，美國的尼老兒就乖乖地、急不可耐地飛抵北京覲見一個尚未建交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要知道，當時偉大領袖「親自導演」的這一出中美接觸，讓多少一直緊跟中國批判美帝的國際共產主義小夥伴們都驚呆了！然而，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如果當年美國對中國的需求，比中國對美國的需求更迫切，為什麼1972年尼克松已然訪華，中美建交卻遲至1979年1月呢？這可不是什麼水門事件的偶然性所能搪塞的。中間的七年時間經歷了三任美國總統，他們都在想什麼呢？
很顯然，美國一直主導著局勢，控制著節奏。他像一個化學高手，不斷地配平地緣政治的方程式。一手拉攏中國，一手與蘇聯簽訂了反導條約，美蘇關係也大為緩和。這當然讓中國人感到被出賣，可是在那種情況下別無選擇。只有在中美走近的同時，不時在國際場合數落美蘇緩和的虛偽性、欺騙性。
讓我們繼續討論毛時代。在「一條線、一大片」之後，毛又提出「三個世界」，主要是因為「一條線」太接近於傳統的集體安全機制，限制中國的行動自由。「三個世界」則允許作為權宜之計對兩個超級大國區別對待，賦予一種戰術上的靈活性。事實上，一直到八十年代，隨著里根任期內中美之間漸生嫌隙和蘇聯在全球範圍內的急劇退縮，中國的外交政策才再次出現變化。中國在美蘇對抗中的地位較七十年代明顯下降，此時的意識形態衝突以及殘留的台灣問題又浮出水面。
1982年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指出：「中國決不依附與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決不屈服與任何大國的壓力。對於一切國際問題，中國將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決定自己的立場。」這意味著，中國實際上已經從70年代的中美准同盟關係又回到了「三個世界」的立場。
1979年的中越戰爭大概是中美作為冷戰時期准盟友的最後一次完美配合，其政治象徵意義無論如何也不應被低估。其出發點也很明確，地緣政治與拒絕坐視「被包圍」狀態的形成是最主要原因，雖然客觀上對紅色高棉殘餘勢力提供了喘息之機不具有道義上的優勢。在蘇越結成軍事同盟不到一個月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場成功的打臉行動，向全世界暴露了蘇聯正在走下坡路以致鞭長莫及（當然這裡面有中美聯手造成的巨大制約作用），同時也給如越南一樣的蘇聯盟國當頭一棒，使其看到蘇聯協防承諾的不可置信性。
任何戰爭，都有著漫長而細緻的前期外交準備，充分研判戰後可能的形勢，盡最大努力孤立敵人，拉攏盟友，穩住中立國。以此判斷，中越戰爭的外交準備是非常充分的。對當時深度嵌入冷戰後期美蘇兩大板塊站隊之中的中國而言，沒有第二種選擇。打越批蘇，是內政外交的高度統一，中國人支持，美國人也支持，東南亞國家更是樂得觀望，這場戰爭的功能定性非常清晰。鄧小平花了一年時間五次外訪，繞著越南訪問了尼泊爾、東南亞諸國、日本、美國以及朝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這場軍事行動作外交準備。雖然這場戰爭中，中國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但在當時北方面臨陳兵百萬、西部接連出現阿富汗和伊朗事件、南部面臨一個即將形成的統一的且反華的印度支那聯邦、內部則是經濟行將崩潰，當此之際的這次行動有重大的地緣政治意義。
共同進化 永久和平
基辛格對權力博弈有深深的審美偏好，如同愛看三國的中國人，這是無可厚非的，大可不必非要用道德說教和意識形態的大帽子來批判。他對中國的友好與其說出於價值，不如說出於歷史和現實的考量。中美兩國沒有理由走向劍拔弩張。如果說他對未來有什麼憂慮的話，主要在對兩國都出現的一些憤青觀點是否會形成廣泛的社會思潮進而誤導政治家對外交大勢的判斷上面。基辛格列舉了以《中國不高興》為代表的一批國內少壯派特別是一批軍方人士的表態，對此深感憂慮。他們頑固地堅信中美之間的衝突是結構性的，是「必有一戰」的。
對上述激進派聲音，基辛格特意把100年前英國外交部官員克勞對「英德必有一戰」的判斷拿出來作為對當下的中美關係一個對照。克勞認為，結構性要素排斥合作和互信的形成，相互競爭終將走向最終攤牌。
基辛格則認為，戰後六十多年來形成的北大西洋國家的超越國界的集體安全機制完全無法應用到亞洲國家。由於歷史和地緣的因素，亞洲國家始終認為與鄰國處於潛在對抗狀態。許多亞洲國家經歷過被殖民，獨立的歷史相當短暫。對他們而言，主權是至上的，部隊跨越邊境的行動被認為是一種侵略，不干涉內政是國家間的基本準則。在這樣的地區結構中，外交的目的必然是維持均勢。任何打破均勢的行動都會引發新的再平衡行動。
為此，基辛格建議，中美兩個太平洋兩岸的最重要大國，固然不是夥伴關係，但應當謀求「共同進化」，各自都有各自關注的國內事務，在可能的領域內合作，調整關係，減少衝突。美國如果公開把亞洲國家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動意識形態進攻都是極其危險的舉動，因為中國是該區域內甚至全球範圍內多數國家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
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反包圍」意識過度敏感，追求絕對的安全感，試圖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之外，也必定遭遇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抵制，因為這個地區國家間脆弱的互信關係使他們任何一個小國都懼怕任何一個大國主導該地區可能帶來的後果。中國和美國都必須接受一個對方存在並發揮較大影響力的亞太格局（官方常說「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大概此意）。
最後，我要原文照錄基辛格此書的最後三段話，不是因為它多有文采，而是從這兩段話里看得出這位90歲的老政客、老狐狸、老中國通在其人生垂暮之際，對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極具誠意的表態：
「為了理解和平的本質，我自從半個世紀前攻讀研究生時，就研究國際秩序的建構和運作。基於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對於雙方最有善意、最高瞻遠矚的領導人來說，文化、歷史和戰略認知上的差異也將形成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如果歷史只是機械地重複過去，以往的任何轉變都不可能發生。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在這種意義上，它產生於勇於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在其著作《永久和平論》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終將以兩種方式中的一種降臨這個世界：或者由於人類的洞察力，或者因為在巨大的衝突和災難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類別無選擇。我們現在正處於這樣的關頭。當年周恩來總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訪華的公報達成一致時曾說：『這將震撼世界。』40年後，倘若美國和中國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將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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