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耽誤了光緒成為一代聖君
在聊及這個命題時，很多人一定會奪口而出：「慈禧太后和朝挺守舊勢力」！
不錯，翻開中國近現代血淚史，慈禧太后尤其可恨！其私生活奢靡無度、貪圖享樂、思想保守、反對變法等等罄竹難書。
但是光緒帝落到那個結局真的全部怪慈禧太后嗎？未必盡然，真正誤了光緒帝的是康有為。
一、光緒帝為何信任康有為
在1898年，求變已是朝野內外一致的共識。年初，李鴻章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已有「年來事多取法泰西，……欲蠲舊習之澆漓，致維新之政治」的說法；元旦前後，袁世凱也兩次向帝師翁同龢提議實施變法；嚴復、伍廷芳、張謇等，或通過報紙，或通過私人關係，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變法方案。
最能說明1898年朝野內外存在強大的「改革共識」者，莫如徐桐和榮祿。徐桐理學出身，做過帝師，對西學非常厭惡，「門人有講西學者，即不許入見」，是晚清最有名的守舊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開始不斷上摺子為變法出謀劃策。因為朝堂上下深知，經過火燒圓明園、甲午戰敗加上日俄戰爭，即便是慈禧太后也深深的被震動了。獨裁專制的封建國家打不過憲政民主國家，這已經是血淋淋的事實。要天祚永續，就得順應時勢、順應潮流。所以朝堂上下，變革已經是普遍共識。
榮祿的「頑固派」形象，則全拜康有為在變法失敗後的宣傳所賜。史料顯示，變法期間，榮祿曾給過「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過諸多建議；而早在變法之前，榮祿就已經在自己的職務範圍內，努力推動軍隊改革，向西方學習；對八股取士也有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設學堂不可」，並在保定、天津等地籌資設立了多所新式學堂。後世之所以給榮祿扣上一頂「頑固派」的帽子，全因為康有為在《自編年譜》里替榮祿偽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變」。
康有為利用相片合成技術偽造的，梁啟超終生未曾與光緒謀面
事實上翁同龢一再扣壓康有為的上書時，是榮祿把康有為的上書推薦給了光緒皇帝。慈禧太后那一次的還政原本也是動了真格的。當然，改革已形成共識，並不意味著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識。如何改革，其實就是一個選擇誰來做改革旗手的問題；選擇誰做改革旗手，就等於選擇誰的改革方案。
雖然許多朝中重臣如榮祿、王文韶等，沒有能力提出系統、全盤的改革計劃，但挂帥還是可以的。而且戊戌年適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凱、劉坤一等輩，都有比較系統的改革意見；而最具人望者，則莫過於翁同龢和張之洞。但可惜的是，張之洞的入京計劃被沙市教案攪黃，翁同龢則因為厭惡康有為，而被光緒罷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能看出光緒對康有為的迷戀。光緒為何迷戀康有為？就因為康有為的虛言巧飾和道貌岸然，康有為這個人是即便捉姦在床也一定能夠堂堂正正說是在研究學術的偽君子。而且其草擬的變法方案頗具有煽動性和誘惑力，也因為康的某些言論，說到了光緒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書》里說：願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簡任者有幾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幾人？所議論諮詢者幾人？」又說：「昔田橫有死士，李克用有義兒，李成梁、戚繼光有家丁，將帥馭卒，猶能以之赴湯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說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緒名曰親政，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可信賴的班子。作為尚有舊權掣肘的皇帝自然喜歡聽這番話，比如秦國時的范雎對秦昭王的建議。但是任何謀略都要分時勢，康有為不是范雎，光緒帝也不是秦昭王。
康有為早期曾想通過翁同龢向光緒傳遞自己的變法意見。但翁與康接觸越深，就越覺得這個人靠不住，於是兩人漸行漸遠。所以翁同龢全力阻止光緒帝接觸康有為，並為光緒採納康有為的建言而推行的新政使絆子，光緒忍無可忍下詔罷免了翁同龢的職務，將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
康氏《孔子改制考》，有剽竊廖平《辟劉篇》嫌疑
二、可惜康有為戀權、撈權，毀掉了改革
要知道歷史上的成功變革，唯商鞅一人而已。商鞅能夠成功是因為上有秦孝公壓制住了保守勢力，中有商鞅自身具有真正廣泛學識及政治經驗，下有好政策得到秦國普通民眾擁護。如果光緒帝讓張之洞、李鴻章這類老成持重、有豐厚政治經驗的人來做旗手，雖成就未必能盡如人意，但至少不會釀成喋血政變。而讓康有為做了旗手，其結局就只能是政變，因為康有為對朝廷權力結構重組的關心，遠遠超出了他對變法本身的關心。
更重要的是他的激進，才是最後成為喋血政變之因。朝堂之上，他竟然當著諸大臣以一個區區四品咨政的身份建言光緒，殺一批一二品大員，以為推行新政對舊臣的震懾。像榮祿這樣原本持支持態度的大員頓時都寒了心。至此從支持走向反對，並且為了防患於未然，向慈禧太后陳情提防，並主動向慈禧太后請旨不進軍機中樞，轉而在李鴻章的建議下擔任直隸總督，監管袁世凱的小站新兵。原本改革傷筋動骨也有皇親國戚找慈禧太后做主，慈禧都閉門不見，榮祿的奏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覺，隨後他再出昏招，慫恿光緒撤下已經身居閑職的李鴻章，想自己上位頂替，這就是要全部廢掉慈禧太后信任的人，慈禧太后對他們革新黨開始反感，也跟光緒生了嫌隙，開始全面監視光緒新政。
康有為
要知道一二品官員都是些什麼人？要麼是王爺，要麼是幾朝元老、股肱之臣。一個四品官員出此狂悖之言，已經是大罪。關鍵是給光緒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光緒表態，那隻能說光緒是個昏君，左右不是人。光緒不表態，那就是在袒護康有為，大臣會覺得光緒真有殺他們之心，自然就離心離德，都去找太后庇護了。
康有為根本不關心變法，獲光緒賞識後，他改口大聲疾呼「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這種政治主張又回到了戰國時代。
「定憲法，開議院」曾長期被當作百日維新的主要內容，但這個論斷是完全錯誤的。戊戌前和戊戌後，康有為及其弟子，確實都是西方議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們在湖南謀劃「腹地自立」，成立南學會、新政局，梁啟超就曾解釋說：「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但自從康有為得到光緒賞識，所謂的「議院」之說，就被他徹底拋到了腦後，整個百日維新，他始終在不遺餘力地強調君權必須乾綱獨斷，既不要憲法，也不要議會。
在進呈給皇帝的《日本變政考》里，康有為明確反對在中國開設議院，理由是：「惟中國風氣未開」，所以「惟有乾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自無不變者，但當妙選通才以備顧問……其用人議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餘年始開國會，吾今開國會，尚非其時」。康的這種主張，一度遭到維新人士的群起攻擊，最後他竟然邀請對中國野心勃勃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做中國改革顧問。清朝吃了日本多少虧？滿朝文武及慈禧太后都恨毒了小日本、恨毒了逼迫中國簽訂《馬關條約》的伊藤博文，所以慈禧太后從開始的觀望已經不得不出來干預了。
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戊戌年康有為曾異想天開與二人商議「中日合邦」，並奏摺報告光緒
他最後的一個害死光緒的損招就是摹寫謄抄光緒帶出來的密詔，傳詔人原本就已經對康有為的所作所為有了警覺，所以讓康有為一看完就把原詔帶回。其實光緒只是說明了危險形勢，提醒他逃離，他卻叫手下學生摹寫，去向袁世凱假傳聖旨，他一個酸秀才哪懂得政治？先不說袁世凱已經被榮祿牢牢鉗制，再說袁世凱本身也是個投機分子，更何況慈禧太后玩了幾十年的政治，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經在慈禧太后眼裡。
原本再不濟，光緒皇帝還可以回到從前，當個兒皇帝，靜待慈禧回心轉意或者慢慢老去，他這一弄，最後是慈禧太后辛苦養大的兒子（過繼）要自己老命，任誰還敢放過你？最後害的光緒帝獨囚瀛台，直至慈禧去世前被毒死。
在危急時刻，康有為一個人跑去日本領事館求得庇護，根本就沒有管他那幫一直待他如師如父的學生的死活，還讓那幫學生在那傻等老師。這是不是千古少有的偽君子？這樣的人品又如何能夠「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的商君比？
康有為流亡海外後，還不忘給光緒帝增添麻煩，偽造「衣帶詔」，號召華僑捐錢勤王，但所捐之錢卻全部進了他的腰包，供他在日本享受神仙生活。這跟孫中山先生省吃儉用，把自己及親友家產都全部用來革命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張之洞幕僚梁鼎和芬英國公使竇納樂，其二人對康有為變法不以為然
三、康有為只是一個貪錢戀權的政治投機者
康有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實在是一場悲劇。他的一生，充滿了政治投機。1895年的「公車上書」，他組織了簽名，最終卻沒有敢去都察院遞交簽名，事後卻信口雌黃，說都察院拒收他們的簽名，將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車上書」的領袖人物。其實，那一年上書的18省「公車」們，絕大多數都沒有參加康組織的簽名。出身廣東的康有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車」們的擁護，他只徵集到80名廣東的簽名，而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陳景華，卻鼓動了一場280多人簽名的廣東公車上書。他還曾經派人鼓動張之洞跟他會簽，張之洞客客氣氣給了幾百兩銀子把他的人打發了。
康有為一直擅長的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維新期間他明明堅決反對「立憲法，開議會」，為洗白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編輯的《戊戌奏稿》中，大規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刪除其中擁護專制的文字，摻入主張民權、憲政的內容。
康有為進呈給皇帝的建言，與公開刊行本也有極大的區別。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開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權的化身，而進呈本里，卻是皇權專制的堅定維護者。刊行本里說：「民為貴，但以民義為主，其能養民、教民者則為王，其殘民、賤民者，則為民賊」。到了進呈本，卻成了：「（天降聖人）……以天統君，以君統民，正五位，立三綱，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義。」不止於此，康還篡改了光緒的密詔，也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光緒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維新前一年，康有為還在湖南積極籌劃「腹地自立」的革命運動，宣揚「保中國不保大清」，光緒一召見，康立刻從革命黨變成了改良派。
戊戌六君子
最許多人往往不知情以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為一黨的人，其實遠非如此。被殺的軍機四章京里，楊銳和劉光第是張之洞推薦的，林旭是榮祿推薦的，只有譚嗣同是鐵杆的康黨。劉光第對康有為素來反感，楊銳目睹康黨一班人的輕躁冒進，在軍機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針氈，家書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嘆。殺了楊銳、劉光第、林旭，也就等於絕了張之洞、榮祿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損失。
還有一個小插曲，康有為在海外請戲班子宣傳自己的變法故事，待戲班宣傳完後找他要工錢，其竟然厚顏無恥的說，你能宣傳我這麼大的人物，那是多麼光榮的事，還要什麼錢？康有為的人品就跟現在有些夢想成為網紅的人一樣，隨時在捕捉熱點和時機，不斷調整自己的理念去迎合，妄圖一朝位高權重、天下聞名。
其實，光緒帝確實是一個有決心、有能力、有理想、思想開闊的大有為之君，只可惜太年輕急躁了，如果他的憲政改革用對了人，中國會少折騰50年，他也許會成為一代聖君。可惜歷史沒有如果，天道不能假設，徒留功過是非，扼腕嘆息。
康有為沒有交上去的公車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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