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安史之亂」和漢朝「七國之亂」，哪個才是最猛藩鎮之亂

「藩鎮之亂」，是指發生在西漢初期的「七國之亂」和唐玄宗李隆基時期的「安史之亂」。

漢初的「七國之亂」，是以劉邦之侄吳王劉濞為首發動的一次同姓王聯合大叛亂。參與叛亂的有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吳王劉濞為這次叛亂的主謀。「七國之亂」的導火線，是因為漢景帝劉啟採納了晁錯所上的《削藩策》，削奪諸侯國土地。劉濞串通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個諸侯王發動叛亂，同時與匈奴、東越、閩越等貴族勾結，以「清君側」的名義，舉兵西向。叛軍打到河南東部，景帝惶恐不已，聽從袁盎建議殺了晁錯，欲以滿足諸侯王「清君側」的要求來換取他們退兵。然晁錯雖死，叛軍卻並未撤退，反而公開聲稱要奪景帝劉啟的皇位。叛軍至梁國（今河南商丘）時，為景帝之弟梁王劉武所阻。到這個時候，景帝才下決心以武力鎮壓，命太尉絳侯周亞夫和大將軍竇嬰等率軍平叛，大破吳楚七國叛軍。劉濞兵敗逃到東甌，為東甌王所殺，其餘六王皆畏罪自殺。

「七國之亂」的根源，是強大的諸侯王勢力與專制皇權的矛盾。景帝即位後，中央專制皇權和諸侯王國勢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錯建議，下詔削趙王劉遂常山郡、膠西王劉昂六縣、楚王劉戊東海郡；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又削吳王劉濞會稽和豫章兩郡。削藩之舉激起了諸侯王的強烈反對。削藩詔傳到吳國，吳王劉濞立即謀殺了吳國境內漢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與楚、趙諸王分別起兵。吳王劉濞是漢宗室元老，也是晁錯削藩的主要對象。劉濞致書諸王，聲稱起兵目的是誅晁錯，恢復諸侯國故地，穩定劉氏社稷。在他的影響和策划下爆發的這次叛亂，形成東部諸侯王「合縱」攻漢的形勢，對西漢中央政權震動很大。

漢初諸侯國封域廣大，其時諸侯國的地共有42個郡，中央政府領地僅有15個郡（《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諸侯王「掌治其國」（《漢書·百官公卿表》），擁有治民權，諸侯國成為半獨立的地方行政機構。諸侯王在封國內有權自行徵收賦稅，即所謂「諸侯皆賦」（《史記·五宗世家》）。諸侯王徵收的口賦和田租，除按規定上繳中央政府外，其餘部分則為諸侯國支配，成為諸侯王的「私奉養」（《漢書·食貨志》）。至西漢文景時期，諸侯國成了威脅中央專制集權的一股龐大力量。==本來，諸侯王作為同姓王，無疑「根正苗紅」，「老子英雄兒好漢」，是理所當然的「大風歌」傳唱者、漢王朝「革命事業接班人」。然而，當諸侯王們封域廣大、擁有治民權和自行徵收賦稅權的「既得利益」一旦受到損害的時候，很難相信他們還能與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儘管他們依然與漢皇「同姓」，依然念念不忘祖上豐功偉績，依然激情高歌「大風起兮雲飛揚」。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時期(712—756)，為防止周邊各族進犯，維護「開元盛世」以來的「安定團結」局面，朝廷便大量擴充防戍軍鎮，設立節度使，即通常所說的藩鎮。節度使作為封疆大吏，實行「一元化領導」，不但管理軍事，而且兼領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等職，擁有轄區內行政、財政、土地、人口戶籍等管理大權，原地方長官州刺史則成為其部屬。節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新唐書·志第四十兵》），因而擁兵自重、雄據一方。尤其是北方諸鎮權力的集中更為顯著，往往是一人兼任兩三鎮節度使。實力強大的安祿山，一個人就兼任了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

「安史之亂」是指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起兵反對唐王朝的一次叛亂。「安史之亂」自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始至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結束，前後達八年之久。這次歷史事件的發生，除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之外，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是其重要誘因。藩是保衛，鎮指軍鎮。唐王朝設置藩鎮，本為保衛自身安全，穩固統治，但結果卻致藩鎮坐大、中央集權削弱，形成地方勢力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割據局面。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與藩鎮的權力、利益之爭，「狗咬狗一嘴毛」，毫無進步性、革命性可言，更不能說是什麼「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安祿山這個人表面上獃頭獃腦，對唐玄宗李隆基也似乎忠貞不二、崇敬有加，沒準還自稱是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的「鐵杆粉絲」、「忠誠學生」。然而，縱觀其「百計諛媚」於朝廷官吏，邀寵求歡於皇族權貴，賄賂奸佞而蠅營狗苟，陽奉陰違以包藏禍心，狡黠奸詐且圖謀不軌之類行為，無論如何也無法把他與心甘情願臣服於「以李隆基同志為首的唐王朝」聯繫在一起。更何況，創立了「開元盛世」以後的唐玄宗，已逐漸沉溺於享樂奢侈，李唐王朝也陷於政治腐敗、經濟衰落、民生凋零之中。

如果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輪迴，那麼，「藩鎮之亂」則是封建專制、中央集權難以擺脫的「枝枝相糾結」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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