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懦夫的肖斯塔科維奇

作者：曹利群（騰訊·大家專欄作家，曾任古典音樂評論雜誌《愛樂》主編）

在那本《十又二分之一歷史》（10 1/2章世界史）中，朱利安·巴恩斯插科打諢，極盡後現代的黑色幽默。按道理，這個風格用來寫前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再合適不過。然而盤桓了30年之後，他卻一反常態，選擇貼近或忠實於作曲家面目的本來樣貌。然而巴恩斯描繪出他眼中和心裡的肖斯塔科維奇並非英雄，而是懦夫。這一結論，對很多中國的讀者幾近顛覆。

1981年伏爾科夫的《見證》風行中國以後，肖斯塔科維奇遂成了知識分子的代言。人們寧可相信這樣的影像：作曲家「一生都在等待槍決」，抱定慨然赴死的氣節，其壯懷激烈的悲憤讓人肅然起敬。「如果有一天我的雙手被砍斷，我還可以用牙齒咬著筆繼續作曲」。人們一廂情願地用這種眼光來看待和讀解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不過是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

《時間的噪音》，譯林出版社，2018-1

這部《時間的噪音》本來是為了紀念作曲家誕辰110周年的，無奈中譯本遲到了一年還多。書里巴恩斯重著力寫的兩個事件並不新鮮，故事依然散發出鐵幕下個體的惴惴不安和冰刺骨髓的恐懼。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曾向肖斯塔科維奇講述自己的故事，那些人如何「一夜一夜跑到他的公寓大樓帶走某人，從來不是群捕；只抓走一個犧牲品，然後下一晚再帶走一個。這種做法讓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暫時倖存的人，越來越恐懼。最後，所有房客都被帶走了，只剩下他家和對門那家。」老奧說，從那一刻起，他一直在害怕，他知道，這恐懼將延續餘生。類似的事情也披露在索爾仁尼琴的筆下。在《古拉格群島》中，開篇就展示了毛骨悚然的「搜查學」「逮捕學」。因為是欲加之罪，無論你有沒有所謂證件也會逮捕你。在劇場內，火車車廂，工廠門口，甚至大庭廣眾之下，有假熟人上來跟你套近乎，在你用通行證確認了身份之後再把你抓走。哪怕你發燒，或是在醫院的手術台上也照抓不誤。索爾仁尼琴感慨道，有時逮捕就像遊戲，抓你的人有抄表工、出租汽車司機、列車乘務員、儲蓄所職員、電影院管理員，甚至是在街上故意撞你的騎自行車的人。直到抓了你之後，他們才會出示藏得很嚴密的深紅色證件。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故事也是耳熟能詳。曾幾何時，「紅色拿破崙還只有四十多歲，是個堅強而英俊的男人，額頭上有顯眼的美人尖。」他聽完老肖敘述了《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挨批過程後，中肯地分析了他的處境，並答應親自給斯大林寫一封求情信。這個穿軍裝的男人抓起筆剛要寫字，一種變化忽然襲來。巴恩斯的想像讓讀者如芒在背：「汗水從他的頭髮里冒出來，從他的美人尖一直流到前額，又從腦後滲進了衣領。一隻手拿著手帕不安地抖動，另一隻手拿著鋼筆停住了。這樣沒有軍人氣概的恐懼令人沮喪。」老奧的恐懼在情理之中，而圖哈切夫斯基冤死後被人像拖凍豬肉一樣拖出審訊室的慘狀，讓讀者心驚膽寒。

劇作家邁耶霍爾德的名字也從人們的談話中消逝了，在《麥克白夫人》寫作過程中幫助過作曲家的加麗娜·謝列布里雅柯娃，第二年被送往古拉格群島，一關就是20年。作家A·列支涅夫將老肖的事件比作納粹德國邪惡的開端，於1938年執行槍決。作曲家的親人也未能倖免。馬克西姆（作曲家的兒子）回憶說，我的姨夫被殺害，外婆被投入監獄。女兒加琳娜說，孩子們心裡清楚，家裡說的話永遠都不能說出去，街上、學校還是電影院，什麼場合都不能說。這樣的滅頂之災，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一個文弱的作曲家何來對抗之骨氣？在巴恩斯看來，傳統意義上的好漢有時候並不一定是真英雄。強權之下，如果你選擇當英雄，你將被處決，你的家人、朋友、和你有關聯的人都將受到牽連，被關進監獄或被處決。你的「英雄行為」無疑會傷害到很多你所愛的人。僥倖不被下獄，也休想繼續創作，就連五線譜紙，樂隊和指揮的排練，這些必不可少的條件想都不要想。因此，當懦夫才是唯一理性的選擇。「咬著筆寫作」是為了支撐自己的靈魂不至於塌垮。女兒剛剛一歲，還有母親、妻子和家人。老肖「把所有的勇氣都給了音樂，在現實生活中，他就只剩下怯懦。」巴恩斯如是說。怯懦和軟弱比勇氣和力量要更有意思、更讓人深思、更有故事。也讓讀者慢慢拿掉加給作曲家頭上的光環，還原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老肖。

妥協才是萬全之策，藝術家只能如履薄冰地活著。而懦夫從來都遭人詬病，在俄羅斯，作曲家去世之後，竟然有人給他塑了一個半黑半紅的頭像。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There is no escaping one"s destiny。」無人可以逃脫命運的擺布，這句話在這本薄薄的小書里出現了不下六次。

命運意味著你無能為力，因為命運操縱在他人手裡，彼得堡郊區的森林裡有無數無名者埋在樹下，連墓碑都沒有，也不多一個小小的作曲家。

在《時間的噪音》中，巴恩斯有意選擇了三個「本命年」（中譯本使用的「潤年」顯然是錯誤的）來呈現命運的捉弄。1936年的批判，有第五交響曲化險為夷。1948年的第二次批判，有第一小提琴協奏曲一吐心曲。1960年，春風化雨，解凍多年，為什麼作曲家選擇這個時候加入了組織？他的學生互相詢問而無果，甚至有些埋怨導師。老肖沒有解釋，就像他從來不解釋自己的作品。每當在劇院里演出完畢，有人疑惑地問他，這作品怎麼沒有聽懂？作曲家只是彬彬有禮地回答說，您再聽聽，會懂的。這年，第八弦樂四重奏問世。其中不但引入了自己的字母簽名，還引用了過去多個作品的片段。究竟是什麼用意？埋藏了什麼樣的秘密？一切都在音符里。

1950年代的肖斯塔科維奇

必須承認，在命運的蹂躪之下，那個初出茅廬、以第一交響曲讓世界驚詫的少年不見了，那個詼諧幽默、甚至帶點兒惡作劇的年輕人木訥了，那個桀驁不馴、膽大妄為，在音樂創作中花樣翻新的革新者無影無蹤了。20世紀也許就此失去了一個天才的歌劇作曲家。然而肖斯塔科維奇多舛的命運為後人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生存樣本：如何在殺機四伏的日日夜夜裡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如何在「給凱撒交租」的同時寫下自己私密的「音樂日記」，同時也提供了一個讓後來者探問究竟的的音樂通道。

在總譜中，在每一個標記里，保存了一個生命中不知如何是好的生存樣本，一條藝術家的殘破不堪的心路歷程，以及被擠壓變形的全新的音樂風格。第五、第七、第八交響曲的慢板樂章所瀰漫的苦難感，伴隨而來的沉重、撕裂、哀嚎、踐踏、慟哭將每一個無辜者淹沒。還有第一小提琴協奏曲那個讓整個民族慟哭的帕薩卡利亞舞曲。當然也有第五交響曲末樂章結尾的空洞的嘲笑，第八和第十交響曲虐心和尖刺的譏誚，第九交響曲開篇的插科打諢。那些關乎生命存續的擠壓讓他的反諷來得更為頓挫和尖利。自嘲是表面的示弱，而反諷卻是綿里藏針的防禦。真話的偽裝是諷刺，因為暴君的耳朵很少在這個頻道上。不僅如此，「反諷可以讓你機械地模仿權力的行話，念出那些以你的名義所寫的毫無意義的報告……而在半掩著的門後，你和妻子竭力不讓自己發出被禁的笑聲。」

巴恩斯給出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結構，開始於結尾都在一個小車站。肖斯塔科維奇一生去過無數個車站，當年那篇《混亂代替了音樂》的文章猶如五雷轟頂，他就是在一個小車站上偶然讀到的。那張報紙，那篇文章，那個車站，就此改變了作曲家生命的軌跡。按俄羅斯的人喝伏特加的規矩，必須要有三個人以上才能一起喝。恰巧，車站上的作曲家、乘客，還有過路唱歌的乞丐剛好夠數。不同的人，不同的際遇，不同的去向皆是未知，但三個酒杯碰到一起時卻發出了「叮」的一聲和諧的脆響。

作曲家把頭轉到一邊，這樣太陽光就不會反射到他的眼鏡上，他喃喃道：「一個三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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