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日本：一段被「魔改」的思想史

近年來，儒學的命運似乎迎來轉機。儒學不僅作為一種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學問體系被重視和重估，而且還大有走出校園和研究機構，作為教養或行為方式回歸日常生活之勢。以此為背景，重新審視儒學與近代歷史關聯的議題屢屢被提及。

值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1868-2018）之際，一些討論日本與儒學關聯的專題論著發表。拜讀過這些論著後，筆者不禁想到了三個故事，三個儒學與日本發生糾葛的故事。

魯迅像（日本仙台市博物館）

故事一：魯迅

1902年（明治35年），魯迅進入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四書上並無記載的」化學和生物等近代科學。然而有一天，

「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裡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1935年4月）。

因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去日本的魯迅，沒料到又撞見了孔廟和熱衷儒學的日本人。魯迅和他的同學最後有沒有去「拜」，尚不得知，但明治後期儒學的影響可見一斑。

這座「御茶之水的孔廟」，在1923年9月的關東大地震中被焚毀。之後被重建，並於1935年竣工。「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對於這件事，魯迅多少有些感嘆。我也有些疑惑：日本孔廟的重建，牽動了中國的關心，這算不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呢？然而，對聖人和儒學的共享並沒有使中國在兩年後免遭日本的全面侵略，正如歐洲人共享著一個上帝也未能逃過一戰和二戰一樣。

不過，對日本侵略者而言，這也算不上什麼矛盾。「侵華戰爭」在當時日本的輿論中被淡化為「中國事件」，被形容為「兄弟鬩牆」的內部糾紛，是作為「大哥」的日本教訓不守規矩的弟弟（中國）的無奈之舉。其後，「大哥」日本又擔負起「外御其侮」的重責，抵抗英美侵略，振興亞洲，並以實現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為最終目標。這豈不非常符合「聖人」之教嗎？

「御茶之水的孔廟」（湯島聖堂，來自「斯文會」主頁）

故事二：津田左右吉

魯迅文章發表4年後，歷史學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卻因缺乏這種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時代覺悟」，非議儒學和傳統遭到了攻擊。

1939年10月，受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南原繁（1889-1974）委託，時任早稻田大學教授的津田在當時的東大法學部開設「東洋政治思想史」課程，講授「先秦時代的政治思想。」最後一堂課結束後，津田遭到右翼學生團體的圍攻。

擔任助教的丸山真男時年25歲，他挺身而出，協助津田突出重圍返回教員休息室。然而，右翼學生隨後也湧入休息室，繼續圍攻津田。據丸山回憶，右翼學生對津田的論點，如儒學對日本歷史影響薄弱，儒學屬於知識階層，與普通民眾生活關係不大等非常不滿。有學生大聲質問道：

「這豈不否定了歷史上將日中兩國緊密連接起來的道德思想嗎？」（《ある日の津田博士と私》，1963年）

當然，右翼學生並非要與津田討論學術問題，他們也不是信奉儒學的儒教徒。他們不滿的地方在於，津田的學說動搖了「東亞新秩序」的道德基礎。如果儒學不是聯繫日中兩國歷史的思想紐帶，「兄弟」關係如何成立？日本的「大哥」地位由何而來？日本又有何資格「教訓」中國呢？

不僅如此，津田一直倡導以嚴格的文獻學方法和「疑古」的態度考察《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區分神話故事和歷史事實，早已招致右翼分子的不滿。圍攻事件後不久，以驅逐自由主義學風為己任的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1894-1946）攻擊津田是「抹殺日本精神、東洋文化的惡魔虛無主義者，無比兇惡的思想家」，似乎殺一百遍也不解恨。其後，津田被迫辭去教職，著作遭禁售，並以「冒瀆皇室之尊嚴」的罪名被起訴、判刑。

津田左右吉

日本投降後，蓑田在家裡上吊而死，津田當選日本學士院院士。相較於兩人的命運，更讓人好奇的是，儒學在日本怎麼變為美化侵略的思想資源了呢？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看第三個故事。

故事三：山崎闇斎

第三個故事關於江戶時期的朱子學信徒山崎闇齋（1619-1682）。

山崎名嘉，通稱嘉右衛門，15歲至29歲剃髮出家時法號「絕蔵主」，歸儒還俗時號「闇斎」（朱熹齋號晦庵，此乃向朱熹致敬），後創設了鼎鼎有名的「垂加神道」。在江戶時代，像山崎闇斎這樣的「跨界學者」不是特例，而是常例。

山崎闇斎（原義胤編《先哲像傳》）

山崎似乎是虔誠的朱子學信徒，曾稱：「學朱子而謬，則與朱子共謬，何遺憾之有？」雖然言之鑿鑿，但也不見得總是如此。據說一次講學時，山崎向弟子發問，

「方今彼邦,以孔子為大將，孟子為副將，率數萬騎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為，願聞其說。」曰:「不幸關逢此厄，則吾黨身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而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派孔孟率兵來攻，我們這些日本的「習儒之人」要拿起武器上陣擊敗他們，生擒孔孟，以報國恩。這正是「孔孟之道」。

不過，對於同時代的中朝儒學者來說，這段對話荒誕不經。孔孟何嘗會侵掠他國？儒者豈能上陣？孔孟何曾論及「國恩」？朱子學徒豈敢非薄孔孟？山崎闇齋終究是「日本的」朱子學者。

與明清中國和朝鮮王朝不同，江戶日本是以武士為主體的社會。在戰國時代的槍林刀叢、硝煙彈雨中形成的武士階層，擁有可以世襲的封地、俸祿和身分。武士原來是不讀書的，進入和平期後，才漸漸關心起學問來。江戶日本不存在科舉制度，儒學不是「統治思想」，亦難被稱為真正的「官方學問」。江戶人名義上都是佛教徒，接受寺廟的管理（檀家制度）。按照儒學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日常生活規範、家族制度以及「冠婚喪祭」大多不合禮制。正是在這樣的「異域他鄉」，儒學被自由地研究和闡發，一再變換形象。可以說，一段江戶儒學史，就是儒學不斷被「魔改」的歷史。

江戶時代的儒學

美篶（みすず）書房在日本以出版艱深的學術著作聞名。1978年，美篶出版江戶儒學者荻生徂徠（1666-1728）的《論語徴》時，打出了這樣一條廣告文，「如果說西歐思想史如懷特海所講，是由對柏拉圖的一系列註腳所構成的話，那麼東亞的學問和思想的歷史，則可以說是《論語》的註疏史。」

因為是廣告文，不免有些誇張和煽情。不過，說儒學構成了日本前近代思想世界的基石之一也並非虛言。儒學很早就傳入日本，但一直被作為貴族教養之一，流傳於上層社會。儒學向日本社會的深層滲透，發生在德川政權成立後260多年的漫長和平期之中，尤其是後半期。江戶時代前的儒學，主要是漢唐訓詁學。「理氣」、「聖人可學而至」、「本然之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雄大的朱子學論題尚未出現。雖然朱子學著作已被留學中國的禪僧帶回，但在紛紛擾擾的戰國亂世中，它還蟄伏在京都和鎌倉的禪寺中。

儒學在江戶時代的推廣過程中，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和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發揮重要作用。德川家康聘請原為京都建仁寺僧侶的林羅山（1583-1657）講授《大學》與《貞觀政要》，並大量搜羅儒學書籍。而德川綱吉則致力於將「武治」（武斷政治）轉變為「文治」（文治政治）。他將1615年頒布的「武家法令」（武家諸法度）第一條從「專心修練文武弓馬之道」改為「勉勵文武忠孝，以正禮儀」，並命林羅山曾孫林鳳岡於1691年修建孔廟，並任其為「大學頭」（國子監祭酒）。這座孔廟也就是魯迅所謂的「御茶之水的孔廟」。

在此前後，日本湧現出一批極具特色的儒學研究者。除了協助德川政權掌管「文教」的林氏家族外，還有中江藤樹（1608-1648）、山崎闇斎、熊澤蕃山（1619-1691）、貝原益軒（1630-1714）和新井白石（1657-1725）。新井曾為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重用，是江戶260多年間唯一進入權力中樞，有機會推行儒學理念的學者。不過，也只有短短的六年時間（1709-1715，「正德之治」）。

這些儒學研究者很難被納入某一個具體的學派，他們在吸收朱子學或陽明學的同時，總是結合許多其它學說，如西學、神道或兵學，對其進行改造。如果說他們對儒學的改造尚屬小打小鬧的話，那麼「魔改」儒學的代表人物要屬伊藤仁齋（1627-1705）和荻生徂徠（1622-1728）。在他們眼中，不僅漢唐諸儒不足為訓，朱子陽明更是異端邪說。

伊藤仁齋畫像（弟子繪）

仁齋主張復歸原始儒學，跨越千年直返孔孟之教。他批評朱子學抽象、瑣碎、渺茫和不切實際，力圖將儒學純化為人倫日用的實踐倫理。他極反感「口可言而身不能行，心可思而不得施之於物」的空言空理。認為「夫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俗既是道」，「無益於人倫日用之間者，皆邪說暴行」。伊藤的中心思想有二，第一，善待身邊的人和物即為道；第二，最普通的事物最偉大。

徂徠較仁斎更進一步，主張復歸孔子之前的「先王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他認為，聖人是創設「禮樂刑政」的天子，而「述而不作」的孔子，作為聖人是不太夠格的。而子思、孟子等「孔子之徒」創設的儒學，在真理性上更要大打折扣。

荻生徂徠（原義胤編《先哲像傳》）

朱熹講過的幾乎每一句話，徂徠都不同意。朱熹主性善，徂徠不討論性善惡，認為論性是道家的發明。他傾向於認為人各有性（「人隨其性所殊」），人性雖然傾向於與他人合作，但不會改變。這也是與荀子的根本不同。朱熹主張「變化氣質」，認為愚夫愚婦亦可成為聖人。徂徠則認為「氣質不變」，「豆就是豆，米就是米」，豆永遠變不成米，重要的是使豆充分發揮豆的作用，使米充分發揮米的作用。徂徠的主要論點有二，第一，道的核心是「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等倫理道德與政治規範無涉。第二，討論「應然」（應該怎樣做）之前，要了解「實然」（實際情況如何）。

這一時期的儒學討論很熱鬧，也有很多創見，還其影響尚停留在學問世界。至江戶後半期，這種「日本化」的儒學經過上百年的滲透、沉澱和變形，開始從學問世界潛入至民眾思想世界的底層。

明治維新前後的儒學

江戶後半期，「藩校」（各藩設立的公立學校）和民間學校的數量大增。武士在「藩校」接受「四書五經」的教育，商人和有經濟實力的農民在私塾學習儒學，糅合了神、儒、佛，以通俗語言宣揚道德的石門心學，在庶民中廣受歡迎。儒學開始成為「大眾」的學問。這一時期，發生了著名的「寬政異學之禁」（1790）。

老中松平定信（1759?1829）為打擊當時的奢靡之風，推行重農抑商政策，進行思想統御，下令直屬的學問所（即後來的昌平坂學問所）只能講授朱子學，禁止講授「異學」。這一禁令的意義有限。和所有的思想禁令一樣，人們總是樂意以陽奉陰違的態度加以應付。據說，昌平坂教授佐藤一齋（1772-1859）「上班」時講朱子學，「下班」後講陽明學，他在88歲高齡去世時，門下弟子已多達三千人，其中不乏山田方谷、佐久間象山、渡辺華山、橫井小楠、中村正直、大橋訥庵這些赫赫有名人物。他們藉助儒學的知識框架和世界觀，理解西方近代文明，并力圖在西洋的衝擊下解決當時日本面臨的各種問題。

明治維新的親歷者，無一例外都學習過儒學。這是日本史上唯一一個幾乎所有人都擁有儒學素養的時代。就連那位「東洋的伏爾泰」、猛烈攻擊儒學的福澤諭吉也曾通讀《左傳》十一遍。因此，主張儒學促成了明治維新，無異於一句正確的廢話。

因而，如要探討儒學對明治維新的影響這一龐大而複雜的課題，我們不僅要了解幕末的各種思想運動，還需要去考察「文明開化」的浪潮中，在西方近代科學和思想的衝擊下，儒學做出了怎樣的回應和反擊。我們還要努力發掘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西周、福澤諭吉、井上毅、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的思想世界，觀察儒學與西方思想之間的「化學反應」。他們的儒學思想雖然已變得支離破碎，但尚是活著的精神。1890年之後，以復活儒學的形式出現、被納入「天皇制」的「國民道德論」，雖然看上去搞得轟轟烈烈，但已淪為供各路「妖魔鬼怪」驅使的「死物」了。

津田左右吉在東大所遭遇的，正是這個「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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