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內外因素和基本條件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契機

中國的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勝利，民族危機之所以能夠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功不可沒。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中有很多內外因素在起作用，除此之外，還需要一定的基本條件和契機，否則這次的國共合作絕不會順利發生。「九一八」事變以來，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以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不斷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和中國同其它帝國主義的矛盾下降到次要的服從地位。日本侵略者妄圖獨霸中國，使中國各階級都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因此，在民族危機異常嚴重的緊要關頭，抵抗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就成為除親日派賣國賊以外的中國一切階級的需要。國共兩黨政策的改變。階級矛盾的緩和、複雜曲折的經過最終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一、第二次國共合作前的國際形勢「日本的侵華戰爭，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日趨嚴重，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空前激化的國際形勢下爆發的。」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困境。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美國採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方法，實行「新政」，而德、意、日則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形成了歐亞兩個戰爭策源地。1931年日本出兵中國東北，1935年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1936年11月，德意日三國簽訂了《反共產協定》。德意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對華的侵略擴張，使美英在華的勢力受到威脅和削弱。他們一方面拉攏親英美的蔣介石政府反對日本獨霸中國；另一方面希望借日本之手削弱中國的革命力量，並把日本這股禍水引向蘇聯。面對法西斯的進攻，全世界人民支持中國的抗戰，1935年7月，共產國際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七大」，號召全世界人民建立一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然而，由於當時中國工農紅軍正在長征途中，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致使當時蘇聯認為中國的抗戰力量主要是國民黨政府。可見，第二次國共合作前，美蘇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衣紅軍的抗戰作用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二、日本的侵華政策及其侵華運動是促成國共合作的外部原因20世紀3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逐步進逼，使中國處於亡國滅種的危險之中。「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的矛盾和政治集團的矛盾的地位，使它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日本的侵略，引起國內階級的變化，有可能使國民黨政府與中共在抵禦外患上形成暫時的合作。日本的侵華政策是長期堅持奉行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的必然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趁歐美忙於歐洲戰爭，迅速膨脹其在中國的勢力，1914年出兵山東，1915年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1927年《田中奏摺》中聲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很快波及到日本，日本為儘快擺脫危機，轉移國內階段矛盾，在中國東北製造一系列事件進行挑釁，於1931年悍然發動了侵佔東北三省的「九·八」事變，這是日本滅亡中國的起點，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淞滬停戰協定》和《塘沽協定》的簽訂，使日本打開了中國東北的大門；《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的簽訂，使冀察兩省的主權大部分喪失。日本勾結漢奸，策動華北事變，成立偽政府，一時間真是「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目前形勢的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主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由於日本的侵略，「中國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 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三、民族危機的加深引起的國民黨內部的分化，是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主要內因「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這種破裂表現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表現於馮玉祥、蔡廷鍇、馬占山等抗日一時的風雲人物。」在日本的進攻下，國民黨營壘劃分為三派：一派是日本支持的親日派，勢力比較小；一派是英美支持的蔣介石英美派；一派是沒有實權的部分愛國將士。馬占山在東北抗日，蔡廷鍇在上海的十九路軍抗戰，馮玉祥、吉鴻昌在察哈爾的抗戰，這些都代表了國民黨內部傾向抗日的愛國要求。其中，受命進攻陝北紅軍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在華北危機、民族危難的情況下，同時受到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感染，特別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國恨家仇較深、抗日願望強烈，接受了中共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在對蔣介石「諍諫」無效的情況下，毅然發動「兵諫」，逮捕了蔣介石，逼蔣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鑒於中國共產黨的調停，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它成為國內時局轉變的樞紐，標誌著十年內戰的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蔣介石國民政府被迫抗日，實行國共合作，除了人民抗日洪流的推動和西安 事變的逼迫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對華侵略愈演愈烈，從根本上威脅到 了他的統治地位。日本策動華北事變，威脅了他在華北的經濟利益，使其對日本 政策發生了某些變化。在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大」上，蔣介石發表對外關係詞時講到「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這表示蔣介石在對日本抱有和談幻想的同時，也有可能待「和平到完全絕望時期，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在1936年7月國民黨召開的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重新對「五大」外交方針解釋：「中央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完整，……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做最後之犧牲。」這表明蔣介石的對外妥協退讓政策在「達到最後關頭」時會轉到對抗政策。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提出了要與「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其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確立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和國共兩黨的合作。共產黨的這個宣言和蔣介石的這個談話，宣布了兩黨合作的成立。可見，蔣介石國民政府是在日本蠶食鯨吞，直接危及到他們的根本利益的情況下，才被迫與共產黨合作。四、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推動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中國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情況和政策，人民大規模地起來為救亡而鬥爭。」「九·一八」事變以後，隨著日本侵略的加深，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也日益高漲。社會各界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以各種形式開展抗日愛國活動，全國形成了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洪流。工人、農民、學生、商人、文化界人士都投到這一洪流中，他們發表演說，向政府請願，徵募愛國捐款，禁售日貨，積極要求和參加抗日。1931.年上海80多萬工人組織抗日救國聯合會，1932年為支援十九路軍抗戰，學生到南京政府請願。1935年北京的「一二·九」運動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最有影響的是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各地救亡運動刊物紛紛湧現，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正是由於愛國學生和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使國民黨內部深受影響，激勵了一部分愛國將士的抗日要求。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就是在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特別是在西安愛國學生的遊行請願的直接推動下促成的。由於舉國上下形成的抗日洪流，迫使蔣介石改動「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被迫地實行聯共抗日政策。因此，蔣介石被迫由反共反人民政策改變為聯共抗日政策，這與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是分不開的。五、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路線，是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基本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中國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它經歷了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三個階段。九·一八事變以後，共產黨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宣言。但由於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沒有正確地對待察哈爾的抗日同盟軍和福建事變，建立統一戰線。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并吞中國告全國民眾書》，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以「七條綱領」為合作基礎的統一戰線方針。同年4月20日，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宋慶齡等公布《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僅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思想。1935年8月1日，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和全國同胞，應本著「兄弟見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組織各抗日階級黨派的國防政府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聯軍，從而較完整的正式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初步形成。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根據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此以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抗日反蔣政治傾向的增長，會議通過了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的宣言中，放棄了反蔣口號，將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的方針，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又有了新的發展。1937年2月到9月，共產黨致力於「聯蔣抗日」的工作。2月，黨中央為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五項要求、四項保證」。標誌著共產黨對國民黨及南京政府的正式承認，表明了我黨對實現國共合作的誠意。1937年7月12月，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與國民黨代表顧視同、賀衷寒等在西安就國共合作的具體問題進行談判。周恩來與蔣介石在杭州和廬山舉行談判，但分歧很大。「七·七」事變後，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呼籲「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遞送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三項政治主張，作為國共合作的總綱領和全國人民的奮鬥目標。「八·一三」事變後，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了承認中共合法地位的談話。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於共產黨的努力爭取，使蔣介石國民政府最終加入到抗日統一戰線中來。「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特別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是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列主義理論，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作出的最有遠見的戰略政策，它是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全國抗戰的必要前提。中國抗日戰爭歷史證明，這一政策，是對馬列 主義統一戰線學說的創造性的發展，不僅對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勝利有著偉大歷史意義，而且對今後祖國統一事業和各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事業有必然產生深遠影響。關鍵詞:第二次國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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