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奈傑爾?克利夫，歷史學家和翻譯家
奈傑爾·克利夫（Nigel Cliff）為英國歷史學家、傳記家、批評家和翻譯家。畢業於牛津大學曼徹斯特學院，現為該學院的研究員。他的作品《最後的十字軍東征:瓦斯科·達伽馬的壯麗遠航》已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甲骨文工作室還將推出他的《莫斯科之夜：范·克萊本的故事，一個人和他的鋼琴如何改變冷戰》。
2017年10月，陸大鵬在倫敦採訪了克利夫。
陸：可否介紹一下您的背景？您得過貝丁頓英國文學獎（BeddingtonPrize for English Literature）。您是學文學出身嗎？
克：這個獎是牛津大學獎勵英國文學專業優秀學生的，不需要專門寫論文，主要是表彰優異的考試成績。當時牛津的英國文學專業大概一共有三四百人，我是第一名。這算是不錯的成就，我自己也感到意外。牛津的英國文學專業課程內容相當廣泛，從大約7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學開始，一直到當代文學。我的學習重點是葉芝和狄更斯，但也研究過很多更早期的文學，比如《貝奧武甫》和喬叟等。我很愛英國文學，但美國文學讀的很少。牛津的EnglishLiterature專業指的是英國文學，而不是英語文學，這其實不太好，缺失了很多優秀的內容。本科三年級的時候可以有機會改學美國文學，但也就這麼多了。我當年差點去哈佛當肯尼迪獎學金學者去研究美國文學了，因為我覺得自己有必要探索這個領域。但就在這個關頭，我戀愛了，訂婚了，於是沒有去美國。其實還挺遺憾的。但後來我和這位未婚妻又分手了，最後沒有結婚。
陸：在您讀書、學習、研究與寫作的過程中，哪些學者對您的影響最大？您最感激誰？
克：我自己的學習相當獨立，喜歡博覽群書。我喜歡讀儘可能豐富多彩、差異很大的書。但我在牛津學習的時候，那裡有很多優秀的學者，我最感激的要數約翰·凱利（John Carey）教授。他現在已經退休了，但當時可能是牛津英國文學專業的頭號人物。你知道，他曾是布克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因為我在本科一年級期末成績優秀，獲得了貝丁頓獎，我得到的另外一項獎勵就是可以接受凱利教授的單獨輔導，學習狄更斯。他對狄更斯幾乎無所不知，非常了不起。不過在狄更斯研究方面我發現了一樣東西，是他也不知道的，這讓我很自豪。他寫了一本書叫《暴烈的肖像：對狄更斯想像力的研究》（The Violent Effigy. AStudy of Dickens" Imagination），其中幾乎窮盡了狄更斯小說中的母題。而我在《遠大前程》里發現了一個他遺漏的母題：手絹。在小說一開始，皮普在小屋之外的野地里遇見逃犯馬格維奇（Magwitch）的時候，此時馬格維奇手裡有手絹。後來凡是發生與馬格維奇有關係的事件時，比方說他遇見律師賈各斯（Jaggers）的時候，手絹都會出現。手絹這個母題穿插了全書。手絹可能算不上一個線索，但給了馬格維奇這個人物一些延續性。凱利教授沒有注意到手絹，而我注意到了，這讓他有點不開心。
陸：狄更斯的小說當中，您最喜歡哪一部？
克：我覺得《遠大前程》是最美麗也最震撼的一部，與狄更斯的其他作品相比也比較短。但狄更斯小說中優秀的實在太多了，比如《荒涼山莊》《小杜麗》《大衛·科波菲爾》，好作品太多了。狄更斯的小說我全都讀過。你最喜歡哪一本？
陸：我最喜歡的是《匹克威克外傳》。
克：《匹克威克外傳》也很美妙，不過今天的人讀它比較少了，它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風格比較老式，是非常歡樂的流浪漢小說。雖然我現在主要寫歷史書和傳記，但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寫一寫關於狄更斯的書。
陸：您關於達伽馬遠航印度的著作有兩個版本，標題不同，美國版的書名是《聖戰》，英國版是《最後的十字軍東征》，您喜歡哪一個標題？
克：我更喜歡《最後的十字軍東征》，但在美國出版時，美國出版社決定把書名改成《聖戰》，那是「911」事件剛過不久的事情，也許他們覺得這樣的標題容易觸動美國讀者。也許「十字軍」的概念歐洲人更熟悉；而美國大眾覺得比較陌生，但由於時事的緣故，美國人更容易接受「聖戰」這個概念。
陸：您的兩本書《最後的十字軍東征》和翻譯《馬可·波羅遊記》，題材都是歐洲對東方的探索。您身為英國文學學者，為何對這個話題產生興趣？
克：我曾經是英國文學學者，但一些年前，我有意識地決定離開這個領域。我為《泰晤士報》寫戲劇和電影批評，寫了五年。後來我為《經濟學人》寫關於英國時政的文章。我喜歡寫作，喜歡研究範圍廣泛的話題。我的第一本書《莎士比亞暴亂》（TheShakespeare Riots: Revenge, Drama, and Death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寫的是19世紀中葉英美兩國莎劇演員之間的激烈競爭。為了「美國文化能否與英國文化相提並論」這個爭議，雙方發生了衝突。那個時代可以算是美國對莎士比亞理解和詮釋的一個成長期。莎士比亞對美國文化身份認同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這是我寫作生涯的開端，這本書部分也與我的老本行英國文學有關係。不過它也和政治有很大關係，探討美國本土文化能否衝破傳統的束縛而獲得獨立的自我。
陸：伯明翰大學莎士比亞研究中心的邁克爾·道布森（Michael Dobson）教授似乎對您這本書頗有好評。
克：是的，他非常客氣。因為他對我這本書的評論，後來我見過他幾次。所以我的寫作就是這樣開始的，與文學有關係，但讓我轉向了另一個方向：政治、文化政治、移民。所以從這裡走向瓦斯科·達伽馬並不算遙遠，因為《最後的十字軍東征》這本書講的也是兩種文化、兩個民族的交流和衝突。後來我又重譯了《馬可·波羅遊記》。
陸：翻譯《馬可·波羅遊記》一定是艱巨的工作，您為什麼會決定要做呢？
克：《馬可·波羅遊記》的確是本巨著。企鵝出版公司找到我，請我來翻譯這本書。「企鵝經典」系列的名著都是他們聘請專家來翻譯的。但後來事實證明，這項工作比他們預想的困難得多。其實我原本也可以簡單地修改和潤色現成的英譯本，然後寫個引言。但我不能這麼做。因為要真正理解這本書，必須返回到源頭，回到最原始的版本，從頭開始。在別人的譯本基礎之上修修補補，對我來說遠遠不夠。所以我找到了現存最古老的版本，有古義大利文的、古法文的和拉丁文的版本。
陸：為什麼需要法文版？最早的版本難道不是義大利文嗎？
克：你這是一種普遍的誤會。《馬可·波羅遊記》並不是馬可·波羅寫的，作者是比薩的魯斯蒂謙，他是馬可·波羅的獄友。他是羅曼司作者，而當時羅曼司這種文學體裁的工作語言就是古法語。魯斯蒂謙的好幾本書都是用古法語寫的。《馬可·波羅遊記》最初手稿的語言是高雅法語和俚俗法語的混合，還混有很多義大利語。可能是因為馬可·波羅向魯斯蒂謙描述的時候，有些東西魯斯蒂謙不知道用法語怎麼表達，於是照搬了波羅的義大利語。所以《馬可·波羅遊記》的語言是個大雜燴。最初的原稿沒過多久就佚失了。但後來有多個不同版本得以面世，有的是法文的，有的是義大利文，有的是拉丁文。有一個拉丁文版本直到20世紀才被學者重新發現，其中不少內容是我們之前知道的版本都沒有的。這個版本的出版時間雖然較晚，卻包含了出版時間較早各版本所缺少的內容。還有一個義大利文版本，是16世紀的拉穆西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出版的，也包含一些較早版本缺失的東西。所以我必須把至少三種文本一點一點拼貼起來，在這過程中要選擇、編輯、勘誤和整理，構成一個集大成的文本。整個工作我花了三年時間。首先，我當然必須得做關於古代亞洲歷史地理的大量研究，這要花大量的精力。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不過幸運的是，有幾位學者在這方面給了我很大幫助。重譯《馬可·波羅遊記》真是瘋狂的工作，但我很自豪最後做成了。
關於范·克萊本的《莫斯科之夜》也是這樣，也是關於不同文化的相遇和交流，在這裡是美國與俄國文化。我這幾本書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其主人公原本都是邊緣小人物，後來機緣巧合，做了自己原本做夢都不會想到要做的事情，最後成為著名的歷史人物。《莎士比亞暴亂》中的莎劇演員原本沒有想要參與政治。達伽馬原本是個普通的航海家，他奉命行事，對自己的命運並沒有多大的把控。他和哥倫布有很大不同。哥倫布下定決心要找到去亞洲的新航路，為此奮鬥了很多年。達伽馬則是個受雇辦事的水手。當然他到了印度洋之後，要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行動。馬可·波羅和克萊本也是這樣。克萊本自己當然不會想要成為冷戰時代的風雲人物，他只想當鋼琴家。這些人物都來到了陌生的異邦，與外國文化發生接觸，他們必須決定自己要做什麼；而與此同時，不同的文化對他們施加影響。在我看來，這是非常有揭示意義的，能揭示人的個性，也能揭示他們所處的文化環境。
我之前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幾部書之間的相似之處，也是最近才清楚地看到，它們都遵從同一個規律。
陸：《馬可·波羅遊記》在今天的英國還有讀者嗎？這本書對我們的今天有什麼意義？
克：當然還有很多讀者。我覺得特別不尋常的一點是，即便在今天，與中國打過交道的西方人當中，最有名的人物恐怕仍然是馬可·波羅。這聽起來難以置信，但的確是這樣。《馬可·波羅遊記》在今天仍然是很有意義的一本書，因為西方人若想了解歐洲與亞洲的接觸，第一本必讀的書就是《馬可·波羅遊記》。這本書從很早的時期就深刻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想像和理解。在西方人對亞洲（主要是中國，也包括印度）的理解的發展史上，這本書是一座里程碑。
陸：《馬可·波羅遊記》在英國的接受程度怎麼樣？什麼時候有了英譯本？
克：最早的英譯本應當是16世紀。譯介的不算非常早。但會對這種話題感興趣的人，往往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以可能很早之前就有英格蘭人讀過拉丁文本或義大利文本了。另外別忘了，在14和15世紀，英格蘭在歐洲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國家。與義大利相比，英格蘭在很長時期里都是窮鄉僻壤，人口也少得多。《馬可·波羅遊記》在法國和義大利的早期讀者肯定比在英格蘭要多。
陸：古時歐洲人把《馬可·波羅遊記》當作科學來讀嗎？或者還是視其為貝德克爾（Baedeker）旅行指南、小說或娛樂？
克：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研究領域。我覺得，總的來講，歐洲人對《馬可·波羅遊記》感到很困惑。首先它講到在中東的旅行，裡面有很多異想天開的神奇故事，這些故事的基礎可能是十字軍帶回歐洲的傳說。這些關於中東的故事可能根本就不是來自馬可·波羅，或許是魯斯蒂謙自己編造的。他這麼做，可能是想讓自己的書更「時髦」。關於中國的部分肯定是馬可·波羅自己的故事。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馬可·波羅描繪的龐大帝國、驚人財富，都是聞所未聞，甚至荒唐的。他們會把這些故事視為神話。他們願意相信那些關於中東的瘋狂的神奇故事，比如人搬運山嶺等等，卻不太願意相信馬可·波羅對中國的相當真實的描繪。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馬可·波羅的描寫是真實可信的。中國和西方的學者都對這方面研究有貢獻。所以我說歐洲人對《馬可·波羅遊記》感到很困惑，但它在很長時間裡仍然是歐洲唯一一本關於中國的大書。所以歐洲人即便不相信其中的部分內容，但仍然受到它的巨大影響。哥倫布產生去亞洲的想法，就是受到了該書的很大影響。
陸：如果我們把《馬可·波羅遊記》視為文學作品的話，它對英國文學有影響嗎？
克：可能對具體的英國文學沒有什麼影響，但對中世紀歐洲的整個旅行文學體裁有很大影響。當然有很多旅行文學作品是虛假的，比如約翰·曼德維爾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的書。他可能根本不是英格蘭人，而是法蘭西人。他的《曼德維爾爵士旅行記》也很有影響，對旅行文學這個門類有很大貢獻。但《曼德維爾爵士旅行記》大體上是捏造的。然而在很長時間裡，很多人更相信《曼德維爾爵士旅行記》，而不太相信《馬可·波羅遊記》。所以《馬可·波羅遊記》的受眾很複雜，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對書中的信息感興趣，將該書視為百科全書；而更廣泛的讀者將它視為志怪故事集。數百年來，這本書得到不斷的編輯和修改，後來逐漸添加了很多細節，文本得到重寫。所以在翻譯本書時，我需要特別小心地追尋最原始版本，免得不小心混入兩百年後添加的「私貨」。而把《馬可·波羅遊記》視為志怪故事的廣泛讀者群可能更願意讀《曼德維爾爵士旅行記》，因為它更好玩。所以《馬可·波羅遊記》對這部分讀者的影響力不大。總的來講，我認為《馬可·波羅遊記》更多是紀實作品，而不是文學。
陸：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傻，但畢竟相關的爭議很多：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嗎？他的遊記是真實的嗎？
克：我相信《馬可·波羅遊記》是真實的，相信他的確去過中國。幾個月前我做過一次關於馬可·波羅的演講，後來我才知道聽眾當中就有吳芳思（FrancesWood）博士。她是大英圖書館中國文獻部的主管，也是漢學家和歷史學家，她寫過一本書叫《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這本書非常有名，引發了關於《馬可·波羅遊記》真實性的爭議。她現在年紀很大了。我那天的演講主題是「馬可·波羅當然去過中國」，所以要是之前我就知道她會來就好了。
我覺得馬可·波羅確實去過中國，這是顯而易見的。一般來講，可能性很大的事情，絕大多數都是真的。《馬可·波羅遊記》文本里確實有一些矛盾和可疑之處，但這本書是在不尋常的條件下寫出來的，是在監獄裡由別人執筆的，後來又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不斷得到修改。這樣來看的話，《馬可·波羅遊記》的文本要是沒有矛盾之處，反倒可疑了。
有人說馬可·波羅也許僅僅到過君士坦丁堡，在那裡聆聽和記錄了從忽必烈大汗朝廷返回的波斯或突厥商人的故事。我覺得這種猜測比「馬可·波羅真的去過中國」更滑稽，更難以置信。因為書的內容在方方面面都被證明是符合史實的，比如稅收數字、不同港口的關稅、造紙、絲綢生產這樣的細節，馬可·波羅給出的都是很準確的描述。他親眼看過這些事情的可能性比他僅僅是個二道販子的可能性大得多。我們很難想像他在某地收集了這些故事之後回到義大利，好幾年都什麼也沒做，直到進了監獄遇到一位文人才突發奇想要寫本書。他在監獄裡又沒有筆記可供查閱，所以這些東西更可能是他的親身經歷。
陸：現代之前去過中國的一些西方人，比如柏郎嘉賓（Giovannida Pian del Carpine）和魯不魯乞（Williamof Rubruck），在中國歷史文獻里有相當好的記載，但中國官方文獻中沒有馬可·波羅家族與中國有直接聯繫的紀錄。這是否能說明馬可·波羅並未去過中國？
克：中國文獻里沒有確鑿的關於馬可·波羅的證據，這可能是因為馬可·波羅在中國並不是重要人物。我相信肯定還有其他一些西方旅人在中國文獻里沒有留下印跡。也許因為中國的政策發生了變化，有的時期西方旅行者更受歡迎，有的時期不受歡迎。有的文獻也許佚失了。但我覺得可能性最大的解釋是，馬可·波羅在中國不是什麼大人物。《馬可·波羅遊記》一個不真實的地方是，他自稱是蒙古帝國宮廷的要人，我覺得這可能性很小。你知道他父親也曾在蒙古宮廷。他們發揮的作用應當非常小，被許可待在中國和到處旅行，但可能沒有重要到大汗會把一位蒙古公主託付給他們護衛的程度。他這種自誇，有點像今天的「公共關係」宣傳。也許是魯斯蒂謙決定，這樣寫有助於書的銷售。魯斯蒂謙不是很優秀的作家，卻是很厲害的推銷員，知道什麼東西能賣得好。
陸：這樣聽起來的話，魯斯蒂謙很「現代」。
克：的確是這樣。講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書有一個有趣之處就是，根據當前的政治局勢，大家對其理解和闡釋會有很大變化。我的第一本書《莎士比亞暴亂》探討的是美國本土文化的身份認同，而特朗普就職以來，這個問題又火了起來。《莫斯科之夜》也是這樣，每次特朗普和普京之間的關係有什麼新變化，大家對該書的理解也隨之發生變化。這就是文化交流主題的書了不起的地方。對不同時代不同人來講，它們的意義不同。克萊本那本書有點像文化的晴雨表，反映著俄美關係的起伏。另外，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從紐約萌芽的，我開始寫書的時候生活在紐約。所以我的作品都先在美國出版，我與蘭登書屋、企鵝美國和哈珀出版社都有合作。我對紐約的出版界相當熟悉，順便說一下，這個圈子極其憎惡特朗普。
陸：我們來談談您的《莫斯科之夜》吧，這本書將會推出中文版。您知道《日瓦戈醫生》在義大利以俄文出版時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贊助。在克萊本去莫斯科參加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的過程中，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國務院也發揮了作用。但您在書中說，中央情報局高官的藝術品位是喜歡先鋒派現代音樂，而不喜歡俄國古典音樂，這是為什麼？
克：主要是因為他們想推行具有獨特而鮮明美國特色的藝術形式，或至少要有美國味道。在他們眼裡，俄國是個文化上落後的、反智的國家。碰巧這個時期屬於美國歷史上比較看重文化的時期，美國的反智主義在當時處於低潮。美國政府不願意推廣和宣傳俄國音樂。所以他們不太願意支持美國人去俄國演出，而是願意去資助試驗性的新形式的音樂。因為他們想要吸引和拉攏傾向於歐洲自由主義的知識精英。比方說，他們在歐洲支持了一本叫做《評論》（Commentary）的期刊，它面向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美國人的目標是把歐洲左派與蘇聯共產主義分隔開，在這二者之間拉開距離，避免歐洲左派倒向蘇聯。所以中央情報局在文化活動上的資金投入主要用在歐洲左派知識分子群體身上。換句話說，中央情報局拉攏形形色色的左派，防止他們倒向更左的方向。所以中央情報局對范·克萊本這樣一個精通俄國古典音樂的美國人沒有什麼興趣。
但美國國務院比較贊同送美國古典音樂演奏家和其他藝術家去蘇聯參賽。他們也支持向其他的左傾國家，如印度，派遣藝術家，從事文化公關和外交活動。拉攏印度對美國人來說非常重要，不過從檔案里看非常有意思，美國國務院準備派遣芭蕾舞團去印度演出，印度人對芭蕾舞卻不太感興趣。他們對美國的牛仔、槍戰之類的大眾文化更感興趣。所以克萊本到莫斯科參賽，並不是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最重視的優先事務。但克萊本在蘇聯大獲成功之後告訴全世界，俄國人對他非常友好，他喜歡俄國，赫魯曉夫先生很友善等等。這些對美國政府又沒有用了。所以美國政府並沒有理由去捧他。起初他們想要鼓吹友誼的時候用過他幾次，後來就很少用他了，要到幾十年後想要與蘇聯領導人更多接觸的時候才用得更多。但那時克萊本已經是國際名人，請他做活動要花很多錢，所以美國政府不再找他了。
陸：克萊本獲得柴可夫斯基大賽冠軍，是因為他的水平真的登峰造極，還是因為政治因素？
克：我相信他的水平足夠得到這項大獎。弗拉基米爾·阿什肯納齊（VladimirAshkenazy）等人都說，克萊本的水準是毋庸置疑的。克萊本很幸運，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了正確的地點；他選擇去了莫斯科，這本身就很幸運。他從小就從母親那裡學習俄國古典音樂，這也很幸運。但他最終的生活是否幸運，我就不知道了。他倒是掙了很多錢，擁有豪宅、大量地產、昂貴的傢具，但感情生活不如意。我覺得，他在二十三歲時就已經達到了自己人生中有可能達到的最高峰，後來也再也沒有超越過二十三歲的自己。二十三歲以後，他就一直在追趕自己，但沒有能耐超越自己了。
陸：他一直很孩子氣。
克：是的，他獲得國際聲譽的原因之一也是他的孩子氣。他不懂政治，不會因為政治原因得罪人；他天真幼稚，外向而開放；所有人都喜歡他，很多俄國人對他愛得如痴如醉，很多美國人，尤其是美國女人，也非常喜歡他。他在世界各地都有粉絲團。假如他的個性更含蓄、更成熟、更知性，也許他就不會獲得這樣夢幻般的成功了。
陸：既然我們已經談到了政治，而且您為《經濟學人》等報刊寫時政文章，不妨問您一下對英國脫歐的立場是什麼？
克：我覺得脫歐非常荒唐，我看不出它有什麼意義。英國和歐洲的關係非常緊密，不僅是貿易方面，在學術、文化、商業環境都是這樣。脫歐公投已經過去一年多了，雖然目前還看不出什麼明顯的變化，英國經濟也沒崩潰，但我認識的人當中支持脫歐的是極少數。我覺得大多數民眾對脫歐的問題並沒有真正理解。公投是一種愚蠢的手段，因為人們從來不會認真回答公投提出的問題。當然歐盟本身有嚴重的問題，它不夠民主，也沒有辦法滿足每個成員國的需求。歐盟議會對目前的困難要負很大責任。歐盟不是一個理性的機構。但在當下這個充滿挑戰性的時刻要犧牲歐盟這樣一個國際機構，是不妥的。在我看來，脫歐也是不符合邏輯的。脫歐之後，英國與歐洲在貿易、文化等方面的聯繫仍然存在，區別就是英國將對很多事務不再有參與權。我們既然有代議制民主，就是因為不可能指望每一個普通人都能深刻理解很多極其複雜和困難的重大問題，比如航空管理、食品規章制度。大多數人都這些問題既不理解，也不關心。
陸：您對公投的結果感到驚訝嗎？
克：我覺得大多數人都驚訝。鮑里斯·約翰遜也感到驚訝。現在英國必須找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這是很難做到的。而英國必須堅守自己的民主體制，必須尊重投票結果。另外，老一輩人當中有很多支持脫歐。當然了，我們要尊重這些老人，因為他們更有經驗。但與此同時，他們奪走了那些願意留在歐洲的年輕一輩英國人將來到海峽彼岸去工作與生活的很多機會。我覺得這不太公平。我覺得英國年輕人更傾向於國際化和更開放。我不知道在今天樹立屏障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陸：那您對英國和歐洲的未來感到悲觀嗎？
克：我相信鐘擺會重新擺回去。鐘擺效應會發揮作用。當然你可以說，脫歐和趨向保守就是鐘擺效應在見效，因為以前的自由主義過分了。不過我覺得這次有點矯枉過正，往保守的方向擺得又太遠了。我們只能等待鐘擺回到中點。愛國主義很重要，但法西斯主義是完全另一回事。我個人一直對全球事務感興趣，不是只關注自己的國家，這是如今的現實所要求的。而要返回一種曾經有過的舊國際秩序，是很危險的。
陸：您自己生活在濃厚的藝術氣氛當中，夫人維維安娜·杜蘭蒂（Viviana Durante）是這一代最偉大的芭蕾舞者之一，您自己也是戲劇評論家。同時您又是歷史學家和非虛構寫作者。您如何在藝術和歷史之間平衡？這兩方面的工作對您有什麼影響，互相之間又有什麼影響？
克：我也創作芭蕾舞劇，這種工作有商業的一面。我很喜歡把所有這些不同的工作平衡搭配起來：商業活動、非虛構寫作、研究。我覺得這些互相之間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我非常警惕，提防自己陷入某一種領域、風格或時期而不能自拔。所以我的興趣點在不斷跳躍，嘗試不同的東西。但這種生活也有困難之處。因為寫非虛構作品需要大量的時間來做研究，以及妥善地組織這種研究工作。所以真正坐下來寫，是整個創作過程的一小部分，也是較晚期的一部分。我喜歡創作的第一部分，即研究工作；我也喜歡創作的最後一部分，即佔有材料，將它變成自己的文字。我喜歡給檔案文獻注入活力，讓它變得生動有趣。我對寫概述性質的通史沒有興趣。我自己的興趣在於感受在歷史上人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聆聽過去的人們的真實聲音。
陸：既然說到您夫人，她和您誰更有名？
克：當然是她啦。
陸：您會感到有壓力嗎？
克：不會呀，因為我愛她。她是一位了不起的藝術家。她是義大利人。你想聽一個浪漫故事嗎？
陸：當然願意。
克：我非常喜歡歌劇。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去科文特花園（Covent Garden）聽歌劇。我喜歡的歌劇實在太多了。我喜歡莫扎特的歌劇，曾經很喜歡瓦格納；也喜歡俄國歌劇，達爾戈梅日斯基、格林卡等等，非常美妙的音樂。總之，我曾經幾乎天天去科文特花園。有一天傍晚，我待在家裡，喝著一瓶紅酒，看著電視直播一場歌劇。那是瓊·薩瑟蘭（Joan Sutherland）的退休告別演出。你知道她是澳大利亞的偉大歌劇歌唱家。我興高采烈地欣賞演出，也享受自己手裡的紅酒。歌劇幕間插曲有一段舞蹈，一個精靈般的少女舞者在舞台上飄來飄去。這是我看過的最美的景象。我目瞪口呆地看完了十分鐘的舞蹈，然後上床睡覺。我覺得自己再也不可能見到這樣美的女人。
就這樣過了很多年，我逐漸淡忘了這一切。後來，有朋友介紹我和維維安娜認識。這位朋友花了六個月時間企圖撮合我倆。後來維維安娜對這過程厭煩了，說「直接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他吧」。我打電話給她，約她一起吃午餐。三個星期之後我們就訂婚了。六個月後我們在安排婚禮，我們在義大利，在她父母家。那一晚，她父親播放了一盤磁帶，恰好就是多年前那一晚我在電視上看她跳舞的音樂！這時我才意識到，原來維維安娜就是那一晚我心目中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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