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網紅」鄭嘉勵：考古既不特別偉大 也不特別古怪
1.誤打誤撞，卻沒離開這一行
書鄉周刊：「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等於上墳」在網上火了，您也被稱為「考古界網紅」，有什麼樣的感想？您能否用一兩句話，簡明地概括一下考古到底是做什麼的？
鄭嘉勵：這句話在網路上流傳，是我從前不曾想到的。好處是，很多人從此知道了浙江有個研究古墓葬、平常還寫點雜文的考古工作者；壞處是，這句話脫離了具體的文本，人們誤以為我是個「段子手」。其實，從第一天開始，我就是嚴肅的、真誠的傳播者。至於「網紅」，這不是我這個年齡段的人習慣的語言。
書鄉周刊：您當初被廈大考古專業錄取時感到很迷茫，但這麼多年，很多人轉行了，您卻還堅守這一專業，其間是怎樣萌發興趣並堅持下來的？
鄭嘉勵：我對中國古代歷史有興趣，大學志願全是歷史學，但被考古專業錄取，實非我所樂意。當年的大學，轉系很困難，我也不是那種特別有主見的人，缺乏不達目標決不罷休的勁頭。我對考古的興趣萌生於大學田野實習期間，田野工作的最大好處，就是付出就有收穫，可以去很多地方，並在當地紮下根來，能遇見新鮮的人事。除了知識的收穫，更有生活的滋養。
1995年進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直至今天。考古人的底子是讀書人，是「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讀書人，類似於「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生活方式。讀書，幫助我們在田野中發現問題；行路，確保寫出別人筆下沒有的文字。我至今對這樣的生活方式並不十分厭倦，也就始終沒有離開考古崗位。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自己再也做不了別的。考古，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既不特別偉大，也不特別古怪。
書鄉周刊：讀《考古四記》，感覺您一直在尋找考古這個冷門專業、冷門職業的意義，現在是否確認了這個「意義」，又是如何確認的？
鄭嘉勵：人到中年，容易被「意義」問題困擾。年輕時，以為只要埋頭做考古，有點新發現、新收穫，就很充實。後來發現這點「意義」，對自己的說服力不夠，於是又開始重新尋找「意義」。考古，乃至人生，本身並無「意義」可言，你能賦予什麼它就是什麼。人生，就在不斷的自我尋找中前行。也許，等我度過「中年危機」，又會重拾年輕時期的狀態，只要埋首工作，有點新發現就會滿足，惟願如此。
我個人的專業興趣，倒不是刻意尋找所謂「冷門」，主要還是個人興趣。史前考古，是浙江考古中最受人關注的，但我個人對此不感興趣，做過一二年河姆渡、良渚遺址的發掘，就不做了；我也做過越窯、龍泉窯，發現太過專門的手工業門類，很難與歷史人物、事件、重大制度聯繫起來。後來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墓葬、城市上，甚至抄錄墓誌碑刻，相對於良渚、龍泉窯，這些相對「冷門」，但更容易與廣泛的歷史學議題連接起來。我青少年時期的理想就是當歷史學家，儘管做了田野考古，我就在具體的工作中，努力摸索一條「以田野的方式做史學」的道路。
2.最有「人民性」的學者群體
書鄉周刊：您對歷史學感興趣，現在雖做考古，但在進行田野工作時，依然會讀很多鄉邦文獻，用史學來佐助考古。史學家說，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那麼對於講求實證的考古學者來說，歷史學和文獻資料又意味著什麼？
鄭嘉勵：歷史時期最晚段的宋元考古，跟中古、三代考古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大量的歷史文獻。考古研究的對象，或多或少，有文獻記載，不讀書是不行的。
如何處理文獻與考古實物的關係，是歷史時期考古最大的理論問題。我認為，文獻與考古本來就不是一個語境的東西，有矛盾、有衝突是常態，不應該做生硬的牽合附會；考古與文獻，都是歷史的片段，不必非此即彼，兩者拼湊起來，才是更加完整的歷史圖景。從事具體的研究，文獻準備是基本要求，算是「大處著眼」，具體研究時，保持考古材料獨立性，算是「小處入手」。當然，我們既然站在田野考古第一線，首要任務就是處理好遺迹與遺物的關係，這是別人無法替代的勞動。
我在浙江從事基層工作，有其局限性。不必說寫論文，就是寫雜文，也不敢寫到浙江以外的地方去。身份限制了我的思維習慣，我的實踐必須紮根於土地，這就是所謂「到什麼地方讀什麼書」的具體含義。這個身份的好處是，田野工作保證了我的思考、題材的新鮮度與唯一性：我的文字是「唯一」的，因為主持南宋趙伯澐墓發掘、浙南山區銀礦調查、整理《南宋徐謂禮文書》的閱歷是唯一的。
在嘉興子城的北城牆位置，做了一條解剖探溝。從地表至生土深達5米
書鄉周刊：您對江南墓葬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從墓葬的形式中能夠重現當時的生活狀況與人際關係，比如夫妻合葬、父子合葬、妾葬等背後的意涵。對這些遙遠人事的推斷揣想，可以為學術框架提供哪些新視角？
鄭嘉勵：對浙江南宋墓葬的思考，應該是我這幾年比較有心得的部分。如果不太忌諱，古墓葬是個很有思想張力的意象，連接著生與死，存在與虛無，過去、現在與未來。上下五千年的墓葬，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地下「中國通史」。
過去我把古墓葬當成客觀的科學材料看待，將古人、古物往手術台上一扔，冷眼旁觀，是謂「客觀」。隨著年紀增長，體悟比過去豐富很多，程式化的墓葬背後，更有龐大的觀念世界，無盡的生死悲歡。我在《尋墓記》中，試圖建構浙江南宋墓葬的思考框架，文末說「說得學術點，通過南宋墓葬及其背後思想觀念的變遷，可以窺見社會生活、禮俗領域的『宋元明轉型』之一斑。說得文藝點，古墓是認識歷史、感悟人性、體驗生活的好載體，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自己」。
書鄉周刊：在田野工作中，您需要和許多基層民眾打交道，身份介於村調解、包工頭、野行者、人文學者之間，書里也有很多這方面的「閑筆」。一般會怎麼跟老百姓解釋你們做的事情呢，是否有產生矛盾的時候？
鄭嘉勵：當今，考古工作者可能是與土地貼得最近、最有「人民性」的人文學者群體之一。我到浙江麗水、溫州、台州的鄉下，從事配合基本建設的搶救性發掘，野外時間少說也在半年以上，租住老鄉民房，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與農民工共進退、同喜憂；我們在一日千里的新時代和遙遠的古代之間的夾縫中的生活，在經濟建設和文物保護的衝突中工作，在各種社會力量的矛盾交叉點中尋找文物保護的平衡點。第一線的考古領隊，面對的事情，考慮的問題，不是書齋里的讀書人所能想像的。從考古項目的申請、青苗政策的補償、民工工資的談判、與當地人相處、工作人員的後勤保障、與工程建設方的矛盾衝突、考古發掘的業務本身、後期的文物保護，每個環節都妥善處理。這個過程很磨人，也鍛煉人。
還是回到基本建設與文物保護的老問題。在實踐中，我們加深對這塊土地的認識。舉例來說，我對鄉土文物的認識和感情，就來自於田野生活。鄉土文物，尤其是那些公共建築，比如古塔、橋樑、宗祠，是一個地方的文化地標，凝結著幾代人的記憶和情感，是深藏於人心的家園符號和象徵。對文物的破壞，表面上看，只是毀壞了一些老舊的東西，其實，摧毀了一個社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毀滅了人們心中共同的美好的情感——如果大家都能意識到文物與自己的生活、情感有關，那麼，文物保護才能變成發自內心的自發行為。我寫文章，有時說許多狠話，只是想做這件事。
基本建設、社會經濟發展與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是個老話題，也是個大話題。理論思考，非我所長。除了呼籲文物保護，我沒有別的觀點。考古工作者只能秉承「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原則，儘力多搶救、保護一點文物。
3.考古，離大眾越來越近
書鄉周刊：社會上對考古常常不太了解，有時還會被誤解形成一些偏見。尤其這兩年隨著盜墓文學、盜墓影視的風靡，不少人會誤以為考古工作的形式是類似的，或者等同於文物鑒定收藏。《考古四記》里也有一篇《盜墓筆記》，您看盜墓文學影視嗎，對它們怎麼評價？它們在吸引人們關注地下「考古」這方面，是否能產生一些正面影響，還是根本無所裨益？
鄭嘉勵：盜墓是犯罪行為，也是觸犯人倫底線的行為，正常的人都應該痛恨之。盜墓文學是另一回事，好比黑幫電影與黑幫犯罪之間的關係。作家要贏得讀者，必然會渲染古墓的神秘性，有些小說，比如《盜墓筆記》的敘事技巧和想像力，相當不俗，但這不代表我認同他們對古墓和盜墓的渲染。其實古人的遺物，只是遙遠過去的生活的一部分，本質上並不神秘，時過境遷以後，我們對古人的生活感到陌生，許多無法解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但「不知」，不代表神秘。我這幾年在考古傳播中所做最大的工作，恰恰就是祛魅——把附加在考古身上的「神秘」的東西，剝離出去，故弄玄虛、神秘主義，從來與我無緣。我們最終要回歸到真實的生活。盜墓小說借古墓葬虛構故事，這跟真實的考古、古墓毫無關聯，我們不要自作多情，硬把這兩個東西扯到一塊。因為「盜墓文學」愛上的「考古」，不是真正的、學術的考古。
至於文物收藏鑒定，我不收藏古董，也不做買賣。考古發掘品中沒有假文物，對考古工作者而言，文物鑒定主要就是年代與性質判斷，不涉及辨偽，更不涉及定價。
書鄉周刊：這兩年，人們對文物和文保的關注好像比以前更多了，也產生了一些「清流」節目，比如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如果國寶會說話》，還有前一陣大熱的綜藝《國家寶藏》。您怎麼評價這些節目及其意義？
鄭嘉勵： 這類節目大熱，都是好事，我樂觀其成，足證功利的時代也有「風雅當道」的例子。其實考古學界的重大成果，也不能說是「冷門」「小眾」的，尤其是文物豐富精美的名人墓葬，公眾向來有興趣，比如兵馬俑、馬王堆、曹操墓。重大考古發現的關注度，時常與影視娛樂新聞不相上下。就像海昏侯墓的發掘和展覽，深受公共關注，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必然結果：一是墓主人的傳奇經歷；二是墓葬完好，文物眾多，更有金銀財寶，對公眾（包括我在內）有天然的吸引力；三是考古發掘和展覽做得很科學、很好看，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當然，有很多人，是把海昏侯當成「文化娛樂」新聞看的，文物背後的故事也吸引人，比時下大多數的肥皂劇好看，也更有「營養」。
書鄉周刊：您在後記中提到了「公眾考古」的概念，目前我國公眾考古工作的現狀如何，尚有哪些問題？
鄭嘉勵：其實我不太說「公共考古」這類概念。就我的理解，所謂公共考古，大概就是要把學界的共識和成果，儘可能多的介紹到公共領域，成為公眾的知識。目前看來，效果不盡令人滿意。對此我也沒有具體的靈丹妙藥，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我想，專業人士寫文章，心裡最好裝著讀者，在不犧牲學術性的前提下，盡量把文章寫得平實、通順、好看一點。內容的科學性、嚴肅性、思想性，是不必向大眾遷就的，但文章的形式要盡量遷就大眾的接受習慣。
書鄉周刊：您的《考古的另一面》和《考古四記》在學術之外，也有更多個人視角和個人性情，接下來還有什麼關注點嗎？
鄭嘉勵：我最近讀羅新老師的《從大都到上都》，最大體會是「田野考古，是歷史學研究實際的、落地的工作」。我計劃寫一本在浙江調查南宋墓葬的書，將紹興宋六陵、明招山呂祖謙家族墓地、武義徐謂禮與黃岩趙伯澐墓的考古工作，納入宋室南渡、「宋元明轉型」的長時段歷史脈絡中去，就南渡皇室、南渡士大夫家族、第二代宗室移民、南方土著不同的墓葬觀念與做法，梳理出幾條內在的歷史邏輯，力爭寫出學術性與可讀性兼具的著作。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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