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浮急躁 擅自獨斷」：蔣介石在日記中如何反省

蔣介石的正確或不正確的反省，深刻地影響著此後一段時期台灣歷史的發展進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則仍如噩夢一樣，仍糾纏著、牽累著歷史的新一頁。

蔣介石是一個愛反省的人。他的日記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就是他的反省記錄。一周過了，有《本周反省錄》；一月過了，有《本月反省錄》；一年過了，也常有「本年反省錄」一類的記載。

自然，丟掉大陸，對蔣介石來說，可謂創痛巨深。他有很多反省，也有許多自責，日記中常見「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等字樣。他甚至有過「遁跡絕世，了此一生」的念頭。但是，蔣性格頑強，《反省錄》自稱，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補過，以求自贖。（《民國38年反省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與此同時，他在台北開辦革命實踐研究院，調集幹部學xi，總結經驗，多次發表演講，其中也有大量反省、檢討的內容。

「近因」：「外交失敗」、「軍事崩潰」

1949年3月底，蔣介石在《上月反省錄》中表示，要徹底檢討失敗原因，擬成條目，以便反省與改革。條目自甲至寅，共13條之多（以下簡稱《反省十三條》），但寫得很簡略，多數條文只有一句話， 1951、1952、1953這幾年，蔣介石逐月審讀1944年至1948年的日記，不時寫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審閱1947年6、7兩月的日記後，決定將這一段失敗期間的日記秘密印刷，分贈部屬，共同研討過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蔣經國研讀自己1945年的日記，認為其經歷教訓，比之讀任何歷史為有益。1952年，蔣介石再次決定將1944年的日記先行付印，供幹部研究。

研究蔣介石的《反省十三條》，綜合考察蔣遷台前後的其他日記與文章，這一時期，蔣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為八個方面：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敗。蔣介石認為這是「最大之近因」。在蔣看來，世界上只有強權，毫無信義。蘇聯外交反覆無常，毒辣殘忍；美國有頭無尾，輕諾寡信；英國陰險狡詐，唯利是圖。自己不加區別，均以「信義」對之，焉能不敗。（《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1946年3月，蘇聯乘馬歇爾返美述職之際，向國民政府提出，願出面調解國共糾紛，在東北與中國經濟合作。當時，蔣介石堅拒不理。遷台後，蔣介石檢閱當年外交記錄，認為此舉殊為失策。當時應不顧美國，以自主精神與蘇聯談判，解決問題。這樣做，可使美國有所顧忌，而不敢輕易怠慢中國。他將此視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訓」。1951年，蔣介石檢閱1945年11月日記，認為蘇、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僅據文字、語言及表面現象，即將某國視為誠意可信的友邦，將是「傻中之傻」。 1952年11月，他閱讀1944年7月以後的日記，認為外交只有強權，弱肉只有等待被吃。

馬歇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制訂者和執行人，因此，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指責馬歇爾「誤美害華之罪」，稱馬歇爾為滅亡中國的「禍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錄》中就認為，他的「革命剿匪」任務之所以失敗，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而在於「美馬」的「冥頑不靈」。他批評自己外交運用無方，過分相信美國，因此應該引咎自責。遷台後，他總結既往教訓，覺得只剩下這「彈丸一片亁凈土」了，自誓從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國人的「愚妄」要求了。

反省之二，是軍事崩潰。1949年10月，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中曾稱：「我們今天失敗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軍事的崩潰。」他列舉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缺點共8條，軍隊的弱點與缺點達16種之多。12月12日，蔣介石演講繼稱：「軍隊裡面不僅精神喪失，而且紀律蕩然」，「每一次撤退，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於不顧」，「在還沒有和敵人接觸的時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個腹案，就是怎樣脫離戰場，從那一條路逃到那一個偏僻安全的地點，苟全性命。」1950年1月，蔣介石演講又稱，認為軍隊失敗的原因在於「沒有建立軍隊監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訓工作亦完全失敗」。

關於軍事戰略與指揮，《反省十三條》沒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蔣在日記中談到：1945年11月，蔣介石鑒於蘇軍阻撓，中國軍隊接收困難，曾主張東北問題暫時擱置，將開到東北的五個軍調到華北，首先解決關內的中共軍隊，先安關內，再圖華北，由近及遠。但是，由於馬歇爾出面調處，蔣介石相信外援，將大量精銳部隊開入東北，以致內地空虛，各戰場都感到兵力單薄，陷入捨本逐末之誤。

「總因」：「黨內分裂」、「金融政策失敗」

反省之三，是黨內分裂，紀律掃地，組織鬆懈。蔣認為這是革命失敗的「總因」。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陳誠為書記長。此後，三青團與陳立夫掌握的國民黨系統的矛盾逐漸尖銳。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宣布黨團合併，但雙方的矛盾並未消除。蔣介石認為，陳立夫想借合併之機消滅三青團勢力，並在國大代表等選舉中把持包攬，擴大矛盾。1948年5月，蔣介石曾慨嘆黨內糾紛日甚一日，裂痕無法彌縫，自感此為生平「最大過失」。他設想今後或者停止各級黨部活動，徹底改組；或者聽任各派自動組黨，分道揚鑣。遷台後，他曾力主將國民黨的性質定位為「革命政黨」，而不是「純粹民主政黨」，甚至主張將縣、市以下基層黨部改為秘密組織。

當時，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上有四百餘人，人多，糾紛也多，蔣介石因此傾向於將國民黨徹底解散、重新組黨。1950年，蔣介石在《反省錄》中聲稱，革命失敗，其起因在於黨務內部的分裂，以致影響到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紛亂與崩潰。9日，他列舉改造國民黨的理由，認為民國敗亡，人民沉淪，主義不行，共匪叛亂，均應由本黨負責。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傾軋，人事糾紛」是革命失敗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記中表示，革命事業以黨為基礎，多年來，自己專力于軍事與政治，將「黨事」委之他人，結果在人事、組訓等方面都毫無基礎，以致敗亡既速且慘，今後不能不「以黨事為先」。

1950年3月，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時還曾談到，由於組織不嚴，因此被中共滲透到內部，盜竊機密，製造謠言，「以致我們幾百萬部隊，並未經過一個劇烈的戰鬥，就為敵人所瓦解」。

反省之四，是經濟、金融政策的失敗，蔣認為這是軍事崩潰的「總因」。1950年3月，蔣介石檢討失敗因素，認為「財政為第一」。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期間，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曾按國際慣例，大量拋售國庫中的黃金。蔣介石始終認為此舉屬於宋子文「誤國」中的最大過錯。1952年10月，他撰寫講稿，對於是否要如實記錄此事，頗費躊躇，但最後仍然決定「實錄」，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國敗黨，私心自用的「罪過」太多，「以此為最」。 到了1955年，他回憶過去，仍認為「誤用宋子文一人」，結果是招致政治、經濟、外交的全盤失敗。

反省之五，是抗戰勝利後，選擇實行民主憲政的時期、制度，以及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等，都動搖「剿匪之基本」，與「剿匪對共政策」背道而馳。他強烈感到，錯學了美國民主。

抗戰勝利後，美國介入中國內政，派馬歇爾出使中國，調解國共糾紛。當時，馬歇爾按照美國模式，要求國民黨改變一黨專政制度，開放政權，成立聯合政府。為了滿足美國人的這些要求，蔣介石於1946年召開有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1947年、1948年相繼召開「制憲國大」與「行憲國大」，通過《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總統與副總統。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灝因組閣與立法委員意見分歧，彼此攻擊，蔣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國家。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員工資，他為此煩悶苦惱，感到中國「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黨員如脫韁之馬，不可收拾。

1949年9月8日，蔣介石與人談往事，覺得民主、憲政、國民大會等一套做法「到處束縛軍政」，以致無法「剿匪」。他心有餘憤地表示：「所謂民主與憲政，其害國之大，竟如此也，誠悔莫及矣。」在蔣看來，聽美國人的話，實行「民主」與「聯共」，是促使國民黨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

「一生大病」為「輕浮急躁」、「擅自獨斷」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驕矜、憤懣，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虛心，全憑主觀行事。蔣介石認為這也是失敗的「總因」。1949年5月27日，蔣介石自我反省，認為一生大病是「輕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視科學，卻總不能實踐「科學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評自己個性太強，凡大小政策，無不自信自決，以致無人進言，不能集思廣益，折中至當。例證之一就是，西安事變中，自己誤信中共「亦是國人與同胞」，「召其抗戰」，擅自獨斷，而未能謀之於眾，以致鑄成大錯。在他的《反省十三條》中，第九條為：不研究、不學術、不注重客觀，也可視為對自身的批評。

在用人問題上，蔣介石覺得自己過於「寬大」、「寬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評自己「對人不校」、「用人無方」。李濟深、陳銘樞、白崇禧、李宗仁等「背黨叛國」不止一次，但自己不問恩怨，不念舊惡，重用如故。這不僅是獎惡，而且是自殺，是「誤國」，表示對「叛徒」應「殺無赦」。

蔣介石是基督徒，其虔誠，有時到了迷信的程度。1947年，他返鄉掃墓，路過紹興大禹陵，曾向大禹的「偶像」鞠躬，旋即後悔，譴責自己違反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義。他認為，此後三年內連續失敗，即是天父對自己的懲罰。

反省之七，是幹部制度不立，幹部腐化自私。抗戰勝利後，大批黨政幹部從內地到淪陷區，競相以接收敵偽物資為名，瘋狂地掠奪財富，特別是「票子、房子、車子、條子（金條）、女子」，當時有「五子登科」之稱，惹得民怨沸騰，廣泛流傳「盼中央，想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一類歌謠。1949年5月19日，蔣介石反思當時的「接收」工作，批評黨政幹部皆為物質所誘，造成自私自利之惡習頹風，而其原因，則在於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準備，未對幹部作嚴格之監督與準備。因此，「實由余應負其責」。次日，更進一步自認，幹部誤國，其原因在於本人管教不嚴，制度不立，以致抗戰甫勝即敗。1952年7月底，他反省為中共所敗的原因，認為其一是軍政與社會組織空虛，幹部腐化，喪失志節，最後一年，幾乎沒有一個幹部能夠效命奮鬥。

蔣介石《反省十三條》的最後一條是，未能「宣傳」社會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蔣認為這是「唯一之致命傷」。1949年2月3日，蔣介石回奉化，遊覽城鄉，發覺當地鄉村40年來毫無改革，痛感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因此，他在日記中表示，此後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開始設計土地制度的實施方案，在預定4月份的大事時，特別將擬訂「實行民生主義之方案」列為內容之一。

10月19日，蔣介石研究軍隊戰勝的基本條件，列出的條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實行減租減息，反對剝削，反對壓迫專制，反對侵略，反對漢奸，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行民生主義而戰。1950年1月3日，他決定開展「社會經濟運動」，其內容為兵農合一、三七五減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訂當年《大事表》，第17條為「社會性的民生主義政策」，其內容中有醒目的兩句話：勞動有食、耕者有田。

蔣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還有：無組織、無宣傳、無監察、無賞罰；無秘密、無偵察；不科學、不前進；無策略、無輕重（無重點，無中心）等，不贅述。

反省有正確部分，也有錯誤或膚淺部分

蔣介石遷台前後的反省，有正確部分，也有錯誤或膚淺的部分。

《反省十三條》最後一條，檢討在大陸期間未能「宣傳」社會經濟政策和民生主義，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說得太輕飄了。其實，不是未能「宣傳」，而是未能實行的問題。國民黨執政期間，沒有解決「民生」，特別是廣大貧苦農民的生存、溫飽和獲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失敗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還在1947年8月，蔣介石在研究英國、美國和蘇聯社會之後，曾寫過一段《雜錄》，中云：「我國為歷史上最長於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強之美德。今日必須發揚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與強權政治，而採取其民主，矯正蘇俄之專制，實現民生主義，以第三種力量樹立於遠東，盡我對世界之使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應該是比較正確的選擇。可惜，他當時空有認識，而未能付諸實踐。

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講稱：「我們今天真正要造福於農民，就惟有徹底實現二五減租。這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的第一步，也是我們反共的最後、有效的武器。」這時候，大半個中國已經轉手，蔣介石提出「造福農民」，幻想以二五減租作為反共的「最後、最有效的武器」，這真有點像俗話所說：「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了。不過，他的這一認識對他治台方略的形成還是有益的。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另一原因是長期堅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既違背世界潮流，又喪失民心，尤其是知識分子之心。結果是使國民黨的軀體日漸腐朽，百病叢生而無葯可治。但是，蔣介石卻因戰後國民大會選舉及召開中出現的種種「亂象」，錯誤地視「民主」、「憲政」為禍國之道，覺得民主反而不如專制、獨裁好，這就對歷史作出錯誤總結了。

1949年6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他要用新精神，新制度、新行動來迎接新歷史、新時代，新生命，新使命，奠定新基礎，完成新任務。1950年元旦，他又以前人格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自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自勉。

但是，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人們在創造新一頁歷史的時候，不可能離開既往歷史的影響，更離不開對既往歷史的認識與科學總結。可以看到，蔣介石的上述正確或不正確的反省，都深刻地影響著此後一段時期台灣歷史的發展進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則仍如噩夢一樣，仍糾纏著、牽累著歷史的新一頁。

【來源：愛思想網 楊天石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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