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諸侯的「見面禮」
在中國宗法制度框架中，「禮」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味，僅就會面而言就有各種禮法講究。《周禮·大宗伯》載有周王與諸侯會面的禮節：「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禮記?曲禮下》則記述了諸侯之間的會面之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春秋左傳》堪稱「禮」的活化石，其中有大量關於「禮」的史實，而且評判一件事情，往往以「禮也」或「非禮也」為準繩。閔公元年齊國仲孫湫曰：「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襄公二十一年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司馬遷一言以蔽之：「《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春秋諸侯會面之禮，與《禮記》的記述更為接近，本文主要以《春秋左傳》為依據，對當時諸侯的會面禮節進行簡要梳理，作為研讀《春秋左傳》的收穫或資料以記之。
「遇」
單從字面理解「遇」的含義，日本漢字學家白川靜認為是「神秘之物相會」，例如「優遇」即是指「優厚地禮待受到重視的人物」。從這個意義來看，「遇」不是平民百姓的會面，應該是具有一定權位人物的相見。《春秋左傳·魯隱公四年》記載魯隱公與宋殤公之「遇」：「夏，公及宋公遇於清。」《春秋穀梁傳·魯隱公八年·經》記載：「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對於「遇」的解釋，《春秋穀梁傳·魯隱公八年·傳》：「不期遇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杜預對「遇」作註：「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意思是諸侯相見未經約定，類似於途中意外相遇，簡化會見禮節，草草晤面約談。
「會」
《周禮·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根據鄭玄《注》，如果諸侯不馴服，周王會合各方諸侯，興師討伐，因非固定期限，故稱作「時見」。《禮記》之「相見於郤地曰會」，指的是諸侯在邊境某地會合。如《春秋左傳·宣公元年》：「公會齊侯於平州。」其中之「會」當屬此例。《春秋左傳》對「會」還有另一解釋，宣公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進而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杜預《注》云：「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左氏所謂『與謀者』，彼此同欲伐是國也，故曰『及』。所謂『不與謀』者，他國欲伐之，而我特以兵從之，故曰『會』。」也就是說，這裡所指的「會」，是與「及」相對而言：一拍即合、甘願為之的合作叫做「及」，而被動跟風、純屬「打醬油」的合作叫做「會」。但據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會」的使用並非完全合乎此說法，「及」與「會」混淆的狀況也不乏其例。
「誓」
《說文解字》：「誓，約束也。」段《注》：「《周禮》五戒，『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如《尚書》中的《甘誓》《湯誓》《牧誓》中的「誓」，均是軍旅動員令。段《注》進一步解釋道：「凡自表不食言之辭，皆曰誓，亦約束之意也。」在《春秋左傳》中，類似於「誓」的禮制還有「胥命」。《春秋左傳·魯桓公三年·經》：「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楊伯峻《注》：「胥命者，諸侯相見，約言而不歃血。」《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者何？古者不盟，約言而退。」《穀梁傳》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由此可見，胥命是以言相約，無須歃血相盟。魯庄公二十年記載：「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即便是口頭約定，也能夠達成一致，最終採取共同的軍事行動。《荀子·大略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荀子的意思是，行動上欠缺的人往往許諾的多，誠信上欠缺的人往往顯得很誠懇。所以《春秋》讚許口頭約定，而《詩經》也是反對經常會盟，出發點是一致的。但「誓」與「胥命」之根本異同，本人尚未探究明白，或許「誓」用之于軍旅，「胥命」用之於諸侯？不敢妄下結論，有待深入學習查證。
「聘」
聘，《爾雅》釋為「問也」。《周禮·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儀禮》則專有「聘禮」一章，分為大聘和小聘，言其「小聘曰問」，大聘需升堂，小聘則在庭中。在當時諸侯交往中，聘問的作用不可忽視，恰如《論語·學而篇》所言：「禮之用，和為貴。」《儀禮》曰：「久無事則聘焉。」諸侯之間有事需要聘問，長時間沒有大事，也要通過聘問互相走動，以加強溝通、增進互信。《春秋左傳·文公元年》記載，魯文公即位後，派穆伯出使齊國行聘，「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行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魯襄公即位後，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對此《左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如一國之卿行聘，另一國之卿也會回聘，如魯宣公十年夏，「季文子初聘於齊」，則「國武子來報聘」，以示禮尚往來。可見，聘禮是諸侯間聯絡、示好、結緣的重要禮節，一般由卿出面行聘，不可輕率待之、草率為之。由於對聘問之禮不夠重視而引致禍端的也不鮮見。《春秋左傳·宣公七年》：「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魯宣公不行聘問之禮，惹得剛即位的晉成公心中不悅，一怒之下扣留了參會的魯宣公，後果是嚴重的。這裡的「朝」與「聘」意義是相近的，一般講「朝」是下對上、小對大，「聘」則是匹敵之國或大國對小國。《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楊伯峻先生認為這是「答魯成之朝晉悼。」「禮尚往來，小國君侯朝大國，大國以卿拜朝。」在國與國的交往中，自古以來就沒有平起平坐、兩廂對等，必然有拳頭和實力做後盾。
「盟」
會盟是春秋時期重要的政治活動之一，歃血是當時會盟的重要環節和主要特徵。《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背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魯隱公元年記載了「蔑之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楊伯峻《注》對盟約之法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首先在地上挖出坑洞，在裡面殺牛、羊或馬作為盟誓的犧牲之物，割其左耳，並取其血，分別用容器盛裝，然後面對神靈讀載書，參加會盟的人員取少量的血飲之，這就是古代的歃血。歃血之後，把載書的正本放在犧牲之物的身上一起埋掉，參與會盟的人每人一份副本，帶回去存檔以作履約之用。在各種會面的形式中，盟約是最為正規、隆重的，《左傳·魯昭公十三年》記載：「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也就是說，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才能一「盟」。歃血而盟的根源是諸侯間有不誠信問題，出現違約的欺騙行為，在缺少法律強制性約束的情況下，先人只好藉助神靈懲戒失信行為的力量，保障載書約定事項的履行。襄公九年的晉鄭之盟約定，如果違背載書之言，則「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不誠信的歹毒後果可見一斑，會殃及先人、族民、夫婦等利益關係人。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幾種會面形式中，越是簡單越能解決問題，如會、誓、胥命，因其主動且自願，所以誠信度較高。會盟最為隆重，而約束力卻相對差些，主要原因是沒有誠信做基礎。《周禮·司盟》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也就是說為什麼要盟約？因為諸侯間不信任、不和諧，則需要以盟約的形式增強信任度，正如《穀梁傳·僖公五年》所言：「盟者，不相信也。」即便能夠結盟，其後渝盟之事也是屢見不鮮，如魯隱公渝眛之盟、魯庄公渝暨之盟、齊宋渝鄄之盟等等。鄭國逼仄在晉楚兩個大國之間，為了自身的生存，時而約盟，時而渝盟，十足的「牆頭草」。
《論語·學而篇》曰：「信近乎義，言可復也。」缺乏誠信的任何承諾都是蒼白的，失去誠信的任何結盟都是脆弱的，再隆重的儀式也無法取代誠信在禮制和法制中的支撐地位，這就是道德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春秋繁露·竹林篇》曰：「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王道篇》曰：「《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所以，無論採用何種會面形式，誠信始終是精誠合作最核心的要素。
我們經常講「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只有具君子之質，方能行誠信之實。怎樣才能成為一名踐言篤行的君子吶？孔子在《論語·為政》中說「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王陽明《傳習錄》則謂「知至而後意誠」，當是理在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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