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時代這些名人手寫的書信讓人看到了「儀式感」
來源｜澎湃新聞網
作者｜羅昕
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從館藏檔案中選出九十一通近現代名人的函札，加以整理、釋文並影印出版為《華東師大檔案館藏名人手札》。這些手札出自蔣經國、張壽鏞、蔣維喬、呂思勉、趙家璧、何應欽、張學良、杜月笙等著名學者或民國聞人之手，幾乎所有信札均為首次向社會披露和公開。看這些書信，都可謂書界良品，傳遞了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鉤沉出那個時代人物的風骨和氣質，既是時代變遷的見證，又是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
第一封信：1933年，蔡元培致王伯群
在這封信中，蔡元培向時任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群推薦著名哲學家熊十力：「黃岡熊十力先生精研宋明理學，對於道德政治甚多卓見。又由是而研究印度哲學，進支那內學院治《惟識論》數年，不滿於舊說，著《新惟識論》，現已付印（中華書局），其他言論略見於其門弟子所輯之《尊聞錄》中。」
「從簽名處手跡來看，這封信主體內容並不來自蔡元培本人，或許是他的秘書代寫的。」湯濤說，但這封信中透露的史料很有意思，因為蔡元培還提到「（熊十力）曾屢在北京大學講印度哲學，每星期兩點鐘，酬報百元 」，因為熊十力不適應北平嚴寒，蔡元培這才推薦熊十力來大夏講學。
「當時在上海，教授月薪平均只有兩三百，好的或許有四五百。即便是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年薪只有八九千元。所以熊十力這個報酬非常之高。」湯濤告訴澎湃新聞，王伯群後來回復蔡元培，因為大夏課程均已排滿，暫時不能邀請熊十力前來講學。
第二封信：1934年，劉湛恩致歐元懷
劉湛恩與大夏大學有著不解之緣。1922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劉湛恩回國，任南京東南大學教授，也在上海大夏、光華大學兼課。
1928年劉湛恩擔任滬江大學第一任中國籍校長，但依然和大夏保持密切聯繫。1934年大夏舉辦十周年紀念，劉湛恩還以滬江大學校長身份為上千師生髮表致詞，認為「大夏之發展，致使 『教育破產』 『大學無用』之論，不攻自破」。
這一封寫給歐元懷的信同樣寫於1934年。在信中，劉湛恩稱大夏遵照教育部規定組織畢業試驗委員會，並請歐元懷擔任大夏的畢業試驗委員會校外委員。
劉湛恩與歐元懷在信中兄弟相稱，二人原是20世紀2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的校友，交情頗深。1938年，抗日態度堅定的劉湛恩在和家人乘車外出時遭日偽特務暗殺身亡，歐元懷聞訊後很是悲痛。
第三封信：1935年，胡適、程治平致魯繼曾
這是一份胡適親自作保的書函，擔保書是寫給時任大夏大學教務長魯繼曾的。其中寫道大夏的學生程法正「因顧家事」，即「大弟遭斃，又彼母之痾疾未愈」，須 「在家奉待」，特申請休學一學期。
據華東師大檔案館學籍檔案顯示，程法正為安徽績溪人，1933年9月由大夏附中進入大夏銀行系學習，一學期後申請轉入文學院英文系，之後再次由英文系轉入法學院法律系，並於1938年9月畢業。程法正的另一個身份是胡適的外甥。
湯濤推測，這份書函其實是由胡適的侄女婿程治平撰寫，但程治平希望藉助胡適的威望和影響力來確保孩子能向學校請假成功，以緩解家庭之憂。最後果然如他們所願，學校同意了程法正的休學請求。不過可惜的是，畢業後的第二年，程法正因患肺病不治不幸早逝。
「這份書函還給我們一個信息，即當年大夏新生入學或學生重大事項，如請病假或休學等都需有擔保人，該制度是大夏的一項硬性規定。按照學校教務處要求，所有入校新生或請假事項都必須填寫擔保書，擔保人即為家長或監護人，家庭里多為父親具名。」
第四封信：1944年，王保志寧致胡蝶
王保志寧是大夏大學社會系1930屆畢業生，也是大夏校長王伯群的夫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她還任大夏校董。
這封信是寫給民國第一美女、著名女演員胡蝶的。1944年是大夏成立二十周年，校方決定在六月一日校慶日熱烈慶祝，並通過舉辦名家書畫展覽義賣、戲劇公演等籌募基金，於是就想到了胡蝶。王保志寧代表大夏給胡蝶寫信，不過可惜的是最後胡蝶回重慶時沒有路過貴陽。
第五封信：1945年，孫科致歐元懷
孫中山之子孫科是政治活動家。他於1935年加入大夏大學校董會，1942年被推選為大夏第二任董事長，因而對大夏的校務一直非常關注。
上海「八一三」事變後，大夏被迫內遷。1944年冬，日軍進犯黔南，大夏三遷赤水，時任校長王伯群因勞累成疾於同年12月在重慶逝世。孫科在重慶主持召開校董會，當時他推選貴州省教育廳長歐元懷為大夏的新一任校長。
1945年3月大夏師生到達赤水，同年8月15日傳來了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在這封寫於1945年10月22日的信中，孫科告訴歐元懷已致信時任教育部部長的朱家驊（字騮先），請求大夏複員旅運費的撥款：「致騮先部長請撥本校複員旅運費函已照簽發。政府還都，年底或可開始。關於本校複員一切應辦事宜，屆時請親自來渝洽辦為荷。」
第六封信：1939年，張壽鏞致葉百豐
張壽鏞字詠霓，是光華大學首任校長。這是一封張壽鏞給語文教育家葉百豐早年光華求學的回信。
當年葉百豐在光華旁聽，希望可以獲得文憑認同，但張壽鏞直言按校章規定沒有中學文憑不可入大學，沒有大學的四年學分不能畢業。不過張也非常欣賞葉百豐的才學，建議葉百豐先不考慮文憑，轉而爭取「修業證書」，並表示葉百豐還能繼續以「旁聽生」在光華聽課。
有趣的是，這封信也可見張很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湯濤稱，張校長向來重視學生的國學教育，曾親自為國文競賽擬定題目、批閱試卷，並召見獲獎同學，逐層講評，贈書獎勵。但他並不保守，也強調「不偏科」：「弟維注重在國文，倘兼習他課程更佳」。
第七封信：1940年，蔣維喬致張壽鏞
蔣維喬是著名教育家、佛學家，他曾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東南大學校長。1929年，蔣出任光華大學哲學系教授；1937年，蔣任光華國文系主任，後又兼文學院院長。
這封信是蔣寫給校長張壽鏞的，說的是哲學系教員有所變化，《哲學概論》及《倫理》這兩門課得另聘教員，還介紹道：「茲有吳致覺碩士（美國大學畢業），長於此門，且擅長西洋文學史，現任大同大學教授，今為介紹，請留意延攬為荷」。
湯濤稱：「張壽鏞重視教授治校，各系主任、院長在當時能 『說得上話』，真正參與學校的管理。」光華成立伊始，張就聘請當時國內聲望很高的兩位教育家朱經農和廖世承擔任副手，延聘了胡適、錢基博、呂思勉、蔣維喬、吳梅、胡剛復、朱公謹、顏任光、潘光旦等知名學者，帶來了光華濃厚的學術氛圍。
第八封信：1941年，呂思勉致張壽鏞、朱公瑾、張歆海
「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之一呂思勉自1926年起任光華大學國文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這封信可以說又是當時「教授治校」的一個典例。
當時光華校方讓各個系報選修科目，呂思勉需報史學系的選修科目。在信中，呂思勉說之前的改定結果因為各種原因不盡人意，要求再討論一次，「甚望就各院各系再行審慎修改一次」，最後還討論了選修課設定的具體問題。
第九封信：1946年，蔣經國致朱經農
這是蔣經國寫給時任光華大學校長朱經農的推薦信，信中說抗日戰爭勝利，他推薦謝冠英等退伍青年士兵來光華深造：「茲有學生謝冠英等經奉教部核准，分發貴校，肄業諸生應以尊師重道、恪守校規為向學準繩。迭經本處誥誡囑咐，刻腑銘心。務祈惠予訓導，嚴加管束，使能在先生教育之下，仰沾化雨，時坐春風，養成優秀青年……」
湯濤稱，華師大檔案館目前還藏有另一份來自蔣經國的推薦信，兩份信的文字內容一模一樣，只是學生名字「謝冠英」有了改動。「雖內容一致，但蔣經國親自手寫 『複製』了數份，也可見其之誠意。」
第十封信：1948年，趙家璧致朱經農
趙家璧是我國著名編輯出版家、作家、翻譯家。他於1932年畢業於大學英文系，歷任良友圖書出版公司經理兼總編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經理兼總編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等職。
在這封信中，趙家璧為慶祝母校圖書館新址落成，一口氣捐贈了晨光出版公司一年來全部出版物，共二十八部三十一冊。湯濤感慨：「趙家璧先生的後人都會羨慕這份珍貴的手札。」
以上十封信均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在塵封數十年得以問世不得不說是一件大好之事。對於習慣了簡化字的我們而言，這些手寫的繁體字可能會有些難以辨認，可字裡行間傳遞出的文化感和歷史感，相信你我都有感受。歲月可以帶走很多東西，也會保存很多東西，願有價值的歷史能夠永存世間，被後人學習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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