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不一定是大多數

#恐怖的星期一#

1995年3月20日，在教主麻原彰晃的策划下，日本邪教奧姆真理教成員東京三條地鐵線的五班列車上發動沙林毒氣襲擊，導致13人死亡，660人受傷，製造了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事件。2000年該邪教組織更名為「阿萊夫教」，仍然變相存在於日本、俄羅斯及歐洲等地。

寒假看的是村上春樹《地下2：在約定的場所》。東京地鐵毒氣事件使村上春樹暫停了穩定的每1-2年出版一部長篇小說的計劃，作為主動與日本主流社會保持距離的公眾人物，他開始思考這一事件對日本及全世界的影響。

第一本大部頭主要是採訪受害者，向公眾表露，他們作為個體的生活如何像柔軟絲綢一樣鋪開，灑在上面的金黃太陽對每個人平等公正。受害者是怎樣一個活生生的人？絕不是冰冷的「傷者X人，死者Y人「足以表述清楚。奧斯維辛名單不分國界種族。《地下2》則主要採訪的是公眾眼中的兇手——奧姆真理教的教徒。

教徒內部呈現出很大的個體差異。有一路順風考入東大的人生贏家，也有初中結業確實討厭學校，去建築工地上幹活的工人。從十幾歲到中年之立，奧姆的信徒沒有邊界。仔細在其中挖掘，不難發現一個令人詫異的事實：裡面完全不缺高教育水平、高社會地位的精英人士。

乍看與我們的普通認知完全不同，印象中，受教育水平越低的人越容易被各種各樣的邪教欺騙。社會精英，呼風喚雨，何以至此？

二戰後初期的存在主義在歐洲高舉旗幟：個人才是自己的主宰。人本主義的關懷濃到不行，發展到享樂主義的程度。結構主義上來就給潑一盆冰水，「在任何時候，人們的所有行為都受制於一個理論結構、一個體系，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深層結構，決定著這個時代的特點。」把普通人變成殺人兇手，除了導火線麻原彰晃，背後還有隱秘的強制性社會結構。

作為近代第一個主動向西方學習的亞洲國家，日本社會今日仍具有很多無力的現象。一整套繁瑣敬語雙關語的背後是難以深交的人心，婚後女性不再參與社會勞動的習俗保留至今，從「村八分」開始的堅決排斥異己性的社會被泡沫經濟拍打得搖搖欲墜。月球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物體——遠看朦朧夜色，一片祥和，近看卻坑坑窪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日本現代社會像月球。

教徒中也有共性，所有人都不是完完全全接受現代日本社會的那一套。千奇百怪的疏離感最早從兒童時期開始——不合群，討厭學校，沒什麼朋友，過度敏感導致壓力過大。卻又未找尋到排解這一切的方式。在與河合隼雄的對話中，村上春樹說道「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有那類人（無法在社會體制中生存，同一般社會價值觀格格不入）的位置。人們都想錯了，以為排除掉這些人，社會就能變得健全。」讀到這句的時候很自然想到了《挪威的森林》中的療養院，一群不被主流社會接納的人在這裡過上了健康而平靜的生活。又或是思特里克蘭德定居於與世隔絕的塔西提島後，變得溫和平靜，不再暴戾。你無法給一個人下達「精神不正常」的死令，有時逼瘋他們的是環境。

在具有顯性惡（最典型的不過是戰爭了）的時代，社會的任務就是號召大家一起攻克惡，人們的眼光都緊緊扒著粘著，個體之間的差異性幾乎瘋狂消減。而「看上去很美」的平和時期，每一個體的內心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社會拷打，任何格格不入的、消極的、負面的、未被排解的粘稠不知不覺被內化，點燃它們的只需要小小一根火柴——具有奧姆性質的東西罷了。

最大的幸福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麼才順心如意。「不想做」包含了人天然的任性。能撒嬌也是一種快樂。如何在有限的條件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相對自由，便可嘗到快樂，雖然她終究轉瞬而逝。

精英也有精英的煩惱。與出身社會底層的犯罪者不同，這一類人群犯罪的初衷很多是希望改造社會。改造社會在主流社會不被認可，重新構建一個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自以為以善除惡，便大肆其行。心中不免還充滿了「燈塔啦、窗口啦，大海啦、莉麗的畫、以及拉姆齊先生吟詠的詩句」這樣的純粹意志與理想主義，頗有十字軍東征時的凌冽快感。

隔絕黑暗面的那堵牆，比你我想像的要脆弱得多。這篇紀實文學尺度很微妙，從採訪到村河二人的對話，一切都維持在巧妙的平衡之中。從《1984》到《1Q84》（日文中「Q」的發音與「8」相同），有多少可以說，有多少不能說，說出來的部分引起了何種人的何類情緒？全球化時代可以連接任何兩個通訊地區的人，也順帶把人類共同的苦通系了一個圓形結。

（P.S：寫完這篇又記起了15年8月12日的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比限制更可怕的是禁止，禁止不行才急急忙忙去粉飾。一切卻顯得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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