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兩個極端：亞洲的教訓
作者 | 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春節期間忙於為本年度必須推出的一本教學參考書作資料彙集，主題是全球化的中期階段和最近階段的比較及正向反向的關聯。
歷史上的全球化何時起步？
在國際學術界，如何界定全球化過程的幾個較大階段，並無共識。以西方為觀察中心和考察出發點的學者，多半是把15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航海大發現和由此激發的國際貿易體系之形成、資本主義隨後的四處擴張，視為全球化的第一大階段（戈德斯通：《為什麼是歐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譯版第4章）。而少數不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分析框架的學者，則把13世紀初期的成吉思汗大征服建立起來的亞歐帝國，視為全球化的第一大階段。因為這個大帝國在使很多地區被蹂躪、一些部落淪為奴隸和半奴隸狀態的同時，也打通了西漢和羅馬兩大帝國未能保持下來的國際通商大道，以蒙古騎兵的強權維持著廣袤區域的基本安定和商務秩序，其中包括國際金融體系、異地法規的趨向一體和多元文化的某些要素（威澤弗德：《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重慶出版社2006年譯版）。若是依此，從15世紀晚期開端的西方工業化和殖民主義擴張這波世界潮流，就應該被界定為全球化的中期階段。
威澤弗德：《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重慶出版社2006年譯版
筆者當然是偏向於第二種視野的，儘管對蒙古騎兵征服中原漢人社區過程中的殘暴行為大加譴責。不過話說回來，以歐洲人航海大發現為起點的全球化過程，不也是導致了眾多地區和人民的流血流淚嗎？全球化的長程歷史，從來就不是只有得沒有失、只有喜劇沒有悲劇的（Frank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UK:Blackwell, 2000），這恰恰是筆者目前編撰的那本教學參考書的一貫思路。
蒙古大軍進攻花剌子國城池圖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的全球化
站在亞洲回顧全球化的中期階段，日本的經歷特別值得分析家反覆剝離透視，因為日本是亞洲主要經濟體里相對而言最主動參與全球化中期階段的，其它的亞洲主要經濟體在那個時代都是被動參與，或不如說，是被西方發達國家強制拖進去的。筆者閱讀19世紀尾至20世紀初駐北京的英國-澳洲名記者莫理循（G.E. Morrison，後來任中國北方政權的政治顧問）的通信集，其中多處揭露在東北亞最貪得無厭的兩大擴張主義勢力沙皇俄國和日本帝國，趁中國內部麻煩重重之機得寸進尺。很有趣的是1913年4月發自一位常駐日本的研究該國歷史的蘇格蘭學者默多克（James Murdoch，所著三卷本《日本史》頗具影響）的長信，解釋為什麼日本統治精英如此關注清王朝1911年被趕下台之後的中國政局。默多克認定最核心的動因是日本人口和領土之間的矛盾張力太大：「中國方面的事態對日本的影響相當大。日本面臨著人口過剩的問題。英國的各殖民地和美國都已經對日本移民關緊大門，滿洲（中國東北）對於日本的重要性於是就日益加大。自今以後十年之內可能會出亂子」（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譯版下卷第136-137頁）。這就是說，日本多餘人口輸出的主要目的地只剩下中國東北了，弱國好欺負。在這之前，日本已經佔據了台灣島，大量地向那裡殖民。
日本軍隊的先頭部隊佔領奉天之後，日軍的支援部隊進行了入城儀式（照片來源：倫敦新聞畫報）
須知，日本擴張主義兇猛抬頭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也就是它侵略吞併朝鮮半島進而染指中國多處領土的期間，其本土人口總量在4400萬至5300萬之間（東京：總務省統計局國勢調查報告，系列出版物，2014年）。日本的統治精英就認定他們的土地養不活這麼多人，只能搶佔周邊鄰國的土地來緩解人口壓力。
1923年關東大地震前的橫濱市區全景，作為日本的第二大都市，橫濱建築物非常密集。
整整一個世紀之後的如今，又是什麼境況呢？2017年日本人口將近1.27億（出處同上系列，2017年），幾乎是上世紀初總量的兩倍半。然而，根據一位在日本具有豐富工作經歷的歐洲記者觀察，他購有的自住物業的新潟縣南魚沼郡（川端康成《雪國》描寫的湯澤），儘管是全國知名的溫泉勝地和文化鄉，眼下卻變成「蕭索涼風無人氣」，周邊的公寓價格比房地產泡沫高峰的1980年代尾至1990年代初跌落了95%；當地的不動產中介機構估計，75%的住房單元都是空巢，這種景象越來越蔓延至日本大中城市之外的地區。原因是這些年來該國每年的總人口持續遞減，2016-2017年12個月內就減少了40萬有餘。照此趨勢下去，到了2115年，日本的人口總量將縮減到5100萬，回落至20世紀初的水平。目前日本全國五分之一的土地已經很難聯繫上所有者了，百年之後，又會有多少土地將變成「無主之地」（Jamil Anderlini, 「A Cautionary Tale for China from an Ageing Japan」, Financial Times, 1 February 2018, p. 9）？
日本應對全球化的兩個歷史階段
把以上三位歐洲觀察家相隔一個世紀對日本的近身觀察和評論對照起來讀，其中蘊含的國際關係、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意義太豐富多維了，僅挑出其中幾個要點略加展開，以幫助我們對全球化的長程持有冷靜平衡的辨識。
第一，孤立地計算一個社會的人口總量是多了還是少了，在科學上是沒有堅實根據的，以此來制定對內對外政策更是經不起推敲。日本同樣的土地面積，在19世紀尾至20世紀初，就被該國統治精英認定承擔不起5000萬的人口；可是到了一個世紀之後，同樣面積的這塊土地，1.27億人口總量就被視為太少了。這樣的事例在地球的很多區域都重複著，我們應該儘力避免再陷入這種「孤立的人口算術」觀念。
照片攝於1960年，這種攜帶型電視機在1960年的日本開始大規模生產與普及，在切斷電源的情況下能夠播放3小時。
第二，一個多世紀前，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主動參與全球化的國家，而那個時代由西方發達工業國牽引的全球化，跟它之前的由蒙古大汗操作的全球化有一點相同，就是憑藉著軍事強制力量推進。正如馬克思的名言所揭示的，那是包含著「血與火」的全球化大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109-116頁）。日本對鄰國政府和工商界或是威脅施壓、或是對周邊的領土海域武力侵佔隨之大量殖民，這類行為都是被掠奪資源、搶佔市場、擴張生存空間的動力驅使，是帝國主義體系里全球化的標準做法，區別只在於不同的帝國強製程度的差異。第二次大戰後的非殖民主義潮流下，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再也不可能以戰前的做法來參與全球化，只能靠技術提升、產品競爭、貿易出超、原材料廉價輸入、局部保護本國的落後產業這套方式謀利發展。在國際政治經濟學裡，日本被描述成是由戰前的「軍事民族主義」，轉型到戰後的「經濟民族主義」，做法迥異，基本目標卻是延續的（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喬特：《銀彈攻勢》，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譯版）。
1959年的東京火車站台，由於乘客量極大，大學生臨時充當「推動員」，把擠不進去的乘客推入火車內。
第三，日本戰後的發展模式里，政府對國內金融體系的全面操控是關鍵手段之一，目的是令民眾的儲蓄儘可能壓低成本注入產業部門的再投資。由此導致的「正打歪著」的社會後果之一，卻是金融資本哄抬房地產泡沫。假如日本的人口總量是長期增長趨勢，大量的房地產也有被逐漸消化的空間。可是日本人口這些年的持續遞減，卻使此種可能煙消雲散。上述那位在新潟縣購有物業的歐洲記者就質問：為什麼日本不仿照歐洲的發達國家，面臨本土生育率提不起來的前景時，就馬上參與人員流動的全球化大潮，放開外來移民的大門？那樣就會增添購房租房的需求，新勞動力補充進產業大軍？日本拒絕這麼做，是以「人種民族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抵抗經濟理性主義；其結果，是經濟連續低迷近30年，同時公共預算被巨額的養老福利支出壓得腰傷背屈。
這裡面的教訓之多相當於一厚冊教科書
日本自從被西洋的海上強權衝擊之後，參與全球化大潮在亞洲諸國里堪稱是捷足先登。它的知識精英和政界上層拿出的應對之道，其中的合情合理要素，如著名的《明治五條誓約》中的「向寰宇求知識」和「殖產興業」，不但對日本自己的進步是正面推力，而且刺激了周邊的其它社會奮起求變。但是日本很快就走向了一個極端，學西方、超西方、用比西方強權更粗暴的手段，在東亞大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明治五條誓約》幟仁親王書寫版本
二戰之後的日本，以經濟民族主義取代軍事民族主義，雖然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廣招非議的政策操作成分，但比侵佔別國領土要好上百倍。可是，在日本進入最發達經濟體的俱樂部之後，卻拒不仿照該俱樂部其它成員國的方式，逐步參與人員國際流動的新一階段全球化，而寧可讓本土經濟由此一疲不振、常態衰微。這又是走上了另一個極端，而且眼下根本看不到翻然改悔的跡象。
今年3月，是《明治五條誓約》發布150周年。亞洲多少大事件，因它而起肇端！閱讀與此有關的經典文獻，感慨何止萬千。（完）
（本文為丁學良教授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賬號，編輯：吳珊瑩。圖片來自企鵝號「不二書」，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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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丁學良，出身於皖南農村，求學於上海高校，見習於北京中心，遊學於美國東北，就業於亞太美歐。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深圳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導。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發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我讀天下無字書》《革命與反革命追憶》《中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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