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道宗耶律洪基：信佛好殺的皇帝，崇儒不仁的君王

原標題：遼道宗耶律洪基：信佛好殺的皇帝，崇儒不仁的君王

遼道宗（1032—1101年），名耶律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是遼興宗長子，六歲時被封為梁王，十歲時進封燕趙國王，二十歲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始預朝政。1055年8月興宗崩後即位，至1101年病逝，在位共四十六年。其皇太孫耶律延禧嗣位後，上謚號尊他為仁聖大孝文皇帝，廟號道宗。綜合史書記載，道宗性格特徵極其複雜，既有明顯的漢化傾向，又極端崇信佛教，但在治理天下時又荒於政事，濫殺無辜，表現出了一位中央專制集權皇帝所特有的複雜人格和矛盾心理。今且述而論之：

史載道宗為皇太子時，接受過遼國頂尖儒學大師蕭惟信、姚景行、耶律良的教育和熏陶，為其以儒術治國奠定了基礎。道宗初政，便下詔書「求直言」：

「朕以菲德，托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賦斂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為愆。卿等其體朕意。」

而且，道宗不但自己學習儒學，更致力於儒學的推廣，比如，他曾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在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詔有司頒行《史記》、《漢書》等。在此基礎上，其以儒學為治道，繼續擴大開科取士規模，並新增了「賢良」科，他簡律文，寬刑獄，「遣使分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當然，值得一提的是道宗還具有頗高的漢文化素養，擅書法，好詩詞，傳世之作有《題李儼黃菊賦》：「昨日得卿黃菊賦，剪碎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意象不俗。

遼道宗廣為中國學者所熟知的，是他所說的兩句名言。一句是他曾經請求宋朝將仁宗畫像送給他觀看，結果其「盛儀衛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語其下曰：『真聖主也，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侯耳。』其畏服如此。」另一句是他聽說宋太宗去世，竟握著報喪使的手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另外，史傳道宗還曾花了數千兩銀子鑄造佛像，並在像後銘文曰「願後世生中國」，雖然今人史家多有爭議，但其受漢文化影響很深卻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道宗雖然表面尊重儒家，在行政過程中卻大悖其道。比如其所謂的「求直言」只是停留在表面。就在下「求直言」詔書的第二年，道宗就開始濫殺大臣：清寧二年，蕭阿剌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剌爭之不得，告歸。上由此惡之，除東京留守。會行瑟瑟禮，入朝陳時政得失。革以事中傷，帝怒，縊殺之。皇太后營救不及，大慟曰：「阿剌何罪而遽見殺？」史載這個阿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以謂阿剌若在，無重元、乙辛之亂。

蕭革中傷蕭阿剌之事，在《遼史·蕭革傳》中有更詳細的記載：「會南郊，阿剌以例赴闕，帝訪群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革伺帝意不悅，因譖曰：『阿剌恃寵，有慢上心，非臣子禮。』帝大怒，縊阿剌於殿下。」事實上，即如和道宗自小青梅竹馬長大的結髮之妻、大遼皇后蕭觀音，也因向道宗進諫而被疏遠。後又被權臣耶律乙辛所害，道宗盛怒之下，竟然又謚殺皇后，並殺其親生嫡長子昭懷太子。另外，大量史料表明道宗在推崇儒學的同時又極端信佛。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曾在其使遼上書中描述道宗曰：「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群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眾。」《遼史》中也有類似記錄，如1072年3月，「有司奏春、泰、寧江三州三千餘人願為僧尼，受具足戒，許之」；1078年7月，「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此即《遼史·道宗紀》所云「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之語。佛學之於道宗，既是治國之術，更是個人信仰。史載道宗為皇太子之時已經通曉梵文，且深究佛理。大臣趙孝嚴《神變加持經義釋演密鈔引文》云：「伏惟天祐皇帝（道宗），睿智如神，聰謀出俗。以至公治國，賞罰無私；以大信臨人，恩威有濟。閱儒籍則暢禮樂詩書之旨，研釋典則該性相權實之宗。至教之三十二乘，早頤妙義；雜華之一百千頌，親制雄詞。修觀行以精融，入頓乘而邃悟。肇居儲邸，已學梵文。有若生知，殊非習性。通聲字之根柢，洞趣證之源流。」道宗朝還基本完成了遼朝佛教的兩大事業：房山石經的續刻和《契丹藏》的雕造。道宗本人也有佛學著作問世，其中包括《華嚴經隨品贊》十卷，並於1068年2月頒行「御制《華嚴經贊》」，1072年7月又「以御書《華嚴經五頌》出示群臣」。高麗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條》卷一著錄有道宗《發菩提心戒本》二卷。房山雲居寺遼刻石經中有《發菩提心戒一本》，見《房山雲居寺石經》圖版五七。編者在說明中疑此戒本「或即系遼道宗耶律洪基所撰之佚本而略作一卷」。故在時人眼中，道宗有「菩薩國王」之稱。

然而，如此「信佛向善」的遼道宗卻窮其一生，都「耽於遊獵」，「淫於臣婦」，濫殺大臣，都是佛教戒律里絕對不允許的大戒。可以視為其性格矛盾、人格複雜的一個客觀寫照。

基於上述原因，《遼史》如此評價道宗：「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災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群邪並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寖危。眾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

之所以專辟一章來論述道宗這個性格複雜多面、內心矛盾多變的無名之君，是因為他既是契丹民族的一個歷史縮影，又是中華民族融合之路上的一個典型樣本。以契丹民族為主體的遼國，自從其開國之君耶律阿保機以其勇烈神武而建立起龐大而高效的中央專制集權政權模式後，歷代皇帝，都以「一國兩制」的方法對長城內外的契丹和漢族民眾進行著有效的治理。而且，以游牧民族為主的遼國雖然在軍事上保有著對大宋的優勢地位，但在文化上卻一直主動接近和臨摹於宋朝。尤其是澶淵之盟後，漢遼之間長期的和平相處，使遼國君臣更加廣泛深入地吸納和接受了漢文明的精髓——當然也包括了中央專制集權統治模式。然而，正因為他們既要保持對主體民族契丹族人的有效治理，還要用「漢人的辦法」來治理漢人，在這樣的雙重要求之下，軍事強大而文化落後的遼國統治者便容易發生心理的扭曲和人性的掙扎，這種扭曲和掙扎就表現在遼國後期聖宗、興宗乃至道宗的治國時期，他們在面對王朝江河日下時既想力挽狂瀾但又手足無措。尤其是道宗，他在努力推崇漢化的同時，又常態化組織遊獵，正是其為了保持作為游牧民族的主體性而做出的努力。今人常以道宗「耽於遊獵」而批評他的「游畋」行為，其實是誤解了作為契丹人的道宗的本意。一個令人慨嘆的事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歷代少數民族政權，他們無一例外地熱情嚮往著高深莫測、博大精深的中原漢文化，而他們又無一例外地被中原漢文化所同化或是擊敗。究其原因，正是他們在融合吸納中原文化時，「無一例外」地吸納了漢文化中的「糟粕」：高度的中央集權，強化的君主專制，至高無上的皇權地位——這一切，正是道宗先生既信佛好殺，又崇儒不仁的內在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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