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和馮·卡門1945年的秘密中國行 | 科學春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技術特色。德國在技術上的壓倒，為戰爭初期在歐洲
大陸取得驚人勝利提供了保證。然而，德國空軍在戰略轟炸方面的弱點，陸軍一味蠻幹，兩棲作戰準備不足，終於使入侵英國徹底破產。盟軍，特別是美國軍事力量的猛漲，導致了空中力量成為戰勝德國的關鍵因素。
報告既論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技術特徵，也探討了技術科學對研製新式武器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自古以來，一切戰爭都運用科學發現……然而，集中如此眾多的科學技術人員，有計劃、有步驟地把科學創見轉用到軍事上，確實是史無前例。結果十分明顯：盟國研製出雷達和原子彈，德國製造了火箭和噴氣飛機。
——馮·卡門 1946年 《邁向新地平線》
撰文 | 王丹紅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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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讀一本記錄並評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陸軍空軍馮·卡門科學顧問團報告的書——《預言全部成真： 邁向新的地平線和它的傳奇》
（Prophecy Fullilled: Toward New Horizons and its Legacy）
，發現錢學森其中的核心重要作用以及秘密中國行。這份史料顯示，1945年，作為美國陸軍空軍司令的科學顧問，馮·卡門曾帶領錢學森不僅赴歐洲戰場考察，而且還到過包括中國在內的太平洋戰區，實地了解戰時各國火箭、導彈、飛機、原子彈等武器的研製情況，審訊納粹德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全面收集科學技術情報，預測未來空中力量的發展，為美國空軍寫出第一份科學調查報告。在目前關錢學森生平的相關權威書籍中，包括1995年華裔作家張純如在美國出版的錢學森傳記——《蠶絲》
（Thread of the Silkworm）
，錢學森秘書塗元季著《人民科學家錢學森》，2001年由鄭哲敏等主編的《錢學森手稿》，2015年由張現民主編的《錢學森年譜》等文獻中，均只記錄了1945年錢學森赴歐洲戰場考察的經歷，而未提及他作為馮·卡門空軍顧問團的主要成員在1945年第二次前往歐洲，以及前往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全球戰區進行的考察及重要貢獻。這是一段被塵封的史實。1946年出版的馮·卡門顧問團的報告，是美國軍方的機密文件，被限制在五角大樓高層內使用。在馮·卡門的敦促下，這些報告於1960年解密，由美國空軍予以公布。46年後的1992年，美國空軍系統司令部歷史辦公室重印了這些報告；1994年，美國空軍歷史和博物館項目組出版《預言全部成真：邁向的新地平線和它的傳奇》，概述了馮·卡門科學顧問團的背景，高度評價馮·卡門顧問團的科學預言和神奇實現，並再次翻印了這些報告。
這些報告中包含從原子彈和原子能技術、洲際定嚮導彈、超高速無人駕駛飛機等對美國空軍未來發展的展望與規劃。其中也包括了錢學森卓越的貢獻。這些報告的內容表明，在1945-1946年，35歲的錢學森已經是一位全面的戰略科學家，他已經站在全球航空航天和武器科學技術發展的最前沿，全面了解並掌握了包括火箭和原子彈在內的最新武器的知識和應用、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今天，我們看見了歷史交匯的時刻。1946年8月，當錢學森完成了美軍科學顧問團使命，和同窗好友郭永懷駕車從西海岸的加州伯克利工學院起程，橫穿美國，赴東部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任副教授，並送郭永懷到康奈爾大學任職之時，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1946年8月，受中國政府派遣，三位教授帶領五位學生從上海啟程赴美國，學習原子彈技術，三位教授是化學家曾昭掄、物理學家吳大猷、數學家華羅庚，五位學生是李政道、朱光亞、王瑞駪、唐敖慶、孫本旺
（到美國後補選已在美國的徐賢修）
；中央大學物理學家教授趙忠堯此時正在美國參觀在太平洋比基尼島進行的一個原子彈試驗；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錢三強與同學何澤慧新剛結婚，他積极參加中共旅法支部發起的「旅法華僑和平促進會成立大會」，聲援國內和平、反對內戰和獨裁的鬥爭，並與在法國訪問的周培源商討回清華大學工作事宜。但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派遣學者，均不知道錢學森曾在美軍擔任的特殊科學顧問的秘密使命，以及他對原子能技術的全面了解和預測。
新發掘的史實表明：錢學森在1950年代的歸國科學家群體中，不僅是唯一一個在國防高技術及發展戰略方面具有全面和獨特經驗與知識的科學家，而且他已預言了原子能、導彈等在未來空中力量的作用。在新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中，錢學森不僅是導彈、衛星事業的領導人，他在原子彈的研製，以及整個國防高技術工業的發展和布局上也發揮了核心和關鍵的作用。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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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錢學森與馬興孝2017年12月14日，我先生王鴻飛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看望研究生導師馬興孝教授，聊天中，85歲的馬老師談到了1960年代初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做錢學森的研究生和物理力學課程助教時，錢學森曾在閑談中提及自己與導師馮·卡門在中國時的逸事：「我們到不同的寺廟參觀，他
（馮·卡門）
都會去拜一拜菩薩。我問他難道他也會信這些？他回答說：反正也沒有壞處，要是真的靈驗呢？」當天鴻飛在電話中問我：「好像以前馬老師也跟我提到過這事，我一直沒在意。今天想一想覺得不太對。我知道的事實是錢學森在1955年回國前，只在1947年回國一次。馮·卡門雖然曾兩次訪問中國，但一次是1928年，另一次是1937年，他怎麼會和錢學森共同到過中國去拜菩薩呢？不過，我覺得馬老師講的事情應該也不是假的。」
聽他這麼一說，我恍然大悟，立即想起最近讀到的一本書，是1994年美國空軍歷史辦公室出版的《預言全部成真：邁向的新地平線和它的傳奇》，該書講述了在1945年，作為美國陸軍空軍司令的科學顧問，馮·卡門兩次帶領包括錢學森在內的顧問團赴歐洲戰場、以及包括中國、日本 、澳大利亞在內的戰區考察。
根據這部書記載的史實，錢學森應該是在1945年10月和馮·卡門一道到過中國。因為這第二次戰區考察是美國空軍顧問團重要的秘密任務，而馮·卡門在自傳中也沒有清楚地講述這次中國之行，所以在目前我們看到的有關錢學森的公開資料中，從1995年張純如出版的錢學森傳記，到2015年張現民主編的《錢學森年譜》，也只記載了他在1945年到歐洲戰場考察的經歷，而沒有提到他在1945年9月到11月間的中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之行。
為了進一步核實，我又仔細閱讀了馮·卡門的另一本傳記——美國史密森研究院1992年出版的《全才——西奧多·馮·卡門在的航空學人生》
（The Universal Man--Theodore von Karman"s Life in Anronautics）
書中的細節，與《預言全部成真：邁向新的地平線和它的傳奇》的細節，彼此證實了1945年錢學森曾兩次隨馮·卡門顧問團出使全球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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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年5月11日－1963年5月6日），匈牙利裔美國工程師和物理學家，主要從事航空航天力學方面的工作，是工程力學和航空技術的權威，對於二十世紀流體力學、空氣動力學理論與應用的發展，尤其是在超聲速和高超聲速氣流表徵方面，以及亞聲速與超聲速航空、航天器的設計，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是噴射推進實驗室（JPL）的創建人、首位主任，也曾是錢學森、胡寧、郭永懷、林家翹在加州理工學院時的導師。（來源：維基百科）從1997年在美國讀張純如著錢學森傳記《蠶絲》開始，20多年來，我對錢學森隨馮·卡門1945年赴歐洲考察的史實，均來源張純如的書和馮·卡門的自傳——《馮·卡門——航空與航天時代的科學奇才》
（The Wind and Beyond:Theodore von Karman Pioneer in Aviation and Pathfinder in Space）
。這本書是2002年在清華大學應用數學家林家翹的辦公室採訪時，林先生給我的。書中有一專門篇章——「中國的錢學森博士」，記載了錢學森在1945年4-6月赴歐洲考察之事。如今，我再次仔細翻閱此書，在另一章「美國空軍發展藍圖」中，馮·卡門講述了1945年9-11月，第二次赴歐洲和太平洋戰區考察的事，也明確提及錢學森是第二次考察團成員。今天，來自不同地方的書籍和檔案資料，彼此印證了這件塵封72年的新史實：1945年4-11月，馮·卡門曾兩次帶領錢學森等赴歐洲和全球戰區考察，包括中國。這次考察的結果是為美國空軍提供了13卷的報告《邁向新地平線》
（Towards New Horizon）
。這個報告小組共有36名成員，其中六名核心成員在此期間全職在五角大樓工作，錢學森就是六人核心小組成員。報告的31個獨立專題是在小組充分討論分工以後，由各方面專家分頭撰寫，其中錢學森一人獨立完成的報告有六個。在報告組普通成員中，還有物理學家喬治·蓋莫夫（George Gamov）
，195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愛德華·普舍爾（Edward M. Purcell）
，以及當時的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李·杜布里奇（Lee A. DuBridge）
等。一件眾所周知的事實是： 1960年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親往約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錢學森，請其推薦一位合適的人選負責核武器研製中的工程力學問題。錢學森自薦：「我去。」錢三強說：「不成，五院那一攤離不開你。」於是，錢學森推薦了郭永懷，並說：「我看郭永懷完全可以勝任。他學術上的造詣很深，而且作風正派，工作紮實，現在又擔任力學所副所長。」
通過錢學森的推薦，郭永懷後來成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核心設計人，他負責了原子彈的內爆技術的設計，成為兩彈一星工作中貢獻最重要的科學家。
問題是：物理學家錢三強當時為何向航空學專家錢學森諮詢原子彈研製的問題？並請他推薦原子彈研製人才？
1940年代，錢學森和郭永懷分別是國際航空動力學大師、加州理工學院教授馮·卡門的助手和博士生，他們當時並未參加過美國的原子彈工程——曼哈頓計劃。而且，問題是：作為火箭專家、新中國導彈工程的負責人，錢學森為何自信自己能夠、並擔保和自己一起工作的郭永懷也能夠勝任原子彈的研發？
錢學森在1945年作為美國空軍顧問團核心成員的經歷，應該是回答這些問題的線索。馮·卡門顧問團在1946年為提供的兩份報告《我們站在何處》《邁向新地平線》，是美國軍方有史以來第一份科學調查報告，也是美國空軍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藍圖。這表明錢學森在1945年參加顧問團工作後，不僅全面掌握了關於全球飛機、導彈、火箭、原子彈、自動控制等最新情報，而且還科學地預測了這些學科在未來空中力量的發展和作用，35歲的錢學森不僅是航空和導彈研究方面的專家，在當時他也已經是一位真正的全面的戰略科學家，對原子彈和核動力推進有全面的了解和預測。
1946年，錢學森在《航空學報》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Sciences）
發表論文「原子能」（Atomic Energy
），介紹原子能作為飛行器動力所需要的基礎知識；1949年，在《核科學和核工程》
（Nuclea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書中的第二卷，錢學森寫了題為「用核能的火箭和其它熱射流」一章（Rockets and Other Thermal Jets Using Nuclear Energy）
；
1956年，在錢學森回到中國之後一年，他的論文《熱核電站》
（Thermonuclear Power Plants）
發表在《噴氣推進學報》（Jet Propulsion）
。儘管從目前的資料中我們還不能知曉錢學森和馮·卡門在1945年10月期間的中國考察中的具體行程和地點，這些也許未來能夠通過查閱美國空軍的馮·卡門顧問團的文件、以及他們乘坐的美國空軍一號飛機的檔案等獲得。但我們還是可以在這裡基本還原錢學森在1945年作為美國空軍顧問的特殊經歷和卓越貢獻。
將軍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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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美國空軍馮·卡門顧問團在華盛頓五角大樓會議會 主席座位上為馮·卡門，後排站立者左二為錢學森「
現在回想起來，我感到一個將軍和一個科學家在一輛停著的汽車裡進行的那次簡短會見，比我們坐在五角大樓召開的任何一次會議都重要得多。」
——馮·卡門
1944年6月6日，以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為主的盟軍300萬將士，橫渡英吉利海峽，在法國諾曼底地區成功登陸，開闢進攻法西斯德國的第二戰線，8月9日 盟軍部隊挺進巴黎，8月25日，在被德軍佔領5年後，法國宣布解放。
在第二次世界歐洲戰場勝利在望之際，美國陸軍空軍司令亨利·阿諾德
（Henry H .Arnold，1886.6.25—1950.1.15）
將軍著手考慮未來空中力量及空戰發展方向，戰爭中的經歷讓他明白，國家未來的安全保障依賴在空氣動力學領域長久、永恆的領導地位。他決定聘請自己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學院空氣動力學教授西爾多·馮·卡門為科學顧問，全面評估和預測未來的空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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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陸軍空軍司令亨利·阿諾德，圖片來源：
Prophecy Fullilled: Toward New Horizons and its Legacy
1944年6月，65歲的馮·卡門因患腸癌在紐約一家醫院治療，7月，住進紐約喬治湖療養院，9月初的一天，他接到阿諾德將軍的電話，約他一周後的某一天在紐約拉瓜迪亞機場會面，但未告知談話內容。
這是一場神秘的會晤，當馮·卡門按約定時間到達機場後，一名副官驅車將他送到跑道盡頭，那裡停著一輛美國空軍的轎車，阿諾德將軍坐在車裡。當車上只有他們兩個人時，將軍開門見山地說：
「我對這場戰爭已經沒有任何興趣了，我們已經打贏了這場戰爭，從現在開始，我不再考慮這場戰爭......值得我們關心的只有一件事，未來五年、或十年、或六十五年，空中力量及空戰將向什麼方向發展？您召集一批實幹的科學家來研究新問題。我想知道噴氣推進對原子能、雷達和電子學等方面的影響。組成一個團體到五角大樓來研究這些問題，給我一份報告。」
馮·卡門被將軍的遠見卓識深深迷住了，這項富有挑戰性的任務令他非常高興，但他有為難之處：「我實在不願到五角大樓工作。不過，如果您能滿足我一個條件我就去，就是誰也不命令我，我也不命令誰。」將軍承諾：「博士，我向您保證，我是您唯一的上司，我們之間沒有任何人，您想要什麼就直接告訴我，至於命令，就讓我來發吧。」
在這次談話之前，阿諾德已徵得加州理工學院院長羅伯特·密立根的勉強同意，讓馮·卡門暫時結束學術工作，無限期地投入諮詢工作中。
對馮·卡門來說，這是他為國家服務的一個更直接的新機會，他了解並敬佩阿諾德將軍，他接受了新的挑戰。
1944年10月12日，馮·卡門到五角大樓將軍辦公室拜訪，之後，他帶領他最信賴的三位同事到佛羅里達一個休假勝地，規劃科學顧問團的組織機構和人員名單。三位助手分別是國家標準局的空氣動力學家休·德萊頓博士
（Hugh Latimeer Dryden）
、加州理工學院的弗蘭克·瓦登道夫博士（Frank Wattendorf）
，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弗拉基米爾·斯福羅金博士（Vladimir Zworykin）
。10月23日，馮·卡門被正式任命為美國陸軍空軍司令科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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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卡門出任美國陸軍空軍司令科學顧問，
圖片來源：
Prophecy Fullilled: Toward New Horizons and its Legacy
1944年11月10日，馮·卡門和助手們到五角大樓辦公室工作，這是一個有四個房間的辦公套房，此時，新增加的一位助手是波音飛機公司傑出的空氣動學工程師喬治·謝勒
（George S Schairer）
，此外，阿諾德將軍聘請了高級軍官格朗茲伯格上校擔任辦公室主任，以利於調動五角大樓的秘書人員、飛機和器材物資。
科學顧問團總共有36名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分別來自學術界和工業界，在阿諾德將軍無條件支持下，馮·卡門堅持了自己的人才原則：無論是學術界或工業界，唯真才實學者是舉。但並不是所有的科學顧問都需要到五角樓辦公，只有馮·卡門和核心成員在五角大樓工作，其餘的顧問均是付費顧問，如麻省理工學院雷達實驗室主任李·杜布里奇
(Lee Alvin Dubridge, 1901-1994)
博士、諾思羅普飛機公司的威廉·西爾斯
（William Sears, 1913—2002）
博士，他們只在需要時才到五角大樓開會。
11月，核心小組新增加一名新成員——馮·卡門的學生、加州理工學院助理教授錢學森。
11月底，錢學森從西海岸飛到東部的華盛頓特區，開始他在五角大樓為期一年多的全職工作，他起草的第一份報告是向阿諾德將軍提供長遠規劃的工作計劃——《軍用飛機的未來發展趨勢》
（Future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ircraft)
。按專業分工，他將負責火箭發動機的研究。
此時，最新的「卡門圈」有了一個新名字：陸軍空軍科學顧問團。
訪問歐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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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 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普朗特（左二）、馮·卡門（左三）、錢學森（右一）
「我看到了一支無人空軍。因為在我看來，戰鬥機飛行員擊落轟炸機是理所當然的事，損失一架轟炸機等於損失了7000—40000個工時，而德國人從本土發射出的那個V-2，製造一枚只需要1000個工時。1920年代，空軍以飛行員為中心，飛行員越多越好，今後，空軍將圍繞科學家和精通機械的工程技術人員發展。」
1944年12月聖誕節前夕，馮·卡門在五角大樓主持召開了顧問團全體成員大會，阿諾德將軍作簡短報告。
將軍要求顧問團成員深入到各科學領域探索，從中提取能使美國空軍立於不敗之地的基本項目：
「我們要飛越敵國領空；能透過密林偵察是否有軍事裝備調動......目前雷達對此無能為力。為了研製出這種能穿透濃霧、看到地面部隊的雷達，在電磁理論、電磁波傳播等方面，我們應該進行哪些研究項目？」
會議之後，顧問團召開一系列研究會議，在海闊天空地的漫談後，規劃工作開始起步，馮·卡門將顧問團分成為五個小組：飛機燃料、雷達、爆炸、彈道學，火箭及固體火箭燃料。1945年初，他們開始動手積累高速空氣動力學、動力和通訊等專門領域的資料。
馮·卡門為顧問團確定的任務：確保科學洞見在空軍標準化建設中的作用...確保國家的科學家們在幫助未來空軍建設中的利益......教育人民美國國家安全保障必須依賴於一支強大的空軍...」。馮·卡門要求阿諾德確保：在和平時期繼續資助戰時在大學裡建立的基礎研究實驗室、讓科學家而非軍方或政府官員掌握基於軍事問題有關的技術問題的研究...這類建議確保了顧問團工作的最高質量。
1945年初，盟軍在歐洲戰場勝利在望，2月，盟軍三巨頭——英國首相丘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在蘇聯雅爾塔瓦幾亞宮舉行首腦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戰後歐洲新秩序方案。
這時，馮·卡門和阿諾德討論應立即派遣一個科學代表團到歐洲戰場，收集空氣動力學數據、會見外國科學家、並將新發現與美國現有的科學技術結合起來。將軍同意了這一建議。
馮·卡門立即讓瓦登道夫起草一份歐洲國家科學機構的名單。歷史證明了瓦登道夫提出的這份名單的不朽價值。這份名單中列舉了11個歐洲國家的科學機構，包括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瑞士、瑞典、芬蘭、波蘭、義大利等。最後，瓦登道夫敦促馮·卡門訪問俄羅斯。
以馮·卡門為首、包括他的六名核心助理——夏伊勒、瓦登道夫、西爾斯、錢學森、德萊頓、DuBridge等在內的代表團，計劃於2月啟程開始六天的行程。為了考察方便，五角大樓授予馮·卡門一個少將軍銜，火箭組組長錢學森是上校軍銜。
但科學家們在戰時赴歐洲訪問比想像的更為困難。阿諾德將軍將顧問團的歐洲訪問計劃遞交給盟軍總司令馬歇爾，而此時在激烈的歐洲戰場，所有軍方文職官員到歐洲的行程均被中止。然而推遲卻為顧問團帶來意料之外的收穫。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突然逝世；在歐洲戰場，德軍抵抗被擊破。馮·卡門使團的歐洲新行程調整為54天，計划到倫敦、斯德哥爾摩、列寧格勒、羅馬、柏林和巴黎等。五角大樓為科學家們頒發臨時軍銜和軍裝，阿諾德將軍要求沿途各單位為使團提供一切方便，並向馮·卡門表示必須的尊重。
1945年4月28日，馮·卡門使團身著軍裝，在弗吉尼亞機場登上了C-54聖牛號專機，當天抵達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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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4聖牛號（Douglas VC-54C The Sacred Cow）是羅斯福總統的公務飛機，是美國最早的空軍一號總統專機，其正式名稱為「飛行白宮」（The Flying White House）。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羅斯福總統即乘此專機前往。羅斯福總統1945年4月12日逝世後，這架飛機成為阿諾德將軍的專機，將軍將這架飛機交給馮·卡門顧問團使用。在這架「總統專機」飛機上，馮·卡門和同事常常在寬敞的客廳中下棋，錢學森和其他人或者在雙層床輔上休息，或者在帶廚房的餐廳用餐，旅途是愜意的。隨後，這架專機成為杜魯門總統的專機。杜魯門在1947年7月26日在此專機上籤署了1947國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此法案於1947年9月18日生效，從此美國空軍（US Air Force）成為一支獨立軍種。這架飛機因此也被稱為美國空軍的誕生地。這架飛機在杜魯門總統之後再次交還空軍使用，直至1961年退役。自1983年起在美國俄亥俄州戴頓（Dayton, Ohio）的美國空軍博物館向公眾開放展覽，機內陳設恢復為羅斯福總統雅爾塔會議之行時的原樣。（http://www.nationalmuseum.af.mil/Visit/Museum-Exhibits/Fact-Sheets/Display/Article/195813/douglas-vc-54c-sacred-cow/）
「人才比資料更重要」
此時在歐洲，還有一支美國陸軍的一個特別行動小組——「阿爾索斯小組」
（Alsos Mission）
在行動，該小組是執行一項中央情報局制定的人才計劃——「回形針計劃」
（Operation Paperclip）
。 羅斯福總統認為，頭腦比領土更重要，「回形針計劃」要求在盟軍佔領德國後，搜尋和吸收德國納粹科學家和技術專家，該計劃的頭號目標是納粹德國V-1、V-2導彈總設計師馮·布勞恩
（Wernher von Bra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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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阿爾索斯小組」的英國和美國成員拆除德國科學家建造的原子核實驗裝置。因此，在抵達倫敦之初，馮·卡門當即遇到棘手問題：「阿爾索斯小組」
（Alsos Mission）
的美國科學家團隊正在從倫敦撤向歐洲大陸。
「阿爾索斯小組」是原子彈項目「曼哈頓計劃」負責人格羅夫將軍派遣到歐洲的使團，他們將到德國研究中心收集第三帝國的原子核武器的資料、調查審訊被俘的德國科學家、工程師。馮·卡門和「阿爾索斯小組」負責人鮑里斯·帕斯
（Boris Pash）
談判：兩個使團將互相幫助對方實現目標，儘可能交換信息和人員。
馮·卡門使團抵達倫敦後兩天，4月30日，法西斯德國元首希特勒自殺；戰場形勢瞬息萬變。5月1日，他們抵達巴黎，等待行動命令，此時，佩內明德V-1和V-2火箭基地已被蘇聯軍隊佔領，但是，包括瓦爾特·鄧伯格將軍和馮·布勞恩博士在內的全部技術骨幹，均被盟軍截獲。這時，在巴黎的美軍司令部接到電話：在德國北部布倫茲韋格附近一座松林里，盟軍發現了一個秘密研究所，應該是德國最後的秘密武器研製場所。他們立即向此地出發。
當吉普車在公路上顛簸前往時，遭受戰爭浩劫的德國出現在他們眼前，到處是斷垣殘壁和亂擲的武器，馮·卡門無法掩飾內心的悲愴：多少年文明和智慧的結晶都被破壞殆盡，都是納粹黨窮兵黷武的惡果。
在布侖韋格研究基地，他們發現儘管這裡受到美軍攻打，但研究設備仍令人由衷欽佩，這裡是馮·卡門以前的德國助理阿道夫·鮑克領導創立的，56個建築物在叢林里偽裝成農舍，1000多位研究人員在此進行彈道、空氣動力學、噴氣推進等實驗。在這裡，他們獲得了噴氣推進、彈道導彈等方面的豐富資料和數據，並直接審訊研究人員。
根據倫茲韋格的稽查以及從柯切爾送來的資料，令馮·卡門心驚：如果納粹再深入發展它的航空動力學發現、更好地組織科學研究，那麼他們可能會延長甚至贏得這場大戰。實際情況是，儘管德國政府過分慷慨地花大筆經費在研發設施上，但軍方根本不重視發揮科學家的作用，許多德國軍官認為科學家不過是無希望的夢想家，解決不了戰爭中的真正問題。
在德國研究機構的實地調查收穫出乎意料，夏伊登在資料中發現有後掠翼計算書和大量風洞試驗數據，這些數據表明聲速時，後掠翼具有優良的調整飛行性能的作用，在同類資料中，這些數據首屈一指。夏伊登看完資料後，將它們拍成縮微膠捲，並立即寫信告訴西雅圖波音飛機公司的同事：立即停止目前的設計，返回西雅圖後，他運用這些資料設計了美國第一架後掠翼B-47轟炸機。瓦登道夫和錢學森等，共同考察了著名的柯切爾和奧茨托爾風洞。瓦登道夫從中受到啟示，導致後來回美國建立了阿諾德工程中心；在慕尼黑，他們跟400多名德國工程技術人員接觸，包括鄧伯格
（Walter Dornberger）
和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
，獲取德國V-1、V-2遠程火箭、洲際火箭的詳細情況。5月8月，德軍投降，盟軍宣布在歐洲戰場的勝利。
1945年5月，當錢學森在歐洲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對德國航空和火箭研究的調查報告》時，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郭永懷已經完成他和錢學森合作的論文：可壓縮流體二維無旋亞聲速和超聲速混合型流動及上臨界馬赫數。
馮·卡門顧問團進一步深入到德國研究機構和大學調查。哥廷根大學是馮·卡門的母校，在這裡的這場稽查和審訊令馮·卡門感慨萬端。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對德國戰時科學研究的稽查基本結束時，6月，他們先後到倫敦、巴黎、瑞士調查，此時，馮·卡門接到一份蘇聯請帖，邀請他7月份去莫斯科參加蘇聯科學院建院220周年紀念大會，阿諾德將軍大加贊成：「去看看，回來跟我們談談見聞。」
在馮·卡門計劃啟程到蘇聯時，瓦登道夫、錢學森等使團其他成員，也準備飛回華盛頓特區五角大樓。6月20日，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批准將馮·布勞恩和他的火箭專家組轉移到美國。
我們站在何處？
馮·卡門使團的歐洲之行碩果累累，總收集到300萬份文件，重達1500噸，在歐洲進行分類後拍成顯微照片。由於陸軍和海軍都要挖掘這個技術資源，後來就成立了美國國防技術情報局，由於這一工作的不斷發展，國防技術情報局又擴大為美國國際技術文件局，這個機構成為西方國際科學最大的技術情報源泉。
1945年8月22日，馮·卡門向給阿諾德提交了心血之作——《我們站在何處》
（Where We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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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禁的《我們站在何處》
（Where We Stand）封面
報告總結空氣動力學知識的現狀，首次估量了這樣一個問題：利用現有噴氣推進裝備和電子探測設備，美國能做什麼？通過美國和德國戰時科學發展狀況的對比，發現關鍵問題：憑藉當時的技術能力就能製造出射程一萬公里的導彈，也就是說，不管從哪個國家的基地發射，足以打擊世界上任何國家。
瓦登道夫、錢學森等使團成員本應在6月中旬回到華盛頓，但行程推遲了一個多星期，因他們需隨身帶回他們的驕傲成果：重達1500噸的300萬份文件、實驗室設備、原計劃用於德國、但尚未啟用的瑞士制風洞。這需要一架飛機，但當時飛機的首要任務是運送人員，德賴登博士想方設法爭取到一架B-17轟炸機，直接將風洞從巴黎的奧利基地運送至美國賴特基地的機庫里。
蘇聯之行後，7月初，馮·卡門於回到巴黎，與先期到達的阿諾德將軍會面，將軍此行是陪同杜魯門總統參加波茲坦會議
（Potsdam Conference）
，與丘吉爾和斯大林會晤。阿諾德為馮·卡門使團的成就感到欣喜，讚揚馮·卡門說服他的許多德國同行移民到美國，意識到所收集的文件、設施等的巨大價值。將軍要求他儘快寫成一份總結歐洲之行的報告。馮·卡門回到華盛頓五角大樓，在助手們的協助下，迅速整理出他的印象和思考。六個星期後，完成絕密報告《我們站在何處》。報告中，他提出影響戰後空戰的8個「基本現實」，得出令人震驚的結論：
1. 飛機，飛行員駕駛或無人駕駛，其速度將遠遠高於音速；
2.因空氣動力學、推進和電子控制的發展，無人設施會將毀滅性武器運送到遠距離目標，這個距離可達幾千英里；
3. 小劑量爆炸物將導致範圍達幾平方英里的大規模毀損；
4. 目標追蹤導彈將進一步完善目前對付飛機的防禦系統；
5.只有當飛機或導彈以極速運行，方能侵入由此防禦系統保護的敵區；
6.戰鬥命令和每架飛機間的完美通訊系統將會被創建；
7.飛機的定位和觀察目標、起飛、導航和著陸、通訊等，將不受視線和天氣的限制；
8. 裝備齊全的空中力量能遠距離轟擊目標、並能在空中補充供給。
馮·卡門強調，《我們站在何處》只是一份評估未來的中期報告，要完成阿諾德將軍的全面報告，還有更多艱苦工作要做。他意識到：自己對這些題目的調查遠未完成，特別是，他需要更多德國V-2火箭的技術數據、深入研究超音速飛行等，以儘可能全面地勾畫出未來空戰的全貌。
在馮·卡門使團在討論寫作《我們站在何處》時，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向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美國戰時部宣布新計劃：將由民間
（非軍方）
控制未來長期的國防研究。形勢逼人，為全面深入預測戰後空中力量，馮·卡門認為目前手中的資料還遠遠不夠，還必須從德國挖掘出更多的技術資料，併到歐洲其它科學機構和老同事討論問題。為此，他決定重返歐洲，而且，他說服他的同事們在研究報告的寫作中放棄傳統學術分類
（即物理學、化學、工程學等）
，取而代之，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科學特長寫出所考察空中力量領域的專論——導彈、雷達、超音速等，截稿時限為一年。在馮·卡門規劃使團的第二次歐洲考察時，德賴頓博士開始領導顧問團成員討論和彙集思考，著手長期報告的寫作。
超越地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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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全部成真： 邁向新的地平線和它的傳奇》封面「
空軍是美國的防衛主力。毫無疑問，空中防衛需要源源不斷汲取技術和科學的新成就，從軍事需要出發，空軍的技術預測應該領先5年或10年，而且要創造出一種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氣氛。」
「未來的空軍主管人員應該牢記：解決問題不會是一勞永逸。只有經常保持向科學請教的態度和靈活地跟上最新發展，才能保證美國安全。」
馮·卡門使團第二次考察地點包括歐洲和太平洋戰區，英國、法國、荷蘭、瑞士、瑞典和義大利，以及澳大利亞、中國。
在日本宣布投降後，8月25日，阿諾德將軍要求使團赴日本考察，因此，馮·卡門將日本考察定為行程的最後兩周。
這是一次環球使命。馮·卡門親自挑選了第二次使團的名單：瓦登道夫、錢學森、格蘭茨伯格上校、麥克休上校，以及賴特基地的弗蘭克·威廉姆斯上校，他們將繼續享有臨時軍銜賦予的特權。9月初，他們再次登上阿諾德將軍的專機C-54，與此同時，陸軍Lt.Gen. Ira. C. Eaker要求遠東空軍準備好相關研究中心的第一手資料，供使團使用。
在蘇黎世，馮·卡門探望了老同事雅可布·阿克萊教授，了解超音速領域的研究，阿克萊是研究高速飛行的權威之一；10月中旬，在德國，他做了一些面試工作，與英國代表商談：如果在吸引德國科學家到盟國的過程避免競爭......和助手們討論收集到的資料。
十月底，在巴黎，馮·卡門突然收到一個電話：阿諾德將軍因心臟病發作住院，他希望儘快結束考察並提出報告，華盛頓急需了解空軍的未來發展方向。
馮·卡門的行動計劃被打亂了。當時他還在醞釀報告究竟應該寫到什麼深度？是建議美國空軍全面改造研發體制、還是僅強調一、兩個關鍵的地方的不足之處，以進行改造？經過深思熟慮，他定將報告完成時間定於1945年12月15日，他自己立即著手報告的起草工作，不再參加最後兩周對日本的考察，而是委託給格朗茲柏格、麥克休、錢學森和瓦登道夫進行。
顯然，顧問團在太平洋戰區的考察在赴日本之前已經基本完成，其使命或許是了解日本空軍轟炸力量和造成的戰爭結果，而赴日之行放在最後很可能是說明了日本軍事科技的重要性。至於馮·卡門和錢學森訪問中國戰區的時間，只能暫時確定在1945年9月-10月底之間，但停留的時間可能不會很長，彼時的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自身在科技方面並無多少值得借鑒的優勢成就。
11月初，當瓦登道夫、錢學森等登上阿諾德將軍的專機C-54啟程前往日本時，馮·卡門住進了巴黎華爾茨王子酒店，他的精神和身體得到休養、恢復，索邦科學圖書館近在咫尺。實際上，報告的起草工作同時在大西洋兩邊進行，他和五角大樓的德賴頓每天交流。
11月28日，馮·卡門回到華盛頓，他擔心的兩個問題已解決：本次報告應與《我們站在何處》同等水平。幾乎同時，亞洲使團也回到了華盛頓。
12月5日，馮·卡門警告助手們：距離截稿只有10天時間，而大量工作尚未完成，必須夜以繼日地努力。終於，12月14日，他們完成了最後一稿，在幾番討論後，馮·卡門一錘定音報告的標題——《邁向新地平線》。
報告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技術特徵，大戰史無前例地集中了如此眾多的科技人員，有計劃、有步驟地將科學創見用到軍事上，德國研製出火箭和噴氣式飛機，盟國研製的雷達和原子彈，最後，雷達決定了盟國的勝利，而原子彈則結束了戰爭。報告的正文對美國空中力量將來可利用的大量資料進行了評估，不僅說明超音速飛行的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噴氣式飛機的巡航距離。
12月15日，他為報告寫的前言《科學——空中超級力量的關鍵》和《邁向新地平線》，一道送到了阿諾德將軍的辦公桌上，這是馮·卡門使團一年辛勞工作的智慧結晶。
阿諾德將軍對報告異常滿意，認為報告是一份指導性文件，足夠主管空軍科研和發展的官員用很長一段時間。第二年，1946年，阿諾德退休，美國空軍從陸軍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軍種；1950年，阿諾德病逝，年僅64歲，但他的遠見卓識締造了美國空軍發展藍圖。
馮·卡門使團的報告是美軍歷史上第一份詳盡的科學研究調查報告，指導整個五十年代的軍事思想。即使今天看來，報告的思想力依然熠熠生輝。十五年後，馮·卡門在回顧這些報告時說：「目睹現今超音速飛機的性能與我們當初的預測大致一樣，我真感到由衷的高興。」
「兩次世界大戰在結局明朗之前，勝利的擺錘似乎都擺向了反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敗主要取決於人力，科學技術在戰爭中雖然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畢竟是次要的。毫無疑問，對1918年的德國來說，協約國的坦克優勢，使德國工業癱瘓的全面封鎖都至關重要；然而，人才消耗殆盡才是德國敗北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技術特色。德國在技術上的壓倒優勢，為戰爭初期在歐洲大陸取得驚人的勝利提供了保證。然而，德國空軍在戰略轟炸方面的弱點，陸軍一味蠻幹，兩棲作戰準備不足，終於使入侵英國計劃徹底破產。盟軍，特別是美國軍事力量的猛漲，導致了空中力量成為戰勝德國的的關鍵因素。甚至在東線，驍勇善戰的俄國部隊誠然是扼制德軍的重要力量，但如果沒有蘇聯自己和美國提供的優勢技術裝備，他們就不可能向西方勝利挺進。」
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
「
當錢和我在哥廷根大學審問我昔日的老師路德維希·普朗特爾時，我突然意識到這次會面是多麼奇特。一個是我的高足，他後來終於返回中國，把自己的命運和紅色中國連接在一起了；另一個是我的業師，他曾為納粹德國賣力工作。境遇是多麼不可思議，竟將三代空氣動力學家分隔開來，天各一方。」
——馮·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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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1945年5月，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美國空軍顧問團成員馮·卡門、錢學森審訊路德維希·普朗特爾教授。馮·卡門使團的報告被列為機密文件，直到1960年才解密。馮·卡門敦促空軍予以公布，以供廣泛使用。
今天，在美國空軍歷史辦公室翻印的這三份報告中，錢學森1945年展現的智慧之光依然閃爍。
在編輯成書後，馮·卡門使團的報告共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馮·卡門著《科學——空中超級力量的關鍵》，第二部分是馮·卡門著《我們站在何處》，第三部分是技術專著，共10個領域31個專題，錢學森獨立署名完成6份專題報告，它們分別是：
1. 空氣動力學和飛機設計 第一部分：高速空氣動力學；
2. 飛機動力製造 第二部分：空氣推進引擎的實驗和理論
3. 飛機動力製造 第三部分：Ramjets的能與他們的設計問題；
4. 飛機動力製造 第四部分：火箭固體和液體燃料設計和開發的未來趨勢；
5. 飛機燃料和推進 第五部分：原子能作為飛機動力推進的可能性；
6. 導彈和無人駕駛飛機 第三部分： 帶翼導彈的超音速發射
馮·卡門一生未婚，他如慈父般對待自己學生，他們是他事業中的左膀右臂，這份亦師亦友的情誼持續他的一生。他對中國情深義重，一生三次訪問中國。
第一次是1928年，當時，他還是德國亞琛工學院航空學教授，應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密立根邀請訪問美國，之後訪問了日本和中國，這次對中國的訪問，他提議通過興辦航空教育將孔夫子的故鄉推進到航空時代；這次對美國的訪問，一個意料不到的收穫是，一位名為弗蘭克·瓦登道夫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專業的研究生在聽了馮·卡門報告後，跟隨他到亞琛工學院，從此，他成為馮·卡門一生最親密的助手。
第二次是1937年夏天，他應自己的學生瓦登道夫的邀請，訪問清華大學新辦的航空系。1930年初，當馮·卡門應邀到加州理工學院工作時，瓦登道夫隨同到了加州理工學院，1935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邀請馮·卡門幫助清華建立航空系，他推薦瓦登道夫到清華。訪問中，他發現中國創建航空工程系是為中國政府建立現代化空軍作準備；在南京，他應中國政府之邀，草擬了一份全國科學研究機構設計規劃；他還上廬山拜會了蔣介石和宋美齡，建議中國要發展空中力量，試驗與研究應該齊頭並進，一批缺乏經驗的研究人員需要做大量的試驗工作；
第三次是1945年9月至10月間，作為美國陸軍空軍顧問，他帶領瓦登道夫、錢學森等考察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戰區。
1963年2月18日，在華盛頓白宮玫瑰園，肯尼迪總統向馮·卡門頒發了美國第一枚國家科學勳章，表彰他對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無與倫比的卓越貢獻；5月6日，馮·卡門在德國亞琛休假時，突發心臟病逝世，享年81歲。
美國空軍用運輸機將馮·卡門的遺體從德國送回美國，瓦登道夫一路陪伴、護送；5月9日，當飛機抵達加州洛杉磯國際機場時，空軍儀仗隊莊嚴迎接；他被安葬在好萊塢紀念公墓，母親、妹妹的墓地相鄰。
在口述自傳《馮·卡門——航空航天時代的科學奇才》中，他的學生，從弗蘭克·瓦登道夫、威廉姆·西爾斯、馬林納，到錢學森等，貫穿於他的事業和生活中，也貫穿於全書之中，但書中有一章的篇幅專門記述錢學森——「中國的錢學森博士」。
馮·卡門和傳記作者李·愛特生是從1957年開始合作寫作傳記之事，這時，他的兩位中國博士錢學森和郭永懷分別於1955年10月和1956年9月回到中國，另一位中國博士林家翹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在書中，馮·卡門講述錢學森在1956年曾致信邀請他去北京出席本傑明·富蘭克林紀念大會，在1960年，又寫過幾封信，在一封回復邀請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的正式來函中，錢學森語氣堅定地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如果會議邀請台灣代表參加，他決不出席。
馮·卡門認為五十年代安全問題搞得過火了：「我並不反對適當重視安全保障，然而必須指出，政府在這方面制定的一些法律往往是愚蠢而有害的。」
然而，馮·卡門在傳記中並沒有提及錢學森在1956年5的一封信，在這封向馮·卡門75歲誕辰致詞的信中，錢學森寫道：
值此您75歲壽辰之際，我要用什麼語言向您致敬呢？是說在帕薩迪娜一起愉快工作的日子，還是在您家中度過的愉快時光？不，我覺得都不合適。因為我不只是您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是您的學生。是說一下您對科學和技術做出的偉大貢獻，還是祝願您在以後的歲月里做出更大的成就？不，那也不過是重複一下世人皆知的事實和內容相同的生日祝詞。
我是想說一些更深層次的一些事情，對於一個純粹的科學家，重要的是為人類做出持久的貢獻。在這一點上，馮·卡門先生，您可能沒有感到根據對科學技術的貢獻所享有的驕傲和自豪，因為您的很多成果被用於製造毀滅性武器，幾乎沒有造福於人類，難道不是嗎？但是您真的沒有必要這樣想。自從我回到我的祖國，感到這裡的世界不同於美國，這裡生活著9億人民，超過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科學和技術真正被用來建設幸福生活。在這裡，每個人都為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工作，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協作才能在最短時間內達到這個目標。您的貢獻應該讓我們銘刻於心，我非常尊敬您。我希望，一個科學家對科學和技術的貢獻能夠促進人類生活的幸福、安全和美好。這個聲明作為我在您75歲壽辰時的致詞。
這封信刊登在張現民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的《錢學林年譜》中。
1963年5月6日，錢學森獲悉馮·卡門在德國逝世，特致唁電：我深為遺憾地獲悉馮·卡門先生去世的消息。但我，我認為他作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將長久地活在我們心中。我們更加欣慰地看到，他對科學的貢獻得到不拘其社會制度的世界各國的承認。
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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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左右， 馮·卡門（站立者左四）和妹妹與錢學森（前排左一）等中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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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16日，錢學森一家乘克萊夫蘭總統號輪船啟程回國。自從1955年9月，錢學森攜家人回國後，他與馮·卡門再也沒機會重逢，這對情同父子的師生身處世界「冷戰」格局的兩端。年逾80歲的馮·卡門思念錢學森，他曾對西爾斯說：「告訴錢，讓他教孩子英文，我要告訴孩子們：我是他們父親的老師。」他在自述自傳中，有一章專門寫錢學森——「中國的錢學森博士」
第二次大戰勝利後十年，一代空氣動力學家、火箭專家，天各一方。
1945年，在歐洲戰場考察時，馮·卡門並不贊成美國的搶人項目——「文件夾計劃」，他認為：
「這樣會造成德國國內科學人才奇缺，從而使德國的當務之急——恢復教育事業受到嚴重阻礙。有些軍事部門備有一長串德國科學家的「採購」名單，有一份名單甚至將我的朋友、蘇黎世大學的教授阿克萊也列了上去，他根本不是德國人。對這種做法，我、格朗茲伯格和瓦可威茨十分反感，聯名向阿諾德將軍發了一份措詞強烈的抗議電報……強調指出，德國各大學對這種搶人做法非常痛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情況一樣，這種行動會促使德國大學轉化向盟國復仇的溫床。不過，這份抗議電報絲毫不起作用，美國的搶人計劃照舊在糟塌德國的科學。但說句公道話，『文件夾行動』畢竟給我們增添了一些技術高手，對美國科研計劃確實有很大的促進，這一點我也承認。
但是，1945年在德國進行的稽查工作，促使馮·卡門考慮建立國際科學合作的必要性，他始終認為：「科學家們由於工作和才識關係而具有國際主義精神，他們能夠向世界顯示如何和睦相處。」 1947年，當他收到聯合國秘書長社會事務助理、法國生理學家亨利·羅吉爾的信，徵詢科學家協助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問題時，他提出自己的設想：由聯合國出面建立一個亞非研究中心，專門研究世界乾旱地區的成因，改造沙漠。
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後，馮·卡門建議通過北約組織進行國際合作，建立一個類似美國空軍顧問團的機構，以確保北約國家掌握最先進的軍事技術。在他的努力周旋下，北約航空顧問團在1952年2月正式成立，馮·卡門任顧問團團長，從此在法國巴黎常住，瓦登道夫率領一個工作組到巴黎籌建顧問團總部，瓦登道夫後來成為北約航空顧問團秘密長，他和馬林納在歐洲成為馮·卡門的左膀右臂。
自從1955年9月，錢學森攜家人回國後，他與馮·卡門再也沒機會重逢。在回到中國不到一年時間裡，錢學森的工作和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中國正在實施反美主義，一邊倒向蘇聯學習，錢學森從西裝改為列寧裝，從豎寫繁體字到橫寫簡體字，從不講英語到學俄語，而只會英文的兩個孩子也開始學中文。在1956年2月2日致尚在美國的郭永懷的信中，錢學森寫道：「多帶書！這裡俄文書多、好，而又廉價，只不過我看不懂，苦極！」
馮·卡門應該理解錢學森回到中國的情況。1945年7月，他曾應邀參加蘇聯科學院建院220周年紀念大會，在蘇聯半個月時間裡，他參觀了蘇聯的研究機構，並和高層科學家交流，他在自傳中寫下了對蘇聯科學界的印象：
「蘇聯對待科學家的做法和德國人完全不同。他們讓科學家參與最高決策計劃，有些大學教授還穿上了將軍制服擔任軍事顧問。在蘇聯，科學家有資格得到最高檔的食品配給，供應水平跟政治家、高級軍官不相上下。」
「外界都知道許多蘇聯人怕跟外國人接觸。比如，蘇聯一位第一流科學家從顯要位置被撤下，西歐人士認為是因為他說話太隨便，特別是當譯員不在場時，用外語和外國人直接交談。」
馮·卡門思念錢學森，他曾對西爾斯說：「告訴錢，讓他教孩子英文，我要告訴孩子們：我是他們父親的老師。」
馮·布勞恩1945年9月從德國移居美國，1955年加入美國國籍，1950—1956年間，他主持研製了美軍第一枚洲際核導彈火箭，並在1958年1月31日，將美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入太空。美國航空航天局評價：「無庸置疑，馮·布勞恩是史上最偉大的火箭科學家，他最偉大的成就是在擔任NASA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總指揮時，主持土星5號的研發，成功地在1969年7月首次達成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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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馮·布勞恩在美國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上。1955年8月，中美兩國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議，雙方就僑民歸國和釋放被俘美軍飛行員問題達成協議。9月17日，被美國政府扣留5年的錢學森，和家人啟程回國，成為新中國航空航天事業的奠基人。1999年9月，馮·卡門的兩位博士生、錢學森和郭永懷被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勳章。
1947年2月，30歲的李佩到康奈爾大學留學，結識康奈爾大學航空學院助理教授郭永懷，因此認識了郭永懷的同窗好友錢學森和林家翹，一年後，1948年2月，她和郭永懷結婚。60多年後，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作家葉永烈采李佩，問她怎麼評價錢學森，93歲的李佩說：
「錢學森不是一般的科學家，他是戰略科學家，是從戰略高度考慮中國科學發展前景的科學家。有的科學家是純科學的科學家，而錢學森則是有技術背景的科學家。錢學森兼通理與工。」
直到2017年1月臨終前，李佩還在為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夢想呼籲：保留中國科學院1950年代在中關村為科學家們建造的三幢特級專家樓，這裡是錢三強、錢學森、郭永懷等的故居。
一個可以徑直對比的例子就是建於1915年的馮·卡門故居，如今仍然保存完好，由此亦可遙想當年馮·卡門作為戰略科學家的優渥和尊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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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卡門在加州理工學院附近的家： 1501 South Marengo Avenue, Pasadena, CA 91106. 建於1915年，今日市價350萬美元。 馮·卡門1930年到加州理工學院工作後，這裡就成為他的家，直到他1963年5月逝世。馮·卡門說：「錢很喜歡上我家串門，由於他的見解饒有風趣，態度直率誠實，因此我妹妹非常喜歡他。他經常會提出種種新奇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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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卡門家的客廳、餐廳、書房，是錢學森熟悉的地方。馮·卡門在自傳中寫道：「錢是加州理工學院火箭小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的火箭研製作出過重大貢獻。他36歲時已經是一位公認的天才，他的研究大大推動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技術的發展。我有鑒於此，才（在1944年）舉薦他為空軍科學顧問團成員。」1950年7月，當錢學森因受到美國政府無理懷疑為美國共產黨而提出要回國時，美國海軍次長 Dan Kimbal說：「我寧願打死錢，也不願讓他離開這個國家……他知道太多對我們有價值的東西，他值五個師。」
Dan Kimbal了解錢學森，他這樣說是有依據的。
今天，儘管我們目前對錢學森和馮·卡門1945年的秘密中國之行的具體行程和訪問地點
（包括寺廟）
還沒有確切的了解。但此次中國之行的背景和影響顯然值得被進一步挖掘。參考資料
：1.馮·卡門、李·愛特蘭 著 曹開成譯 《馮·卡門——航空與航天時代的科學奇才》 英文原著《The Wind and Beyond: Theodore von Karman Pioneer in Aviation and Pathfinder in Space》出版：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Toronto 1967；中文譯著：1987年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2.張現民主編 《錢學森年譜》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3.《Prophecy Fulfilled: 『Toward New Horizons and its Legacy』》 , USA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4.
4.Michael H. Gorn : The Universal Man --- Theodore von Karman』s Life in Aeronautics. Smithsonian Instutution Press Washington and London, 1992.
5.葛全能編 《錢三強年譜長編》 科學出版社 2013年10出版
6.鄭哲敏主編 《錢學森手稿》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12月出版
7.郭永懷著 《郭永懷文集》 科學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8.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 Basic Books 1995.
9.William Rees Sears: Stories From A 20th-Century Life. Parabolic Press, Stanford，Californai, 1994.
10.葉永烈著 《走近錢學森》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出版
製版編輯：黃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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