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轉折時期知識分子的命運與精神世界——評《錦瑟》
【范遷長篇《錦瑟》刊載於2017《收穫》長篇專號秋卷】
大歷史轉折時期知識分子的命運與精神世界
——關於范遷長篇小說《錦瑟》
王春林
近些年來，以上海這一特定區域為表現對象的一種小說創作思潮的生成，乃是文學界一大引人注目的現象。只要對近些年來，小說領域內上海作家的上海書寫有所關注，即可以知道，除了金宇澄那部橫空出世，真正稱得上是甫一問世便獲獎無數的《繁花》之外，包括曾經的先鋒小說家夏商的被譽為浦東地區「清明上河圖」的《東岸紀事》、文學批評家吳亮的《朝霞》，前《萌芽》編輯傅星的《怪鳥》，連同禹風的《靜安那一年》在內，所有這些以上海為主要書寫對象的長篇小說接二連三的出現，實際上已經構成了文學界一股特彆強勁的「上海旋風」。毫無疑問，如此一種創作現象的生成，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上海文學界業已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王安憶一家獨大的基本格局，其意義無論如何都不容小覷和低估。
我們都知道，在約定俗成的所謂中國現代文學階段，作為北京之外的另一個文化中心，上海的文學創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曾經呈現出一片特別繁榮的景象，幾乎撐起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半壁江山。然而，或許與現實社會政治體制的更迭演變有關，進入1949年之後的共和國時代之後，雖然在很多時候上海仍然也被稱作是一個文化中心，但最起碼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我們卻完全可以說上海作為中國文學半壁江山的地位已然風光不再。如果說「十七年」與「文革」期間如此一種草木凋零情形的生成尚且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到了「文革」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得上是萬物復甦的新時期文學階段，上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卻似乎仍然一直是王安憶一人獨大的情形，就無論如何與上海重要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地位明顯不相稱了。
唯其如此，我們所描述的這一自2010年之後開始逐漸形成的文學界「上海旋風」的文學史意義和價值便無論如何都不容低估。雖然我們並不能由此而簡單斷言上海已然恢復了它曾經在中國文學領域的重要地位，但最起碼，這一「上海旋風」的形成，卻標誌著上海正在為重新成為「文學之都」進行著積極的努力。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這一「上海旋風」文學現象代表性作家的社會身份值得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
除了那位長期堅持小說創作的先鋒小說家夏商之外，吳亮是資深的批評家，《朝霞》是他涉足於小說創作的第一部作品，金宇澄和傅星均屬文學刊物的資深編輯，他們兩位此前雖然都曾經不同程度地涉略過小說創作，但很顯然，《繁花》和《怪鳥》乃是他們暌違小說創作多年之後重操舊業的結果。但不管是吳亮，還是金宇澄與傅星他們兩位，倘若從年齡構成的角度來說，在他們寫出這些影響殊為廣泛的小說作品的時候，他們的年齡都已在六十歲之上。用中國人一種習慣性的說法，他們都已經進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之中。依照一種流行的觀念，中國作家最富有創造力的時期，乃是他的青壯年時期，很少有中國作家能夠把他的創造力一直保持到進入老年階段之後。但近些年來文學界「上海旋風」這一現象的生成，卻在某種程度上強有力地打破了這種小說創作上的年齡魔咒。對於這種文學現象，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詩句來加以評價。
在這一文學現象級的「上海旋風」中，海外作家范遷以其長篇小說《錦瑟》（載《收穫》雜誌長篇小說專號2017年秋卷）的加盟而特別引人注目。說實在話，在讀到這部《錦瑟》之前，我對於作家范遷的情況一無所知。只有藉助於百度百科的幫助，我才對范遷的情況略有所知。卻原來，出生於上海的范遷，早在1981年的時候就已經去國，遠赴異國他鄉了。早在《錦瑟》問世之前，他其實就已經有包括《桃子》《古玩街》等在內的很多部長篇小說以及中短篇小說行世。已經創作有如此之多的小說作品，但我卻一無所知，這種現象的生成，一方面固然說明著我個人閱讀視野的狹窄，但在另一個方面，恐怕卻也多少說明著范遷此前小說作品思想藝術成就的相對有限。不管怎麼說，雖然我自己因為沒有閱讀過范遷此前的小說，所以沒有發言權，但反過來從社會影響的層面來說，范遷小說缺乏相應的影響力，卻也是無可否認的一種客觀事實。唯其如此，對《錦瑟》的閱讀才讓我倍感驚艷。一種直覺的判斷就是，無論范遷之前是否寫出過優秀的小說作品，最起碼，憑藉著如此一部厚重犀利深刻的長篇小說，范遷完全可以確定他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某種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
只要是熟悉中國文學史的朋友，就都知道，「錦瑟」乃是與唐代一位傑出的大詩人李商隱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個語詞。粗略想來，范遷之所以把他的這部長篇小說命名為「錦瑟」，大約有這樣幾重意味蘊含於其中。首先，正所謂「欲與天公試比高」，雖然各自的文體判然有別，一為詩歌，一為小說，但范遷有勇氣讓自己的作品與早已膾炙人口的經典同名，在向李商隱表示充分敬意的同時，卻也隱隱約約地表現出了向文學經典挑戰的意味。
其次，范遷之所以要以「錦瑟」來命名自己的這部長篇小說，乃因為其中的男主人公「他」以及另一位地位重要的女主人公珏兒，都是李商隱的熱愛者。我們注意到，在小說第一章「一個千瘡百孔的夏季」中的第六節，「他」曾經和珏兒一起討論交流過關於李商隱的問題。在意外目睹到「他」所書寫下的書法條幅之後，珏兒開始了和「他」的交流：「在眾人的七嘴八舌中，他瞥見珏兒朝他看來，眼中有讚許的神色，一笑問他：『哎，你喜歡李義山？』」「他點頭。」「珏兒說：『我也喜歡他，在唐詩三李中，李白最豪放，李賀最婉約，李義山是最沉鬱的一個。可惜只活了四十歲。』」「他問道：『你最喜歡他哪一首？』」「珏兒略一思索，說：『大概是那首「錦瑟」吧。』」「他心裡一動，老道所說的『雙玉相碰，琴瑟之合』言猶在耳。『錦瑟』也是他最鍾愛的唐詩。料不到珏兒也喜歡這首，真應了李商隱的那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他恍然覺得：他倆如兩個相距遙遠的星球，慢慢地趨近，交匯之點就是『錦瑟』。」緊接著，在圍觀眾人的要求之下，「他」龍飛鳳舞地一連寫了三張李商隱「錦瑟」的書法條幅。然後，又是一段與李商隱有關的評述文字：「李商隱詩句的基本特點本來就是壓抑又華麗，用行草來表現就是由靜及動，動極歸靜的過程。第一張是一氣呵成，雖有幾個字寫得稍微突兀，但不妨整體氣勢。第二張與第三張就有點一而再鼓，再三而竭之感。」除了此處關於李商隱的集中討論交流之外，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敘述者也常常會恰如其分地穿插運用李商隱「錦瑟」中的相關詩句。比如，就在第三章的第三十六節，敘述到「他」和珏兒一起去埋葬湯姆的骨灰的時候，就曾經出現過諸如此類的敘事話語：「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他的人生，會有什麼值得思念的華章？不錯，他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在政府的部門中有一個令人羨慕的職位，有一份過得去的薪水，還有，他娶了心儀的女人，他的人生比對面的兩個鄉下人好到不知哪裡去了。」但就在如此一種人生感慨發出不久，另一種看似相反的感慨也就又隨之生成了：「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喔，不是每個人生都是有華年的。生命永遠都是未知數，詭譎而誘惑，細微而巨大。」
第三，其實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作家范遷非常巧妙地藉助於對李商隱「錦瑟」這一語詞的徵用，暗示給了讀者一種有效地進入並理解自己這部長篇小說的理想路徑。《錦瑟》作為李商隱的代表作，以其最難索解的主題多義性而特別引人注目。既有人認為是寫給令狐楚家一個名叫「錦瑟」的侍女的愛情詩，也有人說是睹物思人，寫給亡妻王氏的悼亡詩，也有人認為是一首詠物詩，還有人指其為一首影射表現自己一生鬱郁不得志的政治際遇之作，等等，可以說是不一而足。事實上，正如同西諺雲「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或者我們的古人也說「詩無達詁」一樣，一篇優秀的文學作品，其主題內涵的多義性，乃是理所應當的題中應有之義。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其實也就完全沒有必要一定要給出某種關於李商隱《錦瑟》的定解。又或者，從一種優秀作品多義性的角度來說，《錦瑟》的多義性本身，反過來其實也充分證明這一經典詩作擁有著恆久的藝術生命力。一方面，理想的長篇小說這一文體本身，就要求著主題內涵的多義性，另一方面，來自於李商隱詩作的小說標題「錦瑟」，也強烈地暗示著這部作品多義性。以上兩個方面合二為一的一種結果，自然也就是范遷這部同名長篇小說主題多義性特徵的必然具備。
具體來說，正如同李商隱《錦瑟》一般既會被認為是愛情詩，也會被認為是悼亡詩，更會被指認為是政治詩一樣，面對著范遷的《錦瑟》，我們實際上也可以從「愛情」、「悼亡」以及政治這三個不同的維度來進行理解分析。首先，是「愛情」，男主人公「他」，與珏兒、惲姐之間的情感糾葛，無論如何都稱得上是纏綿悱惻。其次，是「悼亡」，到文本結尾處，小說中先後登場的幾位主要人物，比如「他」、珏兒、湯姆、甚至包括褚近山與毛姨這樣帶有跑龍套色彩的人物形象，也都逐一不幸棄世命赴黃泉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范遷的《錦瑟》，當然也就可以被理解為一部帶有突出悼亡色彩的長篇小說。第三，或許也與作家寫作時所置身於其中的具體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有關，我們發現，與李商隱或者更多地將自己的寫作重心落腳到「愛情」或「悼亡」的層面有所不同，到了范遷這裡，作家的書寫重心卻明顯不過地落腳到了身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男主人公「他」與社會政治之間既疏離對抗卻又不能不依附於其上的那樣一種簡直就是「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糾葛關係的書寫與表現上。請注意，筆者撰寫此文的意圖，並不是要否認其他主題內涵的客觀存在，只不過是試圖在比較的層面上更加突出其政治性主題的重要性而已。正是從這種理解出發，在經過了一番並非不必要的躊躇之後，我才最終把此篇文章的標題確定為「大歷史轉折時期知識分子的命運與精神世界」。事實上，也正從這種意義層面上，在先後兩次深度閱讀范遷《錦瑟》的過程中，我才會不由自主地把它與蘇聯時期曾經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名作《日瓦戈醫生》聯繫起來。我注意到，范遷的這部《錦瑟》在《收穫》雜誌發表後，坊間曾經有不少文學批評從業者把它與金宇澄的《繁花》聯繫起來做一種比較談論，但在我看來，除了這兩部長篇小說的故事發生地均為上海這一特定的大都市之外，二者其實並不存在多少可比性。在我看來，若非一種故意的躲閃與迴避，另一種可能就是這些文學批評從業者的藝術審美能力出現了問題。忠實於我自己的閱讀感受，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這部《錦瑟》的比較文本，顯然更應該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如果說《日瓦戈醫生》凝視表現著日瓦戈醫生這樣的知識分子與蘇維埃革命或者說所謂十月革命前後蘇聯凌亂政局之間的複雜性關聯，那麼，范遷的《錦瑟》所真切諦視著的，便是男主人公「他」這樣的現代知識分子與1949年前後那樣一個大歷史轉折時期中國社會政治之間的種種糾葛。
依照文本中提供給我們的時間性因素交代，整部《錦瑟》故事的起始時間，應該是國民黨政權瀕臨崩潰的1948年。那一年，史稱為「三大戰役」之一的淮海戰役在蘇北的徐州一帶打響，我們的男主人公「他」這一年的年齡只有二十歲，正在上海就讀非常著名的聖約翰大學。到了小說結尾處，「得年四十九歲」的「他」因心力衰竭而不幸辭世的時候，時間是「文革」剛剛結束後的1977年。事實上，小說的主體故事敘述，早在十多年前「文革」尚未正式爆發時就已經終結了。只不過因為「他」的自然生理年齡一直苟延殘喘到了1977年的緣故，小說的故事時間才被延續到了1977年。唯其如此，敘述者才會充滿感慨地講述到：「十年如一夢，述無可述，述之猶傷。」「十年間，人命賤如草芥，多少人眼睛一閉，走上不歸路。硬撐著活過來的人，也是傷筋動骨，性命半條了。」質言之，除了躺在病床上一味等死，這十年間的「他」實在並無別的任何事迹可敘。也因此，敘述者僅僅用一節的篇幅就把這十年的時間以迅疾的加速度交代完結了。很顯然，倘若將故事的終結時間理解為1977年，那麼，小說的故事時間就是從1948年起始的三十年時間，倘若把這個時間提前十年，那麼，故事時間自然也就縮短到了二十年時間。由以上關於時間性因素的分析可見，范遷這部《錦瑟》的主體故事時間也就是以1949年的朝代改易與政權更迭為核心的前後二三十年的時間。本文標題中的「大轉折歷史時期」，也正是如此一個具體的時間段落。
但在展開對於《錦瑟》的深入分析之前，另一個需要提出予以特別關注的問題，卻是關於男主人公的命名問題。整部《錦瑟》，出場人物並不算多，前前後後加起來也不過只有十多位人物形象。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一個現象就是，其他一切人物都有著具體的命名，唯獨不僅身居核心地位，而且也同時承擔著重要的結構性功能的男主人公，敘述者卻並沒有給出具體的命名，從始至終都被稱為「他」。即使到了不得不說出「他」的名字的時候，敘述者也仍然還是在以「ＸＸＸ」代替具體的命名。比如，第二章第二十二節中寫到關於「他」的調令：「接上級命令，茲調配ＸＸＸ去上海市政府工作，請於本月十五日之前到淮陰地區專員署辦理行政調配手續。於本月二十日之前，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幹部處報道，不得有誤。」很顯然，並不是作家范遷不具備給人物命名的能力，而是他打一開始就沒有沒想著給這一人物命名。
從這個角度來說，范遷的拒絕給男主人公「他」命名，其實是作家一種非常重要的敘事策略。其中，某種象徵性意蘊的存在，乃是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情。由范遷的這種命名策略，我們不由自主聯想到的，便是魯迅當年關於阿Q的特別命名方式。直觀來看，字母Q很容易就可以讓我們聯想到一個後腦勺上長著一根小辮子的清朝時中國人的形象。魯迅寫作《阿Q正傳》的時候，是1920年代初期，距離清朝的徹底覆亡不過只有十年時間。聯繫魯迅國民性批判的啟蒙思想立場，作家帶有鮮明直觀性特點的關於阿Q的命名方式，其中一種象徵性色彩的存在，無論如何都不容輕易忽視。藉助於阿Q這樣一個極具抽象性的人物命名方式，魯迅把他極其成功地刻畫塑造為國民劣根性的突出代表。與魯迅的命名方式相類似，到了這部《錦瑟》中，范遷之所以煞費苦心地不給出男主人公一個具體的命名，其意恐怕也是要充分地凸顯出這一人物形象所具備的抽象性意義和價值。
究其根本，范遷所採取的如此一種有意模糊人物具體姓名的命名方式，其實際的用意可能有二。其一，范遷之所以要刻意地凸顯男主人公的抽象性特徵，正是為了使「他」成為置身於大歷史轉折時期身不由己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一種普泛的代表性人物。其二，正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身為知識分子的男主人公「他」的具體姓名的缺失，明顯象徵表現著在一個政治強勢的大歷史轉折時期知識分子主體性的被剝奪。正因為如此，在論述分析的過程中，我們才只能夠把這位男主人公稱之為「他」。
雖然「他」是為人所羨慕的上海著名學府聖約翰大學一位學業有成的高材生，但現實的生存處境卻非常艱難。只因為他竟然是揚州唯一一位考上了上海教會大學堂——聖約翰大學政經系的學生，「英文教學，全國有名，教授都是學界翹楚，學生也是前程無限」，所以才贏得了經營鹽局的堂伯父的歡心，並慨然承諾自己將獨力承擔「他」四年的學費。儘管有每月十六圓的銀票支撐，但因為物價一直在緩慢上漲的緣故，他的日常生活用度其實是非常緊張的。但正所謂屋漏偏遇連陰雨，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所主導的打老虎運動，堂伯父業已經營多年的鹽局生意竟然因所謂「囤積居奇」的名義而被查封，「他」頓時就陷入到了一種糧盡彈絕的地步。「雨聲淅瀝敲窗，急一陣，緩一陣，連綿不絕，玻璃窗上水光閃動。他縮在藤椅里，人簌簌發抖。時令已近立夏，房間里還是陰冷刺骨，寒意瀰漫。他茫然四顧，偌大世界，何處有他一條活路？」誠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也，這裡范遷對上海初夏時節凄風苦雨的場景描寫，其實是為了更好地襯托表現「他」在後援中斷之後的絕望心境。一時之間，「他」甚至狼狽到了居然要被迫接受下女阿香接濟的地步。這個時候，幸虧「他」以自己的才華和容貌得到了出身於高官達貴家庭的女同學艾茉莉的格外青睞，方才得以暫時緩解了生存的窘境。與艾茉莉的親近和接觸，給「他」帶來了是兩種料想不到的後果。
一種後果是，通過艾茉莉的介紹，「他」不僅認識了同樣出身於豪富家庭的湯姆也即湯毋忘，而且還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成為了湯姆家的「座上賓」。不僅一度入住湯姆家的上海豪宅，而且還更進一步地入住位於東山鄉下的湯家老宅。本來，艾茉莉之所以這麼關照垂青於「他」，乃是因為特別喜歡「他」，並希望「他」能夠有朝一日成為自己的如意郎君。沒想到，陰差陽錯的是，「他」不僅不喜歡艾茉莉，而且還在這個過程中，居然一見鍾情，不管不顧地愛上了湯姆新婚沒幾年的嬌妻珏兒。內心裡暗戀珏兒倒也還罷了，尤其令湯家無法接受的是，「他」竟然在東山鄉下小住期間，格外膽大妄為地擁抱親吻了美麗溫柔的珏兒。在第一次擁抱親吻了珏兒之後，敘述者曾經對「他」的內在精神世界曾經做出過這樣的一種深度分析：「作為一個青年男子，他在肉體上需要女人，更在精神上需要有一個愛戀的對象。而在他生命的前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找到過一個可以寄放他愛情的女人。他的自卑而狷介的性情使他在結交異性的過程中阻礙重重，他的肺病體質使他易於亢奮，又易於消沉。俊朗長相併未如他想像那般給他帶來助益，反而使他期望過高，大多數女人不入他眼。以致他懷疑在人生的荒原上到底有沒有愛情這樣的花朵，或者只是人們杜撰出來的一個新奇的魅惑名詞。」然而，與珏兒不期然間的意外邂逅，卻使他生出了簡直就是不可遏制的愛情的感覺：「可是愛情是無可理喻的，愛情的來臨和消逝都不在我們人類的掌控之中，它是一種偶然，更是一種緣分。它在你人生的路上等候著，不動聲色，毫無跡象，但有一天跟你突然劈面相遇，一張大網撒開，兜頭而來。不管你是柔情似水還是鐵面冷心，全逃不過，只好臣伏在它腳下。」如此一種激情勃發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他」因為與珏兒的進一步親密接觸而致使「東窗事發」，最後灰溜溜地被湯家逐出了東山的鄉下老宅。
然而，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就在和珏兒相識並逐漸墜入愛河的過程中，「他」竟然與房東夏家的女傭阿香發生了充滿罪惡感的肉體關係。一方面，「他」非常清楚，自己與阿香之間不僅有著巨大的階層鴻溝，而且自己不管從哪個角度說都不可能喜歡上這個阿香，但在另一方面，「他」卻又特別貪戀阿香洋溢著青春氣息的肉體，迫切地想要佔有這具青春的軀體。對此，敘述者曾經從下意識的角度展開過分析：「他下意識里知道答案：阿香在他眼裡並非是一個完整的女人，只是兩團肉和一段腰肢，一個看來唾手可得的肉體，一個成熟了的，接近凋謝邊緣的肉體，像路邊樹上結的果子，就是他不去摘采也會隕落。一個地位低賤的女佣人，一個屈從慣了的靈魂，任何人都可以予取予求，而不用付出太大的代價。而且，阿香應該明白他們之間巨大的差距，有了什麼事，也會知難而退，而不是糾纏不休的。」然而，揆諸事實，敘述者的精神分析並未完全窮盡「他」如此一種行為背後的下意識動機。最起碼，還有另外兩種潛在的行為動機不容忽略。其一，經濟後援被中斷後處於極度生存困境中的「他」，其實一直被一種莫名的焦慮情緒而困擾。用敘述者的話語來說，就是：「他是有心事，只是他自己也理不清這心事究竟是什麼，只是一股無名無狀的焦躁在身體里盤旋，衝撞，想找出口而不得。」我們都知道，茅盾曾經因為在長篇小說《子夜》中設置了資本家吳蓀甫股市嚴重受挫之後強姦女傭王媽這一細節而備受研究界的詬病。如果說吳蓀甫的行為的確有其不合人物性格邏輯之處，那麼，范遷為了充分凸顯「他」的精神焦慮而特別設定出的這一細節，其內在的合理性自然無可置疑。「身底下的女人無面目，無身份，柔軟馴服如同一片被征服的土地，等待王者的君臨。」只要我們再留心一下范遷所特別設定的這樣一個阿香被「他」佔有時的細節，作家那樣一種意欲凸顯男主人公精神焦慮的寫作意圖，自然也就溢於言表了。其二，我們注意到，就在「他」與阿香之間唯一一次性交行為完成之後，阿香曾經向「他」提出過一個問題：「弟弟，你剛才一直叫的『珏兒』是啥人？」雖然「他」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們卻可以明顯看出，在很大程度上，阿香其實是「他」心上人珏兒的一種替代品。在1948年的時候，「他」只是一位窮困潦倒到寄人籬下程度的落魄書生，而珏兒，卻是一位早已身有所屬的富貴家庭的少奶奶，他們之間的距離之遙遠，絕不能以道里計。一方面，「他」內心裡狂熱地愛上了珏兒，另一方面，「他」又絕對夠不著珏兒，萬般無奈之下，阿香之成為珏兒的替代品，也就是一種順乎邏輯的結果了。
另一種，當然也是更嚴重的一種後果，就是「他」的被迫捲入社會政治運動。作為一位一心一意地專註於學業的滬上名校高材生，對於其實無所不在的政治，「他」一向不感興趣，所持有的是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他是對政治視為畏途的，中國的局面，自從他懂事以來，一直是強權的更替，北洋政府，軍閥，國民政府，然後日本人，汪氏南京政府，再是國民政府。暴力，腐敗，傲慢，高壓。沒有一個政府給他留下好感。他深知中國是個龐大的黑暗洞窟，內藏無數的千年污垢，沒有一個政府能清理乾淨，所謂的執政宣傳，俱是表面文章。他聽說過共產黨，曉得是激進派，背後是有俄國人撐腰的，卻沒有多少深入了解，想來是不會有多大區別的。至於偶然傳來的交戰消息，他也未放在心上，不過是一些遙遠的戰爭而已，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斷過，跟他沒關係。」然而，儘管醉心於凱恩斯經濟學的「他」對社會政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但在一個大歷史轉折時期，社會政治卻根本就不會放過「他」。與艾茉莉的接觸，一方面使「他」不僅莫名其妙地參加了一次學生的遊行活動，而且還讓「他」成為了敢於和警察對抗的「學生英雄」，另一方面，則使「他」得以結識了不僅思想左傾激進，而且本身就是中共地下黨成員的大學生褚近山。這裡，一個無論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個細節就是，在大家都恭維「他」在遊行時的英雄行為時，「他」自己的心理反應：「他心裡太曉得了，自己絕不是什麼英雄，他絕沒有英雄的勇氣和膽略。他怕警棍，他怕包打聽，也怕提籃橋。遊行是被拉了去的，上了報紙只是陰差陽錯罷了。」與在社會政治的潮流中做弄潮兒相比較，「他更屬意在繁華世界裡做一個旁觀者，做個過客。」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在一個急劇動蕩的大歷史轉折時期，要想做一個置身事外隔岸觀火的旁觀者，其實是不可能的事。正如同「他」的參加遊行是無意中「被拉了」去，「他」的上報紙也只是「陰差陽錯」造化弄人一樣，本來志不在社會政治的「他」的被迫參加社會政治運動，在意味著知識分子主體性喪失的同時，卻也意味著「他」在人生過程中的那樣一種總是會被歷史大潮裹挾而去的被動姿態。
事實上，也正是因為通過艾茉莉而結識了激進的革命者褚近山，所以，等到「他」在東山鄉下意欲與珏兒偷情事敗而無處容身以至於走投無路的時候，褚近山的專門來訪，便給「他」提供了一個改變自身尷尬生存處境的契機。對於如此一種人生選擇，「他」自己其實滿心地不情願：「他一路走回家去，心思幾番活動：決不定是否真的要去蘇北，他本能地感到不安，在中國，政治這物事，永遠是昨是今非，混沌不清的。貿貿然地攪和進去，對一般小民說來具有極大的危險性。他本人一貫抱著『君子不黨』的守則，對各種政治派別都敬而遠之。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互相稱『匪』，攻訐起對方來都極盡能事，都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好印象。突然，並無一絲思想準備，就跟了一個泛泛之交一起去『匪區』，前景不明還不說，萬一壞了事，是要以『通匪』論罪的。在他下意識里，還是偏向政府的，畢竟是正統。」本來對政治毫無興趣的一個知識分子，卻偏偏走投無路，偏偏要介入到社會政治的大漩渦之中。如此一種人生選擇對於「他」的關鍵性，的確就如同「TO BE OR NOT TO BE?」這一問題對於哈姆萊特一樣重要。也因此，「他」才會為此而不斷地猶豫徘徊：「實在是難以抉擇：他太曉得自己了，決計不是個對政治有抱負的人。首先，他對目前的政局一絲熱情也無。讀過的書，報上的時事新聞，日常的觀察，都告訴他歷來中國政治的骯髒與黑暗。像他這樣一個書生，不掂清自己的斤兩，貿然捲入政治漩渦中去，只會是飛蛾撲火。」此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實，就充分證明著「他」自己此種預感的正確性。但不管怎麼說，在即將徹底改朝換代的1949年前夕，置身於極度嚴重的生存困境中的知識分子「他」，除了接受褚近山的建議去蘇北參加革命之外，其實並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唯其因為這次人生選擇對「他」的未來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所以，范遷才會藉助於敘述者之口大發人生感慨：「許多年後，他常會想道，如果沒有褚近山的來揚州探訪，他的人生會如何度過？也許他託人求情，最終謀到一個縣城中學的教職？做個孩子頭，一輩子吃粉筆灰。或者做個什麼小作坊的低等職員，為了工資袋裡可憐的幾張鈔票，跟每個人陪笑臉，窩窩囊囊過一輩子？以他孤傲不合群的個性，更有可能的是什麼事也做不成，東碰西撞，每況愈下地落入底層，最終貧病交加，了此殘生。」「但是，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如果』的，在茫茫人世之上，不可知的『天意』主宰著一切。天意蘊含在事情運轉的內核之中，天意呈現在蛛網般錯綜迷亂之中，天意不會顧到人的意願或嚮往，天意把人驅趕入某個時世運行之中，或茂盛，或乾枯，或順暢，或窒塞。」毫無疑問，在這裡，只有藉助於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事後回憶的那樣一種典型的句式，范遷才能夠把漫長的時間變遷過程中作為個體的人那樣一種無奈與被動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在一篇關於方方長篇小說《水在時間之下》的文章中，我曾經特彆強調所謂命運感的生髮與傳達對於一部長篇小說的重要性：「在我們看來，衡量評價一部文學作品尤其是大中型文學作品優劣與否的一種重要標準，就是要充分地考量作家在這部作品中是否成功有效地傳達出了某種渾厚深沉的命運感。說實在話，筆者近年來每年都要閱讀大量的長篇小說，然而，這些作品中能夠具有某種命運感，能夠讓讀者自覺地聯想起命運這一語詞來的，卻是相當罕見的。更不要說對於一種渾厚深沉的命運感的藝術性表達了，那樣的作品簡直就真的是鳳毛麟角了。只要粗略地回顧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學史，我們即不難發現，那些真正傑出的大中型文學作品中，其實都有一種格外渾厚深沉的命運感的成功表達。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自不必說，曹雪芹的《紅樓夢》也無需多言，其他的諸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巨制，諸如魯迅的小說，諸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其中的命運感都是表現得十分突出的。即使是在已有三十年歷史的所謂新時期文學中，諸如王蒙的《活動變人形》、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秦腔》、劉醒龍的《聖天門口》等長篇小說中，也同樣有著對於命運感的突出表現。這樣看來，舉凡優秀的文學作品，大約都會有一種渾厚深沉的命運感的體現與表達。其中，不僅僅有作家自己對於人類命運問題的索解與思考，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作家自身的思考還能夠激發起廣大讀者對於命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的強烈興趣來。」關鍵在於，倘若舍卻了時間的足夠長度，那麼，所謂命運感的表達自然也就無從談起。很多時候，正是在看似波瀾不驚的漫長時間長河中，個人的命運以一種不動聲色的方式發生著堪稱驚心動魄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不妨說，所謂的命運，其實也正是時間。離開了「逝者如斯夫」的時間，命運感的生髮與傳達絕無可能。
需要特彆強調的一點是，在范遷的這部《錦瑟》中，敘述者跳身而出，對於這樣一種可謂是神秘莫測帶有突出弔詭色彩的命運感的議論性文字，可以說並不少見。比如，就在「他」1949年後再次回到上海，即將以徵收房產的幹部身份出現在湯姆和珏兒夫婦之前的時候，敘述者寫到：「而今，他再一次回到上海，以一個身負徵收房產的幹部身份。本來，他以為經過了這麼多年，經過大起伏大波折，一切美好和痛楚的記憶都已經遠去，他可以從容地面對人生了。直到此時此刻，他才曉得，關於這幢房子，關於住在這幢房子的人，在他的人生中刻下多麼深的痕迹，記憶沒有消失，只是被封閉了起來，在黑暗的河道里涌動。他知道潮水般湧出的記憶將會具有巨大的摧毀力量，因此，他一直害怕去啟動那扇閘門。」細細品味這段敘事話語，其中一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弔詭命運變遷的意味，是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情。再比如，在「他」與惲姐開始逐漸接近的時候，「他不做聲，心裡想：男人女人，在這個世界上都是身不由己的。命運給你安排了一條路，你也只有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前面有啥轉折，變化，也是不可知的。他一個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專門研究凱恩斯經濟學的，如今在蘇北的『共匪』軍部里當差，當初是萬萬料想不到的。」細究這段文字，其中一種造化弄人的意味，可以說表現得非常突出。
說到《錦瑟》對於命運感的傳達與表現，無論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個重要細節，就是當年「他」在東山鄉下小住的時候，在紫金庵里偶遇一老道時的測字算命。在當時，面對著「他」報出的一個「珏」字，老道給出的說法是：「玉屬其主，其主為王，其王無首，其象危厄，其厄難解。」緊接著，老道又說：「恕我直言，客官求緣如是問一女子的話，必是諸多煩難，情傷不已。」到最後，老道又給出了一段充滿神秘色彩的偈語來：「青燈黃卷紫金庵，牛鼻道人說玉緣。／太虛幻境常寂寞，色空之地多迷情。／三生石上前世定，驀然回首曾相識。／紅塵幾世堪不破，半為孽債半為心。／改換門庭求達意，身心兩端不由己。／芳魂已逝月才圓，藍田種玉收成難。／火到熾時燃己身，情到深處情也損。／世人哪識其中諦，飛蛾撲火猶痴迷。」只要將老道的這些說法、偈語與《錦瑟》中「他」、珏兒、湯姆等人的人生軌跡聯繫在一起加以考察，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其實有著很多對人物無論命運走向的一種暗示性表達。比如，老道的第一種說法，很顯然是在預言湯姆未來的悲劇命運。前兩句，毫無疑問是在「珏」字上做文章。後邊的三句，就是在前邊兩句的基礎上所進一步的發揮了。尤其「其王無首」一句，表面上是說「王」字上什麼也沒有，實際上卻是在暗示湯姆一種逃無可逃的非正常死亡命運。同樣的道理，如果說中間「情傷不已」的那段話，所預言表達的，乃是「他」和珏兒之間那段非常令人傷感的情緣糾葛的話，那麼，最後的一段偈語所暗示表達的，很顯然更多是以「他」為核心的若干主要人物未來的情感與命運走向。尤其不容忽視的是，在這段偈語中，也還明顯包含著一種「情海無邊，回頭是岸」的訓誡意味。只可惜「當局者迷」，當時的「他」們一味地沉迷於對人生與情感的種種憧憬與想像中，根本就不懂得偈語中的禪意和勸誡意味。事實上，也正因為一直沉迷於其中而不得頓悟，所以，「他」和珏兒們方才在此後的二三十年間上演了一幕幕可謂是慘不忍睹的人生悲劇。細細捉摸，范遷關於老道測字算命這一故事情節的特別設定，最起碼有兩個方面的藝術功能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其一，在強化《錦瑟》這部長篇小說命運感表達的同時，作家很顯然藉此而傳達著一種形而上的對於人生的哲學思考。其二，從敘述學理論的角度來看，正如同曹雪芹《紅樓夢》中類似於太虛幻境、石頭神話以及神瑛侍者與絳株仙草的傳說這樣一些故事情節的設定一樣，范遷關於老道測字算命情節的設定，實際上承擔著某種突出的預敘功能。這就是，在未來的人生故事尚未實際發生之前，作家藉助於測字算命的老道，把這些重要的故事情節提前暗示性地表達出來。從中國本土文學傳統的傳承與轉換的角度來說，早在1981年就已經去國的范遷，其實是在以如此一種特別的方式在向曹雪芹，向中國本土文學傳統致敬。
不管怎麼說，在1949年前夕，已經身處人生絕境的知識分子「他」被迫遠走蘇北，在褚近山的指引介紹下，成為了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中的一員。依照常理推斷，在如此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折時期，「他」能夠選擇參加革命隊伍，不管不顧地站在了即將成為歷史的勝利者一邊，應該說「他」所做出的是一種「識時務」的「正確」選擇。同樣依照常理，既然「他」在選邊站的時候，出乎本能地選擇了未來的勝利者一方，那麼，「他」未來的命運就理應像小說中的另一位革命者祝文南一樣飛黃騰達才對。但實際的情形卻是，「他」在參加革命隊伍之後所走上的，依然是一條與祝文南恰好相反的充滿了坎坷與曲折的人生道路。具體來說，關於「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後的人生歷程，范遷又以1949年為界進行了兩個不同時段的分別敘述。我們先來看1949年之前的這一個時段。這一個時段，在《錦瑟》中主要對應於第二章「忘川之水」中。在這一部分，藉助於初始參加革命隊伍之後的知識分子「他」的觀察視角，作家范遷主要聚焦於土改和一段情感生活而對革命做出了一種足稱深入透闢的批判性反思。
首先，是帶有突出暴力和血腥性質的土改。具體來說，范遷主要是通過「他」所供職的文秘科的科長祝文南在鹽東鎮的土改工作過程來表現蘇北土改的。鹽東鎮最富有的地主，名叫祝子規，擁有兩百多畝土地。多少帶有一點戲劇性巧合意味的是，這位鹽東鎮的大地主祝子規，竟然是科長祝文南的親生父親。用當地知根知底的老鴨巴的話來說，祝文南之所以會像今天這樣有出息，全憑了祝子規把他送到南京求學的緣故：「祝少爺是俺看著長大的。後來上南京讀洋學堂……」「祝老頭五個閨女，就這一個兒子，從小金貴得不行，十幾歲就送到南京讀書，用去的銀洋，只怕摞起來比人還高呢。」祝子規和祝文南不僅是父子關係，而且祝子規還曾經以如此一種方式特別支持過祝文南，這就讓「他」不能不心生疑惑，在這樣一種父子血緣親情關係的前提下，身為科長的祝文南，究竟會以怎樣的一種方式來展開推進鹽東鎮的土改工作呢？實際的情形是，鹽東鎮的土改先後分兩個回合進行。第一次土改鬥爭會上，祝子規遭到了本家一位農村二流子祝勇的尖銳挑釁。這位祝勇，可以說是「農村裡典型的二流子，矮挫挫的個頭，赤了膊，趿了雙破鞋，最為招眼的是腮幫口角上生著楊梅大瘡，潰爛一片。」面對著祝勇的無端指責，祝子規給予了猛烈的回擊：「小勇子你咋地血口噴人？你常年又賭又嫖，爹媽給你氣死不說，還欠了一屁股債。你那房破得不成樣子，田也擱荒了好久，沒人要。俺是看在本家的份上，數給你四十多塊大洋，做人不好沒得良心的。」被揭了短的祝勇一時惱羞成怒，大打出手，遭到祝子規的嚴厲斥責。會場一時亂作一團。當是時也，「這些鄉幹部又曉得在台上被掀耳光的是祝文南的親老子，再怎麼樣，地主歸地主，共產黨歸共產黨，親老子這一層是抹不去的。只要祝文南稍微表個態，提個頭，他們也就曉得這台戲怎樣往下唱了。」但誰知道，端坐在主席台上的祝文南卻偏偏就是不表態，這些鄉幹部無奈之下，只好倉促地宣布散會。
然而，讓「他」無論如何都沒有預料到的是，第一個回合結束後，祝文南竟然做出了非常深刻的自我檢討，將群眾沒有全部發動起來的原因主動承攬在了自己身上。當鄉長從實際出發，強調：「祝子規他在鹽東的名聲也不太壞，雖然僱傭了幾個長工，但地里的活都自己做。日本人時期，還給游擊隊捐了錢。平時也沒有什麼欺壓鄉親們的劣跡。按照政策，也算個開明地主吧」的時候，祝文南給出的回應，竟然是：「地主就是地主，沒什麼開明地主或不開明地主。地主的本質都是一樣，是依靠剝削他人來生存的。是在新社會裡不被容許的，是要被消滅掉的。我今天在這兒把話講在前頭：祝子規不是我的老子，而是我的敵人——階級敵人。」有了祝文南如此不容他人置一詞的堅決態度，第二次土改鬥爭會上，當懷恨在心的二流子祝勇再次挑釁的時候，被反綁著雙手的祝子規依然義正詞嚴地給予了有理有據的回擊。這一次，惱羞成怒的祝勇不管不顧地肆意毆打已經失去了反抗能力的祝子規。面對著如此一種殘酷的場景，身為人子的祝文南竟然當眾宣判了父親祝子規的死刑，並下令立即執行：「祝子規對抗土改運動，對抗新政權，我代表鹽城地區土改工作隊，宣布……對地主祝子規判處死刑，馬上執行。」面對著這麼殘酷的兒子弒父的場景，身為知識分子的「他」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感到特別震驚：「褚近山說得沒錯，這個國家真的要變了。共產黨不知用了什麼辦法，人可以六親不認，老實佃戶暴打東家，獨養兒子槍斃父親，人情倫理都顛倒過來了。在這股狂暴的氣氛下，幾千年的社會結構像暴風雨中的一所茅屋，倒塌是指日可待的。這就是革命，真的有翻江倒海的力道。可怕的是，在這股狂暴的力量之前，人像草芥一樣，根本不能自已。祝文南就是個例子，如果不槍斃他老子，很可能是自身難保……」正因為這次土改鬥爭會對「他」形成了尖銳的刺激，所以「他」才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情景：「雖然他一直想把那不忍卒睹的景象從記憶中抹去。可是沒用，恍惚之間，那個場面會像一部老電影似地，在靜默中無聲地啟動，淅淅瀝瀝地，把人與人之間的殘忍、暴虐，演示到極致。不管他經歷了多次革命隊伍『階級鬥爭』考驗，也不管他試圖說服自己所有的革命都是暴力的。但是在午夜夢回之際，鮮血飛濺，慘叫連連。他常常是一身冷汗地從噩夢中嚇醒轉來。」
但是且慢，就在「他」差不多就要認定祝文南就是一位冷血心腸的共產黨員的時候，卻通過一些不以為人所察覺的蛛絲馬跡發現了祝文南人性構成中的另一面。其一，是祝文南醉酒後所演唱的一段戲文：「可是聽著聽著，他倒是聽出些名堂來了。並非是唱詞曲調，而是唱戲的這個人，戲中的苦情有如身受，滿腔的怨憤幽憋已久，現實中無處發泄，今日借了醉酒，卻從高亢激越的戲文中溢了出來……」除了祝文南所演唱的戲文之外，還有晚上上茅廁時，「他」的一種意外發現：「只聽得那人壓低之哭聲：『爹爹啊，兒子不孝。實在是不得已啊……』」這兩個細節整合在一起，便是「他」對於祝文南另一面的發現與洞悉：「原來副專員祝文南並非是他所表現出來的那般鐵石心腸，槍斃了老爹，原來也還有人子的切膚之痛……說到底，這共產黨的幹部說難做也難做，說好做也好做，聰明的人把自己的本性深藏起來，跟黨的政策律令保持一致。革命，革命，不就是要把人最基本的東西來個兜底翻嘛？」依照此種邏輯，卻原來，革命的本意就是要戕害基本的人性。反過來說，如果你太過地耽溺於人性之中，你就很難成為一位堅定的革命者。很大程度上，祝文南的仕途升遷，與他在土改中的大義滅親存在著緊密的內在關聯。革命之反人性的本質由此即可見一斑。但需要特別肯定的一點是，在揭示革命的反人性本質的同時，作家范遷卻也寫出了革命者祝文南人性構成的某種複雜性。但范遷的一種難能可貴之處卻在於，他對於祝文南的描寫並沒有停留在人性複雜性的層面上，而是更進一步地將這種批判性反思推進到了國族文化的層面上：「想來中國人真是個奇怪的民族，說是三千年煌煌文明歷史，排出了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天地君親師之序，鐘鼓禮樂，香火祭配，像煞有介事似地。但只要牽涉到實際利益，什麼天條地律都是狗屁。為爭奪朝綱，兄弟鬩牆互殘，為了女人，君臣傾軋，普通人分家但有一點不均，親兄弟還可弄個你死我活。中國人的知與理，理與行，行與現實，都各行其是。在歷史一個個大小漩渦之間，只有一艘黑色渡舟，這渡舟的名字叫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祝文南土改中大義滅親的弒父行為，便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化此種特色一個極其形象的註腳。
其次，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一段感情經歷。在由於圍棋方面的特殊才能被上調到總部工作之後，「他」意外地邂逅了共產黨內一位高級幹部的少妻惲姐。關於這位惲姐，「他聽人說起，這女子本是國立中央大學一個出挑人物，到了蘇北之後，嫁給了一個高級幹部。兩人年齡懸殊，結婚之後生了小孩，卻仍在外面活躍，扮戲演講扭秧歌，風頭極盛。高級幹部工作忙碌，對年少妻子又極是寵愛，放任她自由行事。偶爾也會傳出些風言風語，人們只礙了高級幹部的身份名聲，也不多作聲張。」毫無疑問，惲姐與這位高級幹部乃是典型的政治聯姻，其中，真正意義上的愛情的缺位，是顯而易見的一種客觀事實。既然兩人如此地不般配，那生性風流，對情感有著極強烈要求的惲姐最終的紅杏出牆，就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是一位雖然曾經在阿香身上品嘗過性的滋味但卻已經遠離女性很久了的曠夫，惲姐是一位在身為高級幹部的丈夫身上根本就無法獲得各種滿足的怨女。一個是曠夫，一個是怨女，他們倆一撞擊便乾柴烈火般地燃燒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實上，范遷的書寫主旨，顯然不在他們倆的情感撞擊上。相比較來說，作家藉助於「他」和惲姐的這一段情感經歷，真正意欲寫出的，乃是置身於革命的現實處境與文化氛圍里，類似於惲姐這樣的女性毫無人身與情感自由可言的悲慘境遇。也正是在和「他」乾柴烈火之後不久，「他」就從梁政委那裡得知了惲姐鬧離婚的驚人消息。梁政委說：「先告訴你一個情況，我軍區文工團副團長惲韻同志向組織打了報告，要離婚。」這裡，一個必須看到的事實就是，正如同《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那個高官丈夫，容得安娜的偷情，但卻容不得她的離婚要求一樣，《錦瑟》中的這位高級幹部以及他所隸屬於其中的政治組織，可以對惲姐偶然的紅杏出牆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卻容不得她從自由理念出發的離婚要求。對此，梁政委曾經給出過可謂是一針見血的說明：「我們也知道，問題不全在你這方面，惲韻同志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還是很嚴重的，給人抓了不少小辮子。我們為了維護首長的威信，也對她批評教育過多次，但是要離婚，整個瞎胡鬧！還要不要組織性和原則性呢！」實際上，也正因為看透了這一點，所以，當惲姐向「他」強調一種婚姻自由的理念的時候，「他」才會如此鄭重地提醒惲姐：「你如果要和資本家離婚嫁給共產黨，那是婚姻自由。如果你要跟共產黨離婚嫁給資本家，那就是組織原則了。」此誠所謂內外有別者是也。
實際的情形是，面對著來自於組織的嚴厲批判與阻止，「他」和惲姐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或許與「他」曾經親眼目睹過祝文南下令槍決他親爹的那幕殘酷場景有關，「他」最終選擇的是退縮，是服從組織和原則：「這並不是他的選擇，作為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一個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嚮往著家庭、溫情、自由戀愛、自我選擇。但現實太強大了，他不可能與之抗拒。不但他，連整個國家社稷，都在這現實面前分崩離析，前幾天有消息傳來，上海已經被三面包圍，鐵桶一般。國民黨政權高官，上海的有錢人紛紛出逃，到香港的船票被炒成天價。」與「他」的順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惲姐因為選擇了不妥協的對抗而最終落入到了發瘋這樣一種非常不堪的人生境地之中。具體來說，「他」是從戰友小崔那裡最早知道惲姐發瘋情況的：「小崔說就是半個月前的事：惲姐先是有一陣子整夜不睡，神情恍惚，夜裡一個人爬起到河邊走，又唱又跳，說些誰都聽不懂的話語。開始她男人還叫人看住她，被她發覺就什麼難聽的話都罵出口。漸漸地白天也不對了，有一次在排舞時，突然在大庭廣眾面前脫去衣服，還好及時被人按住。叫醫生來看，說是什麼精神分裂症，也就是瘋子。」那麼，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後的惲姐，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境況呢？在接到去往上海工作的調令即將離開蘇北之前，「他」不顧小崔的堅決反對執意去看望了精神分裂之後的惲姐。儘管事先已經做好了足夠的精神準備，但出現在眼前的惲姐卻還是讓「他」大吃一驚：「他吃不消這股味道，正想離去，忽然在稻草堆里就直起一個人形來，披頭散髮衣不蔽體，面孔極其骯髒，看上去已經不成人形。這不是惲姐又是誰？他雖然早有心理準備，惲姐的情況不好，但沒想到會如此惡劣，當即震驚得目瞪口呆，一句話說不出來……再仔細看去，可憐得女人被囚禁在豬籠般得囚室里，衣衫破碎，不能遮體。眼神已經十分渾濁，變了形的臉上似笑非笑，嘴裡喃喃地嘟囔著含糊不清的話語，他一句都聽不分明。」面對著早已生不如死的惲姐，「他閉上眼睛，天旋地轉，整個人抖得像一片風中的樹葉。他親愛的惲姐，他曾經懷抱中的女人，竊竊私語，兩情相悅的女人，就這樣被關在豬狗不如的籠子里，直叫雖生猶死。換了他自己，情願去死，這種日子他一天一個時辰也過不下去。他知道如果惲姐清醒，也會和他一樣想法。」寧願把一個鮮花般的女人逼成瘋子也不允許她離婚，不允許她去追求個人的自由，如此一種嚴苛的組織性和原則性，其專斷和獨裁性質的具備，其實是一種無法否認的客觀現實。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位被逼迫到瘋癲地步的惲姐，完全可以被納入到「閣樓上的瘋女人」系列當中去。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經典名著《簡·愛》中，當家庭女教師簡·愛就要和羅切斯特跨越身份以及地位的種種障礙，就要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是那位瘋女人的出現打破了簡·愛的愛情夢想。這位女人就是羅切斯特的前妻，是一位被關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依照作家的敘述，是她毀掉了莊園，弄瞎了羅切斯特，自己也葬身於火海之中。反過來說，也正是她的存在，最後才徹底成全了簡·愛和羅切斯特。關鍵在於，只要更進一步地追問下去，我們便會發現，事實上，羅切斯特的前妻之所以會成為閣樓上的瘋女人，乃是被自己的丈夫羅切斯特，以及隱藏與其後的整個男權文化機制迫害所致的一種必然結果。某種意義上說，惲姐也同樣是一位「閣樓上的瘋女人」，只不過迫使她成為瘋女人的根本原因，已經不再僅僅只是所謂的男權文化機制，而更是革命隊伍中帶有明顯專斷和獨裁性質的所謂組織性和原則性。就此而言，范遷通過對惲姐悲劇命運的真切書寫，其批判性的鋒芒突出不過地指向了中國現代革命，對中國現代革命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在深入分析祝文南弒父與惲姐罹患精神分裂症這兩個重要故事情節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第二章「忘川之水」中敘述者一些堪稱精闢的事關革命的議論性段落的存在。比如，「他倒是願意學習，不過他厭惡開會，那些馬克思主義長篇大論的理論極其枯燥晦澀，而且以一副不容置辯的架勢硬性灌輸給開會者。他在聖約翰第二年就通讀了西方的經濟學簡史，曉得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只是當今眾多學派中的一派支流，而且立場頗為偏頗，很多立論不為主流經濟學者所認同。但與會者卻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聖經一樣的絕對真理。更為甚的是，大部分宣講者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也缺乏對現代經濟學的基礎了解，言談中不僅錯誤百出，而且根本上偏離了正統的學術討論，弄成一種迷信和盲目的頌揚。」再比如，「在這樣的環境下，個體是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人格的，無論怎樣強大的個體，也會漸漸地同化掉。不肯被同化的，會被這個民族淹沒掉。或者，從肉體上終結掉，正所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有在歷史的間隙中，或在政局四分五裂的時候，中央集權鞭長莫及的地方，堅守個性者總算可以短暫地喘口氣，如北魏竹林七賢放浪形骸，如陶淵明南山歸隱。終歸只是曇花一現，成不了什麼氣候。到了近代新型國家架構漸漸完整，這種犟頭犟腦的人更是沒有喘氣的餘地，正所謂『槍打出頭鳥』，一冒出頭來就被幹掉了。」相比較來說，長篇小說是最講究思想能力的一種文體。是否有深刻的思想洞見，乃是考量一部長篇小說優秀與否的一個重要標準。既然如此，在一部長篇小說中，適度地穿插一些能夠直接見出作家理性能力的議論性段落，自然也就成為了這一文體的必備特點之一。很大程度上，范遷的《錦瑟》，正是這樣一部相對理想的現代長篇小說。具體到我們正在分析的「忘川之水」這個部分，只有把敘述者精彩的議論性段落和土改與情感故事這兩個焦點故事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夠更準確到位地理解把握范遷對於中國現代革命那樣一種極具深度的批判性反思。
然後，我們再來看1949年之後的這一時段。如果說在前一個時段，范遷的敘事焦點主要落腳到了祝文南與惲姐這兩位人物形象身上，那麼，到了被命名為「永劫回歸」的這一個時段，作家的敘事焦點就再一次回歸到了男主人公「他」的身上。與「他」當年灰溜溜地被迫離開上海相比，1949年後重新回到上海的「他」，已然成為了歷史的勝利者，多少帶有一點「衣錦還鄉」的味道：「報道之後，他這位蘇區來的幹部，被上海軍管會行政處任命為民政科的副科長，行政級別定為十八級，月工資是八十七元五角。」既然是以歷史勝利者的姿態歸來，倘若「他」能夠如同戰友小崔那樣以一種「識時務者」的心態順應社會政治的大潮，而不是「不識時務」地逆歷史潮流而動，那麼，「他」也就很可能如同小崔一樣「春風得意馬蹄疾」地最終升遷為某部門的行政長官。遺憾之處在於，在參加革命以來，「他」雖然已經親眼目睹了不少如同祝文南和惲姐這樣反差巨大的不同際遇，而且也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怎麼做才能夠討好新政權，但身為知識分子的「他」內心深處卻總是會有一條人性的底線不可逾越。關鍵的問題是，一旦「他」聽從了內心的召喚，恪守了人性的底線，就必然會觸犯新政權的諸多禁忌。這樣一來，雖然身為勝利者，但一種悲劇性命運的最終生成，就是無法避免的結果。
這一點，突出不過地表現在「他」與故人珏兒、湯姆他們的關係中。實際上，早在進入上海之前的蘇北時期，極度敏感的「他」就曾經設想過革命勝利後上海現代城市文明的必然隕落：「駐足在這片蒼涼廣袤的土地上，再回過頭來看上海，真像是一幕精緻但縹緲的海市蜃樓，而且很快就要消散。太精緻的文明，抵抗力總要差些的，他在讀書時曾經選修過一門中世紀歷史，裡面講到過羅馬帝國衰落後，歐洲被粗暴落後的阿拉伯人統治過幾百年。共產黨是提倡艱苦奮鬥的，那麼，上海一旦被佔領，那些美輪美奐的洋房，汽車，是否會被一把火燒掉？那種聽戲看電影吃大菜打麻將開跳舞會——精緻到奢靡的生活方式是否會被明令禁止？女人是否還會被允許塗口紅、燙頭髮、著旗袍、穿高跟鞋？到時候上海將會是怎樣的一副面目？他難以想像。」對照一下後來所發生的社會現實，我們便無論如何不能不佩服「他」預感的精準性，除了火燒阿房宮沒有變成事實之外，其他的一切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一一兌現了。而且，多少帶有一點巧合意味的是，重新回到上海之後的「他」，竟然被委派去徵收一批房產，用委派給「他」任務的張局長的話來說，就是：「要徵收一批房產，特別是那些外國資本家的，逃到台灣去的反動派官員的，吸人民血汗的大資本家的房產，都要摸底。」
事實上，也正是在完成徵收房產的過程中，「他」才與故人珏兒、湯姆他們再度重逢的。其實，在面對自己當年曾經短暫寄居於其間的那幢米色房子的時候，「他」就不僅曾經設想過，而且也真心希望珏兒和湯姆他們早已遠走高飛了。沒想到，敲開門之後，所見到的，除了老女人毛姨之外，便是珏兒和湯姆夫婦了。尤其是與內心裡始終沒有忘懷的珏兒的再次重逢，被范遷處理到了簡直就是舉重若輕的地步：「隨著一聲聲腳步聲下樓梯來，他站起身來，心裡撲通撲通地跳，突然有一股昏眩之感，直到珏兒進了客廳，跟他打招呼，他一下子反應不過來以致張口結舌。好容易鎮定下來，抬頭望去，珏兒穿了件半舊寶藍色的絲棉夾襖，家居的暗棕色緞褲，還是像他印象中那樣恬淡靜雅。珏兒客氣但友好地向他問候，好像他們之間一點也沒有發生過芥蒂……三年多的時光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真是微乎其微，想到此，他心裡忽然抽搐了一下，有一股苦澀的味道瀰漫在他口腔里。」只有在這一次再度重逢後，「他」才發現，其實珏兒一直就深埋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從來都沒有離開過。然而，「他」根本就沒有預料到，正是故人珏兒和湯姆夫婦在「他」生命中的再度出現，給「他」帶來了一連串的厄運。儘管說「他」一直心念舊情，利用手中的權力竭盡所能地保護著湯姆家的房產，但因為湯姆和珏兒他們無意間得罪了當年曾經給他們家開過很多年車的老朱，所以老朱多次不管不顧地舉報湯姆和珏兒這樣的資本家依然佔據著大房子，依然過著奢靡的生活，到這個時候，僅僅依靠「他」的力量實在已經無法保住湯姆家的房產了。不僅如此，因為湯姆當年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替友人藏了一支槍，而且這個把柄還被無賴漢老朱緊緊抓住不放的緣故，儘管有「他」出面竭盡所能地利用和戰友小崔的關係疏通說情，但由於此事性質的非同一般，在「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湯姆不僅最終逃無可逃地被判處了二十年有期徒刑，而且連家屬的面都不允許見一下就被遠遠地發配到了遙遠的青海去服刑。
然而，正如同珏兒所感悟到的「以前張愛玲的書上說過：還有更大的毀滅在前頭。那時我不懂她說的是什麼意思。現在……總算明白了」那樣，對於「他」和珏兒來說，的確也還有更大的毀滅隱伏在他們人生的前路上。對了，正如你已經預料到的，一直養尊處優的紈絝子弟湯姆根本就不可能熬過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刑期。去青海服刑沒幾年，湯姆就撒手人寰離開了這個苦難的世界。一方面，湯姆已然亡故，另一方面，「他」對於珏兒依然舊情不忘，一種順理成章的結果，就是他們倆歷盡坎坷之後的結合。雖然說他們倆這個時候的結合，其實更多地帶有在困境中彼此扶持的相濡以沫的意味。然而，在那個把一個人的社會政治身份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畸形政治年代，「他」這樣的國家幹部與珏兒這樣的資本家遺孀的結合，必然要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事實上，一知道「他」要和珏兒要結合的消息，「他」過去的戰友小崔就已經表現出了明確的反對態度：「啥？就是老公私藏手槍被捉起來的那個女人？啥？老公已經死在了青海。你要和她結婚？我看你是熱昏了吧！你究竟中了什麼邪？前途還要不要？告訴你一件事，所有的人都有個檔案，家庭、親屬、成份、社會關係、政治背景，無一遺漏。她是反革命家屬，你跟她結了婚，等於給自己塗上污點。今後入黨提升都會受到影響。我看你還要慎重考慮，不要昏了頭。」到最後，「他」果然為自己的這一樁婚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民政處的處分下來了，是由副科長將為科員，工資減掉半級。在科里宣布時，辦公室的同事都用了異樣的眼光看他。他在其中感到侮辱的意味，衝動之下，直想如珏兒所說的辭職算了。最後還是隱忍下來。」一個公民，竟然會因為自己的婚姻問題，會因為個人的私生活而遭受不應有的處分，如此一種違背常情常理的事情，大約也只有在1949年之後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才可以變成現實。
但「他」人生中的劫難卻並未到此終結，「照他的性格，反右一開始他就該被劃成右派的。從記錄上看，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被劃成右派幾乎是百分之百，極少漏網，除了個別學有專長的人被保護下來。中國知識分子又天真又虛榮，本來就自認懷才不遇而一肚子牢騷。一見到朝廷虛心下問，一激動，以為做官或者做名士的機會來了。不但知無不言，不知也亂言焉。這些人如果稍微看過蘇共布爾什維克簡史，就應該曉得權力是不可能『虛心』的，權力也不會跟你商量討教，權力更是不會和你講信用的，權力只是像壓路機一樣軋過去。再仔細看看歷史，標榜民主的和實際專制的權力其實沒多少區別，想以個人一己之力使權力轉向，不是沒有，但比率是少之又少。」究其根本，「他」之所以能逃過一劫，還是與珏兒有關：「救了他的卻是那次東山一夜之歡」。因為回來後珏兒即顯示出懷孕的跡象，所以「他」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照顧珏兒的事情上，根本就無暇他顧。但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對於「他」這類總是更多地顧及人性底線的知識分子來說，在那個不正常的畸形政治年代，不可能每一次都能夠僥倖逃過劫難。這不，只是因為「他」生性一貫的耿直與孤傲，不服當年部下小韓對自己的無端指責，因為「他」面對來自於張局長的批評意見不僅一時沒有接受，而且還當面頂撞的緣故，「他」終於沒有逃過第二批右派的名單：「局裡頒布的第二批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單，他名字赫然列於其中。局裡還宣布，右派分子凡是有行政級別的，一律降級。他被將為二十四級，行政級別中最低一級。薪水也相應降為四十九元。」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他」被劃成右派被打入政治另冊，墜入人生最低谷之後，「他」才徹底認識到歷史劫難的無法逃避，以及人生命運的弔詭與無常：「人，胸中的那口氣是要靠肚皮里有油水才撐得起來的。他是一點點開始明白了。雖然那把遣送到內地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上一直沒落下來。但是飢餓卻像一把刮骨刀，天天刮掉人的一點尊嚴。既然政治上變成了賤民，任何的努力，任何的雄心大志都變得不可能。」就這樣，當年的那位其實曾經一度自視甚高的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他」，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己所期望的輝煌人生的反面：「當年在聖約翰大學讀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凱恩斯、弗里德曼、盧卡斯理論都琅琅上口，自忖大才堪用，人生即將飛揚。哪裡想到十幾年之後，落到了拎了只人造革包搶購草紙？人生落差竟如此之大。當然政權易手，社會的變遷是主要的原因，但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就沒有做過推波助瀾的事情嘛？風起於青萍之末，摧城掠地。社會變成這個樣子，看起來每個人都沒有責任，但實質上每個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即如「他」自己，倘若當年有足夠的勇氣承擔起對惲姐的責任來，或許惲姐的命運就不會那麼悲慘的。說實在話，在一部旨在凸顯知識分子在一個大歷史轉折時期苦難命運的長篇小說，范遷能夠讓男主人公「他」生成如此一種清醒的自省意識，其實特別難能可貴。
從表面上看，「他」的自然年齡或者說生理年齡一直延續到了1977年，延續到了四十九歲的時候，但實際上，「他」的精神年齡，或者說「他」的精氣神，早在愛妻珏兒過早地離開了這個苦難的人世，或者說更早一些，早在「他」逃無可逃地被劃成右派的時候，就已經宣告終結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此後的「他」，不過是一具苟延殘喘的行屍走肉而已。對於早已喪失了知識分子主體性的「他」其實同樣早已完成了的悲劇人生，恐怕還是敘述者一段理性的議論性話語稱得上是蓋棺論定之言：「如今坐在病床邊回顧他的人生歷程，他不得不相信人是有命數的。冥冥中有一根線牽了你。所謂的自由意志是虛幻的，國家，民族，群體，個人，都逃不出大數。這個世界遠比我們的認識要複雜得多，不管你是受過什麼高等教育，你還是沒法看清生命的全貌，還是沒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也因此，相對於男主人公「他」、珏兒、湯姆等一眾人物的悲慘人生來說，到了小說結尾處，范遷以一直身居海外的艾茉莉在1977年通過海關回國探親這一情節來為整部長篇小說作結，就很顯然充滿著強烈的藝術反諷意味。
但不管怎麼說，我想，到最後，我們恐怕也還是只能引用范遷在《錦瑟》中曾經引用過的穆旦的詩句，來憑弔如同「他」這樣的知識分子的亡魂，來為我們的這篇批評文章作結：「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注釋：
王春林《人道主義情懷映照下的苦難命運展示》，載《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6期。
（本文系「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3&ZD122世界性與本土性交匯：莫言文學道路與中國文學的變革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2018年2月20日凌晨0時36分許
完稿於文水老家
評論家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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