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與大國外交風範

最新 03-07

最漫長的一晚

1969 年9 月28 日晚，周恩來總理會見剛果共和國［以下簡稱剛果（布）］國務委員會主席拉烏爾少校一行，由我擔任翻譯。雙方從晚上11 點談到次日清晨5 點，這是我印象中給總理當翻譯以來最長的一次。

剛果（布）是非洲中部國家，面積34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50 萬。1880年，該國淪為法國殖民地，1960 年取得獨立。剛果（布）一宣布獨立，中國立即承認。1964 年2 月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建交後雙方關係發展很好。1967 年，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訪華，與周恩來總理舉行會談，並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

1969 年9 月下旬，剛果（布）國務委員會主席（相當於該國總理）率團訪問中國。當時由非洲來中國必須先到巴黎，然後飛上海（法航飛機只飛上海，不飛北京），所以代表團一行訪問中國的第一站是上海。我和外交部非洲司的領導專程去上海接拉烏爾一行。

1969 年的中國正在轟轟烈烈地搞「文化大革命」。總理白天忙得不可開交，處理國內各種事務，只有晚上才有時間會見外賓。這次周總理會見拉烏爾是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舉行的，晚上11 點鐘開始。

拉烏爾一行把會見周總理當成此次訪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新獨立的剛果（布）面臨重重困難，拉烏爾確實把總理當成可以信賴的長者和導師，有一肚子問題要向周總理當面請教。他把剛果（布）面臨的形勢，碰到什麼樣的困難，在哪些領域需要中國提供援助……都作了詳細介紹，這樣講的時間就很長。那年周總理已經71 歲了，精力體力畢竟在下降；而拉烏爾只有40 歲上下，正當年。儘管如此，周總理卻一點都沒有顯出不耐煩，相反他聽得很認真，邊聽邊記，還不時插問。

李先念副總理參加會談。他在一旁幾次提醒總理，說：「總理，已經兩點了，差不多了。」總理沒有理會，繼續談。後來李先念又兩次提醒：「總理，已經3 點了！」「總理，已經4 點了！」總理依然不理會，繼續談。

拉烏爾在介紹剛果（布）國內形勢時，對來自法國經濟控制的反感，以及很想早一點擺脫這種狀況的心情溢於言表。對於拉烏爾提出的要求，凡是中國能夠做到的，周總理都給予了積極的回應。

關於拉烏爾想急於擺脫法國人經濟上的控制這一點，總理聽後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想早日擺脫法國殖民主義者對你們經濟的控制，這一點我完全理解。非洲國家很多都宣布了獨立，但這個獨立主要是政治上的獨立。要想經濟上完全取得獨立，還有一個很長的過程，對此急不得，太急了要出問題，欲速則不達。」

拉烏爾反問道：「為什麼不行？我們有中國幫助。」周總理誠懇地回答說：「我們是願意幫助你們，但我們離得太遠，而且我們今天還並不富裕，國力有限。中國有句俗話，叫『遠水解不了近渴』。」

清晨5 點會談結束後，總理親自把拉烏爾一行送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口並與他們一一握手告別。北門一開，一陣冷風吹進來，讓人感到初秋的涼意。

聽說拉烏爾一行回到賓館後十分興奮，毫無睡意。他們就與周總理的會談又舉行了內部會議，討論得很熱烈，直到天大亮時才各自回房間睡覺。

當年拉烏爾代表團的團員中，有一位剛果（布）國民教育部部長洛佩茲，他也參加了當時同周總理的會談。此後他曾任該國外交部部長，因為工作關係，我們相熟。1998 年11 月，我到巴黎就任中國駐法國大使。新大使到任時要舉行招待會，邀請別國外交使團出席。此時，洛佩茲已經擔任該國駐法國大使，也前來出席招待會，還和我談起當年周總理與拉烏爾的會談。洛佩茲說：「當時周恩來總理的那番談話，對我們影響太大了。我們當時都很年輕，做事情很急，對政治獨立不滿足，要急於儘快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周總理的談話使我們冷靜下來。他說得對，急了不行，急了要出問題。與周總理談話後，我們慢慢冷靜下來，同法國的關係也逐漸處理得比較順當了。」

聽了洛佩茲大使這番講話，我很感慨：儘管此時距離那次會談已經過去快30 年了，對方卻仍把周總理的話記得清清楚楚，就好像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周總理的外交工作做得真是到家啊！

當年那次談話中，總理平等待人、不擺大國架子的風範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讓我想起他的一個習慣：總理見外賓時，他的做法是中方人到齊了再請外賓。有一次，禮賓官來向總理報告：「總理，中方人都齊了，我現在叫外賓去。」我記得當時總理眼睛一瞪，說了一句：「什麼『叫』，用『請』。」我當時年輕，對這一字之差不完全理解。我想「叫」也好，「請」也好，不過就是讓外國人現在來而已。後來隨著閱歷增加，我才慢慢理解了。「叫」是上對下；「請」是把對方置於平等的地位。

（1965 年6 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坦尚尼亞時與當地歡迎者互贈禮品）

「搞外交就是要光明磊落！」

1967 年夏天，極「左」思潮泛濫，對中國外交造成了嚴重的衝擊。8 月7 日，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對造反派頭頭髮表了一篇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外交的講話。他在講話中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外交，認為搞的是「三降一滅」：「三降」就是向帝國主義投降、向蘇聯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一滅」就是撲滅民族解放運動。這篇講話有極大的煽動性，不僅外交部，而且整個外事口都開始了新的一輪奪權：既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外交都是錯的，那麼這些搞外交的當權派自然也都是壞人。

1967 年5 月，香港發生了「六七」暴動。8 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紅衛兵一萬餘人，以「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為由，聚集在北京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他們以英方逾期不答覆最後通牒為由，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掉了辦公樓，造成英國代辦離任回國。這就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

眾所周知，駐外大使館象徵著所屬國的領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權，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然而，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這種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踐踏國際公約、侵犯外交使者安全的事卻在中國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發生之後幾天，中國駐英代辦處也遭到報復。英國民眾到中國駐倫敦的代辦處外抗議，中方人員及民眾與英國警察發生衝突，幾名外交官被打得頭破血流，這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之一。

8 月23 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起火後，周總理緊急召見外事口造反派組織代表，強烈譴責了這次違法行為，並明確否定了造反派奪取外交部大權的方案，命令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立即撤出外交部。8 月25 日凌晨，周總理單獨召見剛從上海毛主席處回北京的楊成武，向他介紹了最近北京發生的大事和對形勢發展的擔憂。並將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讓他立刻回上海面呈毛主席。

8 月26 日，毛主席對楊成武發出指示:「王(力)、關( 鋒)、戚( 本禹) 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並在王力「八七」講話稿上寫上「大大大毒草」。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1968 年1 月，對戚本禹也做了同樣處理。

1971 年2 月24 日，英國駐華新任代辦譚森為搬回修復後的辦公樓舉行招待會，邀請外交部歐亞司司長章文晉等參加。事前，周總理指示章文晉，不僅要參加招待會，還要向英國代辦道歉。

這天出席英國代辦招待會的人很多。章文晉正打算對英國代辦談火燒代辦處事件並致歉時，丹麥大使走過來了。他就沒有好意思談下去。

2 月25 日，周總理得悉章文晉並未向英方道歉後，便立即召見外交部核心組和當時參加招待會的同志，對章文晉同志進行了嚴肅批評。周總理說：「毛主席幾次對外賓講話都說到火燒代辦處是壞人搞的。你們讀了毛主席同外賓談話的文件，為什麼不學不用？學而不用，不實踐，這就是對毛主席外交路線的干擾。火燒英國代辦處這件事，我們就是要找個機會把彎子轉過來。你們去參加招待會，正好轉彎，結果又弄了個半吊子，丹麥大使一來，你們的話就講不下去了？有什麼不好講的？當著丹麥大使說也不要緊，還應當大聲說。我們搞外交就是要光明磊落。」

總理最後對章文晉說：「你不說，我只好自己說了。」

3 月2 日，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見英國代辦譚森，總理說：「英代辦處的房子是被壞人燒了，中國政府是反對那件事的，那天晚上還曾用以我為首幾人的名義聯合廣播，勸他們不要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當時的代辦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現在祝賀你們搬回來。修復費應由中國政府負擔，並向你們致歉。」

總理說：「我們搞外交就是要光明磊落！」這話說得多好，錯的就是錯的，公開承認，表示道歉，這樣中國政府就和錯誤劃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