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工業園區里的文藝青年和他的 10 年

何軍現在有三個大願望：說服妻子不做微商，還房貸，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三年前結婚、兩年前女兒誕生後，他對家庭責任感有了更多認識。「周末一起去公園」這件婚前覺得非常浪漫的事，現在看來不再重要，本就是生活常態。

1 月 31 日下午六點，何軍坐在蘇州沈巷村星星家園的圖書室里，準備三天後年會上要表演的吉他彈唱。那是一首被改編過的《成都》：

「女生挽著她的衣袖，男生把手放他肩頭；走進咱們車間門口，坐在自己崗位前頭。」

「最美總是在深秋，道前街銀杏毓秀。金雞湖夜晚的冷風吹散了煙雨的愁。觀前街松鶴樓燈火里，我依稀看見你。蘇州帶不走的只有你。」

何軍身高約一米七，戴黑框眼鏡。他是山東臨沂人，今年 30 歲，目前在蘇州高新區的一家德國企業工作，隸屬製造部門。每天工作九小時以上，每月加班 60 個小時，負責車間的交貨以及生產流程中間的一道流轉環節，是一線生產員工。

蘇州高新區道路。攝影：何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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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州十年，何軍換過三份工作，其中七年都在這家德國企業度過。

高中畢業後，他離開臨沂，去青島上技校，學數控機床。2008 年底在泰科電子青島公司實習時，聽同事說泰科電子的競爭對手、崑山富士康待遇更好，一個月可以賺 3000 塊，有了外出打工的想法。

這背後的另一個原因是不想被催婚。「我那時候 20 歲了，天天被催婚。但我真的還不想成家，到蘇州前兩年因為這個過年沒回家。」

2009 年 10 月，何軍決定去崑山，一個同事說有朋友在蘇州，建議他先在蘇州下車，找他們了解情況——有熟人帶著，找工作和食宿總要方便些。呆了十幾天，這幾個朋友沒怎麼幫上忙，反倒騙走了他身上的幾千元錢。具體經過，他不願細說，也不願仔細回想，「都是過去的事了」。

到蘇州頭兩年，何軍先在高新區金楓路的日資企業愛普生做派遣工，在流水線上裝配顯示屏，底薪只有 850 - 940 元。做了一年半，何軍感到這份工作看不到未來，雖然已拿到轉正資格，但還是辭了職。

聽說做房地產銷售賺錢，他又試著去工業園區揚東路、一家蘇州本地老闆開的銳奧房產面試。對方詢問預期年薪，何軍覺得謹慎點好，回答「年薪 4 - 5 萬」。入職後，同事跟他聊天，才說起這不是一個最好的答案。「你應該說 50 萬，房地產中介的老闆喜歡這樣的，有衝勁，有野心。」

即便有衝勁和野心，也需要碰上好時候。2011 年 3 月 2 日，蘇州限購令出台，地產中介的生意受到影響。有衝勁和野心的前輩都焦慮於業績，何軍做無底薪銷售，如果賣不出房，更賺不到一分錢。他也意識到，這份強調「野心」的工作與自己的性格不相符，只幹了 20 天，便再次離職。

蘇州 2010 年到 2015 年的房價變化，橫軸單位間隔為6 個月（圖片來自騰訊房產）

直到 2011 年 3 月底，一切開始才走上正軌。

最先穩定下來的是工作。何軍在位於高新區的這家德國企業找到一份專業對口的職位，在車間做數控 NC。入職時，薪水每月 2000 元，但每年會有 8% - 10% 的漲幅，他就沒再動過離職的念頭——即便時常有同事離職。在 2012 年 7 月 26 日的一篇日記中，他寫道：「幾天時間我少了三位同事……尋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是每個打工人的訴求，問題是頻繁地換工作就一定會有合適的嗎？」

住房問題倒沒那麼快解決。在德國企業工作的七年間，何軍搬過四次家。「人就是這樣，老想住更好的。一開始是想有個做飯的地方，之後希望能做飯還能洗澡，這兩樣都有了還希望房子能寬敞點。」

第一次搬家是因為原來住的閣樓太曬了，也想有個能做飯的地方。新住址在沈巷村，一個人住，六七平米，每月租金 230 元，能用電磁爐。住了一年多，何軍不想再往公共浴室跑，換到沈巷村附近汾湖小區里的一套新建安置房，9 平方米，430 元一個月。在這裡住了兩年後， 2013 年，他又搬到康悅花園，住上了隔斷房。房間擴大到 12 、13 個平方，月租 650 元，不過由於水電要平攤，一個月還得多交七八十。

最後一次搬家，何軍在吳中區的靈岩山買了一套公寓。房子總面積 60 平米，挑高房型，總共 32 萬，首付 16 萬，裝修花了七八萬。這是 2014 年，當時他還沒談過戀愛，決定買房主要是考慮到當年房價觸底，同事大多也都趕在第二輪限購令出台前買了房。月供算下來，也和房租差不多。回想起來，他有點後悔當時不夠仔細——這套房子只有 40 年產權。

不過直到 2015 年結婚，更給何軍歸屬感的不是靈岩山這套公寓，而是星星家園的圖書室。

靈岩山。攝影：何軍

2010 年 4 月，他還住在沈巷村的那間閣樓出租屋，下班後在中心商業街散步，看到圖書室散發的《工友通訊》，都是打工者自己寫的文章，覺得感同身受，開始去星星家園參加活動。

那時星星家園正在籌備五一勞動節的社區演出，何軍也參與了兩個節目，小品《誰是最偉大的人》和詩歌朗誦《相信未來》。從那以後，他每周都會去圖書室四五次，直到 2014 年買了離沈巷村較遠的公寓，才減少到一兩次。

四年時間，何軍逐漸變成星星家園文學小組的核心成員，負責組織策劃日常讀書分享活動、社區詩歌朗誦活動，訪談打工者，編輯打工者詩文合集《工友通訊》。他也開始了對自己的文學教育，不過閱讀的大多是與鄉村和工人生活相關的著作，比如《平凡的世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國在梁庄》以及《切·格瓦拉傳記》。有空時，他也喜歡聽歌。用他自己的話說，都是一些」關於流浪者新生」的老歌，《流浪歌》、《離家的孩子》、《父親》。

也是在這間圖書室，何軍認識了一位甘肅姑娘。「當時認識她覺得挺可憐的，她家裡窮，父親有家暴傾向，母親有精神問題，發生了很多痛苦的事。我寫詩給她，一起去爬山，慢慢就熟悉了。」

2015 年，兩人成婚。去年初，女兒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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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軍偶爾會想想自己的職業路徑未來可以怎麼走。

在外企，管理崗一般對外語和學歷有高要求，任職者經常是獵頭挖來的空降兵，何軍覺得自己沒戲。另外，他 7 年來始終在一線工作，升職後仍然處於半技術員、半操作員的狀態，晉陞道路其實比較有限。

現在，工資有七八千，稅後六千，何軍暫時感到知足。他對成功人生的定義比較單純：好好過日子。

在 2012 年 7 月 8 日的一篇日記中，他寫自己對生活期許，「享受每一刻……不要等待上課又下課，不要等待工作、等待結婚，不要等待星期五的晚上和星期日的早上，不要等待一輛新車，不要等待還清住房按揭，不要等待春夏秋冬，不要等待月初和月末，不要等待死亡……」

但身邊急著賺錢的人更多。

《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的作者呂途到沈巷村來調研，何軍還記得在圖書室接受訪談的一個年輕女孩。這個女孩才 20 歲，初次見面，看上去天真單純，邊打工邊憧憬未來的美好生活。第二次再見，談吐間都是怎麼利用微商賺錢。「呂老師就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年沒見就能變成另一個人。」

在何軍的朋友圈裡，一位彈吉他的朋友寫到三個新年願望，其中一個是：「明年寫一首能賣 1000 萬的單曲。」

何軍排斥成功學。在給星星家園《工友通訊》撰寫一篇工友日記中，他寫道；」慾望是無止境的，我認為在外掙的工資只要能維持各方面的生活、家裡人以及自己的各種應對突發事故的需求就可以……但如果不靠加班，我的工資也會少得可憐……所以我也渴望加班，能夠多拿點工資。"

他身邊有很多人痴迷做微商，淮安漣水縣人張濤是其中一個。他也時常在圖書室露面，但總不忘推銷一支號稱「防近視」的玫紅色圓珠筆。

張濤今年 50 歲，在蘇州打工 20 年，前後因關廠或工作環境問題換過五份工作。2000 年到現在，工資只從 1380 元漲到 2500 元。一家四口生活拮据，擠在13 平米的房間里，月租 600 元，兩個女兒分別在蘇州讀小學和初中。去年，育兒教育微信群里有個陌生人主動加好友，向他推銷防近視圓珠筆，張濤便跟著做起微商。採訪時，他還隨身帶著，掏出來展示。

這就是一隻普通圓珠筆。拿它寫字，臉如果朝桌子湊得太近，筆尖會縮回去。張濤解釋說，這個產品由廈門一個叫林文老師的人研發，銷售分級別，採購一支售價 158，4 支單價 110，一盒（20 支）單價 90，累計購入 5 盒單價 75 元。

張濤自己一共買了 35 支，4 個月只賣掉 10 支。但他並沒有因此沮喪，說「明年打算賣一萬支」。

有時在圖書室碰面，何軍會和張濤爭執，試圖說服他。「那些微商本質上就是傳銷，你要賺錢，最後只能把你的親人都拉進來，騙的都是你最親近的人。」

某微商群中的信息

何軍最親近的妻子雖然沒有被騙去賣防近視的筆，但也沒逃過微商。

妻子曾在上海的保險公司工作，可能正是當年房地產老闆會喜歡的員工，「有衝勁、有野心」，面試被問到薪資會大聲說出」年薪 50 萬「的那種。

決定與何軍結婚後，她回到蘇州，在橡膠廠里打工。生產車間的溫度常年維持在 40 度以上，通風性差，橡膠揮發後產生的有毒氣體散不出去。人在裡面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身上皮膚免不了潰爛化膿。由於受不了這樣的工作環境，她打工三個月後便辭職，在家裡專心帶孩子。

婚禮時娘家要求的 10 萬禮金以及房貸壓力，僅靠何軍一人稅後 6000 元的收入難以支撐。2016 年 2 月，妻子瞞著何軍，將婚禮時收到的紅包和家中積蓄投資到借貸寶，借給了三個陌生人。這三人隨後均以學生身份為由，表示無力償還，夫妻兩人也不知該如何追討債務。

為了彌補這個新出現的財務黑洞，妻子做起微商，賣化妝品。每隔幾個月，她都會去杭州參加微商大會，聽上級演講，主題多關於如何發展下線、提升銷售額；在家中，手裡就總攥著手機，看微信群里發來的視頻演講和「學習資料「。何軍不記得她代理的化妝品具體叫什麼名字，但對妻子描述的金字塔結構印象深刻。塔尖是「總島主」，再往下有島主到島民四級分層：一級代理 38，二級代理 68，三級代理 98，四級代理 158——和那隻防近視的筆差不多，與傳銷無異。

兩人在家附近的靈岩山吵過一次架。妻子提出離婚，何軍想了想沒同意。原因就是剛開始時他想到的那些——結婚、有了孩子，就該好好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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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圖片來自酒店官網

2 月 3 日下午 5 點半，離年會正式開始還有 45 分鐘，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樓的宴會廳已擠滿了人。

為了裝下近 600 多名出席者，公司包了兩個廳。準備上台的的人們穿著演出服，在廳外來回穿梭；迎賓處則被圈成一個約 30 平米的雞尾酒會區，外國高管們在裡頭觥籌交錯，和圈外的人們像是處在兩個世界。

節目共有 15 個，綵排從當天早上 9 點半就已開始。何軍參與的節目排在第一個：前半部分，他彈吉他，另兩位同事一個吹口琴，一個獨唱；後半部分，吉他和口琴下場，換上幾位女同事撐著紙傘、穿著水袖來伴舞。為了這次表演，三人在淘寶上專門找了一套禮服來穿。黑色中式禮服，上裝胸前有一排中式排扣，領口和袖口描著金色花邊。

何軍特意抽空去理了個板寸，把扣子一直寄到領口。

綵排間隙，他發來幾個現場視頻，有舞獅和《我愛你中國》大合唱，說：「我們作為較早引進的外企，紮根蘇州 21 年不容易！」他還提起去年公司 20 周年，宴會廳外放置了一長條歷史牆，介紹其在中國市場的發展歷程，有點可惜這次沒展示出來。

年會開場，全球總裁先被請到台上發言。他先用英文說：「2017 年對我們集團來說是個好年。德國、歐洲、亞洲等主體市場形勢漸好。儘管有匯率的負面影響，但全球銷售額仍然達到雙位數增長，達到 2.6 億歐元。希望我們明年也能保持這樣的良好勢頭。」隨後換成中文，用「新年快樂」做了結尾。

何軍拿起吉他和曲譜架從舞台右側走上來，和兩個同事坐在舞台一角。為了顯示出大銀幕上的歌詞和圖片，宴會廳里滅了燈，三位表演者的表情看不分明。當銀幕跳出「分別總是在臘月，年後我們再聚首」時，現場不少人站起來，開始用手機拍照或錄像。

表演在幾分鐘內結束，何軍不太滿意。「緊張得心臟都要跳出來了，腿一直抖，彈錯了好幾個音。」負責獨唱的同事也抱怨，伴舞上台時碰掉了自己的麥克風，導致後半程聲音都沒有收進去。但與他們對自己的評價相反，到末尾計票時，何軍他們的節目有 33 票，獲得了全場第二名。

年會過後 12 天就是除夕。這一年，他請了四天年假，2 月 10 日就帶著老婆孩子到老家山東臨沂過年。10 天后，何軍又將回到他離不開的蘇州，繼續他的生活。

但願他的新年願望可以實現。

（*文中何軍、張濤均為化名）

題圖、配圖：何軍攝影，部分由星星家園提供、Lesly Juare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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