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搞運動也挺嚇人的

作者：周黎明（騰訊·大家專欄作家，知名影評人）

中國時間2018年3月5日，《水形物語》擊敗國人普遍看好的《三塊廣告牌》，拿下第90屆奧斯卡的最佳影片大獎。在諸多原因中，《水形物語》的政治極端正確（同情左翼、少數族裔、LGBT等各種邊緣群體），以及《三塊廣告牌》骨子裡的政治不正確（種族歧視者居然自我救贖）是一個重要原因。其他獎項的得主中，政治正確是一個相當顯眼的標誌。

《水形物語》海報

《三塊廣告牌》的女主米爾德雷德

在此三天前，《金錢世界》在中國上映。該片的幕後戲劇性不亞於銀幕上的故事：片中扮演爺爺J. 保羅·蓋蒂的凱文·史派西去年10月突然爆出性醜聞，片方決定把他的22場戲重新拍攝，換成另一位演員——《音樂之聲》中扮演上校的普拉默。

《金錢世界》劇照，普拉默扮演J. 保羅·蓋蒂

這讓我頓時穿越到2015年。《捉妖記》拍竣後，主演柯震東因吸毒被抓，他的戲份被重拍。不同的是：一，柯震東是男主角，重拍部分多達70%，而影片推遲上映將近半年；二，《捉妖記》最終票房24億人民幣，近7倍於其拍攝成本，而《金錢世界》的北美票房僅5000萬美元，跟成本持平。（註：這不等於總收入，更不等於最終利潤）

最重要的區別：柯震東版的《捉妖記》在當時不可能拿到上映許可證，而史派西版的《金錢世界》是可以上映的，它的風險來自於觀眾可能發起的反感或抵制。

那，凱文·史派西究竟犯的是什麼事兒？

這得追溯到1986年。當時剛踏進影視圈、仍未成名、年僅26歲的史派西，在一個家庭派對上，將一名14歲少年按倒在床上；少年不從，他氣哼哼地走了。這位少年後來也當了演員，並於31年後將此事曝光。史派西回應說，他真的不記得此事了，但他願意為自己酒後可能有過的不當行為道歉。

如果此事屬實，大約相當於我們說的「誘姦或強姦未遂」吧。至於究竟是誘姦還是強姦，可能取決於史派西強迫對方的程度。但在美國，重點在於少年的年齡。14歲屬於未成年，別說是不情願，即便少年心甘情願，甚至是他主動出擊，從法律角度，那個成年人依然會算作強姦。

此事曝光後，又有15人指控史派西性騷擾，包括他在倫敦老維克劇院擔任藝術總監期間的下屬，以及《紙牌屋》劇組的8個同事。調查仍在進行中，結果尚未公布。

《紙牌屋》中的凱文·史派西

假定這些指控全部屬實，凱文·史派西就是我們俗稱的「咸豬手」，無論是利用職權還是利用個人魅力，對身邊的同仁進行性騷擾。從道德角度，這是不當或可恥的，甚至有可能觸犯法律。

但，這能證明他不是一個稱職演員么？

誠然，片方有權刪除他的所有戲份，用導演的話來說，「我們支付了他酬勞，合同中也沒註明他的戲份必須保留」。事實上，在好萊塢，一個角色在剪輯台上被徹底刪除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從市場角度，擔心史派西的壞名聲損壞影片的票房，從而選擇拋棄他，那也是符合邏輯的。

《金錢世界》中史派西被刪掉的戲

真正奇怪的是這種邏輯：因為史派西私德有問題，所以他的表演必須從觀眾心目中一筆勾銷。

而這，恰恰是當下好萊塢的邏輯。這種邏輯跟文革期間封殺藝術家如出一轍——因為你的出身、階級成分、立場有問題，所以必須剝奪你演電影的權利。

除了史派西，類似情況也正發生在伍迪·艾倫、詹姆斯·弗蘭卡等一大批人身上。

就本屆奧斯卡而言，去年的影帝凱西·阿弗萊克（《海邊的曼徹斯特》）按照傳統應該擔任本屆影后的頒獎人，但因為有女性狀告他在拍片期間有類似不當行為，使得他成為「過街老鼠」。他乖乖地主動提出不參加本屆頒獎，省卻了主辦方不給他發邀請的窘境。

知名主持人Ryan Seacrest也受到類似指控，他曾鄭重否認，調查仍在進行。當他出現在紅毯上主持熱身節目時，多位明星刻意躲著他，彷彿他得了瘟疫，會傳染。

Ryan Seacrest

即便是獲獎人當中，按照好萊塢行業刊物《綜藝》（Variety）專欄作家Maureen Ryan的說法：「山姆·洛克威爾贏得了最佳男配角，他在《三塊廣告牌》里的角色被很多人認為在種族關係方面是有問題的。加里·奧德曼贏了獎，儘管他曾被他妻子指控有家暴。科比·布萊恩特得了一個動畫片獎，我們很難不聯想到十多年前有位女性控告他強姦，他做了和解。他當時發布的一個聲明說：『我現在認識到她覺得她並不同意那場相見。』」

該文接下來的一段寫道：「本屆頒獎典禮給人模稜兩可及自相矛盾的感覺，因為在場觀眾以及電視觀眾都知道，要達到真正的包容，以及把所有犯事者全部趕出這個行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換言之，加里·奧德曼、科比·布萊恩特都應該像凱文·史派西那樣被驅逐出去，甚至連扮演壞人的山姆·洛克威爾似乎也沾了腥。

《三個廣告牌》中山姆·洛克威爾扮演狄克森

如果該文作者的意見被廣泛採納，那要法律做什麼？法律的前提是疑罪從無，你得經過法庭的審判，被判有罪，才能被定性為罪犯，否則，只是懷疑和調查對象。

其次，僅就性侵或性騷擾來說，每個案子的嚴重程度有天壤之別。有些是赤裸裸的性侵，有些是施加壓力進行性交易，有些是調戲，有些是揩油，占點小便宜，甚至有些屬於熱情過度，介於有意無意之間。這裡面有犯法的，有違反職業道德的，有舉止不當的，有無知的（比如過於長久地握住對方的手）。

這波性騷擾醜聞，源於哈維·韋恩斯坦遭到《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的揭露。哈維的行徑，是性騷擾中最為惡劣的。他的做法是把女演員叫到他下榻的酒店房間，聲稱要談工作，然後身穿浴袍，要對方為他按摩，幫他打飛機，或者看他洗澡。他的潛台詞一點也不「潛「——你滿足我的性慾，我才考慮給你演戲的機會。

哈維·韋恩斯坦

這是最典型的職場性騷擾，即利用自己的權力來換取下屬的性服務。

哈維這種行為已經持續了30年，我在十多年前隔著一個太平洋就聽說過，但好像跟他共事的人最痛恨他的，主要還不是性騷擾，而是他的兇悍。或許，他性騷擾的對象主要限於年輕美貌的女性，而喝斥的範圍就更廣了吧。

那些女性受害者沒有早早站出來，那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她們害怕遭到他的報復。但媒體拖了這麼久才挖出這個公開的秘密，本身就說明了這種事往往是用來攻擊政敵的，而哈維恰恰跟白左屬於同一陣營，因而，美國媒體多少有點投鼠忌器的擔憂。而好萊塢同行真的不知道他的惡行么？整個好萊塢歷史上像他這樣的人從來沒斷過，但整個行業似乎一直默認，甚至縱容。

好萊塢及美國「白左」在面對性騷擾以及其他議題上，給人的感覺並不真誠。首先，他們選擇議題往往是雙重標準，好像是在追捧時尚，只有熱門話題才是重要的。比如，性騷擾這回成了他們的熱點，但性別歧視反映在片酬上，卻鮮少有人出來說話。還是拿《金錢世界》舉例。馬克·沃爾伯格為九天的重拍收了150萬美元，比米歇爾·威廉姆斯的全部片酬（62.5萬美元）還要多。論演技、論顏值，威廉姆斯勝過沃爾伯格，論戲份、論知名度，兩人相差無幾，但沃爾伯格就能拿到500萬片酬。

《金錢世界》中米歇爾·威廉姆斯扮演蓋爾·哈里斯

憑什麼？就因為他是男的？

好萊塢另一個熱門話題就是少數族裔的機會，理由是世界上有那麼多黑人，為什麼美國電影里的黑人不夠多。所以近年來黑人角色越來越多。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亞洲人佔全球人口六成呢，他們銀幕上能有多大體現？

性騷擾固然可惡，但好萊塢式的譴責性騷擾更令人恐怖。說好聽一點，是矯枉過正；說嚴重一點，到了人人自危的境地。像《綜藝》那樣的媒體幾乎到了大字報的程度，一度鋪天蓋地的各種「表態」，問每一位演員怎麼看待這事兒，如果對方不是旗幟鮮明地譴責哈維，那他就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替代史派西的普拉默被要求評價史派西事件，他說了一句「我為他感到悲哀」（sad），就被視為同情史派西，嚇得他再也不敢出聲。

誠然，遭到性侵或各種不公待遇的人確實應該勇敢地站出來。但是，如果你在跟哈維等人共事時並沒有看到聽到什麼，你總不能順著公眾的想像去杜撰吧。

《弗里達》的監製兼主演薩爾瑪·海耶克在一篇長文里，細述了哈維出品該片的種種細節，包括對她的性要求，對影片加入性描寫的要求，以及各種霸道和跋扈。但她也提及，哈維「有時也是一個幽默可愛的人」。

從極端者的視角，這句話足以證明海耶克的革命立場不夠堅定，居然在一個惡魔身上能找到人性的一面。這跟咱們的電影里壞人不許昂首挺胸是一個套路。

法國女星凱瑟琳·德納芙發起的反運動，從某種角度是有意義的唱反調。在騷擾和正常表達愛慕之間，有一個相當寬泛的模糊區。如果把這個區全部劃入性騷擾，那麼，整個西方社會的舉止行為就得重新定義，那些曾經被認為是浪漫和調情的做法可能會導致失業。（確實，這個區域里也有真正的性騷擾，不可低估，但恐怕得分別判斷。）

凱瑟琳·德納芙（右）

如果一個人（或者幾個人一起）控告某人性騷擾，未經調查，便在大眾輿論的法庭里給他定罪，讓他成為喪家犬，那麼，這個權力遲早會被濫用。最早揭露哈維·韋恩斯坦的兩位《紐約時報》女記者就看到了這一點，她們說，如今有些媒體已經不加調查、不去收集各種佐證和旁證，便把某個性騷擾指控當做事實加以報道，這是非常危險的，也違背了最基本的新聞操守。

形象地說，法制精神要求寧可錯放過一萬個，也不能錯殺一個無辜者；而現在的氛圍是，寧可錯判一萬，也不能放過一個性罪犯。

第8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提名影片中，有一部丹麥影片，叫做《狩獵》，講述一個幼兒園男教師，被誣陷性侵一名幼兒。即便法庭認為證據不足，而且事情得到了澄清，但在公眾眼裡，他永遠無法洗清自己。

擱在今年，估計這片也會被視為政治極端不正確。

《狩獵》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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