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塊廣告牌：好人都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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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奧斯卡大獎公布了，遺憾的是《三塊廣告牌》沒有拿到最佳影片獎，只拿下了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兩項。但是說實話，多年來，令人震撼的、超越認知局限的影片不在少數，但是像這部電影一樣如此「反常」，蘊藏如此深刻的，真的很難得。因為在廣告牌黑色幽默的緊湊劇情里，真相已經不再重要，它只是在用它的方式告訴你——何為人性。

還記得那個鏡頭嗎？當米爾德里德衝到廣告公司里想要租下那三塊廣告牌的時候，廣告代理人正拿在手裡看的那本書，正是弗蘭納里·奧康納的《好人難尋》。其實如何看懂《三塊廣告牌》這部電影，搭配這本小說服用效果更佳。

1957年，T. S. 艾略特讀到一本名叫《好人難尋》的短篇小說集，這本書讓艾略特感到「毛骨悚然」，以至於他這樣評價這位文學新人：」可以肯定，此人身上有一種奇異的天賦，才藝當屬一流，可是我的神經不夠堅強，實在承受不了太多這樣的攪擾。」而這位文學新人就是弗蘭納里·奧康納。

弗蘭納里·奧康納1925年出生在美國的喬治亞州，十五歲的時候父親因病去世，而她在39歲的時候因病去世，短暫的一生飽受紅斑狼瘡的困擾。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信徒，她說過：「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統教派的立場上看世界的。這意味著，對我來說，人生的意義集中於基督對我們的救贖，世間萬物在我的眼裡無不與此有關。」

弗蘭納里·奧康納

但令人詫異的是，這樣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她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好人難尋》在內，主人公個個都冷酷自私無恥醜陋虛偽，他們不到南牆不回頭，最終他們幾乎沒有一個有好下場。難道基督徒式的救贖不應該是充滿愛和憐憫嗎？

幸虧作者並沒有對此保持沉默，她告訴我們：」我的小說的主題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現在魔鬼操縱的領地。」「每一篇出色的小說里都有這樣一個瞬間：你可以感覺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絕。」

這一時刻又是如何到來的呢？面對這個問題，她說：「我發現，暴力具有一種奇異的功效，它能使我筆下的人物重新面對現實，並為他們接受天惠時刻的到來做好準備。」

帶著奧康納的回答，我們也許就能看懂這部電影的「反常」之處了。

和奧康納的小說一樣，《三個廣告牌》看起來也像是在歌頌某種「看不起來不太對勁」的東西。在密蘇里的一個小鎮里，看起來波瀾不驚。但是這種平靜很快被女主米爾德里德的三塊廣告牌打破了。這位勇敢的母親為了慘遭姦殺的女兒，在鎮上一條路做了三個醒目的廣告牌，看起來即將要為女兒的死去討個說法。

一開始觀眾大概會心想，一個母親為女兒伸張正義，甚至是對抗腐朽體制的法律體系的的好故事即將開場了。要麼這是一個追捕真兇的懸疑故事，要麼是一個個體對抗體制的黑色幽默。

然而，你萬萬沒想到事情竟然是這樣的，經過一波三折，好人也會做壞事，壞人也突然變得可憐，他們在面對事情的時候，唯一解決方式就是——暴力。

受害者米爾德里德對患癌的威洛比警長失去了同情，對一切反對她的人以牙還牙：用鑽牙的電鑽鑽進了胖牙醫的手指、暴打兒子的同學、甚至放火燒了警察局導致警官迪克森毀容；

生活窘迫的白人警官迪克森向來仇視黑人和同性戀，用警棍拳頭和手槍解決一切，甚至將廣告商從二樓扔出去；

救了米爾德里德的矮子先生看起來忠厚真誠，卻在追求米爾德里德未果的時候惡語相向；

新上任的黑人警官讓人誤以為是米爾德里德女兒姦殺案破案的關鍵，他大快人心地開除了迪克森，但影片最後，我們才發現他同樣也有貓膩...

這部電影在每個關鍵時刻都在不斷給你希望，因為你仍寄希望於「好人」的存在，而這時你得到的是不斷地失望。因為在這裡，每個人都在受苦，每個人也是施害者，「好人」不存在的，每個人都只顧舔舐自己的傷口，痛苦並沒有讓他們覺醒，而是讓他們變成了他們手槍里的子彈，射向了別人。

我們不得不又搬出了奧康納。在她的小說中，暴力和不幸事件在書中反覆出現：殘殺、溺水、大火、猝死、搶劫、車禍，等等。《好人難尋》一書收有十篇小說，全書共有十人死亡，平均每篇小說死掉一個。在虔誠基督信徒奧康納看來，得救需要來自上帝的恩惠，但這種恩惠並非是我們普遍認知的那樣，是溫暖的和愛撫式的，在這裡，這種恩惠總是黑暗的和具有破壞性的。

毀滅性的能量來自於人性深處的本能，當勢不可擋的壓力形成到一定的程度，暴力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種手段和結果。

這種半是有意、半是遺傳的與神疏離的主要結果是，神只能是以暴力來闖入人類的知覺，在密不可分的日常生活中發出撕裂的聲音。——傑弗遜·漢弗萊

在這個小鎮上，平淡、保守、閉塞，任何人之間大多互相認識，更深層的是美國社會積弊已久的種種惡習——恐同、毒品、家暴、種族主義，在暗流涌動。

在這種畸形的重壓下，在這種人性的較量下，人們別無選擇，除了自保，除了帶有毀滅性的表達，每個人似乎都找不到別的路。

我們可以看到暴力成了人們在絕望甚至毫無知覺中很容易就拿起來的救命稻草，參與生命的修補，甚至是成為一種溝通工具。

1

迪克森通過暴力重新梳理「正面」身份：

警官迪克森一出場，就讓人頗沒有好感，他是小鎮里著名的毆打黑人的惡棍，是對人出言不遜的小混混，是動不動就用槍指著人額頭的暴力警察。但是我們在威洛比自殺後留給他的信里得知，這個惡棍警官其實本身也是不幸的受害者。父親早逝，早年就承擔起照顧酗酒母親的責任，而作為同性戀的他，想必也從小受到不少欺負和歧視。

而正是因為如此，暴力成為了他保護自己的身份的一種絕佳武器。通過對同性戀以及黑人的暴力，他鞏固了自己搖搖欲墜的白人以及異性戀的「身份正確」；通過對小鎮居民的「錯誤」行為施加暴力，他確認了與「弱勢者」相對的「權威者」身份。正是通過暴力，幫他找回了自尊，但是同時，這也讓他麻木了自己的感受，從而成了「惡」的幫凶。

2

米爾德里德通過暴力來溝通一切：

在小鎮里，米爾德里德的女兒被姦殺卻長期得不到破案，案子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漸漸地被警局擱置，錯過了最佳的破案時間，這在我們今天很常見。每天在我們的生活中都有熱點發生，人群一哄而上撲到某個震驚社會的事件上，不到幾天的時間，又迅速退散，因為很快又有新的事情佔據了人們的注意力。在電影中，米爾德里德的情況也是這樣。她唯一的方法是以暴制暴，她在的遇到反對的時候無不以暴力來強勢回應。

也許常年被家暴導致了米爾德里德的以牙還牙式的暴力，但是她的暴力，更多來源於真正的殺人兇手逍遙法外，正義失效的情況。當某些人破壞了倫理而並未受到倫理之內的懲罰，並且所以可以解決的方式都是徒勞的情況下，便只能依靠死亡和復仇來維護秩序。

另外，通過米爾德里德在女兒慘死之後的追憶，我們也不難發現其實她也是一個在對待女兒的叛逆問題上以暴制暴的人。

而在影片最後的開放結局裡，同樣是通往一場極有可能的暴力。米爾德里德和迪克森一起，開著車駛向那個不確定的殺人兇手。

相比於奧康納小說《好人難尋》里的人物往往只有死路一條，直到臨死前才獲得神的那一刻恩惠，在電影《三塊廣告牌》里，並沒有一味的灰色絕望。

所有的暴力行徑的蠢蠢欲動如同一根針一樣刺痛了我們，並且鮮活了我們。最終迪克森在視為精神教父的警長威洛比的信中幡然醒悟，他突然像一個活在深井裡很久的人突然看見了鏡子里的自己。其實他並非壞，只是沒有意識到壞是什麼，但真正意識到自己在作惡的人，又有幾多呢？

而那個唯利是圖的廣告商，並非也只是唯利是圖，在在被迪克森暴打之後他仍舊向他伸出同情的手。

至於米爾德里德，她被喪女之痛包裹下缺乏同情而暴力不堪的內心，也有脆弱而充滿愛的一塊，她也曾因警長威洛比咳血而露出心疼的神色...

在喪文化在全世界如此流行的今天，這部電影同樣時不時地在和人性之「喪」呼應，但與一喪到底截然不懂的是：它揭開生活的不堪給你看，教你接受苦難這個硬殼的存在，然後用尖銳的智性結成一把長矛，刺破這個堅硬的殼，使我們獲得更廣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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