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量表測不出創造力，也測不出一個人的明智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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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的中國社會學研究，在美國社會學傳統的影響下，日益表現出以經驗實征方式進行量化研究的趨勢。《實證的迷思：重估社會科學經驗研究》是台灣大學著名社會學者葉啟政先生的新著，全書致力於對當前社會科學中占統治地位的計量與統計方法進行理論反思，回溯了社會學實證主義傳統形成的文化-歷史語境，對統計方法中的核心概念進行知識社會學分析，指出其並不具有超越特定時空場域的普遍有效性。
今天推送的內容選摘自《實證的迷思》「第二章 社會現象的量化、測量與數學化——向自然科學傾斜的認知典範」，文章對社會學研究中的量化、測量與數學化作了批判性考察，指出不管多麼精細地測量，所能觸及地均是表面、部分，是無法處理社會之複雜性的。譬如，IQ量表即測不出創造力，也測不出一個人的明智判斷力，量化數據並不能告訴我們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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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量化、測量與數學化的一些批判性考察（節選）
文 | 葉啟政
任何測量都包含某種程度的抽象化，即某些事物必然從數目的描述中被剔除，因為它總是由某一組的性質以及其與被排除之其他的關係來決定（Kaplan， 1964：207），譬如，當我們選擇測量重量時，即不涉及大小與密度。如此一來，基本上，數量本身必然涉及「質性」，而一個被測量的質性即是其量度（measure）所表現的量值。譬如，IQ量表即測不出創造力，也測不出一個人的明智判斷力。所以，任何測量均有極限，並不能告訴我們所有的事情的（Kaplan， 1964：209）。
測量最大的社會功能即是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當它被限縮於一些屬性上面，且被運用於「關係」時，它則必然與「類型」關聯在一起，均值人（average man）的概念也就得以浮現，且有了意義（即作為比較的判准）。但是歸根到底地來看，即使如此，均值人實際指涉的還是以某一屬性或至多某些屬性所營造的指標為對象而已。這即意味著，不管測量多麼精細或考慮得多麼周到，它本身所能觸及的總是片面、部分的。如此一來，倘若人的行為或社會現象基本上是一種完形（con?guration）的話，那麼，我們期待著對種種屬性的測量值施以某種加總的方法（summation method）來表現「完形」的整體狀態，理論上是不可行，也不可得的（參看Kaplan， 1964：211）。易言之，對屬性加以測量，本質上即是拆零方法的運用，乃與「完形」的整體想像是不兼容的。
在1955年，Blumer即強調人們之日常生活世界的特質與澄清概念乃是理解社會現象的必要要件，他以此為基礎對經驗實證論者進行批判（Blumer， 2006）。以Blumer這樣的論述為本，Cicourel認為，以數學體系來經營的公設演繹論只是未具解釋性的符號，它需要具備三個條件：
1．數學體系之公設必須可以轉譯為具明確理論的法則；
2．兩個體系的詞語（terms）需要有一與一的符應；
3．兩個體系自身的公設和法則需具備一與一的符應（isomorphic） （Cicourel， 1964：9）。
基本上，對社會事實的測量（特別是所謂的文字性測量［literal measurement］）本身即是一套有限的意義分享網路，因此是文化問題，亦即，如何選擇概念、屬性、變項均涉及文化意義（Cicourel， 1964：14）。Cicourel體認到個體實用主義的研究動機，他採取行動者為主的模式來指出，研究者經常是仰賴人們應會如何反應的常識性知識，且人們的實際反應將與以此一常識性知識為本的期待相符應。因此，觀察者以未表明的常識程序來定義問題，並仰賴此建構的操作性量度來建構指標，以用來對人們的反應或評論予以分類（Cicourel， 1964：21）。這也就是說，社會學的觀察、分類、標示，乃至測量，均根植於日常生活中之「共同了解體」與「語言之共同了解」的前提之中（Cicourel， 1964：23）。然而，因為幾乎所有的社會測量，特別是對社會行動的研究，均是武斷的，在語言、文化意義和測量體系之間存在裂罅，在在均帶來了問題（Cicourel， 1964：24）。
總之，整個測量體系基本上乃建立在以物理學為基礎的形式邏輯或集合論等等上面，彰顯的是理性人，且是均值人的假設（Cicourel， 1964：26-27）。此一說法無疑指向Lazarsfeld之重視數學體系所要求的反身性（re?exivity）、對稱性（symmetry）與遞移性（transitivity）等等的質性屬性論。再者，誠如Torgerson所強調的，測量指向的不是事物（object）的自身，而是事物的性質，所以量尺（stick）本身不是可測量的，測量的是其長度而已。因此，認可的測量（measurement by ?at）乃端看概念與觀察間的設定關係而定（如所謂的「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指標）（Torgerson， 1958：14）。Churchman也指出，測量是一種「決定」的
活動，乃受到決定的設准來予以評估（Churchman，1959：84）。准此，顯而易見，「認可的測量」基本上是無法處理複雜之社會實在的結構的（Kaplan， 1964：33）。
一向支持且自己也從事量化研究的Duncan也承認，與物理現象不同，在社會現象里，我們沒有任何測量體系可以運用小數量的面向來首尾一貫地描繪，而且，至少在原則上，我們也缺乏明確的測量單位體系，足以讓使用的變項與其邏輯上乃屬初始性之數量的共同集合（the common set of logically primitive quantities）有所關聯。譬如，在社會科學裡，我們就沒有類似物理學中的質量、長度與時間等等的「單位」概念（Duncan， 1984：162）。肯定量化研究的Bulmer也從內部進行自我批判，他指出，與經濟測量相比，社會測量不只有著資料的「軟或硬」問題，而且還牽涉到概念的支援體系的問題（Bulmer， 2001：461）。於是乎，作為一個典型之經驗實證論的支持者，Bulmer以經濟學為範例，指責社會學家缺乏對概念進行形式化以及在概念與測量之間謀求整合的努力，也缺乏予以適當操作化的成績（Bulmer， 2001：464-466）。以此一立論為基礎，Bulmer把一個改進的重點擺在建構「適宜」的測量上面，認定有三個領域需要加以重視，其中的一個即是社會指標的建構（其他兩個分別為「社會階級」與「種族與族群」的測量）（Bulmer， 2001：467-471）。顯然，Bulmer這樣之「內部」性的改良依舊是在同一個圈子裡打轉，無法觸及量化與測量背後所可
能面對之更為深層的哲學性問題。最簡單的說法即是：至少某些社會與心理現象，打從根底來審度，是否就不可能，也不應該以量化的方式來處理？這涉及的是攸關社會與心理現象的本質的課題，乃屬哲學層次的根本問題。德國詮釋學傳統論述的根本，基本上即可以說是意圖關照到這樣的層次的。
當我們進行數學化（mathematized）的時候，指的不是實在（reality）本身，而是有關實在的觀念，因此，數學本身是中性的（Bunge， 1973：131）。以此為基礎，Bunge即肯定Coleman（1964）所建構的數學社會學，認為不只可以滿足人文取向之社會學家的目標（指對行動的了解［understanding of actions］ ），而且指向外在因，甚至可以操作動機（motives） （Bunge， 1973：142）。又，誠如Fararo所陳述的，儘管不同結構型對行為可能有著不同的意義啟發，數學處理基本上卻都是指向一個目標——概念化之數字、空間幾何或抽象符號等等的關係的結構化形式（Fararo， 1969：78-79）。縱然我們以最容忍的態度退一步地接受Bunge 和Fararo的主張，但是再怎麼說，它就是無法處理行為背後的（文化）意義內涵的問題，而這恰恰是了解人類之社會行為時最值得關心，也是最為重要的核心課題。
像所有忠誠地支持經驗實證論的社會學者一樣，Fararo始終堅持，社會學乃是通過客觀資料來建構系統化知識的一門經驗性學問。容或這樣的看法可以接受，也不必然如作者所論斷的，只因自然科學思考也有著類似的過程，就命定可以運用於社會行為的研究上面。這樣之「理性化」的一與一對應的說法，基本上乃建立在「形式相似，即可類推運用」之認知模式的基礎上面，忽略了任何社會行為現象都有特定的完形，其精髓內涵——意義——是無法以數學的形式來表達的。譬如，Fararo即認為，當我們關心的重點在於角色扮演（role-playing）時，我們的重點只是在於以角色（而非整體個體）來內化態度的部分（Fararo， 1969：80）。這樣的假設大有問題，忽略了如Archer討論能動性時所注意到之能動者（agent）、角色（role）與位格人（person）之間經常是糾結的情形（參看Archer， 2000，2003）。顯然，Fararo的知識建構想像是以自然科學的迷思（如定理、精確等等）為要件，認定的是公設演繹論的認知模式，同時認為採取數學模式來建構社會行為的「規則」會顯得比使用非數學模式的「規則」來得精確（Fararo， 1969：92）。另外，作為肯定數學模式的信仰者，Humpherys接受數學模式的探討無法容納某些面向的理解——如上述有關行為內涵的意義問題，但是，他還是堅持數學模式可以提供另類的信息，是韋伯式的擬情了解所做不到的（Humpherys， 2003：168）。然而，畢竟問題的根本關鍵還是在於我們到底對社會學的分析與理解有著怎樣的期待。一旦我們肯定行為與社會現象背後的（歷史-文化）意義是社會學探討的核心課題，我們似乎就不能不在數學模式與詮釋理解之間有所選擇了。
從19世紀Wilhelm Dilthey 以來，德國學界對「自然學科」（Naturwissenschaft） 與「精神（人文）學科」（Geisteswissenschaft）之分際的爭議，已是修習西方社會學思想者耳熟能詳的基本課題，在此，實毋庸多加贅言。其實，早在17世紀，法國的Pascal即把人的心智區分為兩種：幾何式的心智（esprit geometrique）與纖細式的心智 （esprit definesse）。以最簡單的語言來說，前者乃表現在慣於通過嚴謹的抽象定義、公理與定理進行推理功夫的心智。這種心智強調的，是種種原則（或脈絡）的條理分明，但卻往往與日常用途相去甚遠。因此，經此一「非字面性的」即暗指詮釋學只是從事著字面上之意義的解釋而已，因此，詮釋學是非科學的。由此一程序經營起來的知識，總是顯得僵直，沒有伸縮的空間，只要推理有誤，很快就可以注意到，而出錯的人，也不得不坦承。這種心智的表現最為典型的即在於數學的運算上面。至於後者，指的則是人具備的另一種心智能力，它提供了人們用來處理日常生活中那些無法嚴格界定之現象的種種原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現在詩歌或愛情，或所謂良好的政府，因為這些現象都無法確切定義，其所以如此，並非信息不足或不確實，而是主體對象的本質原本就是如此的緣故。因此，運用纖細式的心智來處理者，基本上是柔軟、富彈性，且屬於直覺的（Pascal， 1987：1-5）。
類似地，近人Tyrell以散發性（divergent）與聚合性（convergent）的辭彙區分了兩種問題形式：「不可以使用邏輯理由來解決」者和「可以使用邏輯理由來解決」者。譬如，生命基本上即是由散發性的問題維繫著，這些問題始終是「懸而未解」的，或許，只有死亡才能提供解決。但是，聚合性的問題則不同，它可以說是人類最有用的一種發明。作為一種發明，它並不是真正以本有自在的姿態存在，而是經由一種抽象的程序被人創造出來的。准此，一旦問題得以解決，解決方案就可以被寫下來，並傳授給其他人。如此往往可以使得接受的人不需再重蹈當初開始尋找解決方案時的心路歷程，就馬上可以予以運用。諸如物理和數學等等的知識，就只管聚合性的問題，而這正是其為何可以不斷「進步」，讓每個新世代都能承繼先人的遺緒，在百尺竿頭上更進一步的緣故。不過，人們付出的代價往往相當沉重，因為只跟聚合性的問題打交道，是不會融入人們的真正生活裡頭的，有的只是一再遠離，因為至少它觸碰不到意義的關懷問題（引自Schumacher， 2000：104）。
這些說法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深思的課題：其一，行為與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是否有著不可共量的本質性差異？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對心理與社會現象施予的，不管是量化、測量，尤其是數學化的作為，就有再認真斟酌的必要了，因為這牽涉到適宜性（adequacy）的問題。其二，我們對社會學知識到底有著怎樣的期待？假若我們期待的是行為與社會現象背後的（文化）意涵的話，那麼，單憑量化、測量，尤其是數學化的「實征」作為，是不足以讓我們有挖掘到深層意義的可能的，因為這涉及的是隱藏在行為與社會現象背後的意義性（meaningfulness）問題，絕非強調錶象之量化研究策略所能觸及。一句話，只為了期待把社會學推進以物理學為典範的「科學」殿堂而向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傾斜，將只是一種東施效顰的作為，更是一種自我矮化與異化的行止，這一切值得我們進一步地深思（參看葉啟政，2008）。
《實證的迷思：重估社會科學經驗研究》
葉啟政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0
ISBN：9787108060327 定價：46.00元
本書是台灣大學著名社會學者葉啟政先生的新著。全書致力於對當前社會科學中占統治地位的計量與統計方法進行理論反思，意在打破社會科學研究的「範式迷思」。
當今的中國社會學研究，在美國社會學傳統的影響下，日益表現出以經驗實征方式進行量化研究的趨勢。本書致力於對這種「範式迷思」進 行理論反思。作者回溯了社會學實證主義傳統形成的文化-歷史語境，尤其注重對統計方法中的核心概念「均值」與「變異量」進行知識社會學分析，指出其並不具有超越特定時空場域的普遍有效性。最後，作者以韋伯的「理念類型」作為一種特別的思考模式，陳述其在社會學思考中可能具備的豐富而深邃的意義。本書兼具思想史與科學史的特點，極大程度地打開了反思科學方法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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