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重鎮《時務報》，是被康有為的陰謀玩死的 | 短史記

文史 03-07

圖：《時務報》

文 | 諶旭彬

《時務報》是晚清維新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其最高達1.7萬份的發行量讓同期的其他報刊望塵莫及。

但該報的性質長期混沌不清，被視作康、梁宣傳變法的機關報。這是個嚴重的史實錯誤。自1896年時務報創刊，到1898年被康有為的陰謀折騰而死，《時務報》屬於維新，但不屬於康、梁。

《時務報》並非康有為創辦

1898年，梁啟超撰文《創辦時務報源委》，攻擊報館經理汪康年排擠康門弟子，稱《時務報》的創辦是康有為在廣東運籌帷握、遙領指揮的成果。

其原文稱：

「強學會停辦之後，穰卿（汪康年）即在滬度歲（時穰卿已移家上海，時啟超方在京師），康先生並招出滬，改辦（時務）報以續（強學）會事。」

這段話背後含有兩層意思：

其一、《時務報》是在康有為的召集和指揮下創辦起來的，不但是弟子梁啟超，連報館經理汪康年都是康有為招出山的。其二、《時務報》與康黨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有血脈上的繼承關係。

按照梁啟超的這一說法，《時務報》的創辦，康黨可謂居功至偉。這一說法，也被後世視作常識。

但這不是事實。

上海強學會停辦之後，康有為並沒有提出「以報續會」的設想，也沒有參與《時務報》的籌辦。梁啟超參與創辦《時務報》，與康有為的召喚也毫無關係。

先說強學會。1895年11月間，康有為自北京前往南京，試圖遊說張之洞捐資創辦上海強學會。遊說有成，但康、張之間的交流並不融洽。康有為主張「孔教救國」，宣傳「孔子改制」。張之洞非常不以為然。據康自稱，張曾對康有為說：「只要先生放棄孔子改制的學說，我定竭力供養」，康傲然回答：「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豈會為了區區供養而放棄自己的學說。」

獲得張之洞的支持後，康有為返回廣東為母親祝壽，行前找到汪康年，希望由汪出面主持上海強學會。康剛剛回到廣東，康黨僅出版兩期的機關刊物上海《強學報》卻遭到了張之洞的干涉和當局的封殺，緣由是該報拋棄「光緒紀年」而採用「孔子紀年」，有敵視現政權的嫌疑。強學會於稍後被解散，張之洞資助強學會的餘款亦被收回，另交汪康年創辦《時務報》。康門弟子徐勤、何樹齡等，相繼在康有為的召喚下離開上海返回廣東。

《時務報》雖使用了「強學會餘款」，但這餘款早已被資助者張之洞收回，故其本質上並不屬於康有為，而仍屬張之洞。張之洞是敵視和封殺強學會之人，其資助的《時務報》，豈能被視為強學會的延續？至於主筆梁啟超乃康門弟子，本就遠不足以證明「報館系由康黨創辦」。事實上，梁啟超是由一同參與報館創辦事宜的吳樵推薦給汪康年的，吳在推薦信里說：

「卓如近在閑住，意欲到滬助公，或在鄂譯書局覓一事，渠未寫信，屬代致，均望公籌之。

康徒唯此人可與也。

邇日與之極熟，

窺其旨亦頗以康為不然

，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處，公不可無以報之。」

「康徒唯此人可與也」、「窺其旨亦頗以康為不然」，推薦信里的這些詞句，恰恰說明了《時務報》初創時的一個重要特徵：

該報創辦者汪康年、吳樵諸人，以及資助者張之洞，均對康有為異想天開的「孔教救國」、「尊孔維新」缺乏好感。

因吳樵等人的推薦，汪康年決定邀請梁啟超進入時務報館（梁後來所謂的「康先生並招出滬」並非事實）。據《汪康年師友書札》，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五日有一封回復汪康年邀請的書信，信中說：

「二月初七日來書得讀。……兄在滬能創報館，甚善。此吾兄數年之志，而中國一線之路，特天之所廢，恐未必能有成也。

若能成之，弟當惟命所適。

……弟三月決出京。」

信中有兩層意思：其一，汪康年在上海意欲辦一份宣傳維新變法的報紙，去信邀請梁啟超加入（汪與梁早年同在石星巢門下讀書）；其二，與汪康年在上海矢志不渝的努力相比，梁啟超雖然表示樂於受邀，但卻存有徘徊之念，其參與的條件是「若能成之，弟當惟命所適」。

1898年7月，康有為曾給汪康年寫過一封私信，信中說：

「報事本足下與公度（黃遵憲）、卓如（梁啟超）承強學而起。弟連年在粵，一無所助。」

「一無所助」，是康有為無法否認的事實。

圖：《時務報》最重要的創辦人汪康年。字穰卿，浙江錢塘人，畢生以辦報開啟民智為任，先後創辦有《時務報》、《時務日報》、《京報》、《芻言報》等近代著名報刊。

汪、梁之爭與報紙的康黨化

《時務報》的創辦，實際上是一班有志於維新變法的士大夫們通力合作的結果，絕不是什麼團體的「機關報」。

1896年夏天，報紙對外宣布了五位創辦人：汪康年、黃遵憲、吳德瀟、梁啟超、鄒凌瀚。

其中，最先提議辦報、並承擔種種創刊具體事務的，乃是汪康年。汪出身江浙書香世家，呼籲變法已久，甲午年之後，放棄上書朝廷的高層路線，改走辦報創會聯絡地方士紳力量的中層路線，辦一份維新刊物，乃其夙願。汪康年之外，黃遵憲擁有現任官員的身份，久談西學，對報館捐資也多；吳德瀟、鄒凌瀚也是聲名遠播倡言變法的開明士紳；梁啟超則是在報紙創辦大局已定之後，以主筆的身份加入。此外，還有許多支持維新的開明士紳，譬如葉瀚、梁鼎芬、吳樵、汪大燮等等，雖未列名創辦人，但對報紙的創辦均有過不小的貢獻。

綜而言之，《時務報》不是宣傳一家之言的陣地，而是匯聚各種維新思潮之所在。

延攬梁啟超加入，是汪康年最成功的決策。《時務報》影響力的壯大，梁啟超功不可沒。其主筆的論說專欄，最受讀者歡迎，成了報紙的品牌欄目；籍籍無名的梁啟超，也憑著一支生花妙筆，以《時務報》為陣地，在當日的維新圈子裡打響了自己的名號。

報紙因梁而暢銷，梁因報紙而出名，本是皆大歡喜之事，但結果卻成了悲劇。

悲劇的根源，在於康有為希望將《時務報》變成康黨的機關報。而梁啟超的存在，則成了康黨滲透報館的最重要的渠道。這直接導致了報館的分裂與陣亡。

早在報紙創刊階段，康有為就曾希望以此為根據地，來闡揚他那一套「尊孔維新」的思想，並極力要求梁啟超鼓動報紙採用孔子紀年。強學會前車之鑒猶在，梁尊師命提出這一意見後，遭到了汪康年、黃遵憲、吳德瀟等人的一致反對，於是作罷。

《時務報》走紅之後，康黨緊急跟進，準備在澳門創設一份《廣時務報》，亦由梁啟超擔任主筆。梁於是以「探親」為由向報館請假返回廣東，積极參与新報的籌劃工作。期間，梁曾致信汪康年，想讓《廣時務報》

「依附《時務報》自立」

。《廣時務報》的刊名，據梁的解釋，含有推廣《時務報》和廣東地區的《時務報》之意；內容方面，則是言《時務報》所不敢言。

日後，梁啟超指責汪康年排擠康黨；但在當日，恰是汪康年同意了梁讓《廣時務報》依附《時務報》的要求。反倒是被視作康黨的譚嗣同等人，堅決反對這種做法，原因是擔憂兩報一體，將會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梁啟超此次返粵「探親」，正是報紙內部分裂的起點。梁離開上海時曾約定40日返回，並答應寄文章回滬，不誤報期。但抵粵之後，非但沒有文章寄回上海，返回的日期也一再推遲。作為報館經理的汪康年，對的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有所不滿，是很自然的事情。

「返粵」期間，還發生了梁啟超主動要求隨黃遵憲出洋的變故。1896年秋，黃遵憲被任命為駐德公使，要求調梁啟超等人作為隨員，一同赴德。梁啟超對於《時務報》的重要性眾所周知。故此舉立刻招來報館同仁的一致非議。其實，黃遵憲如此，乃是梁啟超自薦所致。梁曾在五天之內，連續兩次拍發電報給汪康年，表達強烈的出洋願望，並請汪康年將這一願望代轉給黃遵憲。雖然梁啟超承諾出國後會繼續履行主筆職責，但在汪康年看來，「返粵」已不能按約交稿，「出洋」之後如何更是未知。稍後，又發生了梁欲隨伍廷芳出使美國之事。對汪康年而言，梁啟超的不欲久處，已成了一個需要有備案的問題。

由於黃遵憲的出使流產，和報館創始人吳德瀟的挽留，梁最終沒有出洋。1896年底，梁自廣東返回上海；次年初，康門弟子麥孟華、龍積之、徐勤、康廣仁等在梁啟超的運作下，陸續進入報館。報紙進入一段難得的平靜期。但好景不長，二月份，黃遵憲自京中給報館經理汪康年發來一封長信，借在報館實踐「立憲政體」之名，逼汪交出經營大權；在貶汪、抑汪的同時極力表揚梁啟超對報館的貢獻，連帶盛讚剛剛入館的諸康門弟子，甚至提出由康門弟子龍積之取代汪康年「總司一切」。這封「二月來信」，直接引爆了報館一直「引而不發」的內部人事危機。

對黃的來信，汪康年極端憤怒。梁啟超後來回憶，汪康年曾對他說：

「公度〔黃遵憲〕欲以其官稍大，捐錢稍多，而撓我權利，我故抗之。」

汪的憤怒對抗，讓黃遵憲不得不選擇息事寧人。但追究這封「二月來信」的始末，梁啟超難逃其咎。對此，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有明確說明：

「超之電邀積之來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則欲號稱為《知新報》請積之駐滬代理也者，俟數月後，積之與諸人既熟，又共見其才，然後舉之入主報館，此超原議也。……超致書公度將或亦不免多說幾句，故公度至此，實超之謬妄也」

也就是說，梁啟超本有讓同門師弟龍積之「入主報館」的計劃，而且黃遵憲之所以會「二月來信」逼迫汪康年交權，提議讓龍積之「總司一切」，也正是緣於梁啟超給黃遵憲寫了信，且「不免多說幾句」。

這封信，實已經將康黨篡奪《時務報》的計劃交待清楚。

這年三月，又發生康門弟子自堅門戶，揮拳毆打新主筆章太炎之事。遭到毆打的章太炎退出報館，返回浙江，自辦《經世報》，與《時務報》分庭抗禮。康門弟子之所以毆打章太炎，與章氏鄙薄康門的偽學術固然有關，但最重要的原因卻在於：章太炎是汪康年基於梁啟超的不欲久處，而高薪聘請回來的新主筆。章太炎被毆一事影響極壞，外界從此有《時務報》「將盡逐浙人而用粵人」的傳言，康黨對報館的滲透，也自此公開化。

四月，又發生了汪康年之弟汪詒年修改梁啟超文章的風波。《時務報》創辦之初，因梁啟超作為主筆，同時又是康有為弟子，而康有為的偽學術在當時被士大夫認可者極少，宣傳康門學說無異於為維新徒增不必要的阻力，所以

曾約定不在報紙中出現康有為的名字，尤其是不談他那套「尊孔維新」理論，對此梁啟超也表示了贊同。

此次汪詒年修改梁啟超的文章，所刪改的正是其中涉及康有為的部分。對此梁啟超甚為憤怒，堅決要求汪詒年按照自己的原稿排版印刷。事實上，雖有約定，但汪康年等人此前對康門弟子在文章中徵引康有為的學說並不阻礙，此次之所以較真，乃是對康黨公開奪權的反擊。

整個1897年，報館內亂不斷。先是梁啟超揚言要率領諸康門弟子離館去「西湖讀書」；稍後梁本人終於離開上海，去了湖南時務學堂任教，保留主筆之名卻長期不給上海交稿。臨行之際，梁致信汪康年，交待他辦兩件事情。一是要求《時務報》為大同譯書局將來印刷出版的各種書籍刊登廣告（大同譯書局是康黨集資創辦的康門「官方出版機構」）。二是要求將由汪詒年經管的「不纏足會」（當時參與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學會）事務，移交給康廣仁經辦，理由是怕汪詒年累著，所以請康廣仁「代為分勞」。言詞之間，頗為盛氣凌人。

圖：黃遵憲。在《時務報》的內部風波中，黃遵憲屢次被康黨利用。

康有為玩陰謀反被人玩

1898年二月，汪、梁終於徹底反目。梁啟超公開致信汪康年，聲明決裂。梁此信對汪的指控要點有三：

（1）《時務報》是由眾股東集資創辦的，汪對報館大權獨攬，遇事專斷，視報刊為自家產業，令梁啟超感覺有如「僱工」；（2）報館內部汪氏一系對康有為的鄙視、排斥，令身為康門弟子的梁啟超十分難堪；（3）指責汪康年經營不善，一份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竟然會出現虧空，梁實在無法接受。

梁的這些指責全部偏離事實。

汪在經營上大權獨攬，但在內容上，實則是梁啟超大權獨攬。再者，《時務報》的創辦，汪出力最多，將報視同生命，也是事實；其他股東，要麼沒有時間，要麼不如汪有能力來管理報館，也是事實。至於梁說自己感覺有如「僱工」，這種待遇的「僱工」怕也是屈指可數。報館汪系對康黨的排斥，實與康黨對報館步步緊逼的滲透有關。報館虧空，則與《時務報》訂戶回款不及時、對報界後起之秀的扶植以及創辦其他學會、刊物有關，絕非經營不善所致。

梁如此猛烈指責汪康年，實是代表康黨和汪攤牌。梁在信中極力「勸說」汪康年辭職：

「一言以蔽之，非兄辭，則弟辭；非弟辭，則兄辭耳」、「如兄願辭，弟即接辦」、「如兄不願辭，弟即告辭，再行設法另辦此事」。

按康黨的如意算盤，自然是汪康年辭職，梁啟超接任。

寫這封信的時候，梁啟超頗有些有恃無恐、成竹在胸的架勢。所謂有恃無恐，是指梁此時已經成功說服聚集在湖南的諸位報館董事（上一年報館改組，設立董事制度），尤其是獲得了黃遵憲的支持。這些董事一致同意逼迫汪康年交出刊物管理權，由梁啟超接辦。所謂的成竹在胸，則是指梁啟超已四方聯絡活動，做好了接班、重組《時務報》的準備工作，即便汪康年拒不辭職，梁也準備另辦新報，新報的名字也已擬定，叫做《新時務報》。

梁之所以如此氣勢洶洶地「逼宮」，脅迫汪康年「禪位」，與汪在梁離開之後對康黨的抗拒態度日漸加重有關。赴湘之後，梁未如約按期交稿，前後僅寄出三篇不算正經文章的序言，其中兩篇是為康黨著作所寫。汪康年甚為惱怒，故梁啟超臨走時交待他為康黨書籍打廣告之事，也就一直拖延不辦。被一再催促，拖不下去，廣告登出來，康有為的大作《孔子改制考》亦只有目錄介紹，沒有書名。康黨對此甚為憤怒。

此外，汪康年對梁長期以來掛主編之名而不交稿的行為忍耐已久，亦另聘鄭孝胥來做刊物的總主筆，將梁的主筆銜更改為正主筆。鄭孝胥筆力不逮梁啟超，汪康年遂將以前由梁主筆的「論說」專欄改版，成為選登外來文字的欄目，由鄭負責篩選稿件。汪已對梁失去耐心，啟動了報館的「去梁化」。這顯然不是梁啟超以及康黨所願意看到的局面。

於是就有了梁啟超的「二月逼宮」。

不過，康黨未免過於樂觀。雖然聚集在湖南的報館董事一致要求汪康年辭職，但《時務報》董事並不單單只有湖南維新士人，湖北、江浙士大夫參與者也很多。汪康年籍貫浙江，又長期任職於湖北張之洞幕府，湖北、江浙可謂是其本籍，所以汪也絕非孤家寡人。湘、鄂、浙三省輾轉一圈，廣泛聽取意見之後，汪康年也獲得不少董事支持，故堅持不將《時務報》交給康黨。

可惜的是，汪康年前腳下定決心與康黨鬥爭到底，後腳北京卻傳來消息：汪康年赴日本秘密會見革命黨孫中山一事東窗事發。康、梁此時正在北京參加科舉，故消息很快傳回湖南。汪康年摯交鄒代鈞在湖南探得康黨對此事的處理意見，又迅速將消息通知了汪康年，力勸他離職避禍。鄒代鈞在信中這樣說：

「梁啟超從京里發給黃遵憲的電報里，談及你東赴日本的事情，梁認為此事牽動大局，應當迅速派人前來上海接辦《時務報》。揣測梁信的語氣，此事不可預測，可以平安無事，也有可能興起大獄。他們師徒如今都在京城，不知將作何打算，你一定要小心。這話我不能不對你你講，讓你有所防備……昨天我還見到徐君勉寫給韓樹園的書信，信里說你東行與孫行者見面，大壞《時務報》的名聲，想要讓黃遵憲、梁啟超趕快給京城寫信，表明此事純屬你一人所為，與《時務報》館無關，徐還極力詆毀你為小人。這些人如此議論，你千萬小心，提防他們藉此陷害你。」

信里提到的「孫行者」即孫中山，徐君勉即康有為的得力弟子徐勤，當時正在日本橫濱主持康黨開辦的大同學校。

汪康年赴日會見孫中山，事前曾與梁啟超商量。康黨開辦的大同學校，也有孫中山革命黨出資。大難臨頭卻打著「顧全大局」的幌子，全部諉過於汪康年一人以求自保，康黨如此做法，在鄒代鈞看來未免太過狠毒。

接到梁啟超的來電後，黃遵憲即欲依計而行，領銜通電各地，宣布將汪康年逐出《時務報》館。後經多方疏通，汪康年逃過一劫，見孫中山一事朝廷不再追究，黃遵憲的通電也被同仁勸回。反倒是春風得意的康黨遭遇了麻煩。他們在京師開辦的保國會遭到彈劾，處境極為不利。康黨注意力被迫轉移，奪取《時務報》的鬥爭，也就緩和了下來。戊戌年四月到六月，飽受康黨摧殘的《時務報》獲得了一段難得的休養生息的時間，報紙內容質量逐漸回升，重獲讀者認可。

但這不過是迴光返照。康有為四月間被光緒皇帝召見，成為變法紅人。五月間，康親自草擬了一份名為《請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的摺子，請御史宋伯魯代遞給了皇帝。摺子內容有兩個要點：

（1）建議將民辦的《時務報》改為官報，由梁啟超主持。（2）建議「順便」讓梁啟超管理各省民間報館，採集、糾察輿論。

康有為終於走上了奪取《時務報》鬥爭的前台——你汪康年不是看不起我的學說，不肯將《時務報》變成我們的宣傳陣地嗎？這回我請道聖旨，看你到底交不交！

摺子遞上去之後的結果，卻大大地出乎康有為的意料。皇帝讓孫家鼐等大臣研究一下康的這份摺子。孫家鼐等人研究的結果是：

這是一個好建議，只需要做一點小修正。《時務報》可以被改為官報；但梁啟超正在辦理譯書局，這個工作很重要，不容分身，建議改派無事的康有為前去「督辦官報」；至於管理全國報刊輿論的權利，按例應歸屬大學堂。

光緒皇帝閱後准奏。

康有為很崩潰。沒有「順便」得到管理全國報刊輿論的權利，也還罷了。最讓他無法接受的是：督辦官報之人被偷天換日，由梁啟超變成了自己。這一換人背後的奧妙，玩陰謀而被人玩的心情，康後來在《我史》中痛陳：

「當時《時務報》經理汪康年虧空巨款，報紙日漸零落，我唯恐報館倒閉，於是寫了個摺子讓宋伯魯遞上去，請求皇上下旨讓卓如前去接管，並負責篩選各省報刊進呈給皇帝，皇上把摺子交給孫家鼐等人研究。

當時掌權的大臣對我不滿，想藉機將我排擠出京，於是順水推舟，改派我去上海接辦《時務報》，還以京官銜及督辦等字樣相誘惑，被我識破，拒絕了他們。

」

康有為算計著給汪康年挖了一個大坑，卻沒料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最後掉進這個坑的，竟是他康有為自己。督辦官報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反而被孫家鼐等鄙薄康有為及其學術的朝中大臣巧妙地移植成了排擠康有為出京的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督辦官報一職，本是康替愛徒梁啟超量身打造，正以「帝師」自我期許的康有為如何能夠看得上眼？何況得到一個《時務報》，卻失去在光緒皇帝身邊施加影響的機會，二者之間的得失，實不可以道里計。

最後，康有為還是接受了這一任命。據說是聽從了梁啟超的意見：

「（我若辭官）孫家鼐將歸之汪康年，卓如慮其顛倒是非也，故請我領之」。

接受是接受了，但康有為還是不願意離開京城。他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來一個「萬全之策」。他給汪康年去了一封電報，內容很簡略，14個字：

「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有為叩。」

什麼叫「一切依舊」？意思就是說，報紙改為官報，但上海方面人事依舊，日常業務也仍由汪康年負責，我作為欽命辦報大臣（汪的上級），只在北京「遙控」，請你汪康年多多協助。

汪康年當然不會願意去給康有為做下屬。他已遵張之洞之意，另辦《昌言報》，把《時務報》這個空頭刊名，給康有為騰了出來。

至此，《時務報》死了。稍後不久，維新也會死。

（參考資料：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戊戌變法史述論稿》，清華大學出版社；茅海建《康有為<我史>鑒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