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蔣介石棺柩被潑紅漆，談談「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 短史記

文史 03-07

圖：

蔣介石靈柩被潑漆

近些年，每值「二·二八」紀念日，台灣均會出現針蔣介石塑像的破壞活動。2018年，類似活動有所升級，2月28日上午，位於桃園「慈湖陵寢」的蔣介石棺柩，被人潑灑紅漆。這是1975年暫厝以來，蔣介石棺柩首次遭到破壞。

這類活動選擇在「二·二八」紀念日實施，與「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長期未能得到全面廓清，進而被現實政治所利用，有直接關係。

文 | 諶旭彬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索，是「林江邁案」。

其大致情形，按傳統說法是：1947年2月27日，政府緝私人員，在台北市打傷一販賣私煙的婦女林江邁，引起民眾抗議，緝私人員遭圍毆，車輛被焚毀。混亂中，緝私人員開槍示警，發生血案，騷亂進一步擴大。①2006年，林江邁之女林明珠接受記者採訪，則稱事件與查緝私煙無關，而是大陸「阿兵哥」前來買煙，語言溝通不良，地痞混混乘機在旁鼓噪「有人呷免錢的煙！」，遂引發糾紛，釀成混亂。②

無論上述兩種情形何者為真，「林江邁案」本是一樁可以在法律範疇內解決的糾紛。但該案卻未能付諸司法，反激起全台騷亂；以國民政府武力鎮壓釀成「二二八慘案」而告終。

事情如此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

陳儀的治台政策，動機雖好實為暴政

1945年台灣光復後，其治理模式與大陸並不相同。

（1）政治上，行政官員絕大多數是外省人；令台胞有一種受歧視的感受

行政長官公署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與大陸省制迥異。長官公署官員多系外省人，台灣人很少，副處長以上者僅有台民1人；全省簡任官214人，台灣本省人不過12人而已。之所以如此，與陳儀個人對台灣情狀的理解有很大關係。陳儀曾說過這樣一段很刺激台胞情緒的言辭，頗能代表他的看法：

「在中國大陸，1947年12月25日生效的新憲法將不能適用於台灣。因為中國人民較為先進，所以才能享有憲法的特權。

台灣人由於受日本長期專制政治的統治，政治意識退化，不能以理智的態度來實行自治的政治，因此需要二三年之久的國民黨之『訓政』才能使他們成為完全的公民。

」③

一方面，在陳儀看來，半個世紀之久的日本殖民，導致台胞自治能力低下；台胞回歸祖國，文化與心理也亟需重建（如推行國語、改革教育內容等），這些都得依靠「訓政」來解決，至於「訓政」的具體執行者，陳很自然地傾向於依靠大陸來台者④。故蔣介石雖多次建議其吸納台人進入政府，陳卻一直不甚積極。

另一方面，陳儀對台胞又深懷感情。地方自治是國民政府「訓政」的核心內容，陳儀在台灣不遺餘力推動此事。抵台未滿兩周，陳即對外公開宣布，將「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以參政的機會」。及至1946年，台灣省、市、縣、鎮各級民意機關已然齊備，

各級民意代表亦100%全部由本省人當選。

就政策方向而言，陳儀欲提高台胞的參政能力、提升其民族向心力，本無可厚非。

台灣民意機關1946年在參政、議政方面所呈現出的混亂無序，似可證明陳儀關於台胞「不能以理智的態度來實行自治的政治」之判斷，有一定的道理（日殖時代台灣的「民意代表」多數指定由日本人充任）⑤；「台籍日本兵」的規模，似也說明在台灣推行文化重建有其必要性。

但就具體政策而言，陳儀的做法，卻產生了極不好的影響。

台灣各級民意機構曾一再要求當局在行政領域多任用台籍人才（如台灣國大代表謝娥）。許多台籍知識分子亦頗感委屈，如詩人王白淵批評道：

「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台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去別有意圖，完全不對。那麼，中國受滿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現在女人還穿著旗袍，何以滿清倒台後，漢人能可當權呢？」「台胞雖受五十年奴化政策，但是台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

在王白淵看來，陳儀的政策對台胞造成了極不好的心理影響：

「好像把台省看做一種殖民地，對台胞抱著一種優越感，使台胞與外省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發生隔膜。」⑥

行政機關暫由外省人執掌以利指導「訓政」，民意機關幾乎全部由台胞充任代表以利「被訓政」，陳儀的想法雖好，所造成的結局，卻是行政機關與民意機關的日趨對立。

「林江邁被打事件」發生後，民意機關未能與行政機關互信合作，將事情局限於法律範疇予以解決，最終演變成一場波及全台的運動，與陳儀的上述政策，有很大關係。

（2）經濟上，全力推行違背市場規律的「公營經濟」

完成日產接收後，台灣的糖業、電力、制鹼、肥料、水泥、紙業、機械造船七項，由台灣省和中央政府合資經營；石油、銅金、煉鋁，由中央政府獨資經營；煤礦、電機業、電工業、紡織業等12個行業，由台灣省獨資經營。

略言之，超過9成以上的產業，被控制在陳儀的行政長官公署手中，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非常逼仄。

陳儀還成立了「專賣局」（指定物品必須按官定價格先賣給該局，再由該局對外出售，否則即被視為違法）、「貿易局」（辦理指定物資的進口、出口、配銷事務）、糧食局（負責制定糧價，統一收購餘糧）等機構。

陳儀的這種做法，也與他個人對經濟問題的認知有關。

陳深受蘇聯國營經濟的影響

。陳認為，要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中國，首要之務是發展國家資本：

「現在已經不能依照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去發展生產了。我們應根據國父遺教，辦理公營事業，製造國家資本，來發展生產。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為在思想上有問題。一般人受了舊思想的束縛，以為發財乃是個人的事情，國家是不能發財的，國家發財就是『與民爭利』。這種錯誤的思想，實在因為他們把從前的皇帝和現在的國家混為一談了。」

30年代，陳儀主政福建時曾推行過上述經濟政策，結果造成糧價瘋漲、走私橫行。陳認為罪在奸商，而非自己的經濟理念有誤。

主政台灣後，陳再度推行相同的政策，結局亦相同：官定收購價格過低，導致生產者喪失動力（如糖農選擇將蔗田犁毀、石炭業主選擇歇業）；官僚控制下的公營企業，貪腐成風效率低下（如專賣局長任維鈞貪污案）……

略言之，

陳儀的「公營經濟」政策，違背了最基本的市場規律。台灣失業人數暴增（超過80萬）、物價暴漲（化肥一年內漲了194倍）、出現米荒（台灣本是日本重點培育的糧農基地，1947年台灣米價高居全國第一）……

這些現象的出現，不能全部歸咎於陳儀——二戰結束後，各主要戰勝國均面臨著失業率暴增、物價飛漲的困境）——但

陳儀的「公營經濟」政策，對此類現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政府以「競爭者」的姿態發展「公營企業」，而非以服務者、保障者的姿態與民眾共度時艱，也無疑地將自身推向前台，變成了民意宣洩的對象。

1946年，台胞曾向國民政府呈遞《台灣現狀報告書》，內稱：

「查日人統制素稱嚴密，尚且留台胞有經商餘地，俾得謀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顧及人民福利，連日人留予台胞謀生之商業亦剝奪凈盡，此使台胞感覺祖國之剝削甚於日寇，而動搖其對祖國之信心，實得不償失。」⑦

惟陳儀仍相信問題出在奸商，並不願更改自己的經濟政策。

（3）蓄積已久的不滿，使「林江邁案」迅速升級為政治運動，喪失了法律解決的可能

陳儀在個人政治品質上，是一個嚴於律己、極為廉潔且懷抱理想主義之人。其為台灣制定的政治、經濟政策，動機是很好的，但實際效果卻形同暴政。

台胞本期望光復後，政治地位與正常國民無二；更期望擺脫日本的殖民剝削之後，經濟上能夠有所改善；但這兩方面的期望均告落空。

「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台灣各級民意機構一再呼籲廢除行政長官公署制度，要求撤銷專賣局、貿易局；更有人在舊總督府繪製漫畫，後門一隻喪家之犬離開，前門一頭愚蠢之豬大搖大擺進來；……如此種種，均非為無因。

陳儀的施政失敗，在台灣社會醞釀了濃重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使得「林江邁案」一開始就沒有機會走正常的法律途徑。2月28日，民眾已開始訴諸街頭抗議。先是鳴鑼罷市，包圍搗毀了專賣局台北分局，毆斃外省籍緝私員2人，毆傷4人，且搬出物資焚燒。後又衝擊行政長官公署大門，搶奪衛兵槍支並擊傷衛兵1名，衛兵還擊，造成1人死亡2人受傷，6人被逮捕。民眾稍後進佔台北公園內的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號召民眾驅逐各地官吏。3月1日，事件已經發展為全台灣範圍的政治運動。當天，民眾包圍鐵路委員會，試圖搶奪駐警槍支，駐警開槍，民眾頗多死傷。

針對外省人的暴力活動，也逐步升級，向全台擴散。

2月27日下午，台北已有人張貼「打死中國人」一類的的標語。至3月16日，除澎湖以外的台灣16個縣市，均發生了打死、打傷外省人、劫掠外省人財物、強姦外省婦女一類的暴行。很多地方的外省人被集中拘禁。

有統計稱，至國軍抵台之前，外省人死亡或失蹤470人（公務員72人，軍警130人，民眾268人），受傷2131人（公務員1351人，軍警397人，民眾383人），合計2601人。

對陳儀政府的施政持激烈批判立場的南京《大剛報》記者唐賢龍，在《台灣事變內幕記》一書中，所記載的外省人被殺案例，可謂觸目驚心。如台中煙酒專賣局科員劉青山，因被圍毆住院，次日晚，「十餘人沖入醫院，割去劉的耳朵、鼻子，挖出兩眼，再加毆擊，直至斃命」；再如，「在太平橋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個人抓左腿，一個人抓右腿，將小孩撕開，屍體被丟到水溝里」……⑧

圖：台灣光復後首任行政長官陳儀，1950年因「通共」被蔣介石處死

多方勢力介入，台灣的歷史走向面臨失控

（1）部分台籍精英：要求改革省政，實行台人治台，乃至「軍隊台灣化」

在陳儀的立場，是希望儘快平息事件，為此他願意盡其所能對參與暴行的民眾做寬大處理。

3月2日，陳儀發表廣播談話，承諾對參與事件的所有人，政府將「一律不加追究」；已被捕者將全部釋放；傷亡者無論是外省人還是本省人，都將厚加補償與撫恤；並特別成立「處理委員會」，讓台籍民意代表參加其中。陳儀希望通過這些承諾換取台籍民意代表的信任和支持。

但台籍民意代表主導的「省處理委員會」，希望得到更多的東西。

3月6日，他們討論擬定了《處理綱要》32條，要求軍隊「暫時解除武裝」；立即制定「省自治法」，縣市長、縣市參議會在本年6月之前實施民選；省各處長須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擔任；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均須由本省人擔任；一切公營事業的主管人須是本省人；撤銷專賣局、貿易局；……⑨

當晚，陳儀發表廣播談話，承諾改革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改組後政府各委員及廳處長盡量任用本省人士；縣市長預定7月1日舉行民選。這一談話，實際上是應允了「省處理委員會」32條的核心要求。

3月7日，「省處理委員會」又追加了10條要求。

這10條要求的主要內容是：本省陸海空軍應盡量用本省人；警備司令部撤銷；本省人戰犯及因漢奸嫌疑被拘者，立即無條件全部釋放；中央拿走的15萬噸食糖，須依時估價撥歸台灣省。⑩

這10條要求直接挑戰了中央政府對台灣的治權，尤其是「軍隊台灣化」一條最為激進。

當晚，「42條」被陳儀拒絕。後來，在武力鎮壓一事上的態度，陳儀遠較蔣介石更為堅決，與上述交涉多少是有關係的。

（2）台灣省工委等：號召武裝暴動，推翻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

上述「文斗」之外，亦有「武鬥」。

台灣省工委成立了全島性的武裝鬥爭委員會。在嘉義，省工委委員、武工部部長

張志中

率民眾包圍警察局，接收槍支，召開市民大會，募集志願軍，成立「台灣民主聯軍」，進攻憲兵營、軍械庫等，號召打倒國民黨，「組織民主聯合政府」。部分

高山族複員軍人

（台籍日本兵）也參加了對嘉義國軍的圍攻，這是嘉義國軍不得不長期困守機場待援的主因。在台北，地下黨人

李中志

向學生領袖陳炳基、葉紀東提供了武器，動員他們成立了「學生軍」，一度計劃攻佔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人民政權」。在台中，省工委秘密黨員

謝雪紅

組織成立了「二七部隊」，口號也是推翻國民黨政府——據鍾逸人披露，二七部隊的武器，主要是日軍離台時所藏匿的軍火，其數量足可武裝三個師，故當時除自用外，還「可以支援到板橋、虎尾、斗六和嘉義地區」。（11）原台籍日軍，亦結有「海南島歸台者同盟」、「若櫻敢死隊」、「暗殺團」等武裝組織，襲擊外省人。

（3）部分台籍精英：尋求美國支持，推動聯合國「託管」台灣

美國駐台灣領事館積極介入，欲推動台灣走向「聯合國託管」，使事件變得更為複雜。

美國駐台領事館副領事

柯喬治（George H. Kerr）

，於3月3日向美國駐華大使館遞送了一份141人簽名代表807人意見的「台灣民眾」《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請願書希望獲得美國的支持，以「切斷與中國之政經關係，假以適當年限迄台灣完全獨立」。

柯喬治其人，至晚自1942年以來，一直在鼓吹並運作台灣脫離中國之事。

3月6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致電馬歇爾，告知「陳情書」的內容，並稱：

「在嚴肅考慮後，領事館認定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是美國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

另據《自由報》記者蔡子民、吳克泰等人稱，柯喬治還曾向台籍精英王添燈提議：

「如果台灣人要武器，他可以從馬尼拉送過來。」

蔣經國赴台秘密調查後亦認為：「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與副領事Kerr，請美供給槍支及Money，美允Money。」（12）

圖：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前被民眾焚毀的汽車

以上種種，促成國民政府派軍隊赴台

政治改革（軍隊台灣化、台人治台）、武裝暴動（推翻國民政府）與聯合國託管（終極目標是獨立），這三種訴求糾纏在一起，使「二二八事件」陷入一種難解的局面。

就制止針對外省人的暴行及恢復各市縣政府的運作而言，部隊赴台確有其必要；要挫敗有美國介入的「聯合國託管」陰謀，亦需要在台灣駐有相當數量的國軍。

遺憾的是，軍隊赴台後，很多台籍民意代表，在未經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即被帶走秘密處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

據二二八基金會截至2004年1月2日的補償記錄，事件中，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蹤174人，1237人受到其他傷害（外省人傷亡未計入）。

歷史問題的和解，本就是困難的。如果歷史問題尚與現實政治存在牽涉，和解自然會更加困難。「二·二八」事件之於今天的台灣，正是如此。從惡搞蔣介石塑像，到向蔣介石棺柩潑漆，歷史問題仍在形塑現實認知，現實政治仍在曲解歷史本相。這實是一種無奈與遺憾。

圖：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注釋

①《監察院閩台使署調查員鮑良傅等調查[二·二八]事件發生經過報告》，（台）人間出版社，1992，P296-299。②《林江邁之女原爆人物談228衝突》，（台）《聯合報》A4版，2006年3月6日。

值得指出的是：1947年林明珠年僅11歲，2006年接受採訪時已70歲高齡。其回憶自難免存在偏差，但「林江邁之女」這一身份終究不容忽視。傳統說法有頗多檔案材料（如緝私人員所留存的口供）支撐，但同時也須考慮到，強調「合法緝私」，有助於當局在整個事件的解釋中佔據有利地位。

③轉引自：鄧孔昭，《試論台灣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與地方自治要求》，《台灣研究輯刊》，1987年第2期。④鄧孔昭，《陳儀與台灣光復初期的文化重建》，《台灣研究集刊》，2011年第1期。⑤可參見：黃朝琴，《我的回憶》，（台）龍文出版社，1989，P164-167。⑥王白淵，《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社論，1946年1月25日。⑦褚靜濤，《陳儀與台灣公營事業的初步建立——兼論台灣發展民營事業的政策取向》，《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⑧楊天石，《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蔣介石日記解讀》，收錄於《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⑨《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收錄於《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P130-136。⑩《處理大綱全文四十二條》，收錄於《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冊），P254-255。（11）朱浤源、黃種祥，《駐台日軍投降後武器外流情況初探》。（12）王呈祥：《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台)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P264-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