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左傳》里的天象紀事
關於天空，不論是白晝抑或黑夜，總少不了人類對其的觀察、想像。由此延伸，天空中的各種現象在古人的文化視域里也成了某種具有複雜內涵的符號，承載著人間的多元訴求。
所謂「天象」，是中國古代人們對天空發生的各種自然現象的泛稱，而中國古人對天象變化的觀測，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中一些關於日食和月食的卜辭。明代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說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此言雖不免誇張，但也反映了古代對天文的重視。
《左傳》是中國較早系統記錄天象的典籍之一，其在《春秋》所記日食、彗星、流星雨、隕石等天象基礎上，增加了很多關於歲星、雲氣以及二十八星宿的記載。大量的天象紀事折射出史官的價值取向乃至當時社會的思想面貌。
歷代史傳中對天象的記載遵循著「記異不記常」的傳統，而對異常天象的解讀既受限於彼時天文學的發展情況，也是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狀況的綜合反映，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例如《禮記·郊特牲》言：「萬物本乎天」，周人認為，天地萬物都處在神聖且神秘的最高秩序統治下，而「天」便代表了這最高秩序。同時，天象的變化又是「天」的意志體現，正如《周禮·繫辭》所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儘管今人常批評先秦的天象解讀為「迷信」之舉，但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下，這樣的解讀還是有著其存在的合理與必要性的。《周禮·春官·保章氏》記載掌管天文的官員職責為：「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土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二有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象。以十二有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緻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時序。」可見解讀天象，一是有「訪時序」之需，為農業生產制定相應曆法，如《詩經》里的《七月》篇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在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便是依據天象的變化進行相關的農業活動。而另一方面，解讀天象的意義便在於「詔救政」，通過分析天象來解釋「天」的意志，指導政事，這一點在《左傳》的紀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因此《左傳》的天象紀事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高度的神聖性。《左傳·文公十五年》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面對日食這樣的異常天象，古人無法像今人一樣從科學的角度取得解釋，便在每逢日食之時，以固定的因襲的祭祀制度來救日，並以此進行社會道德、行為層面的反思、約束，表現了先秦之人對「天」的敬畏。
而在春秋後期，隨著諸侯兼并戰爭的愈演愈烈，天象的神聖性還體現在對政治事務的指導上，諸侯們通過掌管天文的官員對天象的觀察來決定何時出兵，判斷戰爭走向。如《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問卜偃何時能滅虢，卜偃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所謂「龍尾」，即尾宿。因是東方青龍七宿中的第六宿，所以叫做龍尾。「辰」，又寫作「?」，是日月交會的意思。夏曆指日月交會為朔日，朔日就是每月的初一。伏，是隱藏的意思。太陽在尾宿，故尾宿隱藏不見。顧炎武在《日知錄》 中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時還以《左傳》中這例記載為證，即「『龍尾伏辰』，兒童之謠」。
由於上古巫史同源，先秦史官本身帶有一種神性，因此《左傳》編著者們以天象紀事也是職責所在，且當時關於天象的觀測和記載十分嚴格，《春秋》及《左傳》中記數次日食「不書日」，即因掌管天文的官員失誤，未按制記錄日食。此外，《左傳》中天象紀事的神聖性還體現在先秦人對天象及由觀天衍生出的星占的信仰之上。在先秦的眾多佔卜形式中，星占是地位最高的，其通常掌握於世襲的巫史之手。星占的結果體現著神秘色彩，而人們對結果的膺服則從側面映襯著天象的神聖。《左傳》所載的天象常常對應著世間的變化，上至帝王生死、社稷興衰，下至水旱豐荒、民生禍福，暗含一種「天命論」。例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超辰，鄭國裨灶預言周王及楚子將死；昭公十年，客星出於婺女，裨灶預言晉君將死。
《左傳》記載大量的天象及星占事應，一方面出於時人對天象神聖性的崇拜與信仰和星占活動頻繁的環境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史官利用天象對統治者進行道德勸誡的意圖。唐人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如此解釋《左傳》中的天象紀事：「聖人假之以神靈，作為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眾。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已之宜，教之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
孔穎達在解釋時受儒家「子不語怪力亂神」傳統的影響，認為「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沒有考慮到，忽略了當時對天象星占的信仰崇拜，但其指出了《左傳》中大量星占事應和天象材料有著「重天變，警人君」的作用，清代高士奇在評價《左傳》天象紀事時也說：「非特以侈新奇，亦所以昭勸誡也。」例如昭公七年日食，士文伯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處士文伯便認為日食作為一種災難是對國君不實行「善政」的懲罰，並藉此勸誡國君善政修德，提出了「擇人」「因民」「從時」三點政治主張。又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之後三國公卿果然各弒其君。
後世孔穎達將三國弒君解釋為：「宋、齊、晉之君，並為無道，皆有穢德。今彗出而彼死，是除穢之事」，從而體現出「天人感應」之說。面對複雜多變的人事命運和宏大不可揣測的歷史，在「天人一體」的價值觀念影響下，史官們選擇從神秘的天象中尋求答案，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歷史規律的一種探索。
《左傳》中大量的天象及星占事應的材料從今天的科學角度出發，難免落入偽科學的範圍，但我們看待、研究這些材料，還需立足於先秦的文化語境，了解天象紀事在先秦文化中的神聖性以及附屬的政治性，看到古代史官集團利用解讀天象的機會在學術下移的時代背景中規諫統治者施行善政和重新爭取政治話語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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