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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該減負的,是孩子

減負,又成了熱點話題。社會關心,學校關心,父母更關心。每年都在談,也每年都在減。減了30年,現實卻是個怪圈:越減,孩子的負擔就越重!

一位認識的家長感嘆,以前五點放學,作業七點就能搞定;現在三點半放學,作業十點都做不完,花的錢更不用說,簡直是個無底洞。

其實,最不該減負的,是孩子。

一個很簡單的推論:假設你是家長,學校告訴你,孩子苦哇,要減負,不用補課、不用寫作業、不用考試,提前下課,剩下的時間家長分配,以下三個選項,你會怎麼選:

A.假設別的孩子都去玩,那麼我的孩子也去玩,結果:都考60分;

B.假設別的孩子都去玩,那麼我的孩子不去玩,結果:別的孩子考60分,我的孩子考80分;

C.假設別的孩子都不去玩,那麼我的孩子去玩,結果:別的孩子考80分,我的孩子考60分;

從收益最高的角度講,答案一定是B。

很多父母覺得,你們趕緊去玩,趕緊去減負吧,我的孩子不玩,要學更多的東西,因為這是拉開差距最好的辦法。

最後的結果是:不是說好的一起減負,一起玩,怎麼都悄悄跑去補習了。驀然回首,我的鄰居牽著孩子,正在學而思的門口。

減負的結果就成這樣:國家減負——家長為了獲得優勢,增負——孩子累——國家再減負——家長再增負——孩子更累。

我見過一個家長,學校補課,他去教育局舉報;學校作業多,他也去教育局舉報;背後卻帶著孩子上各種補習班。

其實就是第二種選擇的變態:想各種辦法,讓對方落後,自己在前。人性都是趨利,希望自己好,別人差。

背後的實質是,優質的教育資源太稀缺,上升的通道太狹窄,要想獲得更好更多的資源,讓自己變得更優秀,就是唯一的辦法,這是社會的法則,也是教育的法則。

而減負,只會讓孩子在競爭中處於弱勢。

去年,何猷君在《最強大腦》奪冠的新聞曾刷爆朋友圈。

他的老爸是「澳門賭王」何鴻燊,2011年福布斯香港排行榜中,以31億美元的身價排在第十三位。

富二代的光環之下,何猷君卻是麻省理工最年輕的金融碩士、連續五年獲英國數學奧林匹克金牌,18歲那年,他同時拿到了牛津大學與麻省理工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最後他選擇了麻省理工大學。

大學期間,別人每學期修4門課,他修8門,三年的時間便修完了4年的課程,並在21歲的時候考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金融碩士,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學生。

左為何猷君

柳青,滴滴打車總裁,以「近乎變態」的努力著稱,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隨後又拿下了哈佛大學計算機碩士,剛畢業就加入全球最優秀的投資銀行之一高盛集團。

靠著自己的實力和拼勁,一路高歌猛進,34歲便拿下高盛亞洲直接投資部董事總經理的位置,2014年任滴滴公司COO,2015年出任總裁。

而她的父親,大家都聽過,叫柳傳志。

有人感慨,「人世間最氣人的事情,就是有的人比你有錢,比你顏值高,結果比你還聰明,更要命的是,還比你努力。」

人性總是喜歡放大對手醜陋的一面,一說「富二代」,想到的是「拼爹」,一看到別人成功,就想到是關係、走後門。更多的情況是,人家不但比你有錢,還比你努力,而你依舊停在原地,意淫、抱怨、不思進取。

減負,只會拉大孩子與富人之間的差距。

滴滴出行總裁柳青作演講

現有體制下,讀書,是普通孩子最好的出路,能在高考的獨木橋中殺出一條血路,是風險最低,也是成本最低的一項投資。

招聘會就是最好的例子,有HR直言,招聘的時候,他們都是一視同仁的,不問學歷,也不問學校,有說有笑,問的問題也差不多。

招聘會結束後,他們會帶走所有名校學生的簡歷,回去進一步篩選。至於非985、211的簡歷,都是直接扔進垃圾桶,眼都不眨。

你可以抱怨,也可以控訴。可現實就是,你可能因為學校問題而失去更多選擇的機會。最後不得不被迫謀生,選擇自己不喜歡的公司,不喜歡的職業。

或者你需要通過其他的渠道、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享受同樣的待遇。很認可龍應台的一句話:

「孩子,我要求你讀書用功,不是因為你跟別人比成績,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將來會擁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有意義、有時間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

現實的邏輯很簡單:成績意味著你能否考上好的中學,好的大學,也意味著,在畢業的時候,你能有更多的選擇,而不是被迫謀生。

錢文忠說:「高考制度之所以不能改,是因為我們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不壞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最好的額制度,但它是最不壞的制度。」

教育評價體系不變,高考就是唯一。減負,就意味著減分數,意味著你可能落在別人的背後,意味著你考不上好的大學。

減負,只會讓孩子失去更多選擇的機會。

關於減負,日本是最好的參照國。30年前,日本也和我們一樣,「分數就是唯一」,整個學校就是考試地獄。

上世紀七十年代,很多日本人發財了,有錢了。他們開始覺得,我們的生活都這麼好了,為什麼孩子還要這麼苦,應該減負啊,應該讓孩子快樂學習啊。

1976年,日本教育改革,「寬容教育」正式開始:降低課本難度、減少學習課時、不分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提前放學等,和我們的現在的減負政策沒有任何區別。

30後,惡果來了。《中國青年報》曾總結了日本「寬鬆教育」帶來的三大惡果:

第一,公立廋弱,私營肥滿。有錢人都去私立學校了,公立學校的質量越來越差,課外補習產業迅速發展,很多家長發現,中學期間要是上不了好的補習班,就很難考上好大學。

第二,中產家庭教育負擔倍增。私立學校的費用,是公立學校的三倍,補習班的花費更多,原本由國家承擔的教育支出,都轉移到了家長身上。結果很明顯,誰有錢,誰就跑得快、跑得遠。

第三,國民學力顯著下跌。有日本國內調查稱,小學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義,而日本大學的第一年竟要為高中補課的現象也是司空見慣。

在四年一次的國際PISA標準化測試中,1999年,日本的數學應用和科學素養位列OECD15國第一,閱讀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數學跌了5位,閱讀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學第六、數學第十,閱讀理解已經淪為墊底的第十五位。

別以為平時背的書、刷的題沒有任何作用,最顯著的例子,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在菜市場迅速反應出兩斤半的大白菜要給多少錢。在國外,不少普通人連最基本的數學計算都反應不過來。

減負,只會進一步降低孩子的基礎學力。

很多人喜歡拿歐美教育說事:中國的老師都要求學生們上體育課時記錄跑步成績,並按成績快慢排序。言下之意:你要比別人強。

在國外就成了另一番場景,有個學生成績很糟糕,痛哭流涕,美國老師走過來安慰他:你只要比自己強。言下之意:你不必在乎別人的成績。

事實果真如此嗎?哈佛校友曾敏敏寫道:「不可否認,在美國的基礎教育中,的確壓力很小,但在事實上,美國精英階層教育中,學習可能並沒有家長們想的那麼輕鬆。」

在著名的帕羅奧圖高中,學生每周個周末都要完成15個小時的家庭作業,以及無數的課外活動,凌晨三四點睡覺那是家常便飯。

就像我們談論高考一樣,他們都在談論SAT(相當於美國高考)分數。

因為壓力太大,帕羅奧圖高中發生了不少震驚全國的自殺事件,自殺率為全國的六倍,對於課業的壓力,他們也抱怨,但他們知道,除了頂住壓力,自己別無選擇。

當然最後的情況的是,精英階層的孩子越來越有出息,美國絕大部分的科學家、政治家、金融家都出自1%的精英家庭。

當然,普通階層的孩子確實很輕鬆,但也因此喪失掉了上升的機會,一個社會階層的固話,往往從教育固化開始。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我們紛紛指責國內教育殘酷、無情,讚美國外教育輕鬆、先進的時候,國外的學者卻在紛紛研究我們的教育。

其實,任何國家都一樣:為了讓孩子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把他們送入人數較少的精英學校,激烈而殘忍,都是無可避免。

減負,只會讓寒門子弟永遠踩在別人腳下。

每一個成功的孩子背後,都是汗水和淚水裡走出來的,從來就沒有快快樂樂、輕輕鬆鬆的道路,你在小時候偷過的懶,遲早會要加倍償還。

當然,除非你有足夠的資本、足夠的儲蓄,足以讓你的孩子一生無憂。

生活不易,事實從來如此,要想卓越,就得付出常人十倍的努力,你覺得讀書很苦,在他人眼中,這不過是家常便飯。

哪個父母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天天看喜洋洋、看熊出沒、看大頭兒子小頭爸爸,讓他們在無憂無慮中長大,自己也撿個清閑,問題是,在現有的體制下,誰能給他們一個有保障的未來呢?

除了父母,誰還會真正關心他們的未來呢?對我而言,教育從來是件不敢放鬆的事情,因為我不希望在不遠將來,他們要被迫謀生。

所以,你談你的減負吧,我只想我的孩子上清華!

作者簡介:國館:最中國的文化微刊。用文化修鍊心靈,以智慧對話世界,在這裡,重新發現文化的魅力。國館2017重磅新書《與世同流,但不合污》正火熱銷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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