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未刊登的稿件
或許當時就可以明白了
當然，只是或許而已啊
·№·
五年前，我在一個雜誌社做編輯。有一天，收到了一封投稿信，是一個做國際併購法律業務的女孩發給我的，她說自己從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有時也會寫作。
她投給我好幾篇文章，一篇是寫北京動物園裡憂傷的白獅子，一篇是寫她曾經所嚮往的背包客式海灘旅行，筆觸中有靈動的東西閃現，我幾乎是在讀完第一遍就覺得「太好了，真想馬上發出來！」
可當時因為我自身編輯功底的薄弱，以及雜誌欄目設置的原因，她那幾篇自由又生動的文章，最終還是沒有發出來。後來她反而在郵件中安慰我，「我身邊鼓勵我堅持寫下去的人，除了一個人大出版社的編輯，就是你了。」
我一直記著這句話，而後也就慢慢忘記了。
再次想起這個人，是前幾天，我在書店買了一本李靜睿的《北方大道》，在作者簡介里看到她「畢業於南京大學，做過八年法律記者」，有一瞬間，我幾乎在恍惚中以為，會不會她是當時給我投稿的那個人？
當然不是。
而後我在回去的車上，和同伴講起我記憶中的那個作者和她的文章，我說到她那篇《海灘》，幾乎能複述下來，甚至記得裡面的調侃。
「在這個蘭波風餐露宿、弄傷了腿，最後孤獨死去的地方，在這個我小時候讀《大西洋城》對著地圖尋找沙漠里一個個法軍駐地夢想著奇遇的地方，我竟然住在一個五星級酒店裡，做出對著花園喝紅酒這樣不堪的事情。」
原來我還記得這篇稿子，原來我一直沒有忘記它。
我在郵箱中扒拉五年前的郵件，翻過無數廣告郵件、翻過為數不少的投稿信，以及數量更不少的拒信，而後找到了她發給我的郵件。我把那篇《海灘》下載下來重新看。
這五年，不知道丟了多少手機、多少聯繫方式、多少以為能夠銘記的字句，我為自己還記得一篇稿子而感到欣慰，而後我打開那篇文章又看了一遍。
依然很喜歡。
就像這篇文章里講的，十年時間，她從一個羨慕背包客、跪在地上翻打口碟的人，變成了去到最愛的詩人死去的地方，已經沒有任何精力遊覽，只好癱在酒店喝紅酒的人。時間在我們身上改變很多，可她依然能夠毫不猶豫地背出蘭波那首讚美自由的詩歌，依然在看到那些跋涉在路上的「白垃圾」時說，我還是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這些沒有改變的東西，它們留了下來，靜默地，並不為人察覺，但存在著。
我試著找姜靖荔，發郵件問她是否還在寫作，是否可以把這篇文章發在我的公號上，並附上毫無吸引力的陳諾：雖然現在公號沒什麼收入，依然會把打賞轉給她——天知道打賞並沒有多少。
三天後，她回復我說，現在偶爾還寫些小說，只是不太發表出來了，並且告訴我，「文章當然可以發，不用擔心錢的事情，」她再一次安慰我。
以下，便是《海灘》。
需要說明的是，文中「文藝女青年」這樣的字眼，是她在五年前寫下的，這個詞似乎在近期變成了被廣泛嘲諷的對象，可是文章里這個詞，讓我覺得，這根本是另外一回事。
海灘
撰文 姜靖荔
編輯 明星辰
... ...
坐在路旁，我凝神諦聽，
九月的靜夜，露珠滴濕我的額頭，
濃如美酒。
by 蘭波
從迷你動物園開車回酒店的路上，我透過車窗，眯著眼睛看窗外塵土飛揚的查旺街，跟聰聰說，以後再也不來這種白垃圾喜歡的地方了。
那你要去哪兒？聰聰問我。
—歐洲。歐洲還有那麼多又時髦又舒服的地方沒去呢。
—就這點兒出息？你還能剩點文藝女青年氣質嗎？
—我定義文藝女青年，不是這個名稱定義我。我是什麼樣兒，文藝女青年就是什麼樣兒。
現在我30歲，按照二十齣頭時候的想法，若干年前我就該像搖滾小青年Kurt Cobain那樣自殺身亡。現在我不僅沒有自殺，反而住在蘇梅島的五星級酒店裡，周圍坐著二十齣頭時候鄙視的中產階級夫婦，鄙視著查旺街上鬧哄哄髒兮兮的白垃圾背包客。
第一次聽說背包客這個詞，是剛上大學時候的那年春天的一節哲學大課。那天我坐在大學階梯教室里，桌上攤著哲學課本，低頭看膝蓋上一封在美國讀書的師姐寄來的信。
師姐大概為了節省郵費，把字寫得密密麻麻的。師姐說了一部叫做《海灘》的電影，萊昂納多演的，講背包客在泰國的事情的。
「不管怎麼說，你一定會喜歡的！！」師姐在段落的結尾這麼寫，連打了兩個感嘆號。
那天回家路上我就去了家門口馬台階54號打口碟店，趴在地上翻出了這張碟。
電影里一片晃眼的藍色，都是海水的氣息。法國女孩兒脫光了衣服跳進大河裡，然後假裝溺水了，等來昂納多氣急敗壞地去救她，她就哈哈大笑。
後來，一個長臉的古怪老女人坐在地上，面無表情冷酷地對萊昂納多說，「不行。這是不被允許的。」
我已經記不得什麼是不被允許的了，現在想起來，估計是想從那裡逃走什麼的吧。對二十歲左右的人來說，比如電影里的萊昂納多，還有我，「不被允許」這四個字是堅決不能被允許的。
電影《海灘》劇照
我很想去泰國背包旅行，想了一年多，我就去美國了，泰國也沒去成。到了美國，我被迫成了背包客，不僅往返中美之間得背包，未來整整八、九年的生活都像在背包旅行。
全部家當都必須保持在兩個大箱子一個小箱子能放下的水準，因為隨時得搬家，瞅著哪兒房租便宜就搬哪兒，先是同一個城市搬，然後全美各地搬。
帶著的鍋碗瓢盆兒舊CD書衣服毛絨玩具什麼的捨不得扔，時間長了和它們感情深厚，就像帶著兄弟隨從，跟自己組織了個小型流亡政府。
到了美國以後，我跟白垃圾同學們討論《海灘》，本來想拉近和他們的距離，可沒想到他們都很鄙視。
—這電影stereotype（使...刻板，編者注）了共產主義理想！侮辱了共產主義理想！這電影很蠢！還破壞了泰國的環境！
是的，這電影很蠢。既然他們都這麼說，那麼就是吧。於是，關於泰國的理想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共產主義和社會理想。
真正的，社會理想，不是電影里那種烏托邦共產主義理想，是讓我激動的和想成為中流砥柱為之努力的，社會理想。
剛去美國那會兒，我在西海岸坐灰狗背包旅行，從德克薩斯州的奧斯丁，直挺挺坐了五十幾個小時，跨越了三個州、十幾個城市，最終到舊金山的時候，已經三天三夜沒睡覺啦。
在舊金山的青年旅社裡，一個四十多歲的澳大利亞姑娘跟我床挨在一塊兒，晚上回來聊天兒。
她說她是一個工程師，我說哇那您這麼有錢，幹嗎還住這兒？她說她就是喜歡住青年旅社。
「我就是喜歡。我就是就是喜歡！」
真酷。那天夜裡，雖然我困得要命，腦袋都撐不住了，卻還是打著小燈，下巴磕著膝蓋，在日記本里寫，「希望我四十多歲的時候，還有這樣一顆年輕的心，獨自旅行，住在世界上某個角落的小旅館裡，跟同屋的二十齣頭的姑娘說，我就是喜歡住青年旅社。」
後來年紀大了幾歲，我去歐洲背包旅行。那次把我累慘了，背著幾十公斤的背包，馬不停蹄在法國和義大利走了大半個月，回來瘦了十幾斤。
為了省下錢在香舍麗榭大道吃一頓海鮮全套，大半個月都只吃麵包喝自來水。在戴高樂機場等回美國的飛機時，登機隊伍排了很長，我又累又餓，只能坐在地上，看著周圍鬱鬱蔥蔥的粗壯的小腿，鄭重地在日記本上發誓，這輩子再也不坐經濟艙，再也不住青年旅社了。
再過了幾年，等我身邊學公共政策的同學換成了法學院的同學，已經發誓不坐經濟艙的我，覺得自己已經長大成熟了。
於是，我在課上和批評中國的美國中流砥柱們說，你們年輕幾歲的時候，不是都說《海灘》這電影太淺薄，侮辱了共產主義理想嗎？我的國家在探索這個理想，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深刻的嗎？
他們面面相覷，稱呼我「被洗腦」來掩蓋他們的尷尬。
我懷疑他們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曾經在某個累得幾乎崩潰的時刻，發誓再也不坐經濟艙，再也不住青年旅社，拋棄為社會做貢獻的純潔理想，收拾起臟背心大褲衩，衣冠楚楚來到法學院讀書，然後在這個課堂上，教訓我被「洗腦」了。
他們背包走了那麼長的路，看了那麼多深刻的書，難道就是為了在快到三十歲的時候，教訓一個和自己想法不同的人「被洗腦」嗎？
他們當年說「破壞了泰國的環境」，可一群群像被繩子拴成一串兒的蚊子腿、前赴後繼的去破壞泰國海灘的，難道不正是他們嗎？！我憤憤不平地想。
時光飛逝，又是幾年過去了。
青年旅社確實不住了，每次動過一點猶豫的念頭的時候，最後的決定總是還是，算啦不住啦。
去年，我去小時候嚮往的詩人蘭波流浪過的北非，以及《大西洋城》里的阿爾及利亞時，住的竟然也是五星級酒店。到現在，我都能流暢地背得出蘭波小時候寫的拿首詩[1]：
拳頭揣在破衣兜里，我走了，
外套看起來相當神氣；
我在天空下行走，繆斯！我忠於你；
哎呀呀，我也曾夢想過光輝的愛情！
我唯一的短褲上有個大洞，
——正如夢想的小拇指，我一路
揮灑詩韻，我的客棧就是大熊星，
我的星辰在天邊發出窸窸窣窣的響聲。
坐在路旁，我凝神諦聽，
九月的靜夜，露珠滴濕我的額頭，
濃如美酒。
我在幻影中吟誦，拉緊
破靴上的橡皮筋，像彈奏豎琴，
一隻腳貼近我的心！
在這個蘭波風餐露宿，弄傷了腿，最後孤獨死去的地方，在這個我小時候讀《大西洋城》，對著地圖尋找沙漠里法軍駐地夢想著奇遇的地方，我竟然住在一個五星級酒店裡，做出對著花園喝紅酒這樣不堪的事情。
而我沒有去那些小時候夢想的地方，甚至沒怎麼離開酒店。太危險啦！太累啦！我每天都對自己說，白垃圾們才那麼累呢。
所以有了和聰聰這樣的對話。
確實，我奮鬥了十年，終於不用住青年旅社了，能不鄙視一下白垃圾嘛？
這些在查旺街上光著兩條蚊子一樣的小腿的渾身長毛的傢伙們，不知道有沒有人十年前和我一起在灰狗上打瞌睡，有沒有人和我一起在埃菲爾鐵塔下面啃麵包，有沒有人和我一樣在紐約的旅館床上捉成群的螞蟻？
而最近剛開始在灰狗上打瞌睡在埃菲爾鐵塔下啃麵包在旅館床上捉螞蟻的孩子們，有沒有人和我一樣累得發誓從此再也不這樣了？
他們想看見自己三十歲時候的樣子嗎？當他們看見自己三十歲時候的樣子的時候，會鄙視自己年輕的自己嗎？
他們看過《海灘》嗎？
其實，聰聰問我還能不能剩點兒文藝女青年氣質的時候，我是支支吾吾這麼說的，「好吧，就算沒女文青氣質了，但可以有高端女文青氣質嘛。」
他鼓勵我說，我還是喜歡剛認識你的時候那個回答。「你說，是我定義文藝女青年，不是文藝女青年定義我。我是什麼樣兒，文藝女青年就是什麼樣兒。」
只要我內心還能相信這個回答。
從濤島回蘇梅島的輪渡邊，快要離開泰國回到宇宙中心的北京了，我有些惆悵。
我看到一個滿頭白髮挺著大啤酒肚的老年白垃圾，背著高過頭頂的破背包，穿著塑料涼鞋，露著蚊子腿和髒兮兮的腳趾。
我忍不住拉著聰聰指給他看，等我六十多歲了，也想這樣旅行。
—你確定你想這樣？他懷疑地看著我。
我真沒法確定。
我只知道，時間很奇妙，它能幫我們實現理想，但它也能把理想變成不是理想，把不是理想的變成理想。
它可以改變詞語的定義，也可以改變定義詞語的人。
它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弄得一團亂，讓你根本弄不清什麼是開始什麼是結束，什麼是原本的樣子。我不能確定，只能相信，相信曾經發生的和曾經嚮往的，以及目前發生的以及現在嚮往的。
經過了十年時間，我最大的收穫不是不用住青年旅社了，而是明白了這件關於時間的小事，一件非常非常重要、只有時間才能讓我明白的小事。
可私下裡說說，如果十年前我不是在課桌底下看關於《海灘》這電影，而是在課桌上看哲學書和歷史書，認真聽聽老師講課，聽聽他說的那些社會理想最後是怎麼面目全非的，那麼或許當時就可以明白啦。
只是或許而已啊。
[1]蘭波的《流浪》，王以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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