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東 | 宋人筆記的史學意識

原標題：瞿林東 | 宋人筆記的史學意識

作者簡介：現任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史學會史學理論分會副會長、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諮詢委員會委員等職。 瞿林東教授長期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方面研究，在中國史學史領域有所建樹。

魏晉南北朝以下，中國文化史上出現一個新的現象，那就是各種形式、各種內容的筆記猶如雨後春筍般地破土而出。它們又如同璀璨的百花，給同時代的著作增添了些許色彩。

我在研究工作中，曾涉獵幾本唐人的歷史筆記，那裡有掌故、有知識、有別處見不到的有關歷史記載、有關某一時期的社會風俗的描述或概括等等。我也注意到筆記作者及其書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之點點滴滴，感受到它對自己的啟發。

近來，幾次同友人談及宋人筆記，認為宋代士人頗熱衷於筆記的撰寫，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廣，非唐人筆記可同日而語。當然，歷史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對於這種現象倒也不難作出一般性的說明。但若深究一步，到底是哪些社會的、思想的具體原因，促成了這一文化現象或學術現象呢？這就必須作深入的探索。於是我想到這樣的方法與路徑，即對若干宋人筆記所記內容作分類考察，庶可視其關注的問題所在，進而揭示其產生的原因之一。如此舉一反三，我們對宋人筆記的產生及其價值或許會有較深入的認識。

基於上述考慮，結合筆者的研究專業，這裡僅就宋人筆記的史學意識作一初步考察。其範圍主要是宋人的歷史筆記或稱史料筆記，劉葉秋先生謂之歷史瑣聞筆記與考據辨證筆記，其意亦大致相近。

一 補史氏之闕

歷史筆記作者的這一意識，至晚在唐代已有極明確的表述。唐人李肇作《 唐國史補 》（ 亦作《 國史補 》），其序稱 ：昔劉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 著為傳記。 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 續傳記而有不為。 言報應， 敘鬼神， 征夢卜， 近帷箔， 悉去之； 紀事實， 探物理， 辨疑惑， 示勸戒， 採風俗， 助談笑， 則書之。

對於歷史筆記來說，這裡有兩點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撰寫筆記的目的或宗旨。 「 史氏或闕則補 」，這是私家著史向著更廣泛的範圍發展的表現。一般說來，私家的歷史撰述，客觀上都有補充、延續官修史書的作用，而且在體裁、體例與內容等方面，也有繼承、模仿官修史書的特點，而歷史筆記這一表現形式既與官修史書無相似之處，在內容上則明確要「 補史氏之闕 」 。換言之，這些內容多不為「 史氏 」所關注，至少二者之間並無直接的傳承關係。這或許就是歷史筆記最突出的特點。

第二，是歷史筆記在所記內容上的抉擇。從上述引文中所列舉的兩大類材料來看，作者對於虛無縹緲的東西不以為然，故不收錄，而對於「 事實 」方面、思想辨析方面、社會風俗方面的東西頗為重視， 「 則書之」 。這種在所記內容上的抉擇，即使用今天的觀點來看待，也不失為正確的抉擇。當然，這裡所舉出的李肇 《 唐國史補 》序是一篇極具代表性的文字，並非大多數歷史筆記的作者都具有這樣的思想境界，都能寫出如此真切、明確的文字。我所要著重指出的，是它代表著歷史筆記發展的方向及其價值所在。我所要強調的，是《 唐國史補 》對於後人作歷史筆記的啟發和影響，在中國史學史上應有一定的地位，而李肇也應視為推動歷史筆記發展的早期代表學人之一。

我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待宋人筆記的史學意識。

宋人筆記涉及補史氏之闕的宗旨，大致有三種情況，即因史官不記而闕則補，因史官漏記而闕則補，因野史難得周全而闕則補。當然，這種區分和界定也不是絕對的，它們之間客觀上免不了存在這樣那樣的聯繫。

所謂史官不記而闕。歐陽修《 歸田錄 》自序寫道 ： 「《 歸田錄 》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歐陽修在朝廷和地方任職多年，獨立撰成 《 五代史記 》（ 即《 新五代史 》），又與宋祁等合作撰成 《 新唐書 》 ，在史學上成就卓著。他在退休後撰寫的歷史筆記《 歸田錄 》，所記一是「 史官之所不記 」的「 朝廷之遺事 」，一是士大夫們談笑中說到的「 可錄 」之事。從歐陽修的身份來看，他講的這些應是有根據的、可靠的。這裡且舉一條「 朝廷之遺事 」為例，以見其撰述旨趣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 ：「 不拜。 」問其何故，對曰 ： 「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製。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 《 歸田錄 》卷一）這句「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的詼諧之語，因迎合了現實中最高統治者的心意，不僅被採納，而且成為「 定製 」，顯然是一個偶然之中帶有某種必然的事件。它反映了現實世界主宰者同精神世界主宰者之間的微妙關係，值得人們思考。

所謂「 史官漏記而闕 」 。北宋魏泰與上層政治人物頗多交往，故對他們的言論、行事甚有感觸，晚年撰 《 東軒筆錄 》，他在序文中寫道 ：思少時力學尚友， 游於公卿間， 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 雖老矣， 尚班班可記， 因叢摭成書。 嗚呼！ 事固有善惡， 然吾未嘗敢致意於其間， 姑錄其實以示子孫而已， 異時有補史氏之闕， 或譏以見聞之殊者， 吾皆無憾， 惟覽者之詳否焉。

序文中有兩點是十分明確的 ：第一，書中所記之事自有善惡之分，但作者不作評論，只是把事實寫出來 ；第二，如有人對其所記有不同說法，作者並不遺憾，相信讀者自會作出判斷。因為有這樣的認識，所以作者希望本書將來「 有補史氏之闕 」 。可以認為，這樣的認識和期待，反映了宋人歷史筆記許多作者的基本思想傾向。《 東軒筆錄 》的特點之一，是記作者同時代的人和事，很具體，很細緻，如其記歐陽修與王安石的關係，有這樣的敘述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為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為，王荊公嘗嘆其可任大事。及荊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歐陽公罷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荊公乃進之為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荊公深嘆惜之。 （ 《 東軒筆錄 》卷九 ）

這一段敘述，把歐陽修的政治品質、王安石對歐陽修的推重和期許、歐陽修因前車之鑒乃「 請老而去 」、王安石為之嘆惜等等，都寫得曲折、感人，深刻地揭示出王、歐二人簡單而又複雜的關係與心態。由此也可看出 《 東軒筆錄 》是一本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的歷史筆記。

所謂「 野史難得周全而闕 」，兩宋之際的周撰 《 清波雜誌 》一書，也是一本有很高史料價值的筆記。作者自序稱 ： 「 早侍先生長者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博弈云爾。 」此書材料主要得自作者先輩談論，足見作者的博聞強記之功。其友人張貴謨為此書作序說 ： 「《 清波雜誌 》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化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 」周 強調其書所記「 有可傳者 」，而張貴謨則把其書目為「 野史 」，並認為「 可補野史所闕遺者 」 。後者是否符合前者本意，不便深究，但宋人名其所撰之書為「 野史 」，已不鮮見。如龍袞撰 《 江南野史 》記南唐史事 ；《 宋史·藝文志二 》著錄《 新野史 》、 《 藝文志三 》著錄《 野史甘露記 》等。先是，唐末詩人陸龜蒙有「 自愛垂名野史中 」 （ 《 奉酬襲美苦雨見寄 》 ）的詩句，看來「 野史 」之說當早於陸龜蒙。而宋人已用得比較廣泛了。相對於「 正史 」或泛指官府所修之史來說， 「 野史 」可謂無所不包，永無完備之時，只要所記有價值、內容不與它書重複，均可視為「 補野史之闕遺 」 。如此書記宰臣呂大防等對宋哲宗講述「 祖宗家法 」，涉及「 治內之法 」、 「 待外戚之法 」、「 尚儉之法 」、「 勤身之法 」、 「 尚禮之法 」、「 寬仁之法 」等，最後說道 ：「 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 ,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 」哲宗聽後， 「 甚然之」 。周感慨地寫道 ： 「 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啟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 清波雜誌 》卷一）其實，有關這樣的「 家法 」與制度，實非「 尋常細事 」，大可追蹤李肇「 補國史 」之意。

綜上，可略見宋人歷史筆記之 「 補史 」意識的增強，以及此種意識的廣泛性，這是唐代以前所不曾有的史學現象。

二 備遺忘、欲其傳

宋人筆記之史學意識的另一表現，是備遺忘，欲其傳，為的是不使史事湮滅。蘇轍晚年撰 《 龍川略志 》一書，記自身經歷之事 ；又撰 《 龍川別志 》一書，記「 所聞於人」之事，亦多親歷者。 《 龍川別志 》序敘述其晚年心境及與劉攽關於史事存亡的對話，真切感人，他們的史學意識，躍然紙上。序文不便節錄，全文照引如下 ：予居龍川為 《略志》 ， 志平生之一二， 至於所聞於人， 則未暇也。 然予年將五十起自疏遠， 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 如歐陽公永叔、 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 蘇子容、 劉貢父博學強識， 亦可以名世， 予幸獲與之周旋， 聽其所請說， 後生有不聞者矣。 貢父嘗與予對直紫徽閣下， 喟然太息曰： 「予一二人死， 前言往行湮滅不載矣。君苟能記之， 尚有傳也。 」 時予方苦多事， 懶於述錄， 今謫居六年， 終日燕坐， 欲追考昔日所聞而炎荒無士大夫， 莫可問者， 年老衰耄， 得一忘十， 追惟貢父之言， 慨然悲之， 故復記所聞， 為 《龍川別志》 ， 凡四十七事，四卷， 元符二年孟秋二十二日。

讀這篇序文，一可知蘇轍之閱歷與心境 ；二可知劉、蘇二人對待史事的歷史責任感，這種朋友間的真誠交談，使人想起司馬談臨終時與司馬遷的對話，表明中國古代史家和學人對待史事的歷史責任感是一脈相傳的。 《 龍川別志 》一書部帙很小，只記四十幾件事，但卻多有參考價值。如其卷上記宋與契丹訂盟後,宋真宗與朝廷大臣之間的種種微妙關係，致使視朝政如兒戲，把王欽若、王旦和宋真宗的不良行為一面刻畫得入木三分。 （參《 龍川別志 》卷上 ）此書記真宗、英宗時高層人物間的複雜關係，多類此。

希望重要史事不被堙滅、 「 尚有傳也 」的另一種表述，是「 備遺忘 」 。張世南 《 遊宦紀聞 》序稱，其書「 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 」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此書所記多屬於社會史知識，兼有若干風俗、掌故的記載，內容略嫌瑣碎、龐雜，這或許正是筆記的基本特色。如其卷五記干支的由來，作者寫道 ： 「 自甲至癸為 『 十幹 』 ，自子至亥為 『 十二枝 』 。後人省文，以 『 幹 』為『 干 』 ，以 『 枝 』為『 支 』，非也。 」作者對這一類的知識、掌故很有興趣。書中也有一些很有趣的重要史事的記載，如記于闐使者進表事，作者寫道 ：大觀中，添創八寶，從於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雲 ： 「 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 ：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為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當時傳以為笑。後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 《遊宦紀聞》卷五）這是一條涉及當時民族關係的有趣的重要史料，使人們可以想見當時的情景，讀來頗有一種親切感。這樣重要的史事，確實應當保存下來，不致於被「 遺忘 」 。

這裡，我們要提到一位僧人學者文瑩，他撰有 《 湘山野錄 》《 續錄 》及《 玉壺清話 》等書。他在《 玉壺清話 》一書的序中強調這樣一個見解 ：古之所以有史者， 必欲其傳。 無其傳， 則聖賢治亂之跡，都寂寥於天地間。 當知傳者， 亦古今之大勸也。

從史學的觀點來看，這幾句話很有深意。它涉及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史學產生和存在的根據，是希望史書所記史事得以傳給後人 ；二是若無或失去這種傳後的功能，則前言往行、社會治亂，都湮滅於天地之間，後人無以知曉 ；三是應當懂得「 傳 」這件事，是古往今來的大事。這三個問題是互相連帶著的，它直接關係到後人是否有條件、有可能認識前人的業績、繼承前人的思想遺產這一根本問題。從今天的認識來看，這是關係到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問題。

可以認為，宋人筆記中的備遺忘、欲其傳的思想，是史學意識進一步增強的又一突出表現。

三 可取、可采、因事勸戒

宋人筆記的史學意識還表現在對筆記之作的社會作用的認識。

讀宋人筆記，往往會從其序文中讀到一些不急不緩、不輕不重的話，說是筆記之作是 「 以備閑居之覽 」，是打發「 長夏無所用心 」，是「 消阻志、遣餘年 」所用，等等。其實這大多是謙謙之辭，因是筆記，一般自不稱其為著作。儘管如此，許多筆記作者，都懷有一顆經世致用之心，希望筆記之作對社會能產生一些積極作用，尤其是勸誡、教育方面的作用，而這正是歷來史學之大道、史家之追求。 《 桯史 》作者岳珂說得好：「 夫金匱石室之藏 ,蕘夫野人之記 ,名雖不同 ,而行之者一也。 」（《 桯史·序》）因此，可取，可采，因事勸戒，乃是許多筆記作者所持的撰述宗旨。

《 澠水燕談錄 》的作者王之，有三十多年的仕途經歷，他在此書序文中說 ： 「 閑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 」從本書內容看，所說「 有可取者 」，多關乎政事得失。

《 西溪叢語 》一書的作者姚寬，是一個善治學、重務實的學者。他在此書的《 自敘 》中寫道 ：嘗讀 《新論》云： 若小說家合叢殘小語， 以作短書， 有可觀之辭。 予以生平父兄師友， 相與談說履歷見聞， 疑誤考證， 積而見富， 有足采者。 因綴緝成篇目為 《叢語》，不敢誇於多聞， 聊以自怡而已。

這裡說的「 有足采者 」，涉及歷史、文學、社會、自然、技術等，本書點校者孔凡禮論之甚詳 （參《 西溪叢語》 「 點校說明 」 ），不贅述。作者說的「 聊以自怡 」，顯然是自謙之辭。

《 北夢瑣言 》一書作者孫光憲，自序中謂其治學宗旨是 「 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勸戒 」，稱 《 北夢瑣言 》「 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 」 。其經世致用之旨，異常鮮明。

類似這樣的宗旨與申言，還可舉出不少，此處不一一臚列。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 「 可取 」、「 可采 」，還是「 因事勸戒 」，作者都要面對社會，都要受到學識和倫理方面的檢驗。對此，宋人筆記中的一些學人能以平常心看待這方面的問題，確系難能可貴。 《 鶴林玉露 》作者羅大經坦然地寫道 ：或曰： 「子記事述言， 斷以己意， 懼賈僭妄之譏， 奈何？」 余曰： 「樵夫談王， 童子知國， 余烏乎僭？ 若以為妄， 則疑以傳疑， 《春秋》許之。 」（ 《鶴林玉露·乙編自序》)

這種坦然、誠懇的心態，使作者的思想得以縱橫馳騁，充分發揮自己的治學所得和學術見解，這也是宋人筆記得以發展的一個思想前提。正如前引 《 東軒筆錄 》作者魏泰在該書序文所說的那樣 ： 「 或譏以見聞之殊者，吾皆無憾，惟覽者之詳否焉。 」這裡既有自信，也有豁達。

宋人對待筆記撰述的這種態度給人們一個重要的啟發，即自己所著之書，或證據不足，或見聞未廣，或判斷不確，都可能導致某種訛誤，但 《 春秋 》都允許「 疑以傳疑 」，並不苛求處處精確無誤，況且還要由「 覽者 」作出評論。這種思想和態度，對今人或許也是有啟發的。

這裡，我們順便要說到周密這位筆記作者對史學的總體性認識。他在所撰《 癸辛雜識 》一書的序文中，把「 信史以來 」的史學與本書作了對比性的評論，他寫道 ：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 因竊自嘆曰 ： 「 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舛訛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

從這段文字中，可見周密對「 信史以來 」的歷史著作表示極大的懷疑，並進而認為《 癸辛雜識 》一書「 豈不猶賢於彼哉 」？像這樣小視前人史著而高估自己「 雜識 」的學者，極為罕見。周密在《 齊東野語 》自序中，引用其先人的兩段話，可略見其家學淵源。他描述他的家世說 ： 「 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遍歷三院，徑躋中司。泰、禧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紀，可信不誣。我先君博極群書，習聞台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 不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為故家文獻也。 」這無疑是一個書香門第，官宦之家，在當地有很大影響，然文中溢美之辭亦無法掩飾。周密還引用其先輩對其所存疑惑者，一一予以澄清，如 ： 「……又出外大父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 ： 『 某事與若祖所記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訛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 』又曰 ："定、哀多微詞，有所辟（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論議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也，小子識之。』」 （ 《 齊東野語·自序》 ）這是直截了當地表明：世俗之言不可信，國史所記不可信，唯其家人之判斷、家乘之所記才可信。這種武斷的說法，亦屬罕見。看來，七百多年前，周密及其先輩們關於史學的這些看法，其中是是非非，仍須作深入的討論，這是宋人筆記留下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似不應忽略。

在唐人歷史筆記的影響下，宋人歷史筆記的史學意識進一步強化了，其史學意識的反映面更加廣闊了，這從一個方面表明了史學的深入發展。當然，宋人歷史筆記中也存在著一些缺點，所記不確、判斷失之公允、怪誕迷信之說等等，都是存在的，但這並不影響它在整體上的價值。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就不更多涉及了。

引自：《文史知識》2014年10月1日

責任編輯：di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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