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人是怎樣議論君主的為政之道的？

東漢人是怎樣議論君主的為政之道的？

「寬嚴相濟，剛柔並用」，是自古以來為政者總結出來的有效實踐經驗。政有繁簡，事有緩急；勢無常態，水無常形；宜寬則寬，宜嚴則嚴；剛柔兼顧，恩威並施；這些道理講起來容易，但真正做起來卻不那麼容易了。其實，不論寬也好，嚴也罷，剛也好，柔也罷，都應以能治理好社會，發展好經濟，安定好民生，讓人民幸福為標準。倘若人民生活滿意、平安幸福，所施政策便是正確的。

從古至今，對「寬嚴相濟」中的寬嚴尺度的把握，從來就是有爭論的。東漢末年，崔寔寫的一篇《政論》，就很有針對性。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五》中記載了這篇文章，這是一篇值得諸位一讀的文章。

東漢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十一月，京城洛陽發生了地震，皇帝下詔，令百官推舉有特殊本事的人來京議論應對之策。涿郡推舉了崔寔，並送他到了公車署（接待應試學士的館驛，可任憑學士之流來去）。他卻稱自己有病，無法提出應對地震之策。回到涿郡以後，他就國事問題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政論》。其內容如下：大凡天下之所以無法治理，常常是由於君王的太平日子過得太久了，社會風氣日漸頹敝而不能察悟，政治國事日益衰敗而不思改革，習慣混亂，不問安危，並對此熟視無睹。或者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或者耳目閉塞，不聽勸誡，喜歡聽奉承的假話，討厭聽批評的真話；或者遇到問題猶豫徘徊，不知所措；或者連親信近臣，都為了保住爵祿，而閉口不言；或者認為被疏遠的臣僚地位低賤，他們就是有忠言良策相告也不聽從。因此，朝綱從上面放縱鬆弛，智士就只好在下面憂愁。這是多麼可悲的局面啊！

自漢朝建立以來，己有三百五十多年了。而今政令荒廢，上下鬆懈，百姓怨恨，都一再盼望中興，挽救國家。濟時救世的方法在於剪除壞死，彌補裂縫；支立砥柱，扶正傾斜；隨形切割，隨時變化。要害是根據實際情況，使天下達到安寧的境地。所以，聖人當政，因時定製，差別步驟，各有設置，不會強求人所不能，不會放棄急務而慕念傳聞。孔子曾告訴葉公，政務要悅近而來遠；告訴哀公，政務要選擇賢能之人；告訴景公，政務要節省財用，講究禮儀。這不是孔子的主張變了，而是根據急務不同而決定的。庸俗的人，受到古典條文的拘束，而不能通達權謀大計；只是尊崇傳聞，而忽略見到的現實；又怎麼可以與他們談論國家大事呢。所以，上書的人，雖然能得到皇帝的重視，但往往被奸佞之臣所牽制。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那些頑劣之人，不知道隨時改變治國的方法，因循守舊，不樂意成就事業，怎麼可能去考慮創新？只好苟且偷安，一依舊章罷了；那些急於表現自己，或想成名成家的人，因為忌賢妒能，而鄙視與自己有不同觀點的人，於是，舞文弄墨，極盡言辭，抵毀他人的言論。這就使得好的策略因寡不敵眾，而終被摒棄，即使後謖、子契這些人還活著，也是沒有辦法的。這就是賢才智士的議論之所以充滿憂憤，而又得不到伸張的緣故。

凡治理天下，除非有很高的德教，在一般情況下，嚴厲就能治平，寬鬆就會混亂。近看孝宣皇帝，通曉馭民之道，洞察為政之理，所以使用嚴刑峻法，讓奸惡小人心驚膽破，故海內清靜，天下太平，所以評價他的政績，還勝過孝文皇帝。等到元帝即位，行政寬鬆，使得朝政衰敗，權威旁落，終於成為漢室肇禍的君主。政治得失，由此可見。昔日孔子作《春秋》，褒彰齊桓公，讚美晉文公，感嘆管仲的功勞。孔子豈會不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治道？他之所以這樣作，確實是為了達到相機拯救時弊的目的。聖人能夠隨世事推移確定策略，而庸俗之人卻不知道變化。他們認為，用上古的結繩記事方法，就能治理秦末的亂政；用上古的干戚之舞，就能解除高祖的平城之圍。模仿熊鳥運動，雖是延年之法，但卻不是治療傷寒的藥理；呼吸吐納運動，雖是益壽之道，但卻不能代替接續斷骨的膏藥。所以，治國的方法，猶如養身的道理，平時注意調養，疾病則用藥治。刑罰，就是治理混亂的醫病藥石；德教，就是太平時節的糧食肉類。如果想用德教掃除殘暴，無異於用白米肥肉治病；如果想用刑罰治理太平，相當於用治病藥石養身。如今承襲歷代君王的積弊，正值艱難時局，自幾代以來，政務崇尚寬恕，馭馬捨棄了韁繩，馬口脫掉了銜勒，駟馬東奔西散，皇室路途險危，亟待勒馬剎車，挽救危局，那有空閑顧忌鑾鈴是否協調呢！往昔，文帝雖然廢除了肉刑，但對應該砍掉右趾的人還是處以死刑，被鞭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這就是文帝以嚴刑治理太平，而不是用寬恕達到太平。

崔寔這篇文章是否上奏，不得而知。但從史書上看，肯定在一定範圍內廣為流傳。寫過《昌言》（論政權興亡規律）的尚書郎仲長統（見《閑話政權更替周期律》），曾經讀過這篇文章，並大為讚歎，他說：「所有的君王，都應該把它抄寫一遍，並放置在坐位的右側。」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作了點評，他說：「漢朝的法令己經夠嚴格的了，而崔寔還認為太寬。為什麼呢？因為衰世的君主，大多懦弱；庸愚的輔臣，只知道姑息遷就。這樣，專權佞幸的臣子，有罪也得不到懲罰；狡猾豪強的百姓，犯法也不會被殺頭；施仁布恩，只顧眼前；奸人得志，制度廢棄。所以，崔寔的言論，雖然可以矯正一時的弊端，但卻不是百世治國的通則。孔子說：『政令寬鬆則人民怠慢，人民怠慢則用嚴厲糾正；政令太嚴則人民會受到傷害，人民受傷則政令又要放寬。用寬鬆來幫助嚴厲，用嚴厲來幫助寬鬆，政務才能和諧。』這才是不變的治國常道啊！」看來，司馬光雖然同意崔寔提出的，在特殊時期的矯枉過正。但更推崇的，是孔子所倡導的：為政之道，寬嚴相濟。

崔寔這篇文章的立論，是從東漢末年吏治腐敗，政風日下，朝政己去失控的局面而發出的，很有針對性。文章隻字未提應對地震之策，而是從人事入手，去評論當時的時政。崔寔的膽量夠大，令人嘆服。他把法制比作藥物，把德教比作食物，認為法制在於治病，德教在於養身，二者作用不同，但可互為補充。比喻形象直觀，可以加深對法制和德教的理解。這樣的立論，也是值得今人深思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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