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業傳》重訂版書評
原標題：《童書業傳》重訂版書評
《童書業傳》
經過作者重新修訂，此次新版主要補充了以下內容：(一)天一閣近年提供的大量童氏家族、家世資料；(二)吸納了近年對童書業先生及其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等學術成果的綜述；(三)增補了其教育思想及教育經歷的內容；(四)增補了其關於精神病與心理學研究的內容。 與華東師範版比較，增加了大量童氏家族史料。將童先生畢生學術成果全部整理完畢；對其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作出完整評述。補全了其教育思想的內容。強化了其心理學、精神病學研究成果。
書名： 童書業傳
出版社：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01-01
作者：童教英
定價： 60.0
ISBN號：9787520201995
內容提要
童書業先生是我國現代的歷史學家，生於1908年5月，卒於1968年1月。本書為其女童教英教授所作童書業先生傳記。 童書業作為官宦世家之嫡長子，自幼備受寵愛卻因體弱多病未能入新式學堂受教，其學術根柢全由延師入教築就。他歷經家庭變故，於21歲從封閉生活中被拋入社會。本書以他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中成長過程中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解析其人生中之種種遭遇，全面介紹了他在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古代經濟史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歷史理論研究、中國美術史研究及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研究諸領域的學術成果。本書2001年曾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列入「往事與沉思叢書」出版，在學術界得到廣泛好評。
顧潮：
拳拳赤子心 綿綿師生情——《童書業傳》讀後
童書業先生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史學家，也是學術界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在童書業的生命歷程中，我父親顧頡剛是「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最新修訂出版的《童書業傳》一書，由童書業的女兒童教英所著，對顧、童二人的交往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論述，感人至深。
顧頡剛具有深厚的舊學根底，他受新文化運動「民主」「科學」以及反封建精神的感召，思想解放，1923年發表「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揭穿了以神話傳說為正史的偽古史系統，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1926年又將古史討論文字集為《古史辨》第一冊出版，激勵一代史學家去追尋中國歷史的真相。
童書業雖然連中學也未正式上過，但舊學根底亦很深厚，又絕頂聰明，有超常的記憶力，對多部經書都能背誦如流。顧頡剛對古籍古史的考辨，與童書業所具有的傳統學養一拍即合。童書業深受《古史辨》「層累觀」的影響，自認為是顧的「私淑弟子」。1934年，他將所作《虞書書證》寄給顧頡剛，當年夏間去杭州奔喪，二人多次往來交談。
當時童書業是浙江省圖書館附設的校印所校對員，顧頡剛是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儘管身份懸殊，但顧頡剛欣賞童書業的才學，遂邀請他到北平協助自己工作。1935年夏童書業到北平，顧頡剛親自去火車站迎接，安排在自己家中食宿。因為童書業沒有中學畢業文憑，不便在燕京大學裡正式安排，顧頡剛就按月從自己薪水中支付他幾十元工資。當時的數十元足以養家，童書業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在此後兩年中，童書業協助顧頡剛編輯《尚書通檢》《春秋史講義》《禹貢半月刊》「古代地理專號」等等，並協助撰寫許多論文。往往二人在交談中觀點相投，即由童書業搜集材料寫出初稿，再由顧頡剛修改成定稿。當時《古史辨》第二至六冊陸續編著出版，童書業承擔第七冊的編著。他以「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進行古史、古籍之考辨，並將「層累說」建立到「分化說」基礎上，考據成果可謂碩果累累，成為「古史辨派」後期的中堅。
正如作者所言：「1935年夏至1937年夏，父親在北平因生活安定、圖書豐富、師友皆為專心治學之人，無任何世俗事務相擾，不諳世事、無力應對人際複雜關係的父親得以全身心浸沉於學問中，這短短的兩年真可謂他學術上的黃金時期。」
以後「七七」事變發生，二人先後被迫南下，童書業在逃難中仍攜帶著《古史辨》第七冊稿件，不離不棄，後來逃到上海安頓下來，與呂思勉先生合作，將此冊編定，1941年6月在開明書店出版。當時童書業曾將第七冊目錄寄給遠在成都的顧頡剛，請其為該書作序，顧序雖未寫畢，但手稿短短几段話充分反映他出對童書業的敬佩之情：
「我萬想不到，在這空前的戰事時期，這一冊《古史辨》竟以童丕繩先生（書業）奮鬥的力量，在上海出版。丕繩有意編這一冊，是四年前的事情，當時粗擬了一個目錄，曾和我商量過，無何事變突起，同人倉皇奔散。丕繩在鋒鏑之中挾稿而出，經過無數的困難，幾以身殉，方才達到上海。像這樣的兵荒馬亂，人們的方寸盡亂，哪有心思做學問的工作。而丕繩竟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編印出八十萬言的一部大書，這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守死善道』的精神！」（刊《顧頡剛全集·古史論文集》卷一）
顧頡剛晚年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中談到第七冊時，認為「這一冊的文章討論得最細，內容也最充實，是十餘年來對古史傳說批判的一個大結集」。這樣高品位的成果孕育誕生於「兵荒馬亂」「在鋒鏑之中挾稿而出」「幾以身殉」這般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童書業「守死善道」的精神難道不令人震撼嗎？——這就是以治學為生命的寄託，或者說以生命堅守學術的人啊！
在這篇未完稿的序文里，顧頡剛還稱童書業等「一班好學之士，這樣的孳孳矻矻，表現出中國的新機，祝頌未來的中國安和康泰，使得學人都有安定的工作，日進千里，補償這些年來的損失」。
此時他們雖不在一處共事，但彼此的交流從未中斷。從顧頡剛筆記、日記以及往來書信里可以看到，童書業經常把自己的學術研究心得與顧頡剛交流，並反思以往「古史辨」的得失；他極度關切顧頡剛的研究工作，還數度來信為顧頡剛多年學術成果的整理提供意見，……他們二人都是以求真求實之心，不計功利地認真嚴謹治學，故而「學術上不同意見能坦然擺出，心平氣和地討論，這應是治學者的最高境界了」，二人的「師生情義確實已升華到彼此不必顧忌，一切皆可坦然直言的地步」。童書業還時時關注顧頡剛的身體和生活，上世紀50年代顧頡剛兩度到青島休養，與童書業一家情同家人。正如書中所說，顧頡剛一生交遊甚廣，「與父親數十年的交往僅為其中極小部分，但可斷言是最不具功利的赤誠感情之交融」。
1965年11月，顧頡剛因病入院，在手術之前一日，他擔心或有不測，致信童書業說，「平生積稿，只有賴諸位至交為作整理。您為最知我者，所負之責任亦最重也」，「因於開刀前夕寄此函以當面覿」。1967年8月顧頡剛身處「文革」惡境，怕不久於人間，遂在日記中寫道，「所惜者，埋頭七載之《尚書》工作未作一結束，五十年之筆記未整理」「一旦奄忽，惟有寄希望於童書業」等同志「為我補苴成編耳。書此，以當遺囑」。顧頡剛接連兩次將身後事重託於童書業，卻萬萬料不到童書業於1968年1月突然病逝，竟然走在自己前面，他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1972年童教英將其父《春秋左傳考證》寄請顧頡剛審閱，顧複信道：「你父一生研究古史，以他最強的記憶力和最高的理解力，結合清代的考據學與現代的歷史唯物主義，用能自創新格，成此偉著，超軼前人，為二十世紀的一部名著。我與你父交往卅年，晚歲得讀此稿，極願加以整理，交與中華書局出版。」這番話是顧頡剛對童書業最好的評價，也是他們二人生死之交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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