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受教育經歷，民國教育最動人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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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用淺顯的文言文寫成，相當於一本自傳。對於今天的我們，他受教於父母師長的經歷，仍能帶來深刻啟發。

撰文 | 李益眾

學於父親

錢穆的父親非常疼愛自己的子女。

他曾經對人說：「我得一個兒子，就像別人得到200 畝的田地一樣。」

自從錢穆記事起，父親每天晚上回家時，都會帶一點小吃，如蛋糕酥糖之類，放在床前的桌子上，用帽子或者碗蓋著。等錢穆第二天早上起來，揭開帽子或者碗，就會得到一份美食。

可是，等到錢穆7 歲進私塾後，早上起床就再也找不到那份美食了。

母親告訴錢穆：「你已經進入私塾，就算是小學生了。以後就應當學習大人的模樣，與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早上起床後的那份點心，以後就不用再期盼了。」

從給小吃與不給小吃這件小事上，我看到父親對錢穆的愛與嚴。兩者層次分明，絕不混淆。在上學後，父親對兒子的愛並未減少，但是方式變了。這一變化，遵循了孩子身體和心理的成長規律。

錢穆回憶說，父母對我們子女，從無疾言厲色。我們偶爾犯一點錯誤，父母教育子女依舊言語溫婉，期望子女自然悔悟。

錢穆的父親有一習慣，每晚必到街口鴉片館。鎮中有事，也是在鴉片館解決。

那一年錢穆9 歲，常跟隨家僕到鴉片館玩耍。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父親並不禁止。

一天，一位鴉片館的客人問錢穆：「聽說你能背誦三國演義，是真的嗎？」錢穆點了點頭。

另一位客人說：「 今天就現場試一試？」錢穆又點了點頭。

又有一位客人說：「那麼就由我來命題吧。」於是，他讓小錢穆背誦「諸葛亮舌戰群儒」那一段。

那天晚上，錢穆一邊背誦一邊表演，一會兒扮演諸葛亮，一會兒又扮演張昭等人。客人們稱讚不已。唯有錢穆的父親坐在一旁，默默無語。

第二天，父子倆去鴉片館時路過一座橋。父親問錢穆：「認識橋字嗎？」

錢穆回答說：「認識。」

問：「橋字什麼偏旁？」

答：「木字旁。」

問：「把木字換成馬字，還認識嗎？」

答：「認識。驕字。」

問：「驕字是什麼意思，知道嗎？」

答：「知道。」

這時，父親挽著錢穆的胳膊，輕輕地說：「你昨晚上的行為是不是跟這個『驕』很接近了？」

錢穆聽了，如聞震雷，低著頭，說不出一句話來。

從此以後，錢穆再也不去鴉片館了。

父親似乎不該讓兒子進鴉片館，這是父親失職的地方。但是想想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也就不會過於苛責這位父親了。實際上，這位父親算得上是相當了不起的「家庭教育家」。從「橋」字到「驕」這樣蜻蜓點水般的自然過渡，真是韻味十足，令人拍案叫絕。

不容忽略的是，兒子錢穆的悟性也是父親教育成功的關鍵，此所謂「響鼓不用重鎚」。如果錢穆不是「響鼓」，父親無論是說再多「橋」與「驕」，還是狠狠地「敲打」，都是沒有用的。此所謂「教育有法，但教無定法」。

等到自己年滿八十的時候，錢穆對父親的教育方法做了十分精鍊的表述：「父親從不作正面教誨，常常側面啟發。」

學於母親

父親去世時，錢穆只有12 歲，哥哥17歲，下面還有年僅5 歲和3 歲的兩個弟弟。此後的歲月，母親憑藉自己的勤勞把幾個孩子拉扯大，所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

父親去世，族人前來弔唁時提出，由家族裡的「慈善基金」拿出一部分錢，補助孤兒寡母的生活。

母親哭泣著，不答應。她說：「丈夫在的時候，曾經因為『慈善基金』的事情跟族人產生矛盾，留下遺憾。丈夫稍稍感到心安的是，在『慈善基金』一事上從未謀求個人利益。如果丈夫屍骨未寒，妻兒就要領取『慈善基金』，我們有何臉面去見他？」

族人再三勸說。母親迫不得已，把幾個兒子叫到身邊，說：「你們兄弟幾個都聽到了吧？希望你們能夠立大志，早點自謀生路，自立自強。」

讀到這裡，我腦海里很自然地就浮現出孟子所說的「貧賤不能移」。母親的如此骨氣，自然會「耳濡目染」地傳遞到兒子身上。歷史上有「孟母三遷」，這是孟軻的幸運；有如此鐵骨錚錚的母親，這是錢穆的福氣。

錢穆的母親不僅甘守清貧，而且胸懷「大志」。

父親去世時，錢穆的哥哥已經17歲了，族人打算把他介紹到商店任職，掙點錢貼補家用。母親也是堅決不答應，她的理由是：「我的丈夫教兩個兒子讀書，心思懇切。如今大兒子學業還沒有完成。我要遵守丈夫的遺志，為錢氏家族保留幾顆讀書種子。」

第二年冬天，恰逢常州府中學堂新成立，錢穆的哥哥考取師範班，錢穆考取中學班。兩個兒子都很爭氣。

不吃嗟來之食，可能是憑藉本能做出的決定；為錢家留下讀書的種子，這樣的決定則堪稱遠見卓識。一個農村家庭的普通母親，能有這樣的見地，實屬罕見。

事實上，錢穆的母親並不識字，16 歲就嫁到了錢家。她與子女交流時，從來沒有教誨的話語，更沒有斥責，只是閑話家常。每當與子女拉家常時，一定會說到孩子們的祖父祖母和父親，有時還會涉及家族和鄰居間的事情。說的內容聽起來都是日常瑣事，但話語中都暗含著教育，都有一個中心。特別是父親去世後，母親跟孩子們說的，更是以父親的遺言遺行為主。

錢穆回憶說：「那個時候，一家人生活非常的貧困。但是我們兄弟內心並沒有感覺到苦。聽著父親的遺言遺行，反而覺得快樂。」

父親在世時，家裡向鎮上各店鋪購買貨物，都是先賒賬，年終時一次性結清。

父親去世後，錢穆每次上街買東西，母親都會讓他帶著錢去，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再賒賬。

店鋪老闆覺得很詫異，不接受，說：「你們家不是一直都可以賒賬嗎？為什麼要給現錢呢？」

實在沒辦法，錢穆只得帶著錢回家。

回到家，母親說：「這就讓我們為難了。你父親在時，我們只要稍微節儉一點，總還能應付過去。今非昔比，萬一年終沒錢結賬，可怎麼辦啊？」

到了年終，鎮上的店鋪派人四處收賬，而且會分區分家，認為最可靠者往往最後去收。到錢穆家時，必定是在午夜後，甚至有黎明才到的。

母親就會讓兒子們一直守在門口，收賬的沒來，決不關門。母親說：「如果家裡有錢，就不用常常記掛著債務。但是如果家裡沒錢，心裡難免愧疚難安。」

在這個關於賒賬的故事裡，母親沒有一句教誨兒女的話語。但是，她用自己的行動完成了最深刻的教育。只有這樣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那些習慣了拿著教材站在講台上談論誠信的老師，應該可以從這個故事中受到很多啟發。

後來，孩子們都慢慢長大了，結婚成家，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子女。母親就對兄弟們說：「現在我老了，也沒有什麼事，主要任務就是督導孫輩們好好讀書了。」

月夜青燈下，老婆婆日復一日陪伴著孫子們讀書。錢穆在家的時候，也會參加這樣的月夜讀書會。三代同桌，在貧苦中享受讀書的樂趣。

學於小學老師

錢穆7 歲入私塾，10 歲進新式小學，名字叫果育學校。

果育學校有一位先生叫華倩朔，既教唱歌，又教國文課。一天，華老師布置了一道命題作文，叫做「鷸蚌相爭」。

第二周星期一早上，錢穆跨入校門，就看見自己上周星期六所寫的作文已經貼在教室外的牆上了，同學們正在圍觀。

華老師的評語寫道：「此故事本在戰國時，蘇代以此諷喻東方諸國。教科書中未言明出處。今該生即能以戰國事作比，可謂妙得題旨。」

錢穆作文的結尾處有這樣一段話：若鷸不啄蚌，蚌亦不鉗鷸。故罪在鷸，而不在蚌。華老師的評語說：「結語尤如老吏斷獄。」

因為這篇作文，錢穆跳了一級。華老師還獎勵錢穆《太平天國野史》一部兩冊。

錢穆後來回憶說：「我這一輩子喜愛讀史書。但是，第一本認認真真從頭讀到尾的史書，就是這一本。」

一件獎品，影響一位學生終身的志向。這樣的事情，似乎並不少見。看似偶然，實則有一定的必然性。

跳級後，國文課換成了另一位姓華的老師。沒想到的是，錢穆竟然又因為一篇優秀的作文再次跳級。而這位老師又獎勵錢穆一本書，書名《修學篇》。這是一本翻譯過來的日本人的著作，書中網羅英法等國家自修苦學而成為名學者數十人，詳細講述了他們的成才故事。

錢穆說：「我自中學畢業後，沒有機會進入大學，但是依然立志苦學不倦，這本書給了我很大的影響。」

兩位老師都姓華，兩次都因為一篇優秀的作文而跳級，兩次都以優秀的書籍作為獎品，而這兩本書都對錢穆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一次又一次的偶然事件中，到底蘊藏著怎樣的必然呢？這是值得當今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老師對學生的一句話，一個行動，對於老師來說的可能並不顯得意義重大。但是，對於某個具體的學生來說，可能會產生一輩子的影響。這就應當引起教育工作者注意了：其一，要「謹言慎行」，別亂說話，不小心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就可能會對學生造成傷害；其二，要「巧言巧為」，有意地說一些看似無意的話，讓學生從中得到無形的教益。言語如此，行為也是如此。

一天，一位同學問老師：錢穆的一篇作文，開篇就用「嗚呼」二字，老師倍加稱賞，這是為什麼呢？

老師回答說：「你真是善忘啊。歐陽修《新五代史》的序論，不都是以『嗚呼』二字開篇的嗎？」

此後，同學們都拿錢穆開玩笑說：你的作文可以跟歐陽修相提並論了哦！

老師聽了這話，很莊重地說：你們不要洗涮他。說不定他將來學有長進，當真能比得上韓愈。

錢穆聽了，心裡十分震撼。從此以後，就暗暗下決心學習韓愈。到了中學後，專心背誦韓愈的文集。

錢穆一輩子的學問成就是否堪比韓愈，似乎難下論斷。但是，老師的這一段話，對錢穆學術人生產生的影響，確實不容小覷。錢穆本人回憶說：「我正式知道學問是怎們一回事，就是從老師的這一段話開始的。」

寫到這裡，我想補充一點題外話：錢穆就讀的是離縣城40 里以外小市鎮上的一所小學。這樣一所農村小學卻能網羅到這麼多的好老師，不僅舊學有深厚基礎，在新學上也能融會，更是深諳教書育人之道。今天，農村小學校舍越來越漂亮，設備越來越先進，卻始終引不進、留不住優秀教師。兩相對比，令人唏噓。

學於中學老師

13 歲的時候，錢穆進入常州府中學堂學習。在這所學校，他讀了三年零三個月。在這裡，錢穆受到的教育也堪稱「優質」。

有一年的圖畫課考試，分臨畫、默畫兩項，默畫的題目是《知更鳥，一樹枝，三鳥同棲》。錢穆畫一長條表示一根樹枝，長條上畫三圈表示三隻鳥，再各加兩個墨點表示每一隻鳥的雙目。墨點很濃，既圓且大。同學們見了，課後戲說紛紜，都說墨點又圓又大，特別像圖畫課楊老師。

不料，同學們的這番戲說被楊老師聽到了，他感到非常憤怒。這樣，錢穆的圖畫分數只有「零下二厘」，不到1 分。學校有規定，各科平均必須要滿60 分，才得升級。任何一科分數不足40 分，都要留級。

幾天後，校長屠孝寬把錢穆叫到辦公室。告誡錢穆，每一科目都要平均發展，不得輕視任何一科。今年考試圖畫課得分太低，已經跟其他老師商量，考慮將其他各科得分多的酌情減一點，移補到圖畫課上。校長讓錢穆馬上去找楊老師請罪，以求得原諒。

沒想到，對學生愛護有加的好校長遭遇了一位犟學生。錢穆跟校長說：「圖畫課考試不及格是我罪有應得，非常感謝校長的愛護之意。但是，我平時對國文歷史兩課非常用心，不願將這兩課的分數減低。」

校長面露怒色，對錢穆說：「你小娃娃不懂事。趕快去找楊老師道歉，其他的話就不要再多說了。」

錢穆去找楊老師。因為校長已經跟楊老師打過招呼，他也就不再斥責這位調皮的學生了。

等到最後成績單發下來，圖畫課分數添加上去了，而國文歷史兩科分數並沒有改動。錢穆說：「由此可見校長對我愛護的誠心。」

事實上，校長屠孝寬對錢穆的關愛從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就體現出來了。那時，錢穆正參加入學考試，考的是國文課。屠孝寬走進來巡考，接過錢穆交上來的試卷，略一翻看，拍著錢穆的肩膀說：「這個孩子可以錄取。」

作為校長，怎麼能隨意修改學生的分數讓學生「過關」呢？作為校長，怎麼能隨意地看看試卷就錄取學生呢？校長屠孝寬對錢穆的所作所為，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草率的，甚至是違規的。

在那個時代，校長的這種隨意舉措是較為常見的，很多名人在年幼時都有過這種「被關照」的經歷，錢鍾書即是一例。在當今時代，各項制度越來越嚴密、嚴苛，哪怕是再惜才愛才的校長，也不敢「隨意」，不敢違規了。

那個時代隨意的方式好，還是當今時代的嚴密制度更好？這個可以討論，我不敢妄下論斷。

我心裡感到格外難受的是：當下，一方面制度卡得非常死，看起來似乎沒有通融的餘地，來自貧寒家庭的怪才、天才，往往因此被扼殺，被堵在上升的通道之外；但另一方面，部分校長輕易就能找到制度的漏洞，依然還是很「隨意」，只不過不是為了憐惜人才而「違規」，而是迫於權貴的淫威，貪戀金錢的魅力，照顧親朋的關係。

呂思勉是另一位給中學時代的錢穆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師。他教歷史地理兩課，當時只有25 歲，是全校最年輕的老師。

一次考試，呂思勉出了四道題，每題25 分。第三題是關於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錢穆特別喜愛。

於是，他就從這一題開始答起，洋洋洒洒，寫得入了迷。不料，考試時間到了，不得不交卷。所以，錢穆就只答了一道題就交卷了。

呂思勉批閱試卷時，一群孩子圍在窗外偷看。在翻到錢穆的試卷時，呂思勉仔細讀完，然後在試卷背後密密麻麻地加了不少批註。寫完一張紙後，又加了一張紙，竟然也入了迷，停不下來。

最後，錢穆也不知道呂老師在批語里到底寫了些什麼。他只知道，這張試卷他只答了四題中的一題，竟然得到了75 分。

一個瘋子一樣的學生，遇到了一個瘋子一樣的老師。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他們倆都「不按常規出牌」。事實上，如果我們扼殺了瘋子，往往也就扼殺了天才出現的機會。

再說一點題外話：我們都知道錢穆與陳寅恪等人同列為我國近代「史學四大家」。但是少有人知道，呂思勉也是其中的「四分之一」。在一所偏遠農村初中，能有如此老師，如此學生，豈不令人驚詫？

在這乏味的人世間，能有如此師徒，如此瘋子，豈不令人欽羨？

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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